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我们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七师分会人员陪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师生，走进99岁的新四军女兵严文阿姨家，听她讲述当年她在新四军部队里为党工作的件件往事。

严文阿姨虽然已近百岁高龄，但她耳不聋，眼不花，说起话来声音洪亮，满头灰白发，脸上没有一点老年斑，看上去也就80多岁的样子。

    严文阿姨的开场白是这样说的：“今年年初，我已经过了99周岁生日了,身体状况还好。我依旧参加社区组织的学习小组每周一到两次的学习，而且我都要做有准备的发言。我们这个学习小组的成员平均年龄在95岁左右，我是年龄最大的。我每天坚持看新闻联播，阅读报纸，要求自己要与时俱进，思想不能落伍。”

她说，她是1922年1月出生于安徽省繁昌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参加了新四军。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部队和地方的党政机关担任干事、区委委员、乡支部书记、乡长等职务，还担任过妇女抗敌协会总务理事，新四军第七师大江剧团的宣传队员。

严文阿姨说：“我入党82年了。作为一名普通共产党员，我始终怀着对党的感激之心。是党把我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农村女孩，培养成了一名为祖国解放、民族独立而战斗的战士，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光荣队伍中的一员。我始终不改初心、牢记使命，兢兢业业为党工作。”

一、抱定“誓死不做亡国奴”“追求男女平等”的信念入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私塾学校里的老师向同学们宣讲了日本侵略军公然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掀开了侵略中国的序幕。学校组织学生成立宣传队，走上大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严文阿姨说：“当时，我年仅9岁，便成为宣传队中的一员，‘坚决抗日！’‘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就扎根在我幼小的脑海中。”

1938年初，日本侵略军的战火烧到了安徽繁昌县城，日军的飞机疯狂轰炸，造成多处民房被毁，无数平民死伤，日军铁蹄下的百姓过着亡国奴的生活。1938年底，新四军三支队第五团在谭震林副司令员的带领下，到达繁昌县，开始抵抗日本侵略军的侵略。

    严文阿姨说：“三支队民运科的同志来到我们那里，动员群众起来抗日。因有年少时参加宣传队的经历，我很快就理解了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帮助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队伍。这支军队主张‘男女平等’，提倡‘妇女解放’。这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农民家的孩子而言深受感动。我义无反顾地选择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跟着党走。”

二、动员群众，积极支前抗日

她说：“我参加新四军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三支队民运科做群众工作。虽然平时是不穿新四军军装的，但是，一有机会我还是喜欢穿上新四军军装，穿上它，心里就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当时正值国共两党达成‘合作抗日，一致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新四军三支队所在的区域为国民党统治区，繁昌县政府组织了繁昌县妇女抗敌协会，在繁昌县反日寇‘扫荡’五战五捷的祝捷大会上宣布正式成立。妇女抗敌协会的主任由国民党繁昌县政府的县长徐彦武的女儿担任，我任总务理事。妇女抗敌协会由新四军三支队领导，实际工作由我和另一位姓徐的共产党员负责。那位主任只是名义上的，在分工会议上露了一面就再没来过。当时，我们抗敌协会在新四军三支队的中分村驻地和八都河一带动员群众为抗日前线募捐被服等军需用品，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

三、告别皖南，过江北上

   新四军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敌后抗日，积极发动群众支持抗日，在“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抗日热流中，真正做到了人民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踊跃参加新四军的可喜场面。

    可是到1940年6～7月份，国共两党的摩擦日益加深。在皖南一带的国民党军队不仅不积极抗日，反而向日本侵略军透露新四军的情报，故意将日军引到新四军三支队所驻扎的地带。因为新四军的五次繁昌保卫战给予日军沉重打击，日军将打击报复的目标转向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

    严文阿姨说：“国民党军勾结日军对付新四军，而国民党当地的驻军还暗杀共产党的农会主席和工作人员，制造白色恐怖事件。致使我们妇女抗敌协会的工作无法继续开展，所以上级就调我到中共繁昌县委工作。”

1940年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电报，大肆造谣诬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并强令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11月19日，中国共产党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电复何应钦、白崇禧，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荒谬命令和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诬蔑。同时表示，为了顾全团结抗日的大局，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

    严文阿姨说：“新四军部队要北上抗日，上级决定做地方工作的人员先行过长江，随后大部队再陆续过。在转移前夕，我参加了新四军三支队第五团为主的告别队，与皖南群众临时告别，说明北移的原因，并感谢皖南群众对抗日的支持。当时我们新四军有一首《别了，三年的皖南》的歌曲‘前进号响，大家准备好，子弹上膛，刺刀出鞘。三年的皖南，别了！’皖南群众也舍不得新四军部队走，至今我还记得在一次告别宣传活动中，我被一位老太太和她女儿紧紧抱在怀里，3人都热泪盈眶。母女俩哭着问我‘你们新四军什么时候回来呀？你们可得早点回来啊！’那场面非常悲壮。”

    严文阿姨说：“1940年12月，根据上级指示，我随皖南泾县、繁昌、铜陵、南陵几个县委组成的地方工作团队，从繁昌小江坝先行渡过长江后，我们到达无为县的白茆洲，江北游击纵队的司令员孙仲德负责接待了大家。住了一阵后，又护送我们去无为的中心地带。地方工作团队预先找好了民工、船只，筹备了大量物资，等待接应新四军军部和大部队过长江。此时突然传来新四军大部队改变原计划，不过长江、直接向南行的消息。1941年1月便传来新四军军部遭到国民党重兵的围攻，损失惨重的噩耗，那是国民党顽固派蓄谋已久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所有同志对此都非常痛心，同时也担心今后将如何抗日的问题。在皖南事变中陆续突围出来过长江的新四军指战员，1000余人集结到我们的驻地。”

四、开辟新根据地，打通沿江通道

皖南事变爆发后，1941年1月17日，国民党蒋介石公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部队番号。中共中央军委针锋相对，于1月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1月25日，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全军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坚决抵制蒋介石的反动命令，继续在敌后坚持抗战。

    2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命令在皖江地区的武装力量成立新四军第七师，任命张鼎丞为师长，曾希圣为政委。根据该电指示，1941年5月1日，新四军第七师在安徽无为县东乡白茆洲的胡家瓦屋宣告成立。师长张鼎丞（未到职）、政委曾希圣、参谋长李志高、政治部主任何伟。第七师由皖南突围部队、无为游击纵队、新四军三支队挺进团和部分地方武装组成，共1900余人。

严文阿姨回忆说：“当时我是在无为地区工作，在曾希圣政委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群众工作。后来新四军第七师成立了大江剧团，我是团员之一，排练和演出了一些街头活报剧，如：《放下你的鞭子》《送郎参军》《追兵来了》《女游击队员》等。还演唱了多首抗日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我们还走上街头，教群众演唱这些歌曲。我们大江剧团的演出，在老百姓中反响强烈，为宣传抗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后来，无为县委成立了群众动员委员会，动委会下面又分很多工作队，我听从党组织的安排，到七区（国民党统治区的行政划分）的工作队工作。期间，我的任务是动员和组织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做好后方工作，为抗战前线的新四军提供物资保障。我开始是在江北的桐城、潜山、怀宁地区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一年后，这个抗日根据地遭到国民党军的严重破坏，然后，我转到江南的彭泽、东流、至德地区等三县交界的地方，参与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这个根据地的地理位置特殊，一边靠着长江，另一边几公里外便是国民党军的管辖区，我们就在这个狭窄的夹道上开辟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周边人员的成分非常复杂，有青帮、红帮、大刀会等民众组织，还有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真是无所不有。我们在打通与新四军第二师和第五师通道的过程中，吃了不少的苦，遇到了很多危险。特别是当地的民众组织大刀会，经常集结人前来骚扰我们，他们迷信地认为喝了鸡血酒就可以刀枪不入了。新四军部队鉴于他们也都是老百姓，战士们一开始并不想与其开战，采取喊话的方式让大刀会不要进攻。但是他们听不进去，还是举着大刀冲过来。于是战士们不得不向天上开枪，希望此举能够吓退他们的进攻。可是新四军这样的善举非但没有吓倒他们，反而让他们误以为自己真的有刀枪不入的神力，于是便更凶猛地冲过来。部队对此情况也研究讨论过，认为还是需要让大刀会受点皮肉之苦，只有打痛了他们，就知道新四军的厉害，否则他们还会前来骚扰。由于他们都是农民，不能把人打死，也不能打到骨头。于是战士们只能瞄准他们腿部外侧射击，这样子弹打穿皮肤，最终让他们意识到‘刀枪’还是会‘入人体’的现实。后来经过我们不断地做工作，使得大刀会的头领认识到与新四军对抗的危险性，便主动缴械投降，大刀会最终被收编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卓绝的工作，我们经受住了各种艰难险阻的考验，最终顺利打通了‘沿江走廊’通道，完成了新四军第七师与第二师和第五师交通线连接的光荣任务，使得皖江抗日根据地更加稳固。”

五、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军队人民爱

  在战争年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处理好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能够与人民同心同德。来自人民的军队能够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处处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民运工作做得好，老百姓就会救护伤员，掩护重伤战士在家里养伤，拿出粮食给伤员吃，将下蛋的鸡杀了给伤员滋补身体。

    严文阿姨在讲到铁军精神时说：“我认为新四军能够获得人民群众认可的原因之一，就是纪律严明，军人风纪整齐。老百姓会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作对比，人民群众看到的是，国民党的军队所到的地方，会抓鸡鸭抢猪羊欺负老百姓；相反，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不仅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而且还会帮助老百姓抵御恶势力的骚扰，出人出力义务帮助农民抢收抢种干农活，并且组织农民成立互助组，互相帮助。那个时候做群众工作的我，还经常和新四军第七师十九旅的孙仲德旅长打交道，向他要兵要人帮助老百姓抢收抢种。鲜明的对比之下，使得人民群众自然地认为新四军部队的风气好，并且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

    人民群众拥护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又称“二五减租减息”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具体内容是：土地所有者向土地租佃者征收的税额在原税额的基础上减少25%；贷款者向被贷款者征收的利息数量要在原金额的基础上减少25%。这一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减轻后者所承受的经济负担，有利于形成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严文阿姨说：“而得到老百姓最大支持的就是共产党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真正做到了为百姓们解决了切身利益，大快人心。当时的农民生活很辛苦，春天播种时向地主借一石粮食，到了秋收的时候就要还地主二石半的粮食，苛捐杂税高达150%，弄得农民苦不堪言。这样在一年的秋收时，地主不劳动而获得七成收成，农民辛苦劳作只得三成粮食。自从共产党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后，地主只得三成，农民却得七成，群众得到了实惠，解决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吃饱肚子的问题，活下去的问题，所以老百姓真心拥护共产党，拥护新四军。”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推动国民党和当时可能参加抗日的人们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主动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为了“减租减息”政策，完全是正确的。这个政策不仅能够推动国民党参加抗日，又能减少解放区的地主对共产党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严文阿姨说：“当时我还很年轻，19岁。在此期间还有一个小故事，看到孙仲德旅长每天领导我们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很辛苦，毛衣袖口露出线头。我便和部队上的两位年轻的女兵一起织了一件毛衣，送给了孙旅长，毛衣很合身，他非常感动，穿着这件毛衣继续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孙仲德旅长的女儿孙维民在北京居住，知道了这件感人的事情后，为了报答这份恩情，便四处寻找当年给她爸爸织毛衣的3位女兵。还是通过七师分会李湘滨的帮助才找到了我，孙维民特意买了一件红色毛衣送给我，替她爸爸孙仲德感谢这些新四军女兵当年的义举。”

六、贴心、关心做实事，平等、坦诚赢信任

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根本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是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得到发展、增强才干，更是在群众工作中凝聚力量，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抗日队伍。在全国创建了19块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和正面战场相呼应、配合的敌后抗战新局面。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艰苦的斗争，坚决对日本侵略军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了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而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拥有的伪军又成为日本侵略军的帮凶，残害老百姓。蒋介石政府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领导解放区军民，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最根本的就是做好党的群众工作，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在说到群众工作时，严文阿姨说：“我觉得有以下几点心得和经验：首先需要深入了解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例如，有些家庭不和，丈夫对媳妇很厉害。我们先是召开大会宣传男女要平等，然后再逐个去做思想工作，调解家庭矛盾，使得家庭和谐。这样受益的老百姓就信任和爱戴新四军，把其中的一部分人发展成为积极分子，部队再依靠这些积极分子去做宣传，用自己切身的经历教育群众，就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又比如，老百姓家里有亲人生病，部队也会及时派医生去看病送药品。虽然那时候部队的医药也很匮乏，但尽可能的送一些简单的药物，如红药水、碘酒之类的外用药，老百姓也会很感激的。对于劳动力不足的家庭，战士们就帮助老乡打扫卫生、挑水、打猪草等。还有的家庭特别贫穷，几个孩子共穿一条裤子，战士们就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送给老百姓穿，实际上战士自己冻得都感冒了。我自己就给老百姓家送过两条裤子，虽然换洗的衣物不多了，但是我心里却是很高兴，帮老乡解难题了。”

    严文阿姨接着说：“其次是要做好宣传工作，跟老百姓讲道理，要告诉老乡日本侵略军的烧杀淫掠的罪行，新四军是为了抗日打日军，让大家过上好日子，这样就能够与群众逐步建立感情。部队还会组织‘妇女识字班’，帮助妇女们成长，让妇女动员她们的丈夫参加新四军，这对革命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实有些男人本来是同意入伍参军的，但是妇女们不愿意丈夫离开。这时就需要我们和她们讲抗日的道理，说明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无论你的家庭贫穷或是富有，最后都会被日本人烧光、抢光、杀光的。所以一定要有人站出来去打日本鬼子，这样慢慢地妇女们也就同意丈夫参加新四军去抗日打鬼子。”

    严文阿姨继续说：“最后是在做群众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和老百姓平等，坦诚相待。要经常听听群众的呼声，对我们的工作有没有意见。比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有借必须有还，时刻注意不损害群众的利益，要以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这样才能够在群众中建立威信，群众才会选择共产党，支援新四军，帮助部队。老百姓如果发现日本侵略军的动向，会提前报告给新四军，对方有多少人、大约什么时候会到等情况，这样部队可以提前了解敌情，做好战斗准备。”

七、老百姓收养我儿女，恩重如山永生难忘

 新四军是由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坚持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来。陈毅同志在1936年夏写了一首《赣南游击词》，生动地反映了红军在大山里坚持武装斗争的艰辛，是人民群众冒着国民党军抓捕的危险，想尽办法冲破敌人的封锁，用自己节省下来的粮食和盐，送给红军维持生命。后来担任新四军军长的陈毅始终铭记着人民群众给予人民军队的再生恩情，他时常给战士们谈到人民群众是我们的重生亲父母。为此，新四军战士时刻都会牢记着“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的诗句。

    严文阿姨说：“在我和我的孩子身上，这样的故事就真真切切地发生过。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当时我和丈夫齐平正在安徽东流县马田花山带领一个小分队开辟根据地。这是一个条件艰苦且地理狭窄的区域，当时上级要求我们小分队撤回山区打游击战。我们只能把自己的两岁多的大儿子，是1943年8月出生的，叫‘八一子’，是为了纪念建军节。老二是个女孩，1945年1月出生在安徽，仅有八个月大托付给当地老百姓寄养。当时我们打算两个月后回来接孩子们，不曾想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由不得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后来因小分队被国民党军打散了，于是没有能够及时赶回到当地接回我们的孩子们。”

严文阿姨接着说：“我们历尽千辛找到了新四军部队，却牵挂自己的孩子们。因为两个孩子，分别寄养在两个不同的老百姓家里。后来国民党县政府以我们的儿子做要挟，要我丈夫齐平拿枪支去赎人，但是我们夫妇此时并不知情。据说20多天后，国民党见齐平并未如期来赎儿子，便把孩子扔在山头上。附近的老乡听到孩子的哭声，才将孩子救了回来，不想孩子因受恐吓而得了天花。时间过去了五年，在1950年初，我们刚刚在南京安顿下来，便委托党组织协助寻找我们的一双儿女。但是没有找到收养我儿子的那户人家，不知是搬走了，还是去世了。据同村的人说，这户人家死了一个男孩，很可能是我们的儿子。因为孩子被国民党扣押了20多天之后，儿子就患病了，也许是病重不愈，最终没等到我们去接他。我们的长女终于被找到了，但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她得了肺痨病。收养她的那户人家的大人都饿死了，只有他们家的儿子和我们的女儿活了下来。由于没吃没喝，他家的小哥哥就带着我们的女儿去沿街讨饭，一个远房的亲戚也不时前来探望一下。新中国建立后，我们一家人与这位小哥哥一直都有联系，并时常资助他，以报答其一家人抚养我们的女儿之恩情。在战争年代，这样的寄养事情挺多的。我们一家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忘记马田人民对我们的一双儿女的收养之恩，我们要求我们的后代要永远铭记马田人民这份军民鱼水亲的恩情。”

八、失联数月志不移，历尽千辛找部队

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重庆举行了43天的谈判。在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该会谈纪要列入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化、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奸伪、受降12个问题。在12个问题中仅有少数几条达成协议，中国共产党在军队、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

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了国民党政府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使得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为执行国共会谈纪要，忍痛撤出8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皖江是其中的一个。

严文阿姨回忆说：“将一双儿女托付给老百姓之后，我们小分队依照上级的命令撤往山区。可是没过多久，新四军第七师突然决定北撤了，由于当时信息传递不畅，我们小分队与大部队就此失去了联系。小分队原来约有15人，在当时的突发情况下，我们又被国民党军打散。我和丈夫齐平两个人，为了寻找新四军大部队而辗转各地，四处打听消息。当时我们已是身无分文，亦无立足之地。生活所迫之下不得已，我卖过香烟，卖过针线，也动手编织过发套卖钱度日。在半年时间里，我们只能靠自家亲戚帮忙隐蔽。为了避免暴露身份，几过自家门而不敢进入，只是让丈夫齐平冒充我哥哥的同学，到家里看望过我的父母。”

    严文阿姨接着说：“我的叔伯二哥，当时在南京任民办报纸《大纲报》的主笔。我们考虑报业可能会消息灵通，会有新四军的消息。于是便求亲戚借船载我们夫妇到南京去投靠我的叔伯二哥。我知道二哥曾是国民党的左派，非常支持我们参加新四军，因此他不会检举我们。在南京终于等到了淮阴有新四军驻扎的消息，让我们欣喜万分。想着无论是新四军的哪支部队，哪怕不是我们原来所在的第七师部队也没有关系。心里坚信，只要找到了新四军，就能够找到党组织。二哥报社里有位已经熟悉了的车夫，他的父亲刚刚过世，他准备租船把其父的遗体运回淮阴老家。此刻我们夫妇也顾不上许多，赶紧找到这位车夫，搭上他运遗体的船前往淮阴。一路上遇到国民党关卡的两次盘查，齐平都是施以小贿赂涉险过关。就这样我们终于到达了淮阴，找到了日本投降以后我党成立的中共华东局，找到了党组织！当时那种喜悦的心情，就如同我们重获新生一样的高兴。”

    严文阿姨继续说：“虽然我们夫妇在南京等候新四军消息的半年，最终成为了我们夫妇两人履历上的‘历史问题’，没有人来证明我们这半年的情况，成为了我们夫妇心中的一个遗憾。也因此事，在很长的时间内‘不得提拔，不委派秘密工作。’尽管如此，我们心中的理想信念依旧没有改变，在之后的解放战争中一直是为党兢兢业业地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经组织上调查清楚了事情的经过，我们夫妇两人因此放下了思想包袱，不再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更好地为党工作。1982年，我从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离休，一直铭记党恩，不改初心。”

在采访结束时，严文阿姨对二外的大学生们寄予厚望，她谆谆嘱咐新时代的大学生们，要永远听党话，跟党走！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本领，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与时俱进态度，沿着革命先辈用鲜血铺平的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七师分会 李湘滨  罗亚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