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青春献给伟大的抗日战争

1937年抗战开始，我就参加了由何香凝同志组织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当年10月5日，我们来到松沪前线的钱家宅（国民党十八军罗卓英部队），这时前线战事十分激烈，我们冒着敌机轰炸，机枪扫射的危险，为激励军民同仇敌忾打东洋，向士兵宣传抗日就是保家卫国，消除老百姓对军队的恐惧心理。我们这些女兵起早贪黑，顶风冒雨深入老百姓家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在月夜星光下帮助他们收割稻谷，带动他们积极参加抬伤员，运弹药，送公粮等支前工作。在抗日前线工作历时三年，足迹遍及沪、浙、苏、皖、赣、鄂、湘、豫等八个省。在那些难忘的岁月里，我们都抱定必胜信念，以不怕苦不怕牺牲的精神，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

1940年，也就是我们在该部工作的第三年，在赣北奉新、高安一带打了一次大胜仗，消灭了不少日本鬼子，但战后的战场清理工作却迟迟无人管。谁都知道，战场不打扫就会发生瘟疫，战斗结束已有四五十天了，罗卓英总部终于决定要打扫战场。这时秘书长罗伯麓（反共顽固派）想到了我们服务团，他对我们早有戒心，认为这群女孩子不怕苦、不怕累、不谈恋爱，纪律严明可能是共产党，他要我们打扫战场（历来是没有女同志打扫战场的）。罗伯麓的怀疑也没错，在战地服务团内确有一个地下党支部，当时直接受新四军军部陈毅同志领导，我们25个服务团团员中就有16个共产党员。尽管这个任务很意外，但我们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并表示了不怕任何困难的决心。党支部书记胡瑞英同志向全体同志作了动员，除了两个病号没有参加外，其余的23个女兵由支部组织委员任秀棠同志带领，立即和掩护队的两个连队战士共约300多人一起开赴战地。

7月盛夏，我们这群女兵徒步行进在烈日下，汗流浃背，没有水喝，口干舌燥，不过我们常常是饱一餐饥一顿的，对这种情况也习惯了。大家忍着饥渴抓紧赶路。我们到江西北部赵桥镇时，所能看见的是一片凄凉悲惨的景象，到处是残垣断壁，横尸遍野，混乱不堪。由于炎热的天气时间太久，尸体大部分已经腐烂，散发着腥味和腐尸的恶臭，扑鼻而来，不少尸体已被野狗啃成残骸，尸体上爬满了苍蝇，人一走过苍蝇就一哄而散，看着这种场面实在令人难受。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罗卓英总部就连最基本的口罩、手套等防护用品都不给，我们只能赤手进行打扫和掩埋工作。大家把我方战士的尸体与日本鬼子的尸体分开掩埋。用手去抬尸体时，死者手与脚的皮肉都滑脱下来，粘在我们手上，我们就用死者的衣袖和裤腿裹住死者的手臂和小腿，这样就不滑了，能抬起的尸体，就埋在挖好的坑里，因腐烂而无法抬起的尸体只好就地掩埋。这片的任务差不多了，我们就转移阵地。宣传委员郑惠珍同志看大家很累，国民党士兵们的情绪有些低沉，不愿意干这又臭又累的工作，她就建议：“咱们唱支歌好不好？”大家齐声响应。“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战士们的精神为之一振，群情激昂，接着我们又针对性地唱道：“同志们辛苦了，你们真是顶呱呱，你们都是大好佬，顶呱呱的大好佬”。战士们笑得合不拢嘴，并齐声说：“你们女同志才是顶呱呱的大好佬。我们男人当兵打鬼子，保家卫国是男人的天职。”我们女兵一致回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男女都是有责任的”，这时候好像臭气也不臭了。大家又将日本鬼子狼狈溃逃时丢盔卸甲甩下的膏药、军旗、钢盔、皮带、皮靴、血腥衣服、罐头食品、香烟等破烂货清扫起来。在清扫战场时，我们发现那些受法西斯主义蒙蔽的日本鬼子是极为愚蠢的可怜虫，他们都有一张黄底黑字的护身符，以为有了它就不会被打死。我们还拾到了一些用黄布做的小慰问袋，里面装着精致闪光的小钢刀、护身符、女人和小孩的照片等，由此证明多数日本士兵厌战想家，希望和平，但在残暴的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者强制下不得不当炮灰。

我们离开这片清扫场正向甘坊走去时，又闻到一阵扑鼻的腐尸恶臭。张荻秋同志走到一座破屋旁，她使劲猛踢几脚，将门踢开，发现屋里有好几具尸体，有一位妇女赤身裸体的倒在床沿边，旁边还有一个吃奶的男孩，胸部有个酒杯那么大的血洞，好像是用刺刀捅的。望着被残害的母子，我们义愤填膺，惨无人寰的日本鬼子，真是灭绝人性，这几个日本鬼子一定是逃窜时，在这间屋内轮奸发泄兽欲后，杀害了无辜的母子，自己终究也没有逃脱灭亡的下场。我们连续7天才把战场打扫干净，大家都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连续几天翻肠倒肚吃不下饭，我和秦秋谷、李惠英，周文南等都发烧到了40℃，我们党支部委员任秀堂同志万分焦急，不知传染了什么病，她找来了4副担架，大家一起把4位病号抬回来。任秀堂大姐昼夜守候着我们，护理我们，其中3人很快就好了，唯有周文南同志一病不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年仅18岁。

我们在该部工作三年后，由于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他们派来了十几个亲信到战地服务团，名为工作，实际是监督我们，对我们开展工作很不利。我们服务团地下党支部请示了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同志，批准我们撤离罗卓英部，一部分同志去延安，一部分同志去皖南新四军，我被派往新四军。

二、刚到新四军就遇上皖南事变，对我是个严峻考验

到了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同志们热烈欢迎我们，我们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那高兴劲难以言表。这时快过元旦了，我们就立即投入元旦军民联欢会的排练，在联欢会上我们表演了《水手舞》《红樱枪舞》《军民一家人》等节目，气氛十分热烈。但我们都知道，那是一次向群众告别的晚会。

1941年1月4日，我们被编入军部司令部，随部队从云岭出发，7日在泾县茂林一带，被国民党早已准备好的8万军队包围在石井坑山村中间，弹尽粮绝，把全村牲畜都宰了也维持不了几天。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在动员会上告诉我们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现在正是紧要关头，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被俘，一条就是突围出去。我们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想尽一切办法突围。在8万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包围中，我军被迫开始集中突围。我们宣传队身背宣传图片，以快板形式，边走边宣传来鼓励士气。接着又改为分散突围，最后分为三、五人突围。开始突围时，战斗很激烈，前面不断下来伤员，我们就抬伤员，为伤员包扎，但部队两天两夜都没有突围出去，又没有饭吃，又渴又饿，同志们已是疲惫不堪。第三天前面传来口令，原地休息。我和里希（李亚芬，1946年4月被国民党武装特务残忍杀害）一坐下来就睡着了，等我们醒来时，天已经大亮，部队却不知去向，我们焦急万分，地形又不熟悉，到哪里去找部队？山上是茫茫的林海，山下是敌人盘踞，寒冬腊月北风刺骨，身上又没有御寒的衣服（部队分散突围时要求轻装，棉衣未带），又不敢烧火取暖，冻得上牙咬下牙咯咯作响，饿了就喝点山泉水，困了就躺下休息，反正宁死也不下山当俘虏。直到第四天，幸遇三支队侦察参谋胡彪同志带了一个小通讯员来侦察地形时发现了我们。胡彪熟悉地形，又知道敌人的动向，他带我们俩爬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把我们带回了石井坑后交给了老乡，因为他们任务在身先走了。这时我们已经整整七天没有进一粒粮食，老乡在一个山茶蓬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给我们送来了糙米团及进村的衣服，我们狼吞虎咽地饱餐一顿，穿了很单薄的便衣进了村。我们俩人分开住，化装成老乡家的女儿。不几天山上下来几位突围中被冲散的战友，其中一位是司务长，他得知我们身无分文，就给了我们了十几块银元（他们是下山来找吃的东西），我去茂林街上了解敌情的同时，买了一把两人合用的牙刷和一条毛巾。在街上巧遇军政治部秘书任之同志，他因街上住不方便，也来乡下同我们一起住。我们三个人成立了临时党小组，推荐任之同志为组长，成立临时党小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研究如何脱离虎口，在这紧急关头，我们要任之同志先走，任之同志坚持要我们先走，相互争执不下，都愿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可能留给自己，因为该村有个国民党泾县县党部的干事，我们稍有动静他就有可能报告县里抓捕我们。最后任之同志很严肃地说：“我是组长你们要听我的”，这样才结束了这场争论。我们走的那天恰逢正月初四，当地风俗习惯这一天妇女拜年，我们在茂林街上买了一块红布，包着一些点心，以防有人盘问时就说到亲戚家拜年，人们看到我们穿着一身土里土气的蓝布衣服，都认为是没出过门的姑娘或是回娘家的媳妇。

我们走了两天，在山上住了一夜，第二天才到太平，当天搭上长途车到了威平，准备买火车票去金华。在火车站遇到了战地服务团的郑里明同志，她是被俘后逃出来的，身上没有钱。我们就把仅有的几块钱给了她一些，她就乘火车去了瞿州亲戚家，我们原想去金华浙江妇女社林琼处暂住，但当时金华的形势很紧张，林琼同志已被抓走，没有办法我们也只好到瞿州郑里明亲戚家暂住。等桂林的同志寄钱来，我们才分路到上海，由上海地下党派人送我们去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

三、苏北抗大五分校学习

1941年2月，我们辗转到苏北，3月份就进入抗大五分校学习。女生队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但大都来自上海国统区，也有从其他游击区来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女队有指导员张西雷（张太雷之女），队长钟平，还有副指导员、副队长等。开始我是学员，不久，组织上决定我当排长。有的同学每逢星期六要回家过周末，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同学都已结婚。开始时一些女同学对部队生活不习惯，每天天不亮就吹起床号，在满天星光下出操，穿衣服打绑带只有5分钟，不少同学紧张得把裤子当上衣穿，绑带打得又矮又粗，一跑起来就往下掉，男生队同学看到我们就发笑。吃早饭15分钟，午饭10分钟，先吃完的我们嬉称“坐飞机”，吃不完的就笑她们是“乌龟爬”。我因在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锻炼过3年，出操、打靶、行军样样都干过，所以还能适应抗大的生活。

抗大学习的条件很艰苦，敌机常来轰炸，我们就到野外去上课，背包是板凳，膝盖是课桌。老师有吴强、冯定等，课程有社会发展史、形势与任务、论党、游击战等。指导员每周给我们讲政治、讲历史，同学们都很认真听，如饥似渴地学习。虽然学习生活很艰苦，但精神非常饱满，心情很愉快，文化生活也很活跃，如每周组织文艺晚会，人人都参加演出。每天傍晚，队长和指导员都要点名表扬好人好事。我当排长每晚开完生活会还要去队部汇报一天的学习生活情况，然后才能休息。

我们在抗大学习时遇到日本鬼子“扫荡”，队里就分散去农村上课，组织同学站岗放哨。盐城是水网地带，不是河就是沟，鬼子专门找背着背包、扛着小板凳的抗大学员，由于大部分同学没有经验，胆子又小，听到一点动静就报告排长，所以我经常晚上很少能睡安稳觉。有一次，一位高度近视的同学站岗，同学们正在准备午饭，日本鬼子都快到门口时才发现，慌忙进屋报告，同学们放下东西飞快往屋后跑，后面正好有一条河沟，约三四米宽，一米多深，同学们扑通扑通往里跳，对岸就是密密的青纱帐，也幸好有着青纱帐的掩护，除有两个同学被抓走外，其他同学都脱离危险。待敌人撤走，我们立即把同学们集中起来，总结经验，安定情绪。虽然我们为失去两位同学而悲痛万分，但在第二天同学们又振奋精神，照常上课。

时至今日，我仍然难忘那些艰苦的战斗岁月，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尤其不能忘记那些为国家为人民牺牲的同志，我们要永远踏着他们的足迹，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作力所能及的贡献。

七师分会 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