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茅山整编迎良团       2.梅村小学过客多

3.泰伯陵前人欢歌       4.徐强受审遇风波

5.首战告捷黄土塘       6.神兵夜袭浒墅关

7.申明大义在太仓       8.火烧虹桥飞机场

9.陈毅江阴谱华章       10.火种犹留沙家浜

11.洋沟溇岸试锋芒        12.大刀阔斧谭老板

13.奋勇激战大凤湾        14.桐岐歼敌威名扬

15.水陆两栖办工厂        16.林心平与华阿金

17.传遍江南鱼水情

抗日战争期间，南京等大城市失守后，上海和苏南广大地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重要的战略后方。人民群众在敌寇、汉奸、土匪、反共顽固派重重压迫蹂躏下，暗无天日。苏南各地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游击队，“司令如毛”。一些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也掌握了大小不同的抗日武装。他们受到日伪和反动势力的威胁袭扰，力量分散单薄，迫切希望找到我党领导。在这种国难兵灾、水深火热的时刻，新四军派出了一支劲旅，向常州以东一直挺进到大上海的外围。这支部队，番号叫“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老江抗奉命西移北上开辟苏中根据地，新江抗又茁壮成长。新四军、江抗的传奇故事很丰富，我们在这里只能做些重点的介绍。

一、茅山整编迎良团

说起江抗，首先要说到江阴的抗日游击队、我党上海特科和江抗的关系、陈毅司令命名整编的来龙去脉。

游击队群龙无首。江阴西石桥、申港到祝塘一带，有几支抗日游击队，以梅光迪、朱松寿、承寿根的三支队伍为主。梅光迪原是中共老党员，曾被捕叛变革命。抗战爆发后，他利用社会影响和收徒等办法，拉起了一、二百人的队伍。他曾和国民党谈条件，未能达到要求，又怕被国民党吞并。他见到了上海特科我党老党员、同乡同学缪谷稔，缪谷稔劝他还是接受我党领导为好。朱松寿是江阴农民暴动领导人之一，是我党老党员，曾被选派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见到过列宁，回国后被国民党逮捕而失去与我党组织的联系。他曾掌握数百人的武装，在祝塘、青旸间伏击过日寇，打过几个漂亮仗。他的部队挂靠过国民党“忠义救国军”，被”忠救军“一步步削弱了力量。承寿根坚决抗日，并有进步要求，曾掌握二、三百人枪，但是他对反动派缺乏高度警惕。和这些抗日游击队存在的同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和中统特务组织也在积极发展队伍，组建了“忠义救国军”。忠救军发展到一、二千人，抗日无力，专门监视新四军的动向，并不断向新四军、江抗挑起摩擦事端。

特科开始抓武装。中国共产党上海特科，是十年内战期间，在蒋介石叛变革命、残酷镇压我党和进步人士的紧急情况下组成的，最初由周恩来同志直接掌握，陈赓、潘汉年等同志先后负责领导。我党在上海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特科也只留下原有的一个情报科，负责人是徐强、高原。情报科接触社会关系面广，各地一些失去党组织关系的同志到上海，通过特科恢复了工作；一些旧军伍人员，也找过特科，希望利用我党的政治影响而扩充势力。徐强、高原等同志认为，在做好党的情报工作的同时，抓武装工作也非常重要。为了便于隐蔽和团结各界抗日人士，需要建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他们商定，成立“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简称武抗。武抗的章程和秘密联系方法，参照党的章程规则。徐强的夫人李云同志，当时奉命担任宋庆龄的秘书，宋庆龄发起为新四军抗日募捐，有两辆卡车要运送捐赠的物资到武汉，要李云乘车押送。特科利用机会，让李云携带上海成立外围组织“武抗”的报告和章程，直接呈交长江局的李克农备案。武抗在工人、学生、店员和难民收容所中个别发展会员，也个别吸收主张抗日救国的中上层人士为会员。不久，党的江苏省委在上海成立，特科、武抗先是和省委相互配合，以省委名义共同派人下乡或单独派人下乡，后来将江苏各地的关系划归省委统一领导。

1938年初春，特科派刘钊和年轻党员郑文道下乡，由缪谷稔陪同，到梅光迪游击队。不久，梅光迪由刘钊陪同，到上海秘密会见特科领导人高原，要求派人到他那里加强工作。1938年4月，特科派出曾在东北义勇军工作的刘史明带几名青年骨干到梅部。刘钊在江阴，还曾奉特科之命，亲自送一份关于苏南上海周围敌、伪、国民党势力和有关社会情况的报告，呈交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陈毅同志。陈毅看了这份调查报告，兴奋地说：“这下子好了，我们向东发展不像个瞎子了。我马上转报给军部”。刘钊和郑文道不久被调回上海。郑文道一次为掩护日籍我党党员中西功，在被敌特包围情况下，跳楼壮烈牺牲。在此期间，特科又派李一平同志到梅光迪部，紧接着又派何克希带施光华到梅部。特科并陆续从上海输送二三十名青年工人、学生下乡，参加由李一平负责的青训班，作为梅光迪部队的骨干。

1938年8月下旬，忠救军张少华部诱骗承寿根，要承寿根带部队到泰兴开会受检阅。何克希、李一平同志告诫他，千万要提高警惕。承寿根误认为，忠救军一下子还不至于下毒手。他带部队过江，，立即被缴了械，自己也被惨杀。同时，忠救军又向朱松寿部袭击，朱部人员被打散。承寿根妻子带着十几个士兵，匆匆撤到西石桥，朱松寿也手持木壳枪，带几个人撤到西石桥。何克希在万分危急情况下，组织部队坚决抵抗袭来的忠救武装。打了一二个小时。我们部队边抵抗边向西撤，当天晚上，行军六七十里路，第二天继续行军，到达丹阳延陵一带。

陈毅亲自来命名。江阴游击队到延陵附近，日寇正在兵分三路“扫荡”新四军。我们随即投入延陵反扫荡战斗。打了一下午，晚上跟随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行军、宿营。一天晚上，我们经过几十里行军，到了一个大村子，大家都感到很疲劳，正在向老乡借荞麦秸铺在地上当棉被。那地方当时不能种水稻，稻草也借不到。我们正想入睡，李一平同志突然告诉我：“陈毅司令要见一见上海来的同志，老何要我和你同去。刘史明因为要掌握部队、布置哨位，这次不去。”我有点紧张，忙跟着他，进到一家大院，见到陈毅司令和何克希坐在堂屋里。陈老总不停地抽着香烟，烛光照着他神采奕奕的脸庞，他丝毫没有疲倦的样子。我只记得他问何克希：“你们这支部队叫什么番号好？”何克希同志说：“最好也叫新四军”。陈老总说：“不能叫新四军。因为国民党不允许我们到东边发展，叫新四军反而受限制。”何克希想到刘史明的来历，接着说：“那就叫江南抗日义勇军吧!”陈老总高兴地说：“那好，就叫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他还说：“你们就叫第三路军。”他主动解释说；“为什么要叫三路？一是为了迷惑敌人，使他们搞不清你们有多少路；二是为了发展，你们下一步要发展四路五路若干路。”接下来，我只记得陈老总和何克希谈起四川家乡的故事。何克希同志和陈老总都是四川人。第二天，陈老总又在到达宿营地时接见了梅光迪、朱松寿、还有刘史明等同志，宣布成立江抗三路，任命梅光迪为司令，何克希为副司令（全面负责领导），李一平为政治部主任，政治部开始只有他和我，我在他领导下为政治干事。

这几天，我们一直随支队司令部行军宿营，每到傍晚集合出发时，陈老总都要在队前讲几句话，鼓鼓士气，提些要求。一天，部队集合出发前，陈老总又在队前讲话，这次讲话记得是在农村搭有旧戏台的地方。陈老总还说：“同志们，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一位日本同志，他叫滨田，请他向大家讲话。”我们感到很稀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抗日的日本兵。滨田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了几句，接着给大家唱了几句《孟姜女送寒衣》：“正月里来是新春，家家户户挂红灯。”唱得不连贯，但是队伍里一片热烈掌声。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位日本兵是在前几天和同伙下乡“扫荡”抢劫时，被我们侦察兵俘虏的。他起初非常顽强，不肯吃饭还要咬人，经过一支队政治部敌军工作同志反反复复耐心细致地做工作，他又亲眼看到我们部队集合行军前军民团结、官兵平等的生动情景。他本来也是贫苦渔民出身，便逐渐被感化，表示愿意参加新四军。他后来成为新四军军部敌工部干事，日共党员，日本反战同盟理事。

不久，我们江抗三路奉命转移到武进、无锡交界的戴溪桥、陆区乡一带休整，准备迎接新四军老六团前来会合。老六团代号为“良团”，按照“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八个字，第六个字为良，对外只称良团。在锡、武交界处，政治部请两位有文化的同志草拟了《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布告》，在乡镇张贴。军部调来三位无锡籍干部，即王新、龚鹏佐、包厚昌，分别担任三个连的政治指导员，并委派一支队参谋长胡发坚为江抗三路副司令，老六团组织股长徐绪奎为参谋长，加强了三路的领导力量。我们政治部来了江阴的张志强和无锡的陆富全两位老同志。张志强身材魁梧，讲话声音洪亮，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老牛”。陆富全随身带着旱烟杆，行军时当拐杖，到宿营地用来引狗、打狗。我们在戴溪桥周围行军一个来月，接近十一月底，天气渐寒，大家身上只穿两件单衣，没有棉衣棉被，好在水乡人家稻草多，陈老总称荞麦秸为金丝被，稻草更能堪称“金丝棉被”了。

二、梅村小学过客多

江抗东进抗日，首选地点在梅村。梅村不仅有地理条件，是无锡向东发展的重点，而且有重要的人文因素，是我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地区，四周有几支抗日游击队，日寇兵力不足，未在梅村构筑据点，只是三天两头不时下乡来骚扰抢掠一番。

邓部来了一高参。梅村乡下几支游击队中，有一支部队是邓本殷拉起来的。这个邓本殷，矮矮胖胖，八字胡子，说的是带有浓重粤腔的普通话。有人怀疑他不是真的邓本殷，邓本殷是大革命时期的小军阀，在旧军伍中有一定的号召力。不管他是真是假，他在梅村周围招募了二百多以国民党流散官兵为主的人枪，想利用我党的政治影响，在上海找到我党特科。特科1938年5月间派杨进化名陈达到这支部队，对外名义为参议，对内为武抗在无锡负责人。杨进原名林怡，浙江平阳县人，家乡离红军根据地很近，他曾奉特科之命，携中央密件到浙南粟裕部红军，一度是浙南红军与上海党组织的联络员。他的胞妹林心平受其影响，也为红军传送文件到上海，在上海党组织做过机要秘书工作。杨进在邓部，曾指挥游击队在无锡堰桥西胶山伏击日本军车，在纪念“9.18”东北沦陷七周年大会上，认识了梅村小学校长陈枕白。陈枕白是大革命时期老党员，失去了组织关系，一直勤勤恳恳在找党组织。他向杨进提出恢复组织关系，杨进表示，先作为武抗成员，待见到新建立的我党江苏省委东路特委负责人后，再介绍他恢复党籍。杨进在邓部培养发展了数名武抗年轻骨干，他和陈枕白共同发展了当地一支抗日游击队领导人尤国桢为武抗会员。

有事先找陈枕白。游击队活动于梅村四郊，白天不能到梅村，因为梅村镇四周田野开阔，日寇常突然来袭，难以对付。梅村小学和陈枕白便成为实际上的联络点和联络员。1938年6月，新四军老二团参谋长王必成奉陈毅之命，率第二营（营长段焕竞）从茅山地区出发，来东路侦察行动。他们到江阴西石桥找何克希，何克希介绍他到无锡地区先找陈枕白，再找杨进。他们到达无锡寨门，派人到梅村小学找到了陈枕白，陈枕白便联系在乡下的陈达（杨进），两人一起到寨门见王必成。他俩把了解到的有关敌、我、顽固派等最新情况向王必成同志作了详细汇报，陈枕白同时也汇报了和常熟游击队联系的有关情况。王必成同志很满意，活动了几天后带部队返回茅山地区，向陈老总交了差。这也是促使陈司令下决心派部东进的重要原因。王必成率营在江阴无锡之间打了两次伏击战，将缴获的部分武器转赠江抗三路。他们返经西石桥时，何克希表示希望游击队早点接上新四军的关系。王必成说：“你还是先到茅山地区见陈老总，请陈老总决策吧！”王必成返回后，何克希曾单独去见过陈老总。1938年11月，上海特科要求调回几名下乡的干部，以充实继续做上海周围游击队工作的力量。何克希对我说，他和李一平同志现在正在领导江抗三路，陈老总不同意调他们回去，他考虑让我回上海。12月初，我回上海前，何克希要我带一份密信给杨进，告诉我先到梅村找陈枕白，通过陈枕白找到在邓本殷部的杨进。我这才知道，杨进在上海和我们分手后原来是到了无锡梅村工作。我和杨进是同乡，是杨进介绍我从浙南抗日救亡学校调到上海特科工作的。我和杨进以及同乡同学朱敏中在上海先后同住过一个客栈，我们各人被分配下乡工作，不能相互告知。后来我也才知道，朱敏中和江苏省委几位干部同去青浦顾复生部工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写了两首《梅村抒怀》，其中之一：“五十年前访梅村，孤舟绕离无锡城。枕白家中权作客，为寻友部邓本殷。邓部有我党代表，化名陈达传佳音。伯渎河畔同叙旧，共商迎接新四军。”我在梅村见到陈枕白，双方互相对了暗语，在梅村乡下寻找邓部。枕白同志家住梅村泰伯庙附近，他平时不能住在家里，日本人和汉奸特务常盯着他。他和夫人傅一星待人厚道，傅一星同志也是老党员，我和他们在乡间寻找邓部，四天内跑了许多村子，深深感受到他俩和各村群众的亲密关系。我和杨进相隔数月又一晤，感到很高兴。我把何克希的信交给他，并向他介绍了江抗三路整编待发和见到陈老总的情况。大约经过三四天，我回到上海。经高原同志个别谈话后，随丁秉成同志到吴江太湖边做游击队工作。

各方力量聚梅村。1938年5月至10月，中共江苏省委京沪线工委（后改为江南东路特委）及所属无锡县委的活动中心在梅村。特委书记林枫，组织部长张英，宣传部长李建模兼常熟县委书记，委员王承业兼无锡县委书记。特委和无锡县委加强了当地游击队强学曾部的工作，恢复了陈枕白、傅一星、张卓如、陈凤威等老党员的党籍。强学曾、陈凤威的游击队接受我党的领导，活跃在无锡近郊。

三、泰伯陵前人欢歌

新四军老六团奉命到戴溪桥，和江抗三路会合，成立江抗总指挥部，六团对外称江抗二路。梅光迪被任命为江抗总指挥，六团团长叶飞为副总指挥，负责党政军事全面工作，何克希和六团副团长吴焜为副司令。六团参谋长乔信民和政治部主任刘飞分别任江抗参谋长、主任。

你慰勉有加传书信。江抗东进前，陈毅司令特地给六团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献给良团全体同志》。信里说，“良团的艰苦作风，是本军最为突出的，每天只吃两顿，甚至不吃菜，吃光饭，用烂棉絮包着脚当鞋穿，江南人民都称赞你们”；“我希望你们今生今世永远不要忘记，你们是闽东斗争的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产儿，你们代表全中国的身世和利益”。信里还说“你们从闽东北上东征以来，经过六个月的战斗，在白兔、高庙、宝埝、下蜀、龙潭、延陵，与日寇交过手，打败了日寇，从事实上提高了信心。”他殷切希望：今后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学习政治、军事、文化。要在战斗中进一步锻炼自己；要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人民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儿子，天下没有儿子不孝顺父母的道理啊！”要团结一致，党员与党员，党员与非党员都应如此。他在信里最后说：“看见你们的精神，使我兴奋。看见你们第二次即将要东进行动，使我快慰”。

六团的前身，是闽东宁德地区福安、福鼎、宁德、周宁、霞浦、柘荣、寿宁、屏南、古田等县的农民武装。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300多万勤劳、强悍的人民，其中有畲族10万人。蒋介石1927年“4.12”叛变革命后，邓子恢、陶铸等同志领导过这个地区的革命斗争。闽东人民武装经过了十分艰苦曲折的斗争，牺牲了许多优秀的同志，坚持了红色根据地，保持了有生力量。叶飞同志是在1932年由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派到闽东的。叶飞1914年生于菲律宾吕宋岛的华侨人家，5岁时父亲把他送回故乡福建毗邻泉州的南安县，6岁由私塾转入小学，14岁时受进步教师和同学的影响，在蒋介石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环境下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被选为团支部书记。1931年，他17岁，刚从反动派的监狱里出来，被任命为共青团福州中心市委书记，同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34年，闽东工农红军师成立，叶飞兼任政委，当时只有20岁。六团的参谋长乔信明和主任刘飞都是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既重视军事建设又重视思想工作、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六团副团长吴焜、营长廖政国等都是战功赫赫的战将。

彻夜难眠谈东进。六团干部战士700多人，江抗三路300多人，约计1000人枪，整装待发。陈毅司令忽又接到军部发来紧急电报，项英同志突然又提出：一.苏南东路不是国民党划归新四军的地方，我们东进是否会妨碍统一战线？二.东路是水网地区，是敌人交通要道，敌情复杂，我军进去后是否会受损失？部队即将出发，在这个节骨眼里，来了这份电报，给陈毅的压力非同小可。陈毅赶快找叶飞来支队司令部。叶飞连夜赶到司令部，陈毅神情严肃，把这份电报递给叶飞。叶飞满以为临出发了，陈毅要有新的交待，没想到是要他看这样一份来电，好像头顶上被泼了一盆冷水。他望着陈老总。陈老总只顾抽香烟，在屋子里心情不安的踱来踱去，时而坐下，时而站起，香烟抽了一支又换上一支，淡淡的灯光照着他焦急的脸庞。他猛然回头开口问：“叶飞，你说部队东进会不会吃亏？”叶飞这才松了一口气，爽朗地回答：“不会，我们召开各营连干部会讨论过，研究了那边的地形特点，请熟悉情况的同志介绍过那里的游击队和我们地下党、地方人士的情况，大家都有充分的信心和把握。”陈毅说：“那好，按原计划不变，你们走！”叶飞感到宽慰，但是又反问了一句：“那人家说我们破坏统一战线怎么办？”陈毅干脆地说：“你不管，打了败仗你负责，是否破坏统一战线，我负责。”他俩不约而同地抬起头，却见东方露出隐约曙色。陈毅吹熄了桌上的灯火，命叶飞赶快找个地方睡一觉，好赶回带部队出发。

鸿山脚下人欢腾。叶飞回到戴溪桥，正在准备出发的吴焜、乔信民、刘飞、何克希等同志急着问：“陈司令找你去还有什么事？”叶飞为了宽慰大家，只好敷衍说：“陈司令要我们再检查一下是否都做好了准备。”大家争着说：“一切妥当，只待东风！”1939年5月6日，部队乘夜越过武进横林、洛社段的宁沪铁路，进入江阴县境。铁路线上有日本装甲巡逻车时时刻刻来回，铁路两旁地形不利于隐蔽目标，部队千把人要越过警戒线并非易事。江抗二路在前，三路随后。几个侦察兵先到路边探明情况，部队分批前进。这时候，指战员也如临大敌，随时准备战斗。叶飞、吴焜带着警卫班站在前头，一面监视敌情，一面鼓励部队前进。何克希、乔信民、刘飞、李一平等分别掌握部队。前面一部分过铁路之后，迅速找附近可以利用的地形、村庄隐蔽前进，后续部队察看没有异情，立即起跑跨越铁轨。闽东干部战士和三路许多战士平生第一次见到铁路、铁轨，心情颇感紧张新奇。大家平安越过铁路，就大踏步向前方宿营地行进。

5月7日深夜，江抗从江阴境内进入无锡梅村一带。司令部驻在鸿声里，部队分别在离梅村不远处的村庄宿营。部队到梅村前，派陆富全同志带侦察员先到梅村找陈枕白，陈枕白立即找人捎信给杨进和中共无锡县委书记王承业。这两天可忙坏了陈枕白夫妇，各方面的同志都是“有事找梅村小学陈枕白”。无锡地区有特科杨进所在的邓本殷部，有东路特委，无锡县委所在的强学曾部、陈凤威等游击队。在叶飞主持下，成立了中共东路工作委员会，叶飞为书记，何克希和特委书记林枫为副书记，特委组织部长张英、县委王承业和江抗李一平同志为委员。东路特委和无锡县委，由陈枕白以无锡县抗日联合会主任名义，动员了三千多人，在鸿声里，在傍晚部队临出发前，召开了“欢迎江抗军民联欢大会”。鸿声里有鸿山，山上有吴文化始祖泰伯陵墓，有东汉时期传为“举案齐眉”佳话的模范夫妻梁鸿、孟光的墓园。江抗部队和游击队分别整整齐齐排坐在鸿山脚下，各连队歌声此起彼落，吸引着附近各村男女老幼齐来围观，军民大团结誓师东进抗日。陈枕白宣布号称当地三千人集合欢迎江抗，实际到场人数超过了他的估计。叶飞、林枫等党和部队领导人伫立队前，亲切地和大家见面。我在《梅村抒怀》之二中曾写道：“江南抗日义勇军，奋战敌后显威名。前出茅山根据地，五月八日到梅村。梅村校内忙聚会，泰伯陵前人欢腾。誓师东进歼敌寇，不愧炎黄好子孙。”

四、徐强受审遇风波

江抗到无锡，特科在胡肇汉部工作的翁迪民和在吴江太湖边工作的丁秉成闻讯深受鼓舞，立即派人到梅村乡下储埂上，找到江抗总指挥部，向叶飞汇报并请示。丁秉成派去的是在吴江青训班的无锡梅村青年、武抗会员周奋。周奋回来向丁秉成汇报，他已见到了叶飞，叶飞改名叫叶琛。叶飞听完周奋汇报后说，你们吴江太湖边这支游击队，待我们到苏州吴县地区再联系会合。但是在这前后，情况有了变化。

武抗工作渐停止。武抗活动方法为单线联系，会员参加武抗需有介绍人，要按时交会费和遵守保密纪律。江抗三路在和六团会合前，连队里都是个别吸收武抗会员，经战斗和工作考验，分别吸收入党。三路和六团会合后，武抗活动自行停止，改为在连队建立“青年突击队”（后来共青团在江抗的前身）。杨进半途被调回上海，他在邓部吸收了几位青年骨干代替，他未能见到江抗东进的情景。江抗还未及和丁秉成进一步联系，丁秉成同志不幸在太湖边牺牲。他从青训班调去一起在游击队行动的三四个武抗会员，如周奋、江军等，脱险回到青训班。丁的爱人张琼英和施光华按照高原指示，将吴江青训班三十多名青年骨干分批撤回上海，并大部转到昆山陶一球部工作。张琼英一面哺育刚出生的幼儿，一面坚持工作，她和刚入党的刘子荣率领大家到昆山游击队，起初也是以个别吸收方式发展武抗会员，后来游击队上升为新江抗，武抗也改为青年突击队。施光华被派往启东、崇明联系抗日游击队，暂归在启东的武抗负责人李文运协调。李文运曾到泰兴黄桥，代表我党上海特科和爱国进步人士朱履先联系。朱履先在上海首次接触的是特科关系，并在家乡帮助年青共产党员陈冀建立江都民抗。江都民抗后来编入陶勇部队。施光华回上海后，已见不到高原，而是由缪谷稔介绍回到新江抗，这才知道何克希在新江抗任司令。由于情况发展变化，各地武抗的活动先后停止。

情报系统归汉年。缪谷稔、刘钊、李文运、郑文道等在上海专事党的情报工作。特科在吴江地方上也发展了几名青年党员做情报工作，收集到国民党《防止异党活动方案》等材料及时送往上海。1939年初冬，吴江人员撤回上海时，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统一划归潘汉年领导。这时候潘汉年同志又奉命来上海。杨进、高原先后被调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团学习，后分配到军部联络部门工作。

历史事实自分明。特科情报科负责人徐强，金华人。1928年入党，1932年到上海特科工作。后来有人向中央反映，说他社会关系太复杂，未经中央同意，擅自成立武抗组织；情报科“手伸得太长，居然抓起武装工作来。”徐强因此被调去延安受审查，一时有口难辩，被康生关押起来，特科的敌后抗日武装工作从此结束。今天来看，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的“五四指示”中，就强调新四军要积极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做好游击队工作，迎接新四军东进，理应受到肯定。晚年的徐强、李云夫妇，被安排到上海政策研究室，李云仍保持与宋庆龄联系。徐强同志夫妇在太湖边疗养时，曾到我家相晤。他当时正在整理特科武抗做抗日游击队工作的回忆稿。

五、首战告捷黄土塘

江抗东进到无锡，总指挥部住在梅村镇外储埂上村。无锡地区有好几支抗日游击队，由我党同志掌握或受党影响，编入江抗队伍。江抗二路由吴焜率领，挺进到常熟、吴县地区，重重打击了那里阻碍抗日、为非作恶的匪伪势力，于 5月29日回师经过无锡江阴交界，住在黄土塘东南的小成巷一带。江抗在黄土塘和日军的遭遇战，首战告捷，人民群众欢欣鼓舞，称赞江抗为“老虎部队”。

横扫土匪和伪军。1939年5月下旬，江抗二路抵达常熟、吴县阳澄湖地区，在常熟民抗和新六梯团密切配合下，兵分三路，奔袭了常熟梅里、何村的日伪据点及地方顽固势力，当地伪军王兴、小陆星部和反动派吴文信部被肃清，伪军赵培信部被驱逐。接着，我部又乘胜击溃了常熟白茆口等沿长江边的匪伪势力。常熟和吴县我党地方武装活动出现了新契机。

江阴老虎显威名。5月29日晚，江抗二路回师经过无锡、江阴交界的黄土塘镇，住在镇东南的小成巷村。小成巷离镇东街的怀仁中学只有400多公尺。镇与村之间是麦田、荒坟和开阔地。村后有小河环绕，河上有小土坝，把村庄隔成东西两部分。江抗二路部分连队住村西，另一部分住村东，司令部率三个连住在近旁几个小村落。5月30日，天蒙蒙亮，某连炊事员挑着担子上街买菜，突然看见有几十个日本兵已占领街道。江抗夜间曾派出侦察员在街上监视情况，发现日寇时已来不及脱身。这个炊事员很机敏，急忙奔回司令部报告。吴焜分析判断，认为敌人不像是有备而来，决定打一场遭遇战。他和廖政国等紧急部署，把机枪架在河坝上，一个连进入土坝西侧河岸阵地，一个连从小成巷西北出击，其它各连待命。不一回，哨兵发现日军先头部队已走出镇东街，沿怀仁中学西侧向小成巷前进。哨兵立即鸣枪报警。日寇慌忙窜入坟地，架起机枪、小钢炮射击，并且组织兵力向我方发起冲锋。部署在土坝两侧的江抗一支队一连，在连长谭冬生指挥下，在敌人进入200米射击区时，猛烈开火反击，把敌人压了回去。敌我双方隔河对峙。战斗打响不久，日军100多人赶来，凭借武器装备优势，再次扑向我方阵地。连长谭冬生身负重伤。二支队支队长廖政国在紧急关头，端起了机枪向敌人横扫过去，挡住了来敌。一支队支队长王萱春也挺身而上，指挥一连坚守阵地，命令二连火速占领坝东河堤。一支队二连连长吴立夏带领全连迅速进入阵地，全连9挺机枪一齐开火，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江抗的武器装备是在东进以后才得到加强的，9挺机枪中有一挺苏制转盘机枪，火力特别猛。突然间，日军的炮弹击中了这挺机枪的机枪手，二连指导员赖生弟带领部队一口气向敌人扔出了手榴弹，压制了敌人。这时转盘机枪换了机枪手，又发挥了作用。我方又一次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不幸，指导员赖生弟被炮弹击中，英勇牺牲。战斗激烈，持续到下午，日军被迫撤退到黄土塘镇上，黄昏前把伤员和死尸装上农船，逃回据点。

“牛刀初试黄土塘”。黄土塘战斗是江抗东进与日军交战的第一仗，首战告捷，共击毙日军30多名，内大佐一名。我方也牺牲7人,8人受伤。战斗结束后，当地爱国人士和群众主动捐献木板、钱款，掩埋烈士，帮助伤员转移到无锡夹山等地农家养伤。

千余民众齐上阵。江抗打击日寇首战告捷，大大振奋了军心民心。胜利消息很快传开去，老百姓称赞这支部队为“江阴老虎”部队。6月1日夜间，在我部主力和地方武装掩护下，吴县地区的几个乡镇党组织发动群众，破坏被敌伪控制的公路、桥梁。1000多农抗会、青抗会会员，扛着锄头、铁镐，带上煤油、棉胎，在苏（州）、常（熟）公路上联合行动，在渭塘以北公路10多公里，烧毁桥梁7座，苏常公路瘫痪了三个月。

六、神兵夜袭浒墅关

浒墅关是江南重镇，离苏州只有12公里，离无锡也只有20多公里，是沪宁铁路和京杭大运河的要隘。早在明朝嘉靖年间，倭寇、海盗也曾把这里作为关隘设卡，遭到了我们祖先的痛击。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占领苏州之后，在浒关火车站设立了据点，驻有一个30多人的警备队。浒关周围还有黄埭、枫桥、望亭等据点，水陆交通便捷，通讯网络顺畅，武器装备优良，敌人自持无恐。江抗为了配合茅山根据地反“扫荡”作战，为了激励苏南东路军民抗日的斗志，决定在沪宁线上选个合适地点，狠狠打击敌寇。指挥部准备奇袭浒墅关。

假扮兄妹探军情。江抗东进到梅村，有一批进步青年从上海、无锡、苏州等地来参军，被分配到政治部服务团或到机关、连队工作。其中有一位服务团的女团员，叫李关玉。她原来是苏州枫桥小学的教师，对浒墅关比较熟悉。她在浒关小学里还有一位过去的同事，叫徐双林，是一位有爱国心的青年，徐双林的妻子还是她的结拜“小姐妹”。她可以利用这个“小姐妹”和“妹夫”的关系，到浒关活动。指挥部了解到这种情况，叶飞、乔信明亲自找她谈话，并决定派一位得力的作战参谋周达明和她假扮兄妹，以小学教师身份，到浒关侦察敌情。周达明过去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在剧院里当过舞台设计，能文能武。这“兄妹”俩拿着假良民证从无锡鸿声里坐小船到吴县东桥镇，稍作休息观察，拎着书包雨伞步行到浒关，在小茶馆楼上坐定。李关玉到徐双林家，约他到茶馆喝茶。周达明和徐双林见了面，向他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并说明来意。徐双林听了非常兴奋，并说自己在学校里是打篮球能手，鬼子兵常邀他到据点里赛球。他介绍了当地日伪军数字和情况，并当场画了一张据点内外的草图。周达明拿到了草图，表示还想到实地亲自看看。徐双林陪他设法沿车站一带细察了一番。周达明核准了草图，留李关玉在徐双林和“小姐妹”家继续监视敌情，独自回到梅村指挥部汇报侦察结果。

炸弹声中捣兵营。6月24日傍晚，部队从鸿声里一带冒着细雨，踏着泥泞路，向浒关前进。天黑后，侦察参谋周后荣带领侦察排先进入东桥镇，抓获伪镇长和巡警等五人。江抗指挥部立即在东桥镇展开部署，由一营兵分三路：一连去火车站东边，炸毁黄花泾铁路桥，阻止苏州援敌；三连去火车站西边，炸毁白潭尖铁路桥，切断无锡援敌来路；二连主攻火车站据点守敌。半夜里，二连在连长吴立夏、指导员吴立批带领下，摸进敌营房附近。守敌狂妄自大，戒备松懈。当晚又是据点旁一农妇家做佛事，许多鬼子兵去听过农家念经宣卷，在农妇家吃了斋饭，有的还喝了酒，醉醺醺地回到营房。黄梅季节，气候闷热，鬼子兵大都光着身子昏昏大睡。铁路边有两个哨兵，肩扛着枪，边走边浪笑说话。吴立批带领二排战士悄悄地随即跟进到车站月台边营房。吴立夏带领一排，迅速包围三间小木屋。机枪手王明荣架起机枪，将枪口对准木屋大门。三排则负责两边警戒。这些闽东红军老战士都有丰富的游击战经验，作战机动灵活、勇猛顽强。吴立夏摸到木屋门口一看，大门、窗户都敞开着，鬼子们睡得像死猪一样，有的鼾声如雷。他立即向屋里扔了两颗手榴弹，这是发起进攻的信号。一时间“呯！呯！”“哒！哒！哒!”枪声大作，雨点般的手榴弹连续向屋内扔去。吴立批听到第一声爆炸，和二排立刻向月台边营房里扔出手榴弹。房内的汽油桶也被炸得燃烧起来了，整个车站变成了熊熊的火海，鬼子被烧死、炸死了许多。这时候同时出现了两个险情：一是有几个鬼子跳出窗外，疯狂反扑；一是车站岗楼上敌警报铃响了。跳出来的鬼子，其中一个就是警备队长大丸内，这家伙光着膀子，手舞大刀，面目狰狞，杀气腾腾。两个战士前去抱住了他，准备生擒他。他一口咬伤了一个战士的胳膊，一脚踢向了另一个战士的大腿。眼看无法活捉，一个战士只好举枪把他击毙。旁边还有两处鬼子兵和江抗战士肉搏，也被战士打死。周后荣带领的侦察排，在解决了东桥伪据点之后，马不停蹄地赶到浒关车站，看到车站岗亭上亮着灯，立刻把侦察兵分为两股，一股去干掉岗哨，一股进去打鬼子。岗亭外，有一个全副武装的家伙立在哨位上。两个战士扑上去，一个按头捂口，一个抱腰踢腿。不料这“鬼子”身上突然发出一连串的铃铛声，原来是敌人用橡皮做的假人，鬼子鬼点子真多。铃声一响，岗楼里的四个鬼子立刻要去取靠在墙边的枪支。鬼子刚一挪动身子，抢先进入岗楼的侦察兵“乓、乓”几枪，将其击毙。

主攻连的枪声、炸弹声响起，负责炸毁浒关东西段桥梁的连队立即动手，切断敌人来路。江抗三路担任攻击黄埭伪军任务，也立即发起战斗，伪军闻风而逃。

虎口拔牙敌震惊。浒关一战，毙伤日军近30人，炸毁铁路路轨100多米、路桥两座，俘伪军、伪警等数人。江抗排长陈阿德牺牲，伤数人。李关玉在浒关镇小学，第二天听到人们纷纷私议：“这是共产党新四军主力部队来了，打的真痛快！”无锡、苏州一带老百姓奔走相告：“新四军真厉害，来无影去无踪，是真正抗日的部队。”上海、香港好几家中英文报纸争先报道。《申报》引用《大美晚报》消息：“京沪铁路苏州与无锡间浒墅关车站，6月25日3时，有游击队袭击，该处日军悉被歼灭。游击队约350人，系江南抗日军，进行夜袭”；“游击队先清除哨兵5名，然后以火油灌于日军木屋，以手榴弹投入门内，木屋起火，尽毙日兵23人。该地唯有两名日兵，因入乡参加喜宴未归，遂得幸免。另据称，日军丧生约50名，因浒关为公路铁路上要镇，故驻有较强日军。游击队引退之前，纵火焚烧车站，拆毁铁道一段，使京沪线交通停止数日。”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还专门为这次战斗写了通讯报道。新四军江抗敢于虎口拔牙，振奋了整个苏南，扬名中外，给日寇以迎头痛击。

七、申明大义在太仓

江抗夜袭浒墅关之后，紧接着由何克希率领部分主力，向太仓县境内前进，在太仓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开创了统一战线工作成功的范例，保障了总指挥部和后续部队顺利挺进到上海近郊。太仓有不少坚持抗日、要求进步的人物，在我党我军直接影响下，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太仓县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工作有了好的开端，日寇企图在太仓等地建立所谓“模范县”的幻梦也被破灭。

抗日力量难施展。太仓沦陷后，国民党部队流散人员和各区乡人士自发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游击队，其中主要有两支部队：一是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四团（简称省四团），团长王士兰，当过盐工和海匪；一是国民党青昆嘉太等六县游击司令部第七梯团（简称七梯团），团长熊剑东，兵痞出身。他们以大鱼吃小鱼手段，逐渐吞并了太仓各地的小游击队。这些部队，抗日无力，扰民有余。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也逐渐恢复活动，他们手里没有掌握兵权，是个空架子。书记长郑凤石、县长罗啓祥，比较圆滑。我党地下工作的力量，未能形成。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等反动特务势力，也未能顾得上这个地方。省四团内部和当地一些抗日积极分子，在这种压抑沉闷气氛中，感到困惑苦恼。

相见合作在厅堂。1939年6月底，江抗部队从常熟来到太仓，住在县南的岳王镇乡间方家桥。何克希住在该县第五区区长浦太福“妹夫”家。浦太福虽然身为国民党党员和区长，但是有抗日热情和正义感。他听说江抗这支队伍能征善战，刚刚在两次遭遇战、袭击战时大显过身手，而且对老百姓很和气很爱护，打心底里钦佩尊敬。他连夜跑到妹夫家里，受到何克希司令的亲切接见。何克希可能事先也了解了一点浦太福和省四团人员的情况，因此比较重视这位“统战对象”。浦太福满腔热情地向何克希介绍了有关省四团和地方人士的情况，而且很自然地成了妹夫家的半个东道主。第二天，何克希在方家桥一地主家（一说是浦太福岳父陈世勤家）大客厅里召开了一个各界人士团结合作抗日见面会。这次会面参加的人员有：国民党太仓县党部郑凤石、县长罗啓祥、省四团政训处主任唐纳民。浦太福也应邀列席。何克希用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向大家阐述了我党我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明部队东进抗日的任务。会面气氛比较融洽。郑凤石、罗啓祥态度是“只求太太平平”，不得罪过境友军。浦太福也积极从中沟通。唐纳民原为我党老党员，失去了组织关系，在省四团对王士兰有一定影响。他希望江抗能派几个干部到省四团里，帮助训练、教育和整顿。江抗先后派了4名营、连级干部去帮助教育训练。因此，江抗东进往返经过太仓境内，和友军未发生过“摩擦”。

鸡窝飞出金凤凰。江抗过境，大大振奋了唐纳民和一些抗日积极分子。省四团的副营长郭曦晨、连长李超等，原来对自己队伍里纪律败坏很有意见，又无可奈何，现在看到有了榜样，增强了信心。浦太福几次和从江抗派到省四团的同志接触，思想有了明显转变。江抗抗日救国爱民的模范行动，大大启发了浦太福的政治觉悟。浦太福是一位特型人物，有许多感人和生动的故事，我只能就我所知略作介绍。何克希1940年初从老江抗调到新江抗（沙家浜部队）任司令员，他心里还记挂着在太仓见过面的浦太福，也可能和浦太福有联系。当时我在新江抗政治部任青年干事。一天傍晚，部队在常熟太仓边境，离宿营地出发前，他找我交代任务说：“你到太仓冯家桥，那里靠近常熟，可以发展为抗日游击区。那里有一位国民党区长叫浦太福，你要做好对他的统战团结工作。现在你就跟向导前去。”他给了我一支小手枪，我连夜跟向导经归家庄，天亮后到达太仓冯家桥。说也奇怪，我刚坐下不久，便有一位瘦长个子、脸稍黝黑的太仓人出现在面前。他自我介绍说：“我叫浦太福，是国民党员，这里的区长。我家出身地主，在上海当过打汉奸的特工队员。我赌吃嫖玩都经过，现在我决心要同新四军一起抗战到底。”我心里想，才见到面，他怎么就像竹筒倒豆子一样说出这么多事来？后来我知道，他家原在岳王花香桥，曾组织有10多人的岳王抗日自卫队。因为王士兰曾企图吞并他的自卫队，他投靠熊剑东部队。熊剑东在上海被诱捕当了伪军，他又只好脱离熊部。国民党专员说他“通新四军”，要逮捕他，郑凤石帮他开脱，说他是个“大炮”。他觉得不安全，从岳王转移到冯家桥一带。我在太仓工作约两个月，和浦太福一起，物色骨干，筹组青抗会、妇抗会、农抗会。1940年6月间，何克希奉谭震林之命，，率新江抗二支队三个主力连，到太仓打击敌伪，一日三战。部队返回经穿山，发现敌伪正在设伏截击我军。何克希问我有什么办法把部队带出去，浦太福自告奋勇说：“我熟悉路，我带路。”部队沿小河边荫蔽绕过敌人伏击圈，安全返回常熟中心区。何司令在排以上干部会上表扬“太仓工作同志”，实际上是浦太福起的作用。后来我奉命回部队，在教导大队任指导员、副教导员，看到浦太福在二队当学员排长，跟年青学员一样吃苦扛枪行军作战。也才知道他动员妻子何真一起，带领自卫队员10多人参加新四军。他后来被谭震林司令调到身边当侦察参谋，表现出色。谭震林同志晚年到南京作报告，夏光同志去看望他，他还深情地问起：“当时有个姓浦的参谋，现在怎么样了？”浦太福后来是太仓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他密切联系群众，老百姓称他为“赤脚县长。”他平时嘻嘻哈哈，我只知道他因为两件事流泪痛哭失声过：一是看了歌剧《白毛女》，他说：“旧社会把我变成鬼，，新四军把我变成人“；二是成为我党党员之前，因一时入不了党而苦恼。他是由新四军十八旅旅部三位科长作为介绍人、由谭震林同志批准而入党的。他1979年病逝，太仓各地老百姓从几十里外自动参加悼念送别。

八、火烧虹桥飞机场

江抗顺利通过太仓，经昆山到达嘉定、青浦，开辟了苏州无锡地区和青昆嘉地区的联系通道。嘉定、青浦有我党江苏省委建立的县级工委组织，有嘉定吕炳奎、青浦顾复生同志带领的抗日游击队，上海党组织在两支游击队里加强了领导力量。昆山陶一球同志的抗日游击队，也有我党上海特科派人帮助领导。江抗进入这些地区作战行动，大大振奋了群众的抗日热情，震动了整个大上海。

箭头直指沪近郊。何克希、吴焜率领江抗二路二支队、由常熟陈震寰同志部上升的二路三支队和江抗三路，在昆山境内摧毁伪组织，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帮助陶一球整顿部队，然后经嘉定向青浦前进。当时他们手里只有从战斗中缴获的一本《中学生袖珍地图》，看看从昆山到青浦只差半寸长，搞不清到底有多少路程。敌人车船往返频繁。幸好有上海党组织及时派了两位地下工作的同志，同另外几位当地向导一起，把部队顺利带过吴淞江，和青浦游击队会合。当时当地每支抗日游击队都有一个自然形成的活动基点如：常熟有东塘市（沙家浜），无锡有梅村，昆山有绿葭浜，嘉定有外冈，青浦有观音堂。青浦县我党组织和顾复生部在观音堂乡间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联欢会盛况超过了江抗在梅村，晚间举行了提灯活动，狮子灯、兔子灯、五星灯和鼓乐齐出动。会后，何克希去上海，向江苏省委汇报工作。

夜闯机场用火烧。江抗和青浦工委书记顾德欢及顾复生等同志举行联席会议。顾复生介绍，青浦有三大隐患，即：青浦东面的“淞沪游击纵队”许雷生部，青浦松江交界的“淞沪游击纵队”武老大部，紧靠上海西郊的“忠救军”姚友莲部。这些人无恶不作，有的经人牵线，和日伪勾结，有明显投敌动向。 7月19日，由吴焜统率江抗和青浦三支队发起讨许战斗，在敌伪据点黄渡附近歼灭许部，缴获轻重机枪15挺、步枪200多支、俘敌200多人。江抗三路五支队教导员华企哲牺牲。许部被歼后，武老大销声敛迹，分散活动。姚友莲则倚仗“忠救”后台，继续向我方寻衅。7月23日，吴焜、廖政国率部分路反击，晚上一口气走了60多里，解决了姚部几股小部队，姚友莲逃之夭夭。廖政国带着侦察班和二路二支队五、六连走在前面，来到一个开阔、平坦、四周空荡荡的地方，问向导这是什么地方？向导说这是虹桥飞机场。大家听说是飞机场，都非常兴奋地要进去看看。廖政国和两个连的连长、指导员张锡能、蓝阿嫩、叶克守等商量，兵分两路，向机场当中的一幢大房子突击。他们顺利地俘获了十多名伪警察和伪职人员，缴到了十多支枪。当廖政国赶到大房子前，蓝阿嫩便好奇地向他报告：“房子里面尽是有玻璃的窗户。”部队长期在农村，打仗时也多半只和敌伪碉堡打交道，看到有玻璃的洋房，也觉得稀奇。紧接着，侦察员跑来报告，机场上停有四架飞机。大家忙着赶去看飞机。这时候，敌人已发现有动静，碉堡里的机枪开始向外扫射。江抗先头分队也向敌堡射击。廖政国考虑不能久停，便下令烧飞机，令部队迅速撤出。战士们打开了飞机旁的汽油桶，往飞机上浇汽油，点燃火苗向飞机和房子投过去，一时间大火熊熊冲向天空。至于究竟烧得怎样，据叶克守晚年回忆，当时只听到廖政国下令烧飞机，记不得烧毁的具体情况。据刘飞夫人朱一同志回忆，她当时在青浦工作，蓝阿嫩曾用在机场大房子里缴到的罐头想请大家品尝，打开来一看，却是一罐油印用的油墨，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抗日热潮逐浪高。火烧虹桥飞机场的同时，叶飞率江抗总指挥部和二路一支队等部从常熟经太仓到达嘉定，在我党嘉定工委和吕炳奎密切配合下，巧擒嘉定地区反动武装“淞沪纵队第八梯团”头子邓敬烈，缴获轻重机枪40余挺、步枪700多支。然后叶飞率部到达青浦，部署嘉定、青浦地区联合行动。青浦、嘉定军民迎击了日伪多次“扫荡”。在反扫荡战斗中，江抗五支队支队长刘金林光荣牺牲。江抗总指挥部率二路回师常熟，留何克希、徐绪奎率三路继续在青浦嘉定行动，并派周达明担任青浦工委军事部长工作。江抗在上海近郊连续行动，上海邻近郊区的市民深夜里听到激烈的枪声、手榴弹声和小钢炮声，“新四军到达上海近郊了”的消息不胫而走。《大美晚报》《中美日报》《申报》等中外报纸纷纷报导。香港、重庆等地报纸先后转载了“上海外国租界西面游击队袭击虹桥日军机场”的报导。上海我党地下工作的许多同志积极动员并带领进步青年参加新四军。江抗袭击虹桥机场的行动，政治意义和影响深远。粟裕、谭震林、叶飞等同志晚年回忆，都充分肯定了此行“给京沪之敌寇以直接威胁”。2011年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541页也明确记载:“1939年7月23日，江抗一部挺进上海近郊，夜袭虹桥机场，震动整个上海”。

九、陈毅江阴谱华章

江抗东进五个多月，部队由1000多人发展到5000多人，武器装备大大改善，每个班有一挺轻机枪，每个支队（营）有两挺重机枪，总指挥部还建立了两个重机枪连，调出支援新四军军部和兄弟部队的机枪近200挺。部队采取以老带新的办法，扩编为五路，不仅完成了争取“人枪款”的任务，而且帮助苏南东路各地建立健全了党组织，为发动组织人民群众抗日斗争奠定了良好基础。

“忠救”加紧来挑衅。江抗的业绩振奋了东路人民，却引起了反共顽固派的震惊忌恨。江抗在黄土塘战斗中，即遇到日寇和“忠救”两面夹击。江抗痛击了日寇之后，不得不回过头来反击顽固派的进攻。日寇故意为“忠救军”网开一面，妄图坐收渔利。1939年9月下旬，江抗从常熟方向转移到江阴顾山南麓，遭到“忠救”1000多人袭击。部队指战员不顾夜行军饥饿和疲劳，一鼓作气攻占山头，顽军很快溃逃。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和连排干部10多人负伤。江抗在长泾附近遭到从北漍下乡的日伪拦截，发生激烈战斗，毙伤日伪军10多人，向江阴继续西移。“忠救”正副总指挥俞一则、杨蔚率部从宜兴赶来，约2000多兵力部署于澄锡一线。江抗奋起反击，和顽军在白丹山、鞋山一带鏖战，挫败了顽军挑衅。

全军悲恸悼将星。江抗继续在江阴境内转移，到达马镇、璜塘一线，又遭“忠救”突袭骚扰。侦察员报告，对方是“忠救”三大队章晓光部，是五支队袁亚承的嫡系，打伤刘飞和吴焜警卫员的就是这支部队。吴焜一听，怒不可遏，下令坚决消灭。他亲自带队捣毁对方一个修械所和歼灭一股伏兵。此时侧翼又响起了枪声，他带队搜索前进。部队抵达马镇附近，“忠救”顽敌从旁偷袭。吴焜在反击战斗中，不幸头部中弹牺牲。人们把他抬到周庄，含着满腔悲愤，把他安葬在定山东麓。

吴焜，1910年生于四川万县一个雇农家庭，父母早亡，两个哥哥也因病夭折。他从小就在嘉陵江当纤夫，卖苦力，“吃的猪狗食，干的牛马活”。他也曾在地主家当过放牛娃，也因受尽折磨而逃出。四川军阀杨森部队有个连长，把他收留下当个勤务兵，后来改当司号员。杨森部队镇压农民、枪杀被俘的红军。他亲眼看到红军同志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在牢狱里听到红军讲革命求翻身的道理。在一次要处死一名红军同志的时刻，他帮助这位同志换上了杨森部队的服装，一起逃出川军军营，投奔了川东红军游击队。他革命意志坚定，作战勇猛机智，经一次次严峻考验而走向领导指挥岗位。抗战全面爆发后，他从延安抗大调到新四军六团任副团长。部队从皖南到茅山和东进以来，每次行军到宿营地，他总是不顾疲劳，先到村庄四周熟悉地形。一天中午，吴焜带部队住在一个山坳小村里。狡猾的日寇头顶青稻草，一步步向我方哨位逼近。哨兵以为是一堆堆稻草。就在这时，吴焜偶然开门，发现稻草堆怎么会移动？他拿起望远镜一看，果然是鬼子，立即命令连长带领一个排控制小山头，他自己带另一部分人，用密集火力冲开一条血路，和小山头连队形成犄角。吴焜这时从司号员手中接过军号，亲自吹起冲锋号。敌寇受到猛烈反击，只好边打边逃回据点。每一次激烈战斗，战士们总是跟着吴焜高呼：“天红了，地红了，眼睛红了，杀啊！”许多同志说：“跟吴副团长打仗，只要听到冲锋号一响，就什么都忘了，只知道砍向敌人的脑袋了。”

陈毅策马到江阴。吴焜同志牺牲，全军将士义愤填膺。作曲家何士德迅速谱了一首《反扫荡》歌。《反扫荡》歌唱遍了新四军部队：“反扫荡，反扫荡，延陵大捷血战繁昌。英勇牺牲的革命战士，壮烈殉国的吴副团长…….。”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冷欣一面继续诬告新四军“越界作战”，和重庆方面向新四军施加重重压力，一面加紧调兵遣将，由“忠救”和土顽武装紧追江抗主力。在此关键时刻，王必成奉命率老二团驰援江阴。叶飞、王必成分析了形势，决心要在定山一线和“忠救”打一仗，并已准备就绪。半夜里，他们接到陈毅电报，要部队立即撤出，集结待命，并告知即日来传达军部指示。10月上旬，陈毅骑着骏马，由老二团副团长刘培善陪同，带一个特务连赶到周庄定山湾。陈毅在军政会议上风趣地说：“你们十八路诸侯会师，部队是壮大了，但不巩固，军情紧急，大家发言要从简。”他听完汇报，接着传达了军部指示：为团结抗日，避免摩擦，经和三战区谈判议定，双方撤兵，我们不要和人家拼消耗战，应按谈判精神撤兵。陈毅在部队撤到西石桥后，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和全体军政人员会，引用战国时齐国将领田忌赛马的故事，耐心说明了江抗西撤为了保持有生力量，准备执行发展苏北的战略任务。江抗在西石桥召开了吴焜烈士追悼会，乔信民主持，陈毅致悼词。陈毅听说西石桥栗山有一所澄西中学，是不受日伪控制、独行其是的抗日中学，他兴致勃勃地骑马来到澄西中学，称赞这是江南敌后第一所抗日中学，向师生发表了演说，勉励师生坚定抗日革命理想信念，调拨200银元支助办学。陈毅的澄西中学之行，对师生影响至深。半年后，该校即有10多人参加新四军，有好几位同志为民族解放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

陈毅在澄西，还亲赴利港江边，实地考察地形，选择江抗准备北上的渡口。他面对湍急奔流的长江，感叹国防要塞的衰落，展示江南人民遍地点燃的抗日烽火，激情满怀地赋诗一首：

江阴天堑望无涯，废垒犹存散似沙。客过风兴敌惶急，军民游击满南华。

十、 火种犹留沙家浜

江抗在西石桥，在陈毅直接主持下进行整编，共编成两个团：一团团长乔信明，政委刘先胜，参谋长廖政国，政治处主任李一平；二团团长徐绪奎，政委何克希，参谋长廖昌金，政治处主任杨浩庐。部队稍事休整后，由叶飞率领继续西移到丹阳以北长江里的扬中县，不久，与管文蔚“新四军挺进纵队”合编，简称挺纵，准备北上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江抗西移北上，苏南东路各地我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又深感势单力薄，日伪和反共顽固派气焰嚣张。东路人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盼望江抗能回来。

伤员分布芦苇荡。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原有后方医院，江抗东进时伤病员也大多在此疗养。常熟昆承湖与阳澄湖之间，方圆几十里，水村接芦荡，芦荡掩水村，港汊纵横，地形复杂，党和群众工作基础好。江抗部队行动频繁，西移时伤病员不能随军行动，后方医院只好留在常熟。后方医院有老六团的红军医务干部林震、梁玉贵和从上海党组织介绍下乡的盛立、张贤、赵熙、张力等医务干部，有从上海等城市下乡和本地参军的20多名护理工作同志，照料100多名伤病员。所谓后方医院，没有武装掩护，缺少必需的医疗设备和药物。日伪军和汉奸、特务、反共武装不断搜查骚扰，伤病员高度分散掩蔽在各处，有的在船上，有的在芦苇丛中，有时一天要转移好几个地方。医务工作人员不分昼夜轮流到各处巡诊，并要随时准备应付紧急敌情。从上海等城市下乡的女同志，大都要扎着毛蓝布头巾，围着毛蓝布短裙，打扮得像个农村妇女的样子。刘飞等同志伤势严重，急需手术。医务人员只好一面和本地群众在村外布置岗哨，一面用被单围着四周作为手术室，施行手术。医院没有消毒锅，用蒸笼代替；没有钳子，用竹筷削尖代替；没有夹板，用扁担，木片代替；没有热水袋，用砖头放在群众热灶膛里捂热、用破布包起来代替。几十名医护人员，几乎每人都为伤病员献过血。1939年12月27日深夜，因汉奸告密，昆山巴城据点日伪军数十人突袭横泾附近后方医院，伤病员和医务人员20多人被铺，伤病员章立、许冠生等8人牺牲。后方医院有一个被我军俘虏的日本商人高桥，因病住院，在住院期间受到我军优待俘虏、军民团结许多事例所感动。日军搜铺我方人员时，他想方设法帮助掩护，章立等同志因未及换下军装而牺牲，20多人被日军押到据点里，在当地党组织营救下，大部分被释放回来。高桥也曾到监狱里为同志们送日用品。

共商大计在庙堂。10月中旬，上级派杨浩庐返回常熟，首先见到刘飞和因病在后方医院的六团作战参谋、江抗五路司令夏光，传达指示：“江抗主力为执行抗日统一战线，西移待命，留在东路的部队人员要配合地方党，重新组织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当地党和军事人员举行会议，地点在东塘市以西三里的破祠堂里，听取传达和讨论。当时苏南东路党的特委书记林枫因病未参加，会议由特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张英主持。到会的有夏光、杨浩庐、常熟民抗司令任天石、参谋长薛惠民、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吴县县委书记翁迪民、江抗东塘市办事处主任蔡悲鸿。刘飞因伤口化脓、病情转重需转移上海治疗，未参加。杨浩庐原为常熟民抗政治主任和江抗二团主任，和大家都比较熟悉。大家在讨论中，一致拥护重建武装、坚持原地斗争。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江抗东路司令部（新江抗），由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处主任，原老六团组织股长在后方治病的黄锋为副主任。保留江抗东塘市办事处，主任蔡悲鸿。为巩固统一战线，新江抗委任阳澄湖地区游杂部队头头胡肇汉为副司令，委任地方抗日人士周嘉禄为参谋长。会议还决定，恢复常熟民抗活动，仍以任天石为司令，薛惠民为参谋长。11月6日，新江抗在东塘市附近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约60人，除了常熟地区领导人和做民运工作的同志20多人之外，只有一个特务排，这个排是以刚出院的10多名伤病员为骨干组成的，其中有吴立夏、张世万，叶诚忠等闽东老红军。

北桥伏击赤帜张。后方医院出院的伤病员陆续补充到特务排，特务排很快发展到一个连。这个连，即后来人称“沙家浜连”，连长吴立夏。吴立夏从闽东到苏南，参加战斗数十次，大家说他身上有36个洞。他作战勇猛，指挥沉着，几乎每打一仗身上就添了几个洞，也常被送到后方包扎所治疗，很快又出院。缺少武器，夏光等同志就去做周嘉禄的工作，说服他把埋藏的一挺轻机枪和十几支步枪取出来。常熟是鱼米之乡，深秋正是新谷登场、湖蟹鱼虾丰收季节，日寇伪军常下乡“扫荡”劫掠，土匪武装也到处绑票抓人敲诈勒索。新江抗特务连在东塘市及四周乡镇和日寇打“麻雀战”，声东击西，在群众带领下，奔袭在李市一带危害乡民的土匪。为了震慑匪伪和安定群众情绪，新江抗从办事处取出部队西移时未及运走的200套军服，让东塘市周围乡镇常备队队员穿在身上，夜间和特务连一起在街市上行进，街头放上步哨，互答口令。新江抗用同样的方法，先后到太仓、昆山、吴县边境活动。老百姓纷纷传言：“江抗没有走，还有大部队在这里经过”。夏光等在当地党委积极支持下，做了许多统战工作和内部思想政治工作：稳住常熟南部的胡肇汉，不使其阻扰抗日；动员未及随老江抗西移的二大队殷玉如部重新取出武器，参加新江抗；动员常熟民抗六个常备队上升编为一个连。12月中旬，太仓保四团被日寇一击即溃，散兵游勇流落乡下为非作歹，王士兰逃到上海，唐纳民被歹徒杀害。三营副营长郭曦晨、连长李超收容80多人，在新江抗支援帮助下，转移到常熟，仍以保四团名义参加新江抗。至1940年初，新江抗已发展到四个连。上海党组织不间断地介绍一些进步青年到常熟，充实了江抗和地方民运工作的力量。新江抗政治部还保留了服务团，其中有老江抗留下的、从上海等城市下乡的男女同志近20人，部队的文化工作和战地服务工作比较活跃。1940年2月6日，新江抗又在北桥伏击了日寇汽船，日伪军被打落水数人，汽船急忙拖着伤兵逃遁。新江抗在群众中的影响日渐扩大。

十一、洋沟溇岸试锋芒

洋沟溇一战，是新江抗成立之初一次重大的战斗洗礼。新江抗充分继承发扬了铁军精神，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士气，大大激励鼓舞了苏南东路人民坚持发展抗战事业的信心。

深夜宿营洋沟溇。洋沟溇在常熟东塘市西南约30里，在阳澄湖的北边，属苏州吴县。这里虽说是一个村庄，有几十户人家，但许多人家之间是隔水相望。村子掩映在芦苇竹树中，地处偏僻，平日一片静谧。新江抗的活动范围四周不出百里，在敌伪据点之间穿插迂回。日寇不仅在陆上设立据点，而且在接近阳澄湖的巴城小镇也构筑了碉堡工事，布置了一个60多日本兵和10多名伪军的警备队，监视着常熟、昆山、吴县地区的动静。1940年2月6日，新江抗在北桥伏击了日寇汽艇之后，夜间乘几十条小船，经过几个小时的水上行军，来到洋沟溇。洋沟溇村民深夜里迎来了亲人，家家忙着腾出堂屋，捧出稻草，让战士们铺在地上安睡。2月7日是除夕，许多人家拿来鸡蛋、年糕等慰问部队。服务团员在黄峰带领下，忙着借门板、长凳和船帆，准备搭个简易戏台，在春节与乡亲们联欢。连队干部照常到村头湖边查看地形。村里大人小孩也都换上平日舍不得穿的新衣，有的敲起锣鼓，放起了鞭炮，门上贴起了新春联。老百姓宰杀鸡鸭，也送了些鱼肉给部队。部队官兵在吃年夜饭时也互相敬了酒。夏光一再吩咐：“大家不要喝酒太多了，要警惕敌人突然袭击！”

血战一场斩敌酋。日军驻巴城警备队队长斋藤（译音藤一岛），嗜血成性，经常带领日伪军在阳澄湖及周边地区抓人，烧杀掳掠，狡诈狠毒，老百姓恨之入骨，咒骂他为“杀一刀”。 “杀一刀”为了刺探江抗行踪，绞尽脑汁。据密探报告，江抗已到了洋沟溇，并打算在此过春节，情报属实。“杀一刀”自恃武器精良，急忙调动两只汽艇和一只小渔船，倾巢而出。日伪军乘汽艇和小渔船，深夜里接近洋沟溇。汽艇在离岸三里时便停机，偷偷地靠近村边小港汊。小渔船漂泊在近岸湖面上，缓缓移动。 2月8日春节，天刚破晓，气候阴寒，湖面上笼罩着一层层蒙蒙的迷雾。新江抗各连战士照常换岗放哨，干部分工轮流查哨，部队和群众在睡梦中。第一个发现敌人的是保四团这个连的战士陈锦棠，他正在岸边放哨。但他是个近视眼，在小渔船靠岸、日军持枪荷弹登陆、距离他只有100多米的时候，他才看清。这时恰好连长李超在查哨。李超发现情况紧急，已来不及向上报告，立即鸣枪。夏光、杨浩庐等听到枪声，急忙起床奔向屋外指挥部队。特务连连长吴立夏带领全连，迅速占领附近小高地和屋角，掩护兄弟连队转移。敌我双方都是背水而战。日寇的机枪、步枪、小钢炮，子弹炮弹像雨点似射向我方阵地，但因受到特务连和兄弟部队的反击和水网地形的限制，也难以充分展开和推进。我军官兵熟悉地形地物，打得坚决勇猛。当地村民房前屋后堆有土坯，是用来挡风或盖猪圈的。战士们便利用土坯、河坎做掩体，有的还爬上屋顶，居高临下抗击敌人。战斗呈胶着状态。我军不能撤退，敌人也恋战，双方几乎是逐屋争夺，一直坚持到中午。夏光同志在运动前进时，一颗炮弹就在他身边不远处炸响，他仍沉着指挥。杨浩庐同志被敌人子弹击中胳膊，服务团员和群众忙着运送他和几位伤员到后方医院。特务连乘机派出一个排，悄悄地迂回到敌侧。战士们听到鬼子兵叽里咕噜在喊叫，一个手持指挥刀的家伙露着狰狞的面目。砰的一枪，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脑袋。他就是斋藤，这个杀人魔王得到了应有的报应。鬼子兵见指挥官被击中，生怕汽艇被击沉，怕断了归路，也急忙拖着尸体、伤兵，上了汽艇，开足马力，逃之夭夭。

打扫战场又放舟。这场战斗，敌伪被击毙10多人，击伤10多。我方牺牲指导员褚学濳等10多人，杨浩庐等负伤10多人。洋沟溇的春节在枪炮声中度过，村里许多男女和部队一起清理战场。入晚，新江抗司令部率四个连乘舟转移。经过这场战斗，苏常地区局面相对稳定，胡肇汉等地也不敢对我方轻举妄动。二月初，上级派老六团原三营营长陈挺来东路。陈挺刚从延安学习归来。临行前，陈毅找他谈话，告诉他苏南东路有很好发展条件，要耐心说服留在东路的闽东红军同志，安心工作。不久，上级又派何克希、吴仲超来东路，任命何克希为江抗东路司令，吴仲超为政委，夏光为参谋长，黄锋为政治部副主任。江抗东路首先编成一个第二支队，由陈挺任支队长。在北港庙、张家浜等战斗中，战斗力进一步增强。

十二、 大刀阔斧谭老板

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军委对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有过多次重要明确指示。1940年初，中央又一再强调：“在江南者，要一直发展到淞沪、沪杭、苏嘉三路全线,并越过沪杭路直达海边”。江抗东进创造的业绩，新江抗的成立，促进了新四军上下的共识。3月23日，中央东南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电告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现为加强东路工作，已调谭震林同志去负责组织军政会，以统一党军指挥，不日出发”。

扮成商贾到董浜。谭震林同志原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在皖南大门繁昌保卫战中指挥部队痛击过日寇。他出身于书纸店的刻字工、店员，1925年参加革命，担任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县---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和县委书记。他在皖南，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重要指示，力求改善抗日局面，但因受种种限制，感到很苦恼。他曾语重心长地对人说：“皖南虽好，但非久留之地啊!”刘少奇同志刚到新四军皖北指挥部时，他曾派组织科长温玉成过江，向刘少奇反映：“如果照军部那样一切通过统一战线，我们这个部队要被国民党消灭”。这次能够调到新的环境去开拓局面，这是他的心愿。他带领30多名团营级干部和教导队学员，先到丹阳延陵一支队司令部，亲切会见了陈毅。他从延陵镇一个绸布店老板那里借到了一张假“良民证”，身穿长袍、头戴呢帽、脚蹬皮鞋，装扮得像个商铺老板，和随行的30多名干部分路向东，通过敌伪封锁线，到常熟东塘市会合。随行的干部中有张开蒯、刘飞、温玉成、戴克林等。他到东塘市，经过蔡悲鸿先后联系到东路个别同志，听取了汇报介绍。接着，他和一些同志又乘船到董浜，住在涵芬阁茶馆。这个涵芬阁茶馆，是我党地下党员陈关林、陈二妹夫妻开的，实际上是我党地下交通站。经过几天的活动准备，他又连夜乘船穿过敌人白茆塘据点，到达新江抗活动的徐市附近，听取了东路领导人的汇报。他在这期间和后来一段时间的活动，都是穿戴得像个商铺老板的样子，乘船穿插于敌伪据点之间，所以当时大家都称呼他为“谭老板”。

建党建政抓武装。4月23日，谭震林在徐市北港庙附近主持召开了东路部队和地方党主要负责人联席会议。在徐市会议上，他向大家正式传达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新四军发展方向和对苏南东路地区抗日斗争的有关指示，宣布中央东南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关于成立新四军东路委员会的决定，谭震林任书记。会议同时决定，成立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仍称新江抗）。谭化名林俊、任司令兼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何克希为副司令，吴仲超为政治部副主任，张开荆为参谋长。会议还决定报请中共江苏省委批准，将东路特委划归东路军政会统一领导，由张英任特委书记。徐市会议经讨论通过了关于东路坚持抗战《十大工作纲领》。改变过去只讲东路特殊、不敢公开党的名义的做法，以党的东路特委名义，对外公布了《十大工作纲领》。5月4日，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重要指示（后来人们和1938年的五四指示相对称这次为第二个五四指示）。陈毅迅速在茅山地区召开苏南新四军所属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并坚决贯彻中央指示。谭震林回到常熟地区，一面继续公开东路抗战《十大工作纲领》，一面部署“独立自主，建立东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作，提出“红五月”的口号，着手建党、建军、建政权的一系列工作。

4月25日，徐市会议将要结束，突然侦察员来报告，有100多日伪军窜到徐市附近的北港庙。谭震林指派戴克林去指挥民抗打击敌人。戴克林看看自己还是身穿长袍、头戴礼士帽，不像个军人，便说：“我这样去，行不行？”谭说：“你快去，一面宣布，一面指挥，把仗打好！”戴克林带了两个通讯员，何克希给了他随身带的快慢机木壳枪，夏光给了他望远镜，他急忙赶上正在对敌展开战斗的部队，自我介绍说：“你们民抗部队很快就要编成为江抗第一支队，我是支队长，这个仗由我指挥”。他爬上屋顶看部队已占领了村口和公路的一边，自己用望远镜观察敌情，调来一挺捷克式机枪，配合部队机步枪一起阻击。一会儿，二支队长陈挺、教导员黄锋带部队来增援。战斗从近午相持到黄昏，敌人被迫撤退。徐市会议后经过“红五月”和随后几个月各方面共同努力，建党、建政和扩大部队在青昆嘉、苏常太、澄锡虞都有迅速发展。谭震林率新江抗指挥部从常熟转移到无锡、江阴，以无锡为基地，和太滆地区连成一片，为开辟宁沪路东南和浙西杭嘉湖地区抗日斗争创造了条件。到1940年11月初，新江抗宣布成立三个相当于团的纵队，由夏光、刘飞、朱长清、温玉成等分别任司令、政委。部队由小变大，发展到近4000人，半年时间，经历大小战斗47次，迎击日军2000余、伪军4000余，击毙日军147名，伪军375名，击伤日军112名、伪军433名。

倡导学习是典范。谭震林同志倡导学习、勤于思考、勇于进取的精神，有许多感人事例。从皖南军部行军到茅山，路上走了18天，他组织30多个干部每晚到达宿营地要学习讨论，共计学了16次。他先出题目，大家分组讨论，学习内容有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和到江南如何完成新任务等。他在每次学习小结时都给人以新的启示。他出身工人，原来文化程度并不高，由于刻苦学习，自学成才，在东路部队常利用战斗间隙，向干部作形势任务报告。我们仔细观察，他作报告都是亲自起草要点，有时只在香烟纸壳上列上几条。我们听报告时边听边记，回头再看一遍，非常有条理，非常完整。后来我们部队从江南转移到苏中江都、高邮、宝应、兴化地区，我在54团3营任教导员，吴詠湘同志任团长。他告诉我，他的学习习惯和方法大都是受到谭师长的感染而形成的。他说谭师长每到一地，总是要想方设法搜集敌方和国民党的报纸，从中分析情况。吴詠湘同志原来文化也不高，给我们印象颇有儒将之风，和谭震林同志的身教言传有很大关系。谭震林同志领导东路抗战，巧妙地把井冈山、闽西南的经验运用于苏南平原水网地区。他采用自卫队--常备队--主力武装三结合的方法，迅速发展新江抗和地方部队。他非常重视培养和关心爱护干部，一到东路即建立充实200多人的连级干部教导队。他说这些干部都是钢，在“磨刀石”上磨砺一下，更为锋利。他还在战斗间隙中，亲自组织30多人的“苏北参观团”，由顾复生任团长、谭肇之任党支书，过江到盐城新四军军部和三师参观学习。

十三、奋勇激战大凤湾

新江抗三个相当于团的纵队，是以三个支队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其中的三支队，是由昆山陶一球部、青浦顾复生部、嘉定吕炳奎部和常熟东塘市常备队合编而成的。日军在上海近郊不断受到威胁，深感不安，集中兵力对青浦、嘉定和浦东地区加紧“扫荡”。浦东连柏生部人员分别转移到常熟新江抗和浙东地区，青浦、嘉定部队和昆山部队会和后也转移到常熟。三支队于1940年5月底在常熟成立，温玉成为支队长，顾复生、吕炳奎、陶一球为副支队长，周达明为参谋长，常熟东塘市常备队负责人许铁为教导员。谭震林按照“西入澄锡虞、东出昆青太”的方针，6月初又派温玉成率三支队的一二中队进入昆山境内，发动群众打击日伪势力。三支队的一中队为昆山陶一球部，二中队为青浦顾复生部，嘉定吕炳奎部为支队的直属班排。这些部队里，不仅有当地参军的青年农民，而且有从上海陆续动员下乡的工人、学生、店员。昆山部队里还有20多名刚从吴江转入的武抗骨干，也都是从上海下乡的青年。他们虽未经历过大的战斗，但都是经过武抗组织培训教育的新生力量。

6月18日，三支队一二支队在任阳、石牌之间的大凤湾村宿营。天刚蒙蒙亮，一中队三班班长黄振中正在带哨，听到西南方向较远处群犬狂吠，见有一长串日本鬼子在田埂上东张西望。他命哨兵严密监视敌情，自己跑步向支队部报告。这时候，温玉成、吕炳奎已经起床，立即命令部队集结待命。紧接着，哨兵已鸣枪报警。温玉成命二中队从正面迎击敌寇，一中队从侧翼出击。正面班排在周达明直接指挥下，机步枪一齐开火，掩护其他班排迂回击敌。日军100多人，依恃优势装备，机步枪和小钢炮炮弹像雨点般射向我方阵地。我一二中队指战员奋勇争先，正面利用田埂、土堆、荒坟，侧面迅速迂回，反击敌寇。青年战士“初生牛犊不怕虎”，轻伤不下火线。战斗持续五个多小时，敌人被打死打伤20多人，侧背受到威胁，被迫撤退。我方周达明等同志10多人负伤，江军等7人牺牲。

江军，一中队一班班长，20岁，工人出身，由上海武抗组织动员到吴江，是从吴江转移到昆山的20多名骨干之一，1940年初入党，战斗、工作、学习一贯积极主动。这次大凤湾战斗，他冲锋在前，腹部负重伤，淋着鲜血，用手捂着拖在腹外的肠子，还在坚持战斗。战友们急急忙忙把他抬到村边，隐蔽在稻草堆里。日寇进村搜索，见草堆旁有鲜血，狂叫着用刺刀捅草堆。江军知道无法隐蔽，纵身扑出，拉响了身上仅有的一颗手榴弹，和日寇同归于尽。这次战斗中，还有一位战士，据守在村边，子弹打光了，敌人迫近了，村后是一条河，他不会游泳，为了不被敌人俘虏，跳河牺牲。

大凤湾战斗对东路和上海影响很大。我方新战士多，枪支陈旧弹药少，地形不利，与装备精良的日军对峙，歼敌20多，表现了英勇顽强的精神。江军拖肠大战、一战士投河殉国，震动了上海。上海市学联等社会团体在市区浦东大楼召开了大凤湾七烈士追悼会，出版了纪念专刊，发起了募捐支援新四军的活动，上海市又有不少热血青年踊跃下乡参军。

十四、桐岐歼敌威名扬

皖南事变前后，新江抗的主要战斗有：1940年6月6日，何克希、夏光、陈挺率二支队深入太仓伪化区，与敌伪一日三战；7月27日，张开荆、刘飞、戴克林率一支队和无锡独立支队，在无锡港下与屡次挑衅的反共顽固派军队激烈战斗，为澄锡虞地区打开抗日新局面；1941年1月31日，张开荆、陈挺率二、六、七支队，在江阴青旸附近歼灭日寇一个警备队，痛快淋漓。

江阴境内的反共顽固派武装有：忠救澄锡虞政治特派员包汉生和他的别动大队高杏宝部，约100多人，对我专搞磨擦，用残忍无比的手段暗杀和残害我抗日军民；不久，又有反共先锋王文甫，以“忠救”澄锡虞军事专员兼江阴县长头衔，率部100多人从宜兴出山，到青旸附近与高杏宝会合。高杏宝受命勾结日伪，组织伪自卫团，将部队拉到青旸桐岐附近，企图背靠皇军，阻隔我澄锡虞、澄武锡两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为保障我东路和西路的畅通，我二、六支队在给高部以沉重打击后，奉命暂留在澄锡虞地区，并和澄西的七支队会合，在武进焦溪附近待机行动。

1月30日，我方获悉，高杏宝要在老家双漏里为其母做寿，王文甫将为他的座上宾。江抗东西路决定联合行动。1月31日下午，我部兵分两路奔袭双漏里。傍晚时分，王文甫、高杏宝闻风逃遁到青旸以南的小青旸，在敌据点庇护下隐伏下来。我部冲进高杏宝老巢，只见厅堂上汽灯高挂，丰盛的酒席未动。张开荆和陈廷判断，双漏里位于青旸桐岐之南，三面环水，地形对我不利，立即决定部队撤出向北二公里，集结待命。七支队为防止敌人袭扰，派一个班前出500米到桐岐小庙的小高地，监视青旸、武进公路的动向。

高杏宝、王文甫企图借日军力量消灭我军，暗地里派密探向青旸日军谎称：“新四军移驻王大坝，将于午夜包围青旸。”1月31日晚，骄横的日寇警备队队长早野中尉自持武器精良，竟打破夜不出战的常规，率领全队日军和伪军，沿公路直奔桐岐，妄图偷袭我军。我方在桐岐的军事哨所听到狗吠声，又见对方手电筒一闪一闪，情知有异。忽然有三个伪军冲过来，担任警戒的几名战士立即跃出，鸣枪报警，抓住了其中两个伪军。紧接着，我七支队指战员听到前哨枪声，以为是王文甫、高杏宝部前来反扑，顾不上吃饭，猛冲上去，支援军事哨，并用机枪火力封锁敌方攻取王大坝的通道。张开荆、陈挺命令二、六支队从左右两路向敌包抄。日军为要拔除我军事哨，以一部兵力绕道爬高，占领小庙旁边的桑树田，用机枪火力居高临下压制我军，其余日军沿青武公路散开，匍匐在麦田里，对我前哨形成包围态势。我七支队以三挺机枪仰攻，阻止敌人从桑树田冲下。双方对峙了一阵，敌发现我新四军大部队，慌忙向小庙周围收缩。我七支队战士迂回到庙西，借夜色滚爬着，向正在喷火的敌机枪阵地接连投掷手榴弹，压制住敌火力。我二、六支队奋勇冲杀，连俘数名伪军。

我方从俘虏口中得知，敌方是日军青旸警备队。指战员全力奋战，敌军被击毙数人，其余迅即龟缩到庙里，在庙前用九二重机枪和小钢炮向我疯狂射击，并向空中发射紧急救援信号弹。战士们向小庙雨点般投掷手榴弹，一跃而前击毙敌重机枪枪手和弹药手，并用刺刀拼搏，杀死另一名弹药手。庙外日军全部逃进庙里。小庙为东平庙，内有两侧厢房、三间正殿和天井，四周有坚固的高墙。为迅速解决战斗，我军架设木梯，爬上屋顶向庙里投手榴弹，用火油灌注草木火攻。一部分战士撞开庙侧前后门，突入正殿。几名垂死挣扎的日兵躲在佛像后面放冷枪，被我接连打倒。我部指战员逐屋搜索，将暗藏残敌全部消灭，到深夜11时，战斗结束。小庙内外遍布东倒西歪的敌尸，敌青旸警备队队长早野中尉倒毙在庙外桑树田两挺被炸歪的机枪旁。“早野绿明”的姓名照片、黄呢军服、指挥刀、黑皮包、九四手枪、手表和军用地图均被缴获。这一仗持续了三个小时，打得干净利落，除一名翻译冒称看庙人和一名日本兵躲在庙后粪坑里得以逃脱，其余全部被歼。我军共击毙早野以下日军27人，毙伤俘伪军15人，合计歼敌42人，缴获九二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三挺、三八式步枪20多支、掷弹筒一支、弹药数箱。我方牺牲4名，伤20余名。

桐岐一战，充分揭露了反共顽固派勾结日伪的可耻行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骄横的气焰，显示了我军英勇顽强歼敌的战斗作风。陈毅代军长迅速来电嘉奖，称赞此战“为开创东路我军歼灭战之先声”。东路人民称赞我二纵队为“江阴老虎”。敌人提起我二纵队也是“谈虎色变”。

十五、水陆两栖办工厂

苏南东路是典型的平原水乡，河湖港汊多，村村隔水相望，敌伪据点密布，新江抗几乎每天晚上要转移宿营地，出门离不开船。部队在这种情况下，照样办起了军工修理所和印刷厂，而且也像“后方医院”那样，也是水陆两栖，独立行动。

开始，军工修理只有七八个人，叫修理组，后来叫修理所，发展到二三十人。到江抗上升为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时，扩编为供给部军工科，约100来人。军工修理人员，都是从上海参军的人员中，特地挑选懂得翻砂铸铁之类的工人组成的。当时大家常唱一支《游击队》歌：“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后来部队迅速发展，除了靠战场上缴获的枪炮弹药之外，还得要自己设法制造，有的枪炮损坏了，也得自己设法检修。“背着工具和背包，自造弹药六零炮”。自己制造手榴弹，每个战士发到二三颗，用铜板（硬币，十个铜板算一毛钱）改制铜皮为子弹壳，每人发到子弹十来颗。到后来，自制地雷、利用铜管自制小炮。部队指战员中，人才众多，能工巧匠可以改制扁形刺刀为三角刺刀，改造曲射炮为平射炮。修理所的较大型工具和部分原材料，装在船上，随时可以流动。在敌伪顽夹击情况下，有时利用伪军据点的内线关系，我们的修理所可以设在据点内外，过一段时间又撤出转移。

新江抗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工作丰富多彩。“战地文艺轻骑兵，铅字排印出书报”。“大众剧团”男女团员二三十人，打起仗来做后勤抢救伤员和动员群众工作，平时编排短小节目为军民演出，教唱新歌。营、连有文化教员，有文书员，纵队有宣传、文化干事，有书记员。文书、书记大都会用手工刻钢板油印少量《捷报》、《快讯》，质量不高。谭震林同志非常重视党政军民的政治工作、文化教育和干部的理论学习，在部队里办起了《东进报》，开始也是找几个人手工刻钢板油印，后来发展到铅字和木刻字相结合，在印刷机上开印，三五天一期，每期印发1000多份。1940年7月7日，纪念共产党生日和全面抗战，《东进报》报头套红特刊印发2000多份，报头大号字是用手工木刻。报纸内容部分字模不够用，也是用手工木刻代替的。有的铅字太少，就设法用小刻刀刻去一点，或把两个字各去一半拼成一个字，如：犬字去了一点变成大字；扛字去掉工字，航字去掉舟字，才、亢合并为抗字等。

新江抗调到江阴祝塘任民主政府区长的于玲同志，做了当地一个小型印刷厂人员的工作，动员该厂同志连人带厂参加抗日革命，因此有了一个规模逐渐趋于完善的东路印刷厂。部队派出做扩军工作和采购军需用品的同志，到上海，通过上海党组织购到一部印刷机和部分原材料，动员了几位在《大美晚报》和印刷行业工作的同志下乡，报社和印刷厂力量明显加强。印刷厂还负责排印东路特委的《江南》杂志和《大众报》，排印江抗政治部编辑的《工人与革命》、《农民与革命》、《家庭与革命》等小册子。《江南》杂志面向军内外干部，《大众报》面向地方。战士们一面阅读《东进报》和各种小册子，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一面从中识字，提高文化水平。

十六、林心平与华阿金

“浩然正气贯日月，铁骨忠魂震乾坤”。苏南战场不仅有许多部队的同志壮烈牺牲，而且还有许多做地方党政工作的同志，在凶残的敌寇面前大义凛然，表现出了共产党员至死坚贞不屈的大无畏精神。这里介绍两位牺牲在无锡市地区的革命先烈。

太滆女杰林心平。林心平，女，1919年出生于浙南平阳县，家乡在粟裕部红军根据地附近，父亲为贫苦中医，曾为红军看过病、治过伤，传递过信息。她在小学时，即关心国家大事，爱读英雄传记，为表示向辛亥革命女英雄秋瑾学习，把自己的乳名林秋逸改为林秋侠。1935年夏，他在共产党员哥哥林怡（杨进）支持鼓励下，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温州师范简易部。一二·九运动爆发，她参加领导游行。1936年五一节，又因带领同学罢课游行，被校方开除。1936年7月，她和表姐上山找红军哥哥未遇，见到了一位认识的红军游击队负责人，从此参加了革命工作。她在家乡宣传抗日，被国民党区政府逮捕，遭严刑拷打，在囚室里大声吟诵秋瑾的诗句：“陆沉危局凭谁挽？莫向东风倚断栏！”。她由党组织营救出狱，和哥哥同时担任浙南红军与上海党组织的秘密交通工作。粟裕部红军就是通过中央上海特科，才取得和党中央的联系。她和哥哥成为上海中央特科的成员，多次在家乡和上海之间往返。哥哥杨进被派到无锡梅村做游击队工作，他曾任上海党组织机要秘书，1942年牺牲在无锡地区的宜兴官林镇，牺牲时只有23岁。“巾帼不让须眉”。林心平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担任过新四军第一支队文工团副团长、金坛民主政府文教科长兼宜兴官林区区长和武工队队长。她胆大心细，机智灵敏，指挥沉着，工作认真，曾多次带领武工队，配合部队，镇压汉奸、伪军和反动武装。1942年夏，她因病在一处诊所求医，被伪军包围，无法摆脱。她镇定的倚门连发数枪，击倒了几个敌人，因弹尽而被捕。伪军把她押送到日军据点。汉奸和日寇多次向他诱降。她豪爽的回答：“我虎穴闯过，狼窝不怕，共产党人生当为人杰，死亦作鬼雄，被你们抓来就没有想活着回去”。日寇用尽各种残忍刑法，把她的头发连头皮撕下，放狼狗咬他，她始终不屈服。敌人最后把她枪杀在宜兴官林小学操场上，为怕事后生事，还把她的尸体用硝酸水销毁。当地群众为纪念她，在官林小学林心平就义处垒起了衣冠冢，种植了松柏。新中国成立后，江苏省、浙江省和全国妇联分别发表了悼念林心平的文章。林心平烈士的陵园已成为当地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林心平父亲和兄弟妹妹有五人参加革命工作，在浙南以“革命一家人”著称。

  英勇捐躯华阿金。华阿金，1895年生于无锡梅村，父母早亡，十三四岁即为地主家放牛，并为村前富农家撑船做小工，受尽苦难。他30岁才经人说合，和看守太伯坟堂的许姓妇女结为夫妻，有六个小孩，生活极为困苦。他饱尝旧社会的苦难，磨练成刚强性格，1927年曾参加过农民运动。1938年5月，中共京沪线工委委员王承业从上海来无锡开辟工作，经陈枕白介绍安排住他家。他成为无锡县委政治交通员，他家也成为党的地下联络站。阿金的家在德仁里巷，离梅村一里多路，是一个只有十几户贫苦农民的小村，地势偏僻，较为隐蔽。王承业和后来中共东路特委书记林枫、张英都在他家住过，并召开过秘密会议。阿金夫妇常拿着几捆稻草当被子，宿在屋外并负责警戒放哨，把房间让给领导人住宿和开会用，还负责为大家烧水做饭、送信。为防不测，他还在屋后村西浜里停着一条破木船，以便进出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及时转移。他夫妇俩常挑着几只竹篮或背着黄鳝篓，伪装卖竹篮或捉黄鳝，把《江南》杂志、《大众报》和秘密信件分别塞在几只特制竹篮的四角，巧妙的送到目的地。中共无锡县委、东路特委同志常在阿金家，领导无锡和澄锡虞地区党组织，改造地方游击队，动员安排上海等城市下乡的失业工人、学生参军和做地方工作。后来澄锡虞中心县委书记钱敏同志也秘密住在阿金家。1942年6月的一天下午，日寇汉奸突然包围德仁里村，挨家挨户四处搜索，把村里人集中在村前，端着刺刀，架起机枪，逼迫大家供出谁是新四军。村里人谁也不供，敌人杀气腾腾，中心县委书记钱敏也被押在人群里。村民华阿二被敌人拷打遍体鳞伤。眼看一场大屠杀即将出现，华阿金忧心如焚。在此危急关头，他霍然挺身而出，冲着敌人喝道：“不要打他们，我就是新四军，我就是！”日寇吼道：“你就是，好样的”，立即把阿金拖到旁边村民屋里，严刑拷打，逼他供出地下党领导和秘密文件。敌人用各种野蛮手段拷打审讯，他始终不开口，时近黄昏，被拖出屋外。残忍无比的日寇把他活活刺死，在他的身上共戳了37个窟窿。英雄华阿金，用自己的宝贵生命掩护了我党同志和群众。

“粉身碎骨何所惧，甘洒热血化彩虹”。烈士们的功勋业绩，永载史册，永远值得我们追思怀念！

十七、传遍江南鱼水情 新四军江抗在苏南，积极主动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尤其是两次五四指示，涌现了城乡青年忙参军、军民鱼水情谊深的许多感人场面。“有一颗爱国心，有一盏指路灯，有一股精气神，有一种鱼水情”。这是当时流传的顺口溜。

心中有盏指路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1938年5月4日发表了《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战争》（即《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争的指示》）和1940年5月4日发表了《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也先后发出了相应的指示。上述指示总的精神是：在敌后广大地区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比在敌前同友军一起受其压制约束要好些。敌情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即使是平原水网地区也同样可以发展。指示强调，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地区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培养干部……。指示要求，要造成猛力向前的作风，集中一切力量为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而斗争。两次五四指示，军民如沐春风。“江抗，江抗，不断成长”。我们虽然战斗在敌人心脏地区和地形不利的环境，虽然在敌伪顽夹击之中，部队却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发展。我们深感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洞察形势、高瞻远瞩，运筹于延水之滨，决胜于大江南北。我们回忆当年的情景，倍感亲切。 

城乡青年忙参军。江抗不仅有农村各地自卫队、常备队上升为主力部队，而且在城市里动员青年入伍。谭震林同志指派52团政治处主任张鏖负责到上海扩军，调了几名熟悉上海情况的营连干部组成扩军小组。扩军小组在上海党组织密切配合下，分别在难民收容所、曹家渡、小沙渡、外白渡桥和部分工厂、商店里物色培养参军人员。上海人民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对共产党、新四军的威望日渐增加。许多进步青年一心向往投奔苏南“小延安”。一些流落街头、带着痛苦、仇恨和求生欲望的失业工人因此找到归宿。扩军小组采取秘密工作方式，个别动员审查要求参军的人员。从上海乘长江轮船到常熟、张家港港口，或坐火车经苏州，要经过敌伪许多关口。参军人员有的个别下乡，有的由扩军小组同志秘密带领下乡。据统计，从上海下乡参军的青年工人、学生、店员，除一些通过党组织关系自己来的之外，经扩军小组直接安排的即有1000名左右。新江抗的主力团（原纵队）里，有的连队里工人、中学生竟占60%，有的团里高中生有30多名。那时候，高中的学生就算是高学历了。这些参军的工人、学生、知识分子，许多人在连队当一段时间战士和文化教员之后，便和连队里战斗骨干同时被荐送到江抗教导大队学习，作为培养连队军政干部的对象。教导大队和主力团里，出现过几件趣事：一是“黄氏三兄弟”。哥哥黄仲英20岁，二弟黄仲灏18岁，三弟黄仲禹15岁。黄仲禹穿的军装上衣齐膝盖，拿的步枪和人差不多高。大哥后来当了连长，二弟三弟后来也当了指导员。二是一个团里有“三浩”闻名。20岁的宣传股长潘浩，17岁的指导员陈浩，16岁的文化教员陆浩。三是“裘氏双胞胎”。裘亦明、裘继明，两兄弟长相一模一样，人们经常叫错了名字，只有熟悉的战友才能认得出来，弟弟裘继明只是右耳边多了一颗小肉瘤。潘浩、潘澄也是兄弟齐参军，潘澄后来也当了宣教股长。同时，部队里也还有姐弟齐参军等。

军民鱼水情谊深。常熟沙家浜景区大门两旁墙壁上刻有八个大字：“芦荡火种，鱼水情深”。江抗在苏南东路，军民团结如鱼水的故事说不完。每次战斗，都有群众自动出力帮助抢救伤员、带路作向导或为部队送情报。阳澄湖边有一户农家，被安排掩护一位战斗负伤的江抗部队的排长。冬天的正午，这户农家八九岁的女儿在门外玩，抬头忽见屋旁不远处几堆稻草堆里伸出一只血淋淋的大腿在晒太阳。女儿被吓得直扑到母亲怀中。农妇只好如实告诉女儿：“新四军叔叔在这里养伤，你千万不能讲出去，日本鬼子汉奸特务打煞侬，也不好讲出去”！女儿从此成为母亲的好帮手，天天帮助母亲为伤员送水或放哨监视敌情。江抗在江阴、无锡地区作战，有五名从上海参军的新战士在部队转移时未跟上。五位新战士不会游泳，来到河边无法过河，情况紧急。一位中年农民王掌水急忙从田间跑到河边，把他们一个个轮流背着，顺着村民们为防敌人汽艇修筑的暗坝，涉水过河。江抗在沙洲（今张家港）和江阴地区，帮助群众兴修水利，疏通大小河道37条，加高了堤坝，便利了灌溉，使20多万亩农田受益。人民群众为防止敌人汽艇突袭在河中筑暗坝的办法，在各地得到推广，后来也推广到苏中水网地区。1941年春，新江抗（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派出苏北参观团，由顾复生任团长，谭肇之任党支部书记，到盐城新四军军部和第三师学习。有两位外国男女记者到盐城采访，刘少奇同志把他们介绍给顾复生。记者摊开地图，指着苏南沪宁沿线太湖流域，好奇地问：“苏南没有大山，你们怎样开展游击战争？”。顾复生同志爽朗地回答：“江南也有大山，人们群众就是我们的靠山”！两位记者耸耸肩膀，若有所悟。

五四宏文指路明，义师东进建奇勋。钢刀直插敌心腑，传遍江南鱼水情。党的正确领导，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援，是新四军、江抗发展壮大的力量之源。

  后记

新四军江抗（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历史资料非常丰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江苏省党史办和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苏南东路人民抗日斗争史料》、《平原水乡任驰骋》和《江抗战史》，各地党史部门和老同志也分别发表了许多有关闽东红军、新四军、江抗的著作。老江抗东进，新江抗崛起，“芦荡火种”的故事演变成为举世闻名的京剧《沙家浜》。《沙家浜》戏曲一代代传唱不绝。我们年轻时参加抗日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培育下，在新四军江抗部队里锻炼成长，对新四军江抗有深厚的感情。限于水平和见闻，这本故事集里只能简要地有重点地做些介绍，提供热心研究的同志作参考，有不全面不准确之处，希望熟悉情况的同志多加指正。

               施光华

                 2012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