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经过社会的磨难，你就永远不会知道人生有多苦，你也更不会知道人生有多甜，我是饱尝其味的人，更是一个幸存者。

我的命运是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

我的成长是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而成长的。

我的遭遇是许多劫后余生者的缩影。

写下来留给后人借鉴。

-----作者

               二ＯＯ五年六月于北京

 一、回家

1949年8月6日，无锡市北闸街116号的小屋里人满为患，像发生什么奇迹似的，人群川流不息，屋里屋外挤得水泄不通，连门前的交通都堵塞了。那是因为在八年前，我为了不当亡国奴私自离家出走，找部队打鬼子去了。由于长期杳无音信，有些乡亲对我的印象早已淡忘了，也有些人以为我早已死了。谁料今天随着家乡的解放，我作为解放大军的一员身着军装突然回到家里，这是谁也意想不到的，就连母亲也未想到我会活着回家；所以我的回家成了当地的特大新闻。邻居们奔走相告“钱家的大儿子没有死，回来了！”好心好奇的人们都要来看看，并向母亲祝贺。再加政府和居委会敲锣打鼓来送喜报、挂光荣牌、送慰问品，孩子们都来凑热闹，真可谓门庭若市了。母亲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忙里忙外应酬答谢，嘴里还不断地唠叨着：“这是托毛主席的福，托毛主席的福啊！”

这时，我面对母亲很觉愧疚。八年前母亲由于我的私自出走，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给她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我的出走对我母亲来讲，无疑是在我父亲死后又一次更沉重的打击，是给她苦难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我是在舅舅店里出走的，母亲得知后，竞像发疯似地去找舅舅要儿子，后来见到我的信才知道我是自愿出走的，与舅舅无关，这才无奈地回到家中。不久，我在浙西孝丰报福镇给家里寄回一封信，母亲收到后曾多次依偎在门口盼望邮差，但一次次的使她失望（因敌占区不通邮）。从此她转为迷信了，节衣缩食买些香纸去庙里求神拜佛，求菩萨保佑我逢凶化吉、一生平安----。她这八年的苦难真是罄竹难书，都是我不孝造成的，我怎能不愧疚呢？然而这八年对我来说也是九死一生，万幸之至。从浙西到浙东，从浙东到山东，又从山东转战南北打回上海，经历多少艰辛险阻，实难尽书。

上海解放后，我随20军政治部首长住在上海永嘉路411号原国民党的居正公馆里（我担任首长的技术书记）。七月初我在上海第一次给母亲写信，母亲接信后立即带我二弟来上海找我。八年不见的我穿着军装，母亲不认识我了，说不像呀！小声问我二弟：“那是你大哥吗？”弟答：“是的，是我大哥。”我请母亲、二弟上楼休息，畅叙阔别之情，首长和同志们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但母亲此刻由于太兴奋、激动，感慨万千，不思饮食，坚决要回我姨家去（我姨夫张再梁在上海市浙江路开诊所），我无奈地送别了母亲和二弟，事后受到首长的严厉责备，我也感到十分的遗憾和不知所措，太无情、无礼了。八月，首长又批准我七天假回无锡探亲，我高兴得不得了。八年中我有家不能回，如今日寇早已投降了，反动派被我们打倒了，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欢乐歌声中我可以回到久别的故乡，我能活着回来，乡亲们都向我母亲道喜，我是多么幸运、高兴啊！但是我在乡亲们的眼里，我终究是个稚气十足的孩子。然而我仔细想来，八年的艰辛是值得的。在国难救亡的岁月里，我表现出一个中国人、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骨气；在我的青春年华里闪烁着无私奉献的光芒；我更心慰的是在这个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的斗争中，有我流过的血汗。

二、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1．我的故乡----无锡

“人人都说江南好，江南无处非胜景”。然而在万千胜景中，太湖，则以其绮丽的风光和磅礴的气势而独擅其美。我的故乡就在这太湖之滨的无锡。相传战国后期，秦将王翦驻军锡山，发现古碑上刻：“有锡兵，天下争；无锡宁，天下清”。从此有了无锡这个地名。无锡素称“鱼米之乡”，又名“小上海”，她在历史上就是千里稻浪，物阜民康，万商云集，江南首屈一指的粮食、布纱、蚕丝、银钱的四大码头。她交通发达，位于沪宁铁路的中段，北临长江，南依太湖，大运河贯通城乡，空气湿润，景色优美。城西惠山，秦代称历山，隋朝称九龙山，又名西神山，山虽不高，但很秀丽，云水苍茫，古木葱芜，一脉山势蜿蜒西去，犹如九曲青龙腾空起舞。相传西晋高僧慧照在此修行，取名“慧山”，古语“慧”通“惠”，渐称“惠山”。泉水是惠山的特色，素有“九龙十三泉”之称，山涧叠叠，流水淙淙，茶圣陆羽钟情于白石坞下的一眼清泉，水质醇厚，色泽透明，泡茶没有杂质，才品评惠山泉为“天下第二泉”，蜚声大江南北。在这座美丽的城市里，历来都是贫富悬殊，既有万贯家财的大富户，更有一贫如洗的劳苦大众，特别是日寇侵占后，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2．我的童年

我在1925年12月28日（农历乙丑年十一月十三日）出生于无锡市北闸街116号城市贫民之家，取名锡麟。父亲钱世昌，乳名金坤，忠厚老实，谨小慎微，曾在一家缫丝厂当职员；母亲陶淑贞，勤劳持家，可称能人。听父母说，我祖父29岁就病逝了，祖母26岁开始守寡，后因肺痨而去世。从我能记事时起，我父母以开设油面筋（无锡特产）店维生。用了一个师傅叫邵甫根，一个学徒叫金贵，生活上能过得去。我6岁开始在崇实小学读书，高小毕业正是1937年日寇侵华战争开始之时，我虽考上辅仁中学，终因日机狂轰滥炸而失学。

1937年10月，深秋叶落之时，我家随舅舅家开始流离颠沛的逃难生活，一家5口挤在一只充满泥土味的小木船舱内，咿呀咿呀的摇橹声把我们送到远方的农村----阳山陆区桥，租了一间农舍安居下来，以逃避日寇的抢杀蹂躏。在农村过日子虽是省吃俭用，但俗话说得好，“坐吃山空”呀，日子越来越拮据，有时竟以野菜充饥，我和弟弟去田边挖荠菜，多了，母亲洗干净后就让我上市去卖掉，换几块豆腐改善生活。

熬到1938年春天无奈只得回老家了。到家一看真不得了，整个北闸街的房屋全被日寇烧光，只剩下残墙断壁一片瓦砾。母亲去舅舅家借点钱，父亲买了些竹杆、茅草，在废墟上搭起一个茅草蓬，一家人蜷缩在里面。为维持生计，父母亲每天清晨去小菜场设摊卖油面筋，我在脖子上挂个木盘摆上香烟沿街叫卖。1939年春我利用空隙时间在附近的一个私塾老师家读了三个月的古文，同年秋我考上了积余中学二年级。天有不测风云，1939年夏秋之际，一天夜里突然刮起台风并下暴雨，茅草蓬的顶盖一下子被掀跑了，一家人被淋得如落汤鸡；我买卖的香烟被淋湿连本钱也没有了。父亲又气又急，又受了风寒，得了病无钱医治，后转成慢性痢疾和肺炎，土法医治无效于1941年农历七月初十病逝，年仅39岁。母亲是小脚且识字不多，为了养活我们兄弟三人支撑起这个家，擦干眼泪继续买卖油面筋维生。我每天挑着面筋送母亲到菜市场后再去上学，后因母亲遭鬼子毒打，不敢再去市场了，在家里做点手工活和买卖点小杂货，以养活我们。这时我家生活入不敷出，经常靠亲戚家里接济，贫穷的滋味令人难以言表。

    3．不当亡国奴，私自离家出走。

1941年秋我初中毕业了，去舅舅陈德祥在北圹三里桥开设的天福糖栈当学徒。当时江浙一带的学生救亡运动很火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志青年不当亡国奴，打鬼子去”的口号声响彻云霄，还听说浙西茅山地区有打鬼子的队伍，这就大大地激发了我抗日复仇的思想，决心离家出走，昂首阔步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但我的志愿母亲和舅舅是肯定不会同意的。我只能暗暗地作些出走前的准备：一是买了一本袖珍地图；二是照了相片分送给亲友留作纪念；三是给母亲、舅舅分别写了告别信；四是携带毕业证书、校徽和“良民证”，回家拿几件换洗的衣服。还带上现存的一二十元钱，于1942年6月10日黎明前毅然在舅舅店中私自出走了。先在吴乔把两封告别信投进邮筒里，然后向钱桥、藕塘桥、和桥方向疾走。白天买个烧饼充饥，向百姓家讨点水喝，晚上找百姓家求宿，有时钻进农家打场的稻草堆里过夜，甚至在破庙里烧香叩头用的垫子上睡觉。经张渚、流洞桥等地，走了大约五、六天，到了界牌，由于过度疲劳，加上又受了点风寒，突然生病发烧，在一家卖水的老夫妇家恳求住下，老人见状很慈爱地接待了我，次日还给我买了中药煎服，我休息了三天便好了。老夫妇二人无子女，想收我做儿子，我婉言谢绝了，留下几个钱又走了。后在浙西孝丰报福镇巧遇一群从上海来的范祖荫等青年流亡学生，说他们要到西天目山青年招待所去集合，我就恳求他们收留我同行；开始他们嫌我小，不要，我苦苦要求，出示了学校毕业证件，还填了表，他们才同意我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有范祖荫、谢仁甫、梁永标、林勇等人，由石锦麟兄弟俩和梁永清大队附带领，走了三、四天到达天目山“一都”。在这里我们和抗日的进步组织省政工队（“文革”时曾打成特务组织，“文革”后，由浙江省公安厅给予平反；在谭启龙写的“浙东四年”的回忆录里也称该队为抗日的进步组织，对组织、宣传群众抗日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合并成立了浙西战地青年反敌行动团。

    4．结识了我地下党员鲍自兴。

1942年8月反敌行动团在安吉递铺集训时，我参加半月后就患伤寒病，生命垂危，幸有教育长鲍自兴给我请医拿药救活了我，从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当时人们议论鲍是赤色分子，我觉得他和别的长官不一样，他知识渊博，思想先进，平易近人，爱护下级，是浙江芝江大学的高才生，我很崇拜他。他在讲课时讲的“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我对此记忆犹新（多年后才知道是毛主席《论持久战》中的名句）。10月集训班结业后，鲍自兴被任命为团副兼第一大队大队长，率我部开赴杭嘉湖地区打鬼子。正遇上鬼子出来扫荡，我们依靠老百姓当向导，收集敌军的情报，利用有利的湖河地形，多次打伏击战，以重创敌伪军的扫荡。如菱湖、桐乡、崇德、乌镇等地，我们均依据可靠的情报偷袭敌伪军的营地岗哨，搞得他们惊恐不安、龟缩不前。仅42年秋冬就重创敌汽艇一艘，击毙敌伪军数十人，缴获轻重机枪6挺。因此，我部名声大震，受到当地百姓和商会的慰劳。

    1943年1月我部在安吉小溪口、红庙一带整训时，我被调到团部书记室担任文书、司书工作，后升任少尉书记。这主要是鲍自兴见我年少力薄，晚上站岗吃力，安排我搞室内工作的。

    1943年秋，鲍自兴在余杭三墩策反伪军章华夫部，因泄密未遂，自己的身份也被暴露。国民党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即下令悬赏二千大洋捉拿鲍自兴。1943年冬，鲍在家乡被捕。在押解途中，经临安扬桥头我团部驻地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鲍利用几个老部下帮他脱逃。我和王德明（少尉书记）找了蜡烛，叶天游给他一支手枪，潘继纯给他一件呢子大衣，趁看押人员熟睡之机，放他从便门逃走。约半小时后，看押人员发觉去追赶，鲍已在金岫的三岔路口扔下大衣，并择相反的方向逃去。以后他与朱思洪（地下党员，递铺训练时的教官）潜入沪杭线长安，与已打入伪军的呼延夫3人成立我党地下特别支部，遵照海北敌伪军工作委员会指示，在长安、许村建立了一支地下武装---伪十二军特务营。呼任营长（特支书记），鲍改名为包士鑫任一连连长，朱改名为李正才任二连连长。主要任务是以伪军身份护送我地下人员过往敌战区和封锁线。这里地处沪杭线中段、钱塘江北岸，是敌我争夺的交通要地。

    1944年2月鲍自兴的同乡好友姜鼎昆（时任反敌行动团团部上尉书记）对我说：“老鲍不知去向，我要回老家去辞职不干了，以后你们可去余杭高桥找我。”这时，反敌行动团团部在临安扬桥头待命整编，姜走后张洪仁团长提升我为中尉书记，但不久，他就调去浙西行署工作，由彭一鏖充任团长。4月该部改编为浙保二团。从此，部队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他们以“整肃军纪”为名，任意打骂体罚士兵，克扣军饷，贪污自肥，官兵逃亡事件不断发生，尤其是卫士班长赵德有被诬陷抢杀，更令人毛骨悚然。有人公然污蔑“共产共妻”、要到桐庐打新四军去。我为追随鲍自兴、投身革命，偕王德明于1944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黎明前，在团部扬桥头逃出，历尽艰辛曲折，在余杭高桥中心小学找到了姜鼎昆，并由他和鲍自兴接上关系，把我安排在沈家村小学当老师，王德明在灵源东乡乡公所当文书。当时因为逃出时实在匆忙，我什么衣服都没拿出来，就连袜子也没有，十分狼狈，不得不向学校借了三斗米，卖了钱后换了衣服，才像个教书的“先生”了。后来在鲍自兴的授意下，我们三人在高桥地区建立了一个地下联络点，以便等待时机开展工作。

    1944年11月我和王德明为了避免赤色嫌疑和隐蔽自己，在高桥中心小学集体参加了“三青团”，但没有参加他们的任何活动。

    1945年1月我被调到双桥乡李家木桥小学当校长兼教员，由于参加当地教职员工联名控告滕乡长搜刮民财、扣发学米的签名活动，我被当局视为赤色嫌疑而严密监视，难以立足，由姜鼎昆报经我地下党特支批准，我偕王德明于1945年5月去三墩乘船到杭州再乘火车到沪杭线许村找到了鲍自兴，王德明留在一连，我去长安镇二连当辅导员，协助朱思洪工作。当时在钱塘江边的“盐官”（在长安镇南约七、八华里），是江北岸的鱼、盐集散地，来往的船只人员较多，设有一个伪税务所和商会办事处。原属一连管辖的，后因一连去“石塘头”开辟了新的卡所，就由二连接收管辖了。我到二连后，连长就叫我和一排长黄基带领一个排的兵力去驻守，任务是站岗放哨、维持治安，协助伪税务所检查过往船只并收缴税款。这是公开的，但隐蔽的、却是更重要的，是作为我浙东地下党人员过往钱塘江南北的通道。这项任务是连长在他寝室里亲口向我和黄基交待的，并要我以“金戈”化名出面。联络口令分两种，每月的单日是“渔船到了”，双日则是“盐船到了”，如有可疑就再加问“几点了？”单日回答是14点（因为“渔”字是14笔划），双日回答是13点（“盐”字的繁体字是13笔划），对上口令即可放行。我们内部的船只都是大船，都装得满满的，船头上还挂着日本的太阳旗，我浙东新四军和民主政府在钱塘江南岸的“沥海所”还设有一个秘密小港口。他们在上海购买的药品、棉花、布匹都是经此港口运回的。这样，南北两岸就架起了一条通行无阻的水上通道。

    有一天，连长办公室来了一位客人，高高的个子，头戴礼帽，身着长袍，像是一个商家大老板（后来才知道他是我海北敌伪军工作委员会的特派员刘明），他身后跟着一个小伙计，中等身材，瘦瘦的，沉默寡语，但从眼神看得出这个人很机敏。经交谈，我知道他是上虞人，年方20，叫陆甘村。待了一会儿，连长说：“你们俩一回生、二回熟，以后有事就来找‘金戈’吧。”因“戈”、“哥”同音，我不好意思地说：“我比他小一岁，就叫‘金弟’吧。”他是地下交通员，每二、三天来一次，总是按预定的时间来，我也按时到港口去接他，并陪同他去找朱思洪、鲍自兴，他们谈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都是秘密的事情，我从来不问他们。事后我再送他出港上船，他每次来时船上都装有食盐，因为他公开的身份是盐商。我们很快就打的火热，活像一对亲兄弟。

    同年7月底，我们奉命去长安镇集结，待命去新四军归建。8月下旬，我们到达浙东纵队后，我去三旅教导队学习时，没想到陆甘村已早我先报到了。我们能在自己的队伍里邂逅相遇，真是喜出望外，他仍喊我“金戈”，真是感概不已啊！遗憾的是部队北撤山东后，我们再也未见面。

    1945年8月13日日寇无条件投降，伪军内部十分混乱，鲍、朱为策反工作也显得十分忙碌，日夜奔波于沪杭线与我党联系，我海北工委的特派员刘明先后多次来长安找呼延夫、朱思洪决策行动时间、路线等。为安定军心，有利于策反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就大造舆论：“待命赴杭州整编”、“有家属的一律原地不动，待整编后再作安排”、“要求回家的可以发给遣散费”等，进行宣传安抚。8月16日该部改编为沪杭线绥靖第11支队，宣布呼延夫为支队长，待命出发。当晚特派员刘明来传达浙东区党委的指示，立即将队伍拉入新四军，并布置过江事宜。8月20左右的一天清晨（据海北工委档案记载是在8月23日），朱思洪在寝室把我叫去，说已决定今晚行动，三个连到石塘头集合上船。要我把全连的文书档案材料和印鉴关防等负责带走，从伙房找个老师傅帮我挑着，还有一架油印机那边很需要，一定带上，还有他的几本书和一双皮鞋等。最后说：“万一有什么意外，你可到余姚县民主政府找我。”于是我找了一根扁担和两个麻袋，把要带走的东西全部装好，以备晚上行动。傍晚，朱思洪备戴全付武装对我说：“我去营部一趟，很快就回来。”不料他走后不久，院子里有哨子集合声，我出去一看是班排长们全付武装往外走，我不知是什么事就跟在后面看个究竟，他们走进营部大院，班长夏春生即大喊：“报告营长，听说今晚要去当土匪，老子不干了。”另外一些人也随声附和。这时朱思洪挺身而出，声色俱历地问：“是谁说的？是谁造谣惑众动摇军心，我就把他毙了！”他接着又说：“弟兄们，你们知道我李正才是当土匪的人吗？”这时呼延夫出来说：“弟兄们别听谣言，没有这会事，快回去休息吧。”我正想找朱问个究竟，朱先问我：“是谁带来的？”我答：“是黄基。”他就命令黄基立即带回去。我又想问朱这是怎么回事，朱没等我说就命我快跟他们一起回去，有事以后再说。我就跟随他们回去了。

5．虎口脱险找到了自己的队伍。

我跟随他们后面快到连部门口时，突然上来四、五个人缴了我的手枪，并把我揪着关进堡楼里，屋子很黑，我不知所措，只是孤寂恐慌。到了半夜时刻，我从唯一的小窗口看到西南方有火光，这是鲍自兴他们上船过江的信号，他们走了，我可怎么办呢？我昏昏沉沉、似睡非睡地过了一夜，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我正在胡思乱想时，门嘻的一响，是排长黄基进来了。他说：“你不要害怕，我值星来看看你。”说昨晚连长和一连都走了，你怎么办？是回家还是找他们去？我说：“我一定要找他们去！”他说那我帮你请示一下（呼延夫留在营部没走）。接着有人送来早餐，我也没吃，到了中午由哨兵带我去食堂吃饭，得知黄基当代理连长了，我觉得有希望了。下午5点许，黄基急促地进来说：“你快走，我送你出去。”我急忙去屋里挑着担子，打份成学生模样，由黄基送我出了两道岗哨。握别时他说：“过去见了连长代我问好，以后我也过去。”（后来才知道：最先是三连长泄密，导致一些反动骨干哗变，又传到二连聚众闹事；同时领导上的工作没有做好，只顾拉部队，没有安排好他们的家属，致使一些中间人物产生了动摇）。此时已是夜色苍茫、日落西山了，我脱离虎口直奔江边渡口。只见江水在朦胧的月光下显得很平静，但我总是忧心忡忡，不知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到达南岸的“头蓬”，我去一家小店住宿，询问店主去余姚的路线，得知可坐夜班船经东关再去余姚，次日上午我走了20多里路，下午4时左右才上船。中途遇上了国民党的哨兵检查，船靠岸后上来几个士兵，用手电筒一个一个地照，一个一个地看，我生来就比较瘦小，又坐在那里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只是几个商人被勒索了一些钱财，就把我们放行了。过了不久又遇上一伙土匪，船老大有经验，事先让乘客凑些钱主动送上去，再说些好话，也就放行了。次日黎明时，我到达东关，上岸在一家小茶馆里休息，店主是一位老伯，请问他去余姚怎么走？他低声问我：“你去那儿干什么？”我说去找民主政府。他既热情又神秘地告诉我“千万别进东关街里，在村外抄小路出去。”他还说他儿子也当新四军去了。我道谢后按他指点的路线走了。中午到达沥海所，看到墙上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万岁”、“拥护民主政府”等鲜明的标语，我当即感到心里踏实了，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喜悦的心情立即驱散了连日旅途的劳累。在饭店里吃了一碗面条，我就直奔乡政府了。有两位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并派“递步哨”（即交通员）陪送我去“第泗门”区政府，我们俩到了傍晚抵达，区政府的同志告诉我鲍自兴的队伍已去“周巷”（即余姚县民主政府所在地），并让我将沉重的东西寄存在那里。次日我又跟着递步哨经浒山到达周巷，张光县长接待了我，说鲍自兴的部队在此住了一个晚上，我们还开了欢迎大会，就送他们到“陆家埠”去了。张光县长十分朴素，平易近人，很像老农民，这与国民党的官员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啊！令我十分敬仰。次日上午我还参加了有关毛主席赴重庆谈判的学习讨论，午饭后，县里又派两名交通员护送我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走了二天，终于在8月下旬的某一天到达上虞的陆家埠----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所在地，找到了鲍自兴、朱思洪，即找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革命队伍。当时，我是多么高兴啊！然遗憾的事也因此发生了，因为当鲍自兴部队归建时，我因被关押未能和他们一起同行，所以地下党负责人刘明在交接党组织关系时，没有把我的关系一同交上，后来得知在1945年8月我和王德明同时被批准入党的（因我被捕未能通知到我），而当我到达陆家埠时，刘明有紧急任务已经走了，我未能与他见面。第三天我就被派到教导队去学习，这是培养和审查干部的单位，让我填写的第一份履历表即写着我是“1945年8月反正入伍”的。当时我很年轻，根本没有在意这点事情，以后才觉察到这无形之中已把我随地下党工作的那段经历一笔勾销了，而且入伍的性质也成了“当伪军反正入伍”的了，这个重要“关节”一直被组织疑为我有历史问题。我虽曾多次向组织申请改正这个历史关节，但一直没有落实，最终导致我在“文革”前后吃了不少的苦头。

 三、随大军南征北战

为了让后人知道什么是战争，老一辈又是怎样投入战斗的，新中国是怎样产生的，今天的和平与幸福是多么的来之不易等重大问题，特地将解放战争中我所经历的几个战役略写出来，供后人了解。在此，我由衷地高呼：革命烈士们将永远如日月光辉，永垂不朽！

 1．奉命北撤到山东。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辗转浙东地区已有四年，在敌伪顽的夹缝中生存发展。根据地拥有四百多万人口，一万多抗日武装。“8.15”日寇投降后，浙东大地欢腾了，全国人民扬眉吐气，大家都盼望过个和平安宁的日子。但蒋介石要打内战。他为了争取时间部署兵力，一面请毛主席去重庆和平谈判，而在暗地里下令消灭共产党。毛主席识破他的阴谋，命令南方八省的新四军主动撤离根据地。于是在1945年9月我新四军浙东纵队突然接到中央命令，务必于7天内将全体人员撤离浙江。我浙东区党委决定把党政军15000多人分成四批，同时在临山、观海卫、古窑浦等地乘船渡钱塘江北撤到苏中地区。谭启龙政委率领纵队机关和部分地方党政机关、教导队、警卫营5000余人为一路，在观海卫过杭州湾；何克希司令员率领战斗部队在临山过钱塘江。国民党闻悉急调32集团军和其他部队层层尾追拦截，企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我当时是教导队一班的学员，还不足19岁。我们从上虞陆家埠出发，经两天急行军赶到观海卫，已夕阳西下。先头部队和地方政府已征用了许多小渔船，有的只能乘坐7—8个人，只能在浅海滩上船，上船前还有百十米的淤泥滩，大家背着背包、干粮、枪支弹药在泥滩上负重缓行，有时一脚踩下去，小腿就陷下去，很难拔出来。虽有船老大在前面引路，仍有不少人陷入淤泥里难以自拔。船老大急忙喊“快扒下！”我们一扒下，果然下沉的速度减慢了，大家就这样在浅滩的泥水里匍匐前进。当我们一班在前面爬上硬滩快上船时，回头一看，二班的一个苏北大个子，叫吴琼，他肩扛着一挺轻机枪，已经陷在泥潭里了，但他就是不肯丢下机枪，一边挣扎着，嘴里还不停地骂咧咧地。我们班的班长韩炳炎和两个战士急忙爬过去，用手拉住他的机枪，结果机枪拉出来了，人却急剧地沉下去了。我们都无奈地含着眼泪看着吴琼沉入了泥潭，无不悲痛地上船离开了这个“鬼门关”。在朦胧的夜色里，我们远远望去，海滩上有不少人像半截子木桩似的竖在那里，真是惨不忍睹、不堪回首呀！心里一个劲地念叨着：“但愿后续部队的同志们能够救他们上来！”

我们上船不久，海上就刮起了大风，夜里又下起了小雨，小船在茫茫的大海里，真是一叶扁舟啊，时儿被海浪涌到浪尖，时儿被海浪打到浪底，时时刻刻都有翻船的可能。没过多久，我们这些“旱鸭子”就开始晕船了，加上心里的恐慌，不少人开始呕吐不止，整个小船被搞得腥臭难忍。这时真是只有“听天由命”了。

原本只需一夜的海路，由于夜里的大风，我们竟在海上漂了一天两夜。多亏船老大尽心尽力、技术高超，我们终于在钱塘江北岸的奉贤柘林上岸了。经清点人数，本来是三个排的人数，最后只剩下两个排，说他们被刮到外海去了（两个多月后果然有两个战友，其中一名叫葛石峰回来了，说他们被大风刮到一个小岛上被营救等等，但他俩在饭后被当时的特派员鲁冰叫走了，再未见面，鲁现在在北京海军干休所）。我们在奉贤休息了两天，何司令员率领战斗部队已在澉浦、乍浦一带经激战撕杀，突破敌人的栏截，于十月十日我纵队在青浦、观音堂地区胜利会师，越过宁沪铁路，在常熟南丰镇击溃了伪中央税警团袭击后从浒浦、福山北渡长江，又经海安北上东台集结，休息了四、五天又继续北上涟水。11月10日在涟水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宣读了组建第一纵队的命令，我们浙东纵队编为一纵队三旅，下辖第七、八、九团，原教导队扩为三旅教导营。11月17日，继续北上越过陇海路进入山东。12月6日中央军委电令，第一纵队留在山东作战，不去东北了。我们教导营在日照地区休整约7、8天，受到山东老根据地的大爷大娘们的热情关怀，但因语言不通，“南方蛮子”闹出很多笑话，如吃小米饭不会淘米，连沙子一起都吃了；吃白面不会蒸馒头，更不会包饺子，只会吃面疙瘩等；借老乡的尿盆打水作饭，老大娘赶快上前喊：“使不得，使不得！”把尿盆夺回去了，在一旁观看的孩子们都哈哈大笑，我们还莫名其妙、不知何故？12月下旬，我一纵队奉命向津浦路泰安、兖州进发，任务是拦截和收缴正在向济南撤退的日军洼田旅团的武器。我军顶风冒雪在北集坡、华丰地区的山洼地，将日寇拦住，命他们就地放下武器。日军洼田旅团所属的6个警备步兵大队，共约4千多人，穷途末路已成瓮中之鳖，在我军威严的枪口下，终于在津浦路泰兖一线各个车站要点全部放下了武器，也改善了我军的武器装备。我们还动员老百姓不伤害他们，给他们送去食物，他们都垂手躬谢，感谢我军对他们的宽大政策。

1946年1月上旬，我三旅占领泰安火车站及东西两关，完成了对泰安城伪军宁春霖部的包围。我教导营驻在泰安火车站西原日军的营房里。1月13日国共“停战协定”生效，彼此不能刀兵相见，迎来了相对和平的一段日子。我们从浙东北撤至山东，历时3个多月，行程2500多里，如今终于可以坐下来学习休整了，无不兴奋不已。当时主要的学习内容是时事政治和军事操课，辅以文化学习。政治指导员洪星给我们上政治课，大讲和平民主新阶段的策略，驳斥国民党叫嚣的“军队国家化”等谬论，揭露他们妄图削弱我党军事力量的阴谋；大讲政治民主化，反对蒋介石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由军事教员组织军事操课，如制式教练、队列训练、夜间紧急集合和野外演习等，以克服和平麻痹思想，提高敌情观念和军事素质。

在泰安学习期间，我光荣地再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一天晚上，副班长党小组长吴中和找我个别谈话说：在整个北撤期间你表现坚定勇敢，虽年少体弱，却不像有的同志在过江时想家怕苦、甚至逃跑回家等；在学习过程中，你能够虚心好学，积极团结帮助同志，表现出对革命的忠诚、对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有一定的思想觉悟，我愿作你的入党介绍人。后经填表申请，组织考察，由吴中和、沈伯钧两位同志做介绍人，我于1946年6月4日，经支部大会通过批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当时在支部讨论中，就我的后补期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我的历史比较复杂，建议将我的后补期定为2年；另一种意见是指导员周曼天为主的意见，就是“我看钱志铭同志的历史是纯洁的，他一直是跟随我地下党活动的，又是贫民出身，后补期半年就可以了。”后因为当时处于战争年代，南北方交通阻塞，组织上无法进行外调，经上一级党委审批，我入党的后补期定为2年。我当时真是喜出望外，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后补期的长短，我当时根本没有多考虑它，立志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只有依靠党、相信党，坚决听从党的决定，更好地为党工作和学习，接受党的一切考验。

2．第一次解放泰安。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我解放区。困守在泰安的伪军宁春霖部也蠢蠢欲动。他们多次派小股伪军骚扰百姓，晚上出城到岱宗坊西的小村庄偷鸡摸狗，抢夺粮食衣物。当我们听到鸡飞狗叫时，就朝天开枪示警，吓得他们丢掉抢来的东西，亡命逃窜。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对他们都仇恨在心，日夜盼着我军早日解放泰安。早在5月下旬，山东泰安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即国民党、共产党、美国军事代表三方的人员组成的“调停小组”从济南来泰安，住在火车站附近的铁路宾馆内，准备开展工作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用飞机的轰炸，铁路宾馆被焚烧，于是“调停小组”被迫在专列上办公。炸后执行小组在我驻军代表张翼翔师长陪同下，到轰炸现场观察时，我中共中校（临时的）苏岗向国民党代表陆翔提出严正抗议，指责国民党破坏和平，美方代表泰勒也在场（附照片一张）。当时我们教导营三队的学员轮流担任警卫和生活服务保障任务。6月7日傍晚，我军为确保“执行小组”美方代表的安全，由我们一排在泰安战斗发起前负责护送他们到泰安城南约30里的农村食宿，我参加了警卫工作。我们特地请当地老百姓做了雪白的馒头，并杀了鸡款待他们，开始他们都不吃，还哇啦哇啦地要什么“牛奶”、“面包”等，当时我们根本办不到，对他们的态度是“爱吃就吃，不吃拉到”。这样一来，到了晚上，他们都饿得受不了了，最终还是争先恐后地把鸡和馒头一扫而光，这真是“蜡烛不点不亮”，美国人自找没趣。

我军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和“以牙还牙”的原则，于6月7日23时，由我三旅和一旅的二、三团分别向泰安城伪军宁春霖部发起攻击，并迅速占领了西关和泰山南麓，然后集中兵力主攻岱庙（伪旅部）、天主教堂、伪县府，于10日18时发起总攻。我攻城部队在猛烈炮火的支援下，奋勇越过城壕，架梯登城，打开突破口，确保后续部队突入城内向敌纵深穿插。敌西、南门均被我突破后，失去了抵抗能力，纷纷向城东南、东北方向突围逃窜，被我二团分路拦截，歼其大部，仅激战3天，泰安即告解放。除宁春霖率少数随员从地道逃跑外，全歼守敌伪副旅长以下4千余人，击落敌机1架。是役我军攻城伤亡240人，在傲徕山被敌机轰炸扫射死亡7、8百人，何克希司令员为此在泰山万仙楼以北竖立一块烈士纪念碑，刻上烈士的名字，让英名与泰岳同寿！傲徕山从此改名英雄山，永世缅怀。烈士纪念碑碑文如下：“新四军一纵三旅原糸浙东抗日纵队，过去驰骋淞沪，转战四明、会稽，直至日寇无条件投降，伟大抗日民族战争胜利结束。受降开始，我淞沪浙东健儿，为贯彻我党和平民主建国方针，继仑相忍为国至意，毅然撤至山东，其间经过钱塘、黄浦、长江诸大河、沪杭甬、陇海等铁路，公路则难数计。叠突重围，历尽艰险，澉浦一战，粉碎了反动派袭澉阴谋，沪郊屯兵，摇憾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恶梦。泰安攻城三日得手，民间传为奇谈，前未曾有。此役由于我党教育全军对人民应尽其全忠全孝，以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而烈士忠魂正宜不朽。在民族抗日战争与反内战自卫战争中，我全体指战员伤亡以千百计，现特将烈士英名刻诸于石，以志不忘，以策来兹。国家多难，好战分子竟掀起惨痛内战，美国新式械具正用以屠杀我国人民，伟大的人民解放事业，尚有待于我辈之最大努力。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牺牲的烈士们精神不死！何克希氏题。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一日建立。公元1953年3月重建。

泰安解放后，我三旅教导营随大军南下沂蒙山区，经旧县、楼德去蒙阴，九月间在坦埠附近的李家寨子住下了。这里山青水秀、果树成林，有100多户约五、六百口勤劳淳朴的人民，是我党创建的老根据地之一。我们在这里就像在泰安兵营那样进行着比较正规、有序的军政学习，有时还进行自编自演的文艺晚会，搞得相当活跃。如“这儿是我们自己的家”，唱得大家既亲切可爱，又激发了大家的政治觉悟，“反动派疯狗想来进攻，打破他的脑袋赶他回家！”更叫人义愤填膺，斗志倍增，恨不得马上上前线杀敌立功。当时我是三队六班的班长，周飞是副班长，兼党小组长，学员有杨辛田、候子明、方杰、张镛、王学松等，彼此间团结互助，亲如手足，不怕艰苦，勤奋好学，军政素质不继提高。

1946年初冬，我们离开了李家寨子随军南下，在鲁南向城附近突遭蒋机轰炸。我和周飞等7、8个人隐蔽在一间破旧房子里，一枚炸弹落在院子里把一棵树连根拔起，这树又从房顶上冲下来，把房子砸塌了，除我一人从门口飞奔跑出外，他们几个全被埋在里面了。侥幸的是战友们闻悉赶来抢救，一个个都像灰鬼似的被救出来，无一伤亡，大家面面相觑，惊恐之余都露出了劫后余生的笑容，拍掉身上的尘土，又继续前进了。

3．鲁南大捷。

我军宿北大捷后，部队挥师北上，决心打鲁南战役。当时敌整编第26师、第1快速纵队和整编第51师在台儿庄、枣庄、峄县一线，慑于我军的声威，每晚宿营都必须构筑工事，妄图向临沂（当时山东解放区的首府）推进。我纵队于1947年元旦经连续行军到达集结位置，1月2日晚向敌军主要阵地塔山发起攻击。1月3日大雨倾盆。当晚我军全线猛攻卞庄之敌。敌整编26师师长马励武离开部队到峄县城里寻欢作乐，两天不归队，副师长又压不住阵，部队像没了头的苍蝇，准备突围时，整个部队混乱不堪。1月4日敌全部西逃，被我兄弟部队四纵、十纵死死堵住。这天阴云密布，云层极低，敌机不能出动，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快速纵队的坦克、炮车、汽车均被我军赶进了公路南边的下湖、漏汁湖洼地，混乱地陷入泥泞之中，不能前进一步，敌整编第26师和第1快速纵队被我兄弟部队围歼，仅用43小时，敌人的3万精锐部队被我一举歼灭。1月11日起，我军又乘胜攻击枣庄，激战多日又全歼敌整编51师。前后两个阶段共用了18天，歼敌两个整编师和一个快速纵队，共计5万3千人，我伤亡8000余人，活捉了马励武和周毓英师长，缴获坦克24辆，汽车470余辆，各种火炮200余门，在此基础上我华野成立了特种兵纵队，开创了解放战争以来战役歼敌的新纪录。

1947年1月20日，鲁南战役胜利结束后，我纵队改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旅改为师。原三旅教导营扩大为纵队教导团；还成立了炮兵团。为适应战争需要，1月下旬我以教导团模范学员的称号毕业，被分配去炮兵团工兵连当文化教员。那时我政治热情很高，但“老虎啃天不知从何下口”，加上天天行军打仗，既没有黑板又没有粉笔，真不知怎样上课。一天早晨，连长贺化铨在树林里把部队集合起来，把事先向老百姓借来的一块门板靠在树干上，十分和善地对我说：“文化教员，你来得正好呀。你看咱们许多战士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太需要学习文化了，我代表同志们欢迎你。”当时部队已由值星排长整理好，个个枪靠右肩地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听连长一说，立即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我顿时不知所措，向战士们行了个军礼，微笑着表示感谢，可脸上是火辣辣的。因为我只是一个初中生，没有多少“本钱”。正当我不知所措时，连长就地拣起一块土圪垃在门板上写了一个“贺”字，说：“我姓贺，恭贺新禧的贺，也叫加贝贺，下面请文化教员给你们上文化课。”我茅塞顿开，也迅速拣起一块土圪垃，在门板上写了一个“钱”字，并说：“我姓钱，是金钱的钱，大家没有钱可以找我。”逗得大家轰堂大笑。我又说：“在旧社会是有钱能买鬼推磨，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可见钱是个宝。”正当战士们凝神静听之际，我突然发问大家：“为什么我们工人农民没有钱？工人整天干活累得腰酸腿痛，却养活不了一家老小，农民兄弟辛苦一年却吃不饱肚子，这是为什么？”我稍作停顿，接着说：“就是因为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我们共产党、解放军就是领导工农民众起来闹革命、搞土改、求解放的。”课间休息时，战士们就在地上用草棍子比划着学习写字，不断有人问我他的名字怎么写，我都一一作答，就这样我既教识字，传授文化知识，又向他们进行了阶级教育，是文化课又是政治课，打响了“第一炮”。不仅战士们喜听，还获得连长、指导员的好评。从此在领导的支持下，我见缝插针地给战士们上文化课，学唱革命歌曲，讲时事政治等，既锻炼提高了自己的工作能力，又不断地为活跃部队提高战斗力作出了应有的努力，还学会了作些群众工作。如在郯城往李家庄去的路上，我工兵连有架桥的紧急任务，河约20米宽，两边已结成厚冰，但中间还有5、6米的水面，水深齐腰，如果没有桥，大炮根本过不去。连长组织一部分战士去砍树并亲自率领班排长分头下水打桩，我带领几个战士进村找村干部（新解放区）求援，召集乡亲们开个动员会，讲明我们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打老蒋是为了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要解放全中国。眼前我们炮兵部队要架桥过河，恳请老乡们帮忙。会后几个村干部带头摘下自己的门板，有的还砍下自己的树送到河边，乡亲们看到战士们穿的单衣在寒冷刺骨的冰水中打桩，衣服湿了立即结成冰，都对战士们的吃苦精神赞叹不已。在村干部的带动下，不少青年奋不顾身也跳进水里帮助架桥。桥桩打好了，但没有铁丝和绳子，这可急坏了大家，我又动员乡亲们回去找绳子，不久就有老乡送来了一些拉牲口用的绳子，有的妇女把纳鞋底用的麻绳都送来了。我们用麻绳和柳条扭在一起当绳索，最后终于及时的完成了架桥任务。事后，连长给我请功，记了小功一次，并缩短了半年的入党候补期。

4．莱芜战役活捉李仙洲。

鲁南大捷后，我军虚张声势，说是要保卫临沂，与敌决战。当时敌北线李仙洲集团孤军南下进入莱芜、新泰一线，妄图夹击我军。陈毅依照中央军委指示，决定放弃临沂，先打莱芜。为了迷惑敌人，我军只留下二纵和少数地方武装修筑工事，主力部队则迅速隐蔽北上。我十几万大军和数十万民夫浩浩荡荡形成一股铁流，越过沂蒙山区，背着武器弹药、干粮，冒着风雪严寒兼程疾跑，有时为了不让敌机发现，晴天进庄休息，黑夜急速行军，那时人马、小车队有多宽，路就有多宽，满山遍野十分拥挤。有时为了给民伕小车队让路，我们就在路两旁爬山越岭，踏雪破冰前进。一些不明真相的战士就发牢骚说：“放着敌人不打，天天向北跑干什么？”我们跑了7、8天到达莱芜地区集结，我炮兵团驻莱芜城西、方下镇南一带待命。

原先大批粮草都运在临沂城周围，如今战场突然北移，人还可以背点干粮，但军马没有草料吃，又是冬天，连日负重赶路的军马都饿得跑不动了。正发愁时，沂蒙山区的老乡们就主动把自己房顶上的茅草揭下来，挑拣好草送给部队喂马。叶飞司令员看到不忍心地说：“这样冰天雪地的寒冬，叫老百姓到那里去住呢？”立即派人下去劝阻，但老乡们说：“不碍事，等你们打了胜仗明年开春我们再盖新房庆贺。”叶飞为此感激万分，在教育部队时他说：“山东人民太好了，假如没有老百姓的全力支援，这个仗是无法打的，人民的深情厚意我们一辈子也不能忘记。”

我军北移之际，南线之敌于2月15日占领了临沂，却不见华野的一兵一卒，主力部队不知去向。敌台广播共军已无力再战了，不料我华野五个纵队主力均已部署好了震惊中外的莱芜战役。2月20日晚战斗打响，我纵各师攻占了莱芜城外围诸多要点，我兄弟部队在当天下午已在和庄险要地段，伏击全歼敌77师；我6纵包围了吐丝口敌新编第36师，切断了敌人的退路。我纵二团扼守莱芜城北2公里处抢占了400高地，成为敌军反击的重点，战斗非常激烈。该团八连连续击退十倍于己的敌军反复冲击，激战8小时，阵地屹立未动。22日晚敌军部署23日上午由空军支援掩护全力向北突围。23日拂晓，我军按华野司令部部署调整，于莱芜以北至土丝口预设口袋形阵地，只待李仙洲集团进入大网。上午10时，敌左路73军沿西大路进至莱芜以北张家洼地带，遭到我军3师火力侧击，敌顿时混乱不堪，向东侧挤去；敌右路军46军沿东大路进至莱芜以北仅7公里处，被我6纵队阻击。12时敌后尾全部撤出莱芜，我4纵随即占领该城。至此，敌前头被阻，后面被堵，蜂拥北窜，人马相踏，混乱不堪。我5个纵队集中炮火轰击其密集队形，敌军伤亡较大，我军乘机多路猛插敌群，敌已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兵败如山倒，十多架敌机在空中亦无能为力，眼睁睁地看着地面部队被全军覆没。23日下午5时许，莱芜战役胜利结束，全歼敌军一个指挥部、二个整编军、七个师共5万6千人，活捉了山东第二绥靖战区副司令员李仙洲和正副师长12名，劝降了敌46师师长韩练成，缴获了各种大炮350门和大批武器弹药，还击落了敌机4架，这是我华东战场上的一次空前大胜利。此次战役我军伤亡8000人。

战后不久，即4、5月间，我调入炮兵团政治处当政治统计干事，每月亲自去所属的营连了解、统计战斗成果和人员变化情况，月底骑马去纵队组织部呈报全团政治统计报表，即使在激烈的战斗中，我也不避枪林弹雨，按时完成任务。

5．孟良崮击毙张灵甫。

蒋介石在鲁南、莱芜战役惨败后，于1947年3月组织实施了对山东的重点进攻，5月重兵云集孟良崮地区。敌号称王牌军的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想争头功，骄横地冲在前头，甩开两翼掩护他的敌25师和83师，独自上了孟良崮，他认为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并自傲地电告老蒋他上山当磨心以吸引共军的主力，让其它部队当磨盘，以便中心开花夺取全胜。

这是我军历史上少有的一场恶战，也是我华东战场上的一次决战。粟裕司令员根据当时的敌我态势，采用挖心战术，用5个纵队打主攻，4个纵队打阻击，即集中5倍于敌人的兵力专打74师，以实现陈毅司令员“从百万敌军中取将领首级”的决心。

5月13日夜战役打响，我一纵、八纵首先从东西两侧楔入敌阵，穿插分割敌军。当晚因大雾迷漫，敌以为是他的友军，各走各的路， 14日凌晨5时，我前锋独立师和二师已攻占了天马山、界牌一线，还拿下了孟良崮西侧之屏障330高地，一夜之间我一纵深入敌阵40华里，分割了敌74师与敌25师的结合部（敌25师以为要打他，为了保存自己，便向西龟缩，与我军几乎擦肩而过）。我八纵在东路抢占桃花峪等高地分割了敌74师与敌83师的联系。我六纵两天跑了280华里，率先抢占了垛庄东北角山地，我当时任炮团的统计干事和战士一同参战，我们配合六纵控制了临沂到蒙阴的公路，堵住了敌南来的援兵，也截断了张灵甫的退路。其它各纵队都按时抵达指定的位置，15日拂晓完成了对敌74师的合围。这时的蒋介石还在做美梦哩。他命令74师坚守阵地，吸引住我军主力，命令顾祝同、汤恩伯等集中十个整编师增援74师，以图里应外合，中心开花，夹击我军全歼陈粟部队的主力，以图改变华东战局。然而，困惑的是他这个“磨心”能够坚持多久？其增援的“磨盘”又何时能够到位？对我军来说，大批有远有近的敌军在外围包围着我们，形势相当严峻。假若等敌援军都到位了，我们必将陷入被动，所以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生命。粟裕司令员下死命令，要求各级指挥员靠前指挥，师长当团长用，团长当营长用，要不惜一切代价，在24小时内即16日下午5时前拿下孟良崮，全歼敌74师。15日晚陈毅司令员授权叶飞司令员统一指挥协调一、四、六、八、九纵队总攻孟良崮。15日午夜后发起总攻，五个纵队一齐猛攻，各路火炮万弹齐发，孟良崮上一片火海，杀声震天，各主攻部队像潮水般地涌上600高地和孟良崮。此役打得非常惨烈，540高地反复争夺撕杀、肉搏，战士们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赴后继，奋勇杀敌，终于在16日下午5时许歼灭了整编第74师约3万2千人，击毙该师师长张灵甫和副师长蔡仁杰。战斗刚结束，粟裕根据敌军的死、伤、俘人数，感到与74师的编制不符；同时我电台也发现山上有敌台活动，于是下令“兜剿”，结果在雕窝发现尚有7000余敌人正在集结，我军立即展开予以全歼。如果漏掉的话，这些散兵也很快将成为一股强敌。此役我军伤亡万余人。战后，我们正在收集战利品时，上级命令我们急速撤离，我们只得将已缴获的山炮、野炮扔掉。当晚九时许敌各路大军都来到孟良崮周围，但为时晚矣！他们只能给张灵甫收尸了（张的尸体运回南京，葬于玄武湖畔）。

敌整编74师的全军覆没，宣告了美式装备不可战胜的谬论，给整个国民党统治中心以极大的打击。

6．鲁西南突围。

1947年5月16日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后，蒋介石经月余的整顿，重新组编了进攻兵团，以日本战犯岗村宁次为顾问，采用密集平推、稳步前进的战术，将其主力九个整编师集中在临沂以北莱芜以南的沂蒙山区，摆成方阵，还设置了许多部队守备要点，继续实施狂妄的重点进攻。我军为捕捉战机，日夜辗转在沂蒙山区，今天向东跑80里，明天就可能向西跑一百里，拖得敌人摸不着头脑。但敌主力相当集中，我军难以分割歼灭，两军处于相持状态。由于对方是美式装备飞机大炮，我们是小米加步枪，不久我军即陷入困境。时值炎热的夏季，酷暑难当，人困马乏，夜行军时，有时战士们边行军边打瞌睡，经常有人走着走着就把头撞到前面战友的身上，有的甚至摔到沟里。由于敌人步步紧逼，我军经常处于被堵、被围、被追和飞机轰炸之中，老百姓都跑光了，“空舍清野”，水井也被填死了，战友们无粮无水，饥渴难忍。在这极端艰险、严峻的情况下，6月30日我刘邓大军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到达鲁西南鄄城、郓城一线，为华东野战军实施外线出击（又称鲁西南突围），创造了良机，揭开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随即我中央军委电令华野实施“七月分兵”，由第一、三、四、八、十共五个主力纵队精简后组成强大的西线兵团，由粟裕、叶飞同志指挥，直扑鲁西南地区，配合刘邓大军南下苏皖豫，在津浦线上收复了几个城镇，威胁了敌人的大后方徐州，迫使蒋介石急忙抽回七个整编师重新布防。我一、四纵队由于对敌情侦察不实，攻打费县、滕县时均受挫折兵，且被敌重兵包围。当时蒋介石曾高兴地认为这是已到口的“西瓜、面包”。幸我军有破译敌台的能手，在他们“啃西瓜、吃面包”的密语联络中，获取了敌军的调兵动向，我叶飞司令员率部声东击西，迷惑敌人，杀了个回马枪，争取了一天一夜的时间，在洪水中抢渡过了三条大沙河和白马河洼地。8月3日凌晨，我一、四纵队在兄弟兵团的支援下胜利突出重围。

我当时在华野一纵队炮兵团任统计干事。我团和纵队后勤等部跟随第二、六、七、九纵队留守内线，称东线兵团，由谭震林、许世友指挥。7月17日我东线兵团在南麻、临朐一线作战。时值雨季汛期，连日的倾盆大雨使田野积水像一片湖泽，道路、沟渠桥梁悉被淹没。我们脚踩泥水，身穿湿衣，在看不见道路的情况下长途跋涉。当时守敌整编11师的防御工事十分坚固，四周都是鹿砦、梅花桩和护城河，子母碉堡林立，许多暗堡像乌龟壳似的埋伏在地上，而我们的炸药包、手榴弹均因淋雨受潮而失效，导致我军整连整排地牺牲，伤亡十分惨重。

我们在抢渡沂河时，又遇上了山洪暴发，水势汹涌，一些不会游泳的女同志只得拉着马的尾巴淌水过河，还有些女同志拉着绳子过河，但走到河中央水深流急，她们脚不着底，一不小心就被洪水卷走了。有的官兵走到河中时被敌机子弹击中，鲜血直流，被河水冲走了，好不惨然。我也是淌水过河的，走到河心脚都不着地，于是，我顺势向前一冲，淌过了深水急流，登上了浅滩。上岸后，我们在一片汪洋的田野里行军，当时农民刚收完早春作物，留在地里的高梁、玉米茬子犹如一把把尖刀，把我们的鞋、脚扎破，鲜血直流，有的战士不得不撕下衣袖、裤腿儿包脚。在足无鞋、食无粮的困境下，很多驮炮的牲口都累死了，炮弹和大炮也就只好丢掉。在行军途中我多次看到牲口饿得趴在地上就是起不来，开始还哼哼地喘气，不一会儿，就一声长嘶断气了，饲养员一面抚摸它，一面流泪。当时我们确已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多么盼望在原地能休息一会儿啊！但敌情不容，不抓紧离开就可能全军覆没。

7月31日我华野司令部命令东线兵团撤出战斗，许世友率部去胶东，我们翻越青石关边打边跑地过了胶济路，经索镇高青北渡黄河到达惠民地区（解放区）。这时我西线兵团在刘邓大军的密切配合下，在鲁西南地区恶战了两个多月，冲破重重艰险，至9月9日在郓城沙土集一战全歼敌57整编师一万余人，俘虏敌中将师长段霖茂以下官兵7500人。从此，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企图消灭我军的美梦彻底破灭了，中央特电示慰问。

我们在凯歌声中随军南渡黄河，在东明、马头一线归建。我团政委淳杰（老红军）说：“我们在沂蒙山区牵着敌人的鼻子耍龙灯式地转了几个圈子，行程五千里，最终把敌人甩掉了，而我们则经历了不亚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锻炼，变得更加坚强了。”叶飞司令员看到失去很多战士伤心地哭了。的确，我军的胜利是用无数先烈的血肉换来的，仅华野一、四纵队在这次鲁西南突围中就有二万多兄弟姐妹的鲜血洒在这片可爱的土地上，他们的英灵将永垂千秋，万古不朽！

1947年冬，我们向苏、皖、豫地区开辟新解放区，我炮兵团在河南许昌、漯河一带以连为单位访贫问苦，开展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和开仓济贫活动。11月炮兵团机关党支部书记韩志中在支部大会上根据党小组（小组长是邢正明）讨论我转正的问题，并经上报团党委批准，宣布我为中共正式党员。党小组邢正明、骆基、陆士平等专门为我开会祝贺，给予我极大的鼓励。

1948年1月我们又回到黄河北濮阳地区进行以“三查三整”为内容的新式练兵，开展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和诉苦教育，从思想上提高政治觉悟和认清“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特别是观看“白毛女”、“血泪仇”等戏剧，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阶级仇恨和战斗士气，许多刚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士兵，对共产党、解放军有了新的认识，为“穷人打天下”、“天下穷人是一家”的口号振奋着他们立即转变立场，调转枪口，成为人民革命战士，为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7．豫东战役。

1948年6--7月间，粟裕司令员又出色地指挥了豫东战役，使中原、华东战场出现了新的转折。我华野第三、八纵队主攻开封。敌新五军（系三大王牌之一）受命救援开封。当时我军采取“运动防御”战术，由华野第一、四、六纵队以团为单位轮番阻击，把敌新五军拦截在睢县、杞县一带，故又称“睢杞战役”。经过激战四天，敌新五军倾其全力仅推进二至五公里，这一仗打得十分艰苦，我军伤亡也不小。我兄弟部队自6月17日晚开始仅五天就攻克了开封，敌首李仲辛被击毙，歼敌三万余人，我军将缴获的大批粮食、武器、弹药迅速抢运过黄河，四天后即主动撤离，然后在陇海路商丘、龙王店一带激战五昼夜，歼敌区寿年兵团所辖的整编75师。整个战役于7月6日结束，歼灭了区寿年兵团9.4万人，使蒋军从此丧失了发动战役性进攻的能力，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我当时在华野一纵炮兵团特务连任副指导员。记得有一天夜晚，我连随主力部队攻占龙王店后，就在原地待命休息，由于过度疲劳，大家就地躺下就呼呼大睡了，待到天明一看，身边四周尽是敌尸和死伤的牲口，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我们身底下都是血迹，老百姓的房屋已是残垣断壁、瓦砾成堆，被炮火打着的碉堡还在冒着焦臭的烟雾，这样的惨状实在令人目不忍睹，大家都想早点离开，但军令迟迟不到，我们只得在原地待命。由于天气炎热，太阳暴晒，尸体已开始腐烂，发出阵阵恶臭，令人恶心，有的同志呕吐不止，加上饥饿口渴，有的战友竟昏厥过去，直到下午三、四点钟才传下转移的命令。我们走出龙王店很远，但身上的那股尸体特有的恶臭味始终跟着我们不散，后来没有办法，我与连长孙祥龙商议后，就下令进村烧开水洗衣服，同时也让战士们休息休息。待我们清洗后出村时，才恢复了正常气息。战争就是这样的残酷。

7月6日清晨，我一纵一师全歼王老集守敌（黄伯韬兵团主力整编25师的一个团加两个连），粟裕、叶飞考虑到短期内已无法全歼敌黄伯韬兵团，为争取主动，下令撤出了战斗。当晚急行军130多华里，准备再经一夜急行军过黄河休整。不料敌邱清泉兵团乘我转移之机尾追而来，先头部队已只离我们十多华里。这时，叶飞与粟裕经过电台联系，毅然作出了华野主力不过黄河而是掉头南下，重返豫东的部署。这一着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我们在开封、内黄之间悄悄地向南越过了陇海路，又经几夜的急行军到达太康、淮阳之间休整。至此，敌邱清泉部已被我军拖得疲惫不堪，只好缩回到陇海路上的几个城市里去了。

1948年9月，我纵又北上打济南战役，原定我一纵打主攻，但陈毅司令员要争取吴化文部队起义。考虑到我一纵二师在1946年打兖州时吃过他的大亏，部队复仇心切，容易违反俘虏政策，所以只把我纵安排在张夏、崮山一带参加阻击打援。济南战役后，我被任炮兵团特务连指导员，南下参加淮海战役。

8．淮海战役及其阵地奇观。

淮海战役是中国革命解放战争史上一战歼敌55万的光辉战例。我华野一纵队在完成城镇攻坚、宽正面阻击、追击合围狂逃之敌等战斗和迫使一个师的敌人阵前乞降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济南战役后，中央曾决定我们先行过江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粟裕司令员建议部队不宜去江南，应“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中央同意了，决定打淮海战役。于1948年11月6日开始，第一阶段是集中兵力消灭黄伯韬兵团。8日下午掩护黄伯韬兵团左翼的63军弃守新安镇南撤，妄图经窑湾渡运河西逃。我一纵奉命追歼63军抢占运河西岸，分三路包围压缩敌人于窑湾。我二团在纵队配属的数十门榴弹炮、山炮的准确近距射击，摧毁了敌小东门门楼，炸开了鹿砦和围墙，一举突入小东门。后续部队向纵深发展，激战多日于12日拂晓窑湾战斗胜利结束。歼灭了敌63军两个师五个团共13700余人，敌军长陈章被击毙，创造了解放战争以来，我军应用急袭的战法，以一个纵队歼敌一个军的战例，我华野首长给予通令嘉奖。我在这次战斗中于瓦窑村外负轻伤（左小腿被子弹擦伤），在团卫生队包扎休养几天后继续投入战斗。

窑湾战斗还末结束，我纵队两个师即奉命迅速通过运河、皂河，抢占了碾庄圩西南的鼓山、狼山阵地，以迎击邱清泉兵团所属的第七十军的东援，当时黄伯韬兵团所属的4个军已被我兄弟部队包围住，能不能吃掉它，关键之一在于堵住敌人的增援。所以华野首长下令不准敌人前进一公尺。我纵二师五团与三师七团并肩战斗，用大量杀伤敌人的顽强防御，与敌争夺鼓山、狼山的制高点，冲击反冲击，阵地失而复得，终于没让敌人越过我防御阵地一步。直到11月22日，黄伯韬兵团在碾庄圩被我兄弟部队全歼，我纵队才解除了鼓山、狼山一线的防御阻击任务。在这期间，我炮兵团各炮连都参与了阻击，我特务连主要担负弹药运输和通讯联络，在兄弟部队总攻碾庄时，我连遭敌机狂轰烂炸，20多枚炸弹在我连战壕两旁爆炸，幸我们迅速下战壕隐蔽，全被埋在土里，团首长以为我们全都牺牲了。待敌机过去后，我们一个个都从泥土里钻出来，经报数清点，竟然无一人伤亡，一时被传为佳话。

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是11月23日起，我中原野战军在华野一部的配合下，准备聚歼黄维兵团于宿县以南地区。蒋介石命令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从徐州以南救援黄维。我华野以八个纵队两个独立旅在徐州以南津浦路两侧50公里的宽大正面上，阻击企图南援的敌人。我一纵担负整个防御集团的右翼，对手仍然是邱清泉部的70军。从11月22日至28日，在水口地区连续打退了敌70军所吹嘘的6次“拿破仑式的滚动进攻”，我全线阵地屹立末动。25日晨我中野各纵队乘敌退却混乱之机，全线出击，在双堆集地区完成了对黄维兵团的合围。我华野部队日夜兼程急行军到达徐州以南津浦路两侧地区，准备阻击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的进攻，以保障中野部队围歼黄维兵团。11月27日黎明前，黄维兵团四个主力师按计划实施突围，不料85军的110师师长廖运周战场起义，突围失败。28日蒋介石急令黄维兵团就地站稳脚跟，固守待援；同时急令李延年、刘汝明撤至蚌埠守住淮河，避免重蹈黄维的困境。11月30日杜聿明集团30万人加上跟随的政府官员、眷属、商人、地主、教师、学生等杂七杂八的人员总共不下40万人如决堤的洪水，直向徐州西南方向奔涌而去，通向永城的公路两侧卷起漫天的尘土，犹如广漠中惊慌迁徒的铺天盖地的兽群。走了两天两夜，杜聿明集团犹豫不决，欲行又止，为我军追堵敌人赢得了时间。我华野采取东、北、西三面奋勇突击、南面坚决堵击的战法，逐渐压缩敌人，于12月4日拂晓，将杜聿明集团全部合围于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其中孙元良兵团于5日妄图突围，三次攻击都末得逞，经激战，除孙元良和少数几个随员化装潜逃外，主力万余被全歼，41军、47军军长胡监聪、汪匣锋均被俘获。于是我军决定先歼灭黄维兵团，下达了总攻命令。百余门火炮发出怒吼，数千炮弹飞向敌阵，中野六纵“襄阳营”和华野三纵“洛阳营”并肩作战，经一场拼死搏斗，终于将黄维的“老虎团”砸烂。12月15日，黄维兵团十二万之众被我全歼，李延年兵团被迫南逃。

12月16日，毛主席指示我军向杜聿明集团围而不打（为了稳往傅作义不使其海运南下），开展了政治攻势，向陈官庄包围圈内散发一篇绝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系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并在战地用土喇叭连续广播，具有很大的震撼力量。由此，20天无战事，我们即在阵地上休整，于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阵地奇观。

（1）在阵地上开展卫生运动。阵地上空气混浊，死尸味、血腥味、粪便味扑面而来，使人恶心窒息。我们一面派出警戒监视敌人，一面清除堑壕内外的秽物，掩埋敌尸，疏通排水沟，修建“公厕”，把汽油桶一锯为二当洗澡盆用。

    （2）在战壕里加强抗寒防冻工作。这时广大的官兵吃住都在战壕里，原先是饿了就啃几口硬饼，渴了就喝几口冷水，困了就抱枪依在壕沟里睡。外面是冰天雪地，壕沟里低洼积水，战士们的衣、鞋都是湿的，寒冷刺骨。时间长了战士即会生病而减少战斗力，于是，在壕沟里我们挖了排水沟和积水坑。我们又根据不同的地形构筑大小不等的掩蔽部，用小米桔打成草帘挡风雪，里面铺上稻草，睡觉时二人倒头合睡互相保暖；有的还筑起土灶给送来的饭菜加热（饭菜都是从5-6里地以外送来的），用钢盔烧开水喝；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和炊事人员的不断努力下，前沿阵地上部队都能吃饱吃好，馒头、包子、米饭、油饼变换花样，二师侦察连司务长每周给战士吃上“豆腐宴”。总之，各部队八仙过海，群策群力，把前沿变成了名符其实的“阵地之家”。首长还亲临检查评比。官兵士气高涨，欢欢喜喜迎新年。

（3）在我阵地前，竟然出现徐州来的小商贩，么喝着卖糖葫芦，我们怕发生意外，两天后劝他走了。在阵地上，我们还开展了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的形势、任务教育和组织整顿，选拨优秀干部，发展党员，开展立功运动，团结教育新解放的战士，开展群众性的敌前练兵和对敌政治攻势。

相反的是，被我军围困的杜聿明集团，内缺粮草，外无援兵，处境越来越困难，仅靠空投的一点点东西苟延残喘，而且大部分都飘落到解放军这边来了。他们抢夺空投物资，有时互相火并抢杀；有的把骡马杀了分而食之；由于连日风雪，空投断绝，一块烧饼卖到三块、五块银元。真是饥寒交迫、走投无路。在这样的背景下，解放军用一担肉饱子就能换回一个连的国民党兵，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军一个老炊事员，挑了一担肉包子上前沿，晚上迷了路，摸到了敌人阵地上。当敌人喝令他“站住”时，他灵机一动地说：“告诉你们连长，解放军派人送肉包子来了！”敌人早已馋涎欲滴，不顾连长阻止，一窝蜂地上前争抢肉包子，后来那连长也不甘落后，边抢边往嘴里塞。我老炊事员又说：“弟兄们，没吃够的，过去吃就是了！”那些国民党兵就全过来了，一人也没留下。在我前沿阵地上，常有战士把刺刀尖上挂上用草和树皮缠着的肉包子，甩到敌前沿阵地，他们一窝蜂地来抢。每天晚上都有小股国民党士兵来降，有时整排整连的士兵跑来，有的被其长官发现后，用机枪扫射身亡，又将尸体挂在阵地前当“样品”，并把尸体垛起来当掩体，真是惨无人道！

    我们在阵地上满怀豪情地迎来了1949年。新年元旦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蒋介石发表求和文告，表示愿意下野谋取和平；二是新华社发表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通过学习，大家认清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已为期不远，蒋介石求和是假、苟延残喘是真，坚决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大家坚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表示在围歼杜聿明集团的战斗中再立新功。

    1949年1月6日下午，我华野在中野配合下，对陈官庄地区的杜聿明集团发起猛攻，炮火吞没了敌阵。激战仅二天，李弥兵团主力被歼灭。1月9日下午，敌五军45师师长崔贤文阵前乞降，共7千多人（包括沿途自动加入的）投向解放军；敌46师残部被迫缴械投降，第200师被全歼。至此，被蒋介石、邱清泉视为命根子和与我军多次交战未败的新第五军寿终正寝。中将司令邱清泉举枪自杀，中将李弥在押解途中逃跑，徐州剿共副司令杜聿明被俘。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到1949年1月10日胜利结束，历时65天，全歼国民党精锐部队22个军56个师（其中有4个半师起义），共55万5千多人。从此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国民党统治集团陷入土崩瓦解状态。十天后蒋介石引退、耍花招求和，垂死挣扎。消息传到苏联，斯大林说：“不可思议，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

9．百万雄师过大江。

淮海战役结束后，蒋介石调集115个师约70万人布防宜昌到上海间1800公里沿江地带，并以舰艇178艘、飞机230架和大量的大炮实施江面封锁。

这时我华野改编为第三野战军，与第二野战军乘淮海大捷的雄风兵临长江。“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声响彻云霄，进行紧张有序的渡江准备。当时我们最大的困难是缺乏大量的船只，敌人早就破坏了沿江的船只。我三野费尽周折，才搜集到8千多只木船，不得不自己动手、土法上马，制造了一批木排、竹筏、机帆船等，同时训练了大批船工、水手，各地方政府也大力发动群众支前。

1949年4月20日北平和谈破裂，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于是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那天傍晚，天空黑云移动，西边晚霞斑斓。我渡江部队忙着把隐蔽在各河叉的船只推进江边，待命进发。谭震林见万事俱备，便对着通向各军的话筒大喊一声“渡江开始!”一声令下，万炮齐鸣，大地被震得不停地颤抖着，密集的炮弹拖着火光飞向南岸，火光映红了天空。我三野第七、九兵团的四个军扬帆起船，半个多小时第一批部队登上对岸，我27军237团2连荣获“渡江第一船”的光荣称号。到午夜，长江敌防线被我军撕开一百多公里的大口子，战士们像猛虎一样前仆后继地奋勇前进。有的船工牺牲了，战士就泅水上岸；有的战士负重伤，还用最后的力气拉开炸药包舍身炸毁敌人的工事。每条船的头尾都挂着红灯笼以便联系，于是江苏、安徽段数百里长江，万盏灯火，像连绵不断的红珍珠。百万雄师过大江，其势宏伟壮观，永载史册。后续部队于21日晚8时再次发起冲锋，火光冲天，万船竟渡，炮击南岸，尘烟蔽空，船如潮涌，残敌胆丧。江阴要塞在我地下党的密切配合下，当晚7千余人起义。原定两个月的渡江战役，仅一天两夜就胜利完成了。

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得悉后，在办公室踱来踱去，不断叹息：“六国故都一旦撒手，真辜负了如画金陵。不是共产党打败国民党，而是国民党自己打败了国民党。”拿起皮包去了机场，转了三圈，终于飞向桂林。

我大军过江后，迅速采取两翼包抄的战术，南京成了被扎的“口袋”，敌人且战且退，溃不成军。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林遵等率舰起义。4月23日午夜我35军104师312团冲进南京的总统府，有一机枪手向楼顶上打了一梭子，登上门楼，扯下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换上了红旗迎风飘扬。南京解放了！欢呼声如春雷滚动，此起彼伏，纵情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

第35军是我鲁中南纵队与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吴化文部合编的，他们首先占领总统府，是对蒋介石绝妙的讽刺。

1949年3月我一纵队改为三野20军。原组织部长淳杰同志带职来炮兵团考察干部时，我被选调去军政治部，给主任汤光恢当技术书记（其原秘书自杀身亡）。4月21日，我随政治部机关过了江。

我三野渡江后如秋风扫落叶之势，围歼郎溪、广德地区之敌。接着就冒着滂沱大雨，忍饥耐冷，沿着宁杭公路日行百里，直奔杭州。5月3日杭州就解放了。除七兵团留驻浙江外，我九兵团则挺进上海市郊。

10．解放大上海。

1949年4月23日我第三野战军解放南京后，主力集中在太湖南北地区，九、十兵团以钳形向黄浦江两侧迂回，力求先攻占高桥、吴淞，截断敌人的海上退路，并诱其主力在郊外被歼，而后再攻占市区。这样不仅可以保全上海，又可歼灭敌人。当时上海有汤恩伯指挥的8个军、23个师共25万人。

由于我军渡江战役提前完成，三天后又解放了南京，使解放大上海的预定时间提前了两个月，有关进驻上海的许多准备工作显得太仓促了。所以中央军委命令推迟解放上海的时间，要部队好好学习城市政策和接管事宜。5月2日我们开始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和外事纪律等文件为教材，掀起了动员备战高潮。当时20军军长刘飞指着地图告诉大家：“上海是一座繁华的都市，也是一个大染缸，我们要保持工农战士的本色，不仅在军事上打大胜仗，也要在政治上打一个大胜仗！”陈毅司令员说：“解放大上海，好比瓷器店里捉老鼠，老鼠要捉到，可不能打掉瓷器。在市区不准用炮火，部队不入民宅，要秋毫无犯，这是我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所以我军入城后，战士们都睡在马路上、吃干粮、喝凉水，没有也不敢干扰市民，真正做到秋毫无犯。

总前委根据中央的精神，原来是准备和平解放上海，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不料策反汤恩伯的工作没有成功，担负策反任务的陈仪和张权同志都被蒋介石秘密逮捕，凡参加策反及从事情报工作的中共党员及同情分子约三、四万人在大新公司、大世界、外滩公园等地惨遭杀害。所以解放上海只能采取武力攻打的方案。

5月9日晚我第九、十兵团部队踏着朦胧的月光，从常州、常熟等地出发，奔赴上海近郊，至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了。我三野五个军分别进击浦西、吴淞和浦东高桥一带，似一把巨大的钢钳，直向吴淞口钳去。月浦是吴淞、宝山的西大门，要歼灭守敌，必须从月浦下斧，破门而入，于是展开了一场血战。我29军由于战前对月浦的地形、敌情侦察不实，使部队造成惨重损失，不得不改变原定15日攻占吴淞的计划。我28军在攻击刘行、扬行时，同样受挫。敌人不仅修筑了大量地堡，还设有鹿砦、竹签子、陷阱、铁丝网、地雷等，构成了纵深配备火力网的防御阵地。13日晚我军两个团陷入敌人迷魂阵般的工事中遭到敌军猛烈的火力杀伤。我军在月浦、杨行失利后，敌军开了庆功会，蒋介石出山督战，命令他们从月浦走向南京。

兵团司令员叶飞指示28军冷静分析敌情，用小群攻坚战术，分路穿插，充分利用炸药包摧毁敌堡和工事。后经突击部队携带炸药包，分路向预选好的突破口冲去，一声声巨响，一个个敌堡被揭了顶，终于获得成功。我26军占领了刘行、大场、真如等地，直插高桥，与我九兵团会师。5月22日我三野指挥部下达总攻命令，各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四面八方围攻上海市区。敌汤恩伯见大势已去，指挥部队向吴淞收缩，准备从海上逃窜，谁知撤退命令一下，蒋军乱成一锅粥，那些没叫撤退的部队也纷纷向江边溃逃，兵败如山倒，出现了无可挽回的大逃亡、大崩溃。5月26日夜，我军全部控制了苏州河以南地区，接着利用夜色强渡苏州河，迅速占领了河北市区。临时负责指挥上海国民党余部的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汤恩伯临逃时找的替死鬼），还在拼命抵抗，有人请求开炮，陈毅不准，他用电话找到了刘的老师，告诉他汤恩伯已逃去台湾，你不该当他的替罪羊。不久，刘昌义率领四万官兵投降。27日上海全部解放。

我军进入上海市区后，在朦朦细雨中战士们抱枪睡在马路上，战火熏黑的脸上显得极度疲劳。兵团部在弄堂口用两块油布撑起一个小棚子作指挥所，有的战士把马路上的防火阀门拧开让它“细水长流”，找来一些芦苇席子围起来当作临时厕所。“不入民宅”的规定，战士们都自觉执行得很好。市民们送来的热水热饭，战士们摇手婉言谢绝，严明的纪律赢得了各界人士的赞誉。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十里洋场露宿街头的照片，很快在香港、纽约、伦敦等世界各地的报纸上刊登出来，攻占了大城市的胜利之师睡在马路上，却是旷古未有的。美国“生活”杂志称：“共产党的军队睡马路等各项消息，指出了一个历史事实，即国民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蒋介石不会回来了。”可见陈毅司令员多次重申“不入民宅”是何等的深谋远虑啊！得民心者得天下。

上海解放后，我20军奉命担任第一警备区警备任务并兼淞江城防。它位于上海市南郊，其中有繁华的商业区，也有偏僻的市郊，有官僚资本家居住的公馆区，也有贫民聚居的棚户区，社情复杂，警备任务繁重。先后曾收缴非法武装及散兵游勇6500余人。其中有一支800多人的“先遣纵队”，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老师叫罗子实的人带领，经查明研究后，在北四川路新亚洲酒店，将这支非法武装的骨干分子全部擒获。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在金融市场兴风作浪，银元贩子猖獗一时，我军各师、团都出动了宣传队向群众进行宣传，并及时逮捕了50余名投机银元买卖、破坏金融秩序的骨干分子。

我20军很多是原新四军的老战士，他们从南方打到北方，又从山东打回上海，有的已到家门口了，有的过家门而不入，不少人在快要见到亲人的时候，却在上海战役中牺牲了，使人特别悲痛。

我是5月26日随军部进入上海市区的。当时军政治部驻在永嘉路、思马南路一带，我随首长住在永嘉路411号原国民党居正公馆内，豪华舒适的房舍，令人骤生“革命成功”之感。但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英明教导：“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提醒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

8月1日我20军奉命解除上海警备任务，移驻嘉定、太仓、罗店地区，投入解放沿海岛屿的战前训练和准备解放台湾的海上练兵。8月6日，领导批准我回无锡老家，探望阔别八年的母亲，由于工作繁忙仅5天我就返回部队。

11．去21军和胶东、山东军区工作。

1949年9月，汤光恢调任三野21军政委兼任浙江省临海地区军管会主任，我奉令随往还当技术书记。警卫员曹小牛、苏步清和司机老闫、炊事员老谢都随往，唯独汤的爱人何慧留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

9月下旬我们抵达临海。当时21军的主要任务是剿匪、反霸和准备解放舟山群岛。军长滕海清和副军长吴泳湘、参谋长周世忠日夜忙于军事工作，汤光恢主持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当地的军管工作。我发现汤的爱人何慧家乡黄岩经常有亲友来往，在接待中我得知何慧的家庭成份是恶霸地主，其胞弟何经猷是国民党军官，土改时有“倒算”行为，被群众告发。这些情况我曾向军保卫部长张铁同志汇报过，但没有引起重视。1950年5月我21军解放舟山群岛，后开赴黄岩、温岭一带又解放了大陈岛、小陈岛。汤光恢因身体不适去上海休养两个月，我在军直工部帮助工作。是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时，汤又调去胶东军区任政委。12月我又随汤抵达胶东军区驻地莱阳东昭疃。这时许世友已调山东军区，由钱钧任司令员，胡大荣任副司令员，戴心宽任副参谋长。

1951年3月我升任胶东军区党委秘书。时值山东军区突发“黄祖炎事件”，毛泽东主席亲自起草了“通报”，指出此系反革命分子在我党坚决镇压反革命之际的报复行动，为保证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开展了内部“肃反”。华东局要求各军区写“双日简报”，工作十分紧张。我经常是通宵达旦，白天照常参加会议，做记录、写上报材料，连续一个多月真是精疲力竭，颇得胡大荣副司令员的好评，曾提议报送我上大学深造，但汤因工作需要不同意。是年八、九月份，汤光恢调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我又随往担任政治部秘书处秘书。

四、遭诬陷蒙冤三十年

1．在“三反”运动中遭受打击报复，被关押在军法处达一年零二个月。

1951年12月全国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山东军区副政委彭嘉庆找我个别谈话，要我对党忠诚、检举揭发汤主任的问题。我如实地写了八个问题：一是汤在何经文（系其妻兄）的诱引下，在上海用公款作汽车买卖，何乘机从中渔利；二是汤介绍何经文去华东财经委员会工作；三是汤将警卫员的手枪借何经猷回家自卫；四是虚报休养费200万元（折合人民币200元）；五是冒领皮大衣代款一百万元；六是私留公家的汽油，用后开发票再报销；七是虚报冒领去胶东的汽车运输费；八是何慧隐瞒家庭成分。次日即送交彭副政委查处。不料1952年1月上旬政治部秘书长赵长河、军法处副处长张剑分别找我谈话，要我悬崖勒马，检查检举动机，并宣布1月17日前为华东限期坦白的日期，我断然拒绝了。于是汤光恢利用职权（主任兼军法处处长），对我实施打击报复，诬陷我“贪污巨款，嫁祸于人，捏造事实，陷害首长，政治上有重大嫌疑”，并在“前锋报”上刊登，于17日晚9时许将我五花大绑，押送军法处。先摘除胸章、帽徽，又戴上手铐，关进有三间屋大的木笼子，里面约有20余名“老虎”在押。从此我完全失去了自由，开始了非人的生活。我在此整整戴了三天三夜的手铐。白天只能在墙根下坐着，不许说话、不许乱动，大小便还要报告，晚上翻身、挠痒痒都得报告，每到吃饭时才能放我们出屋。饭是玉米面作的窝窝头，菜是咸萝卜头，每人分成一份，放在地上，我们出去只能蹲着吃，用戴手铐的双手捧着啃窝窝头。有的人不服气，他们就说他不老实，把他反铐起来，双手铐在背后，这样一来，每到吃饭时，他们就只能像狗一样扒在地上用嘴去啃，实在让人看不过去。

特别是夜间更是令人非常紧张、恐怖。我们睡觉时，从来不让关灯，有人睡着了翻个身或是腿脚乱动，只要是没有报告，执法人员就会突然大喊大叫，所以经常把我惊醒，弄得我特别紧张，总是一夜一夜地睡不好，慢慢地出现神经错乱、昼夜难眠的毛病。

我被关起来的第三天，张剑副处长亲自提审我，再次要我坦白交待检举动机、争取早日出去。我严正地批评他：“袒护高官不讲真理和正义。”可奇怪的是，他立即解除了我的手铐，把我搬到一间内有三名团级干部的监室。这里的“待遇”好多了，每天有一份“大众日报”，可以小声说话、抽烟，但内外有人看守，外出大小便必须喊报告。从此我就长期被监禁而无人过问了。

夏天的监室生活实在叫人难以忍受。隔壁是公共厕所，整天臭气四溢令人作呕；室内有门无窗，异常闷热；苍蝇蚊子跳蚤四处肆虐，夜间实难入睡。所以谁都希望早日离开这个鬼地方，但问题弄不清楚，只得在此忍、熬、混。我坚信“事实胜于雄辩”、“共产党是讲真理的”，我的问题迟早会水落石出的。

5月间押进来一个红小鬼叫王飞。他14岁参加红军，曾给朱德司令员当过警卫员，是济南警卫团团长，因抗拒检查、谩骂许世友被关进来的。我们几个人朝夕相处，同病相怜在一起无话不说，不久就熟悉了各自的案情，因没有结案都出不去，王飞就主动要求提审作检查。领导上信以为真就放他到劳教队劳动教养，他假装积极当了小组长，又乘看守人员一时疏忽而逃跑去了北京，找中组部、中纪委作了申诉，并把我的问题也一并上告了。这样，我的冤案从此打开了“天窗”。

1953年1月华东军区纪委派来了两个人听取我的申诉。我据实讲了一天一夜，他俩表示回去后查实处理。到3月下旬，张剑副处长找我谈：“你的问题已经弄清，由组织部处理，先去招待所休息；汤主任已调去南京军区组织部查处”等等。至此，我被关押了一年零二个月，开始获得了自由。

当时我因长期受到精神、肉体的折磨，导致日不思食、夜不能眠的精神失常，睡梦中经常大叫大喊。5月，组织部介绍我到“三七干部疗养院”（地处泰安）疗养。还给我一份“处分决定”，行政降职、降级，党内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还有四百多万元作为悬案处理（即做汽车买卖的问题强加于我）。我当即提出申诉，但因病我只好先去疗养了。

我在疗养期间，因对上述处分不服，曾写了上诉材料，但一直没有任何答复。病友杜嗣文、彭爱民、林生等同志曾给予同情和支持，得到了一些安慰，有利于我的身体康复。1954年秋出院分配去华东训练二团（驻泰安）政治处任宣传助理员。我因思想负担太重，没法正常工作。在邵世昌主任的支持下，我又写材料向华东军区纪委上告。

1955年1月，华东军区纪委要我去面谈。说汤光恢的问题已经处理，念其老红军对革命有功，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我非常气愤，认为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汤光恢可以例外？我据实检举揭发受打击报复还给我留党察看处分，真理何在？返回部队后沉浸在极度的痛苦之中。无奈又继续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刘少奇同志去信，恳求有个公正的结果。但需要时间，我只好耐心地等待了。

2．审干、肃反时被关押在保卫部审查。

1955年5月部队审干时，我犯有自由主义的错误。当时组织上函调鲍自兴（原20军军法处长）、王德明（原20军组织干事）等同志的历史情况，我竟以私人感情出发，向他们通风报信。事后虽作了检查但已晚了。内部“肃反”开始，保卫助理员陈魁、崔奉诰以检查枪支为名到我宿舍搜查，在箱子里发现2本由我长期保存汤光恢的手抄电报本（53年我出军法处时曾亲自交给保密室王卓如同志，但他们不收，要我亲自交给汤光恢，汤已去南京，我就只好装在箱子里保存着，无任何泄密）。此事引起组织上极大的怀疑，作为“肃反”的重点对象，发动群众进行批斗。这时我认为“三反”问题还没弄清，又来了“肃反”，无出头之日了，在群众的高压下想一死了之，写好了二封绝命书。

9月5日下午，我趁去伙房打开水之机逃去泰山。途中经邮局将两封信发出，一给毛主席，另一给我母亲，然后翻越傲莱峰进入深谷之中。当晚在山沟的流水处服了备带的安眠药，然后躺在一块平坦的大石头上，仰望天上的星星，不久就昏睡而去。终幸药的剂量不够，沉睡到次日傍晚骤然醒了过来，头晕、饥渴难耐，昏昏沉沉地爬了起来，见树上有不少半生不熟的柿子就摘下来吃了几个，不一会就呕吐不止，可能这下子得救了，逐渐清醒了许多。又见附近有老百姓点着灯，我去要水喝，并谎说游山迷了路，如今病了，要求投宿一夜。善良的大伯大娘见我是解放军就热情地给我吃了一大碗小米粥，不一会我又昏睡了过去。天明后，老百姓见我有病，想送我去医院治疗，途中被泰山派出所查获，由部队派员送我去济南军区保卫部关押审查。再次受到精神、肉体的折磨达十个月之久。1956年6月由济南军区党委五人领导小组作出结论：“撤消政治嫌疑，继续留队工作，因外跑自杀未遂，党内给予警告处分。”我于1956年7月2日获释。当时我想转业回地方算了，但干部部陈美藻部长找我说：“你要转业回家很好办，但同志们都会说你真的有问题，你过去工作干得很好，还很年轻，我劝你继续留在部队干，可以消除一些不良影响”等，我很受感动，所以我又留队工作了。

3．去张店“3818”部队工作。

1956年秋我被分配去济南军区公安军内卫二团（驻张店）政治处任政治理论教员。因我没授军衔，是穿着便衣去的，不久就去胶南参加军区宣传部举办的“政治经济学训练班”学习了三个月。1957年2月又去南京总政举办的政治师范学校学“哲学”，至8月结业。这时济南军区党委、纪委给我寄来了“三反”问题的甄别意见书，撤消了原组织部给予留党察看和行政降职降级的处分，并公布我为公安军内卫二团宣传股长，我十分感激党组织实事求是地解决了我的问题，我决心轻装上阵、努力工作。不幸又遇上了“整风反右补课”。当时宣教股有两个同志向领导提了点意见，我认为是正常的，可领导上说我有“温情主义”，是所谓的“立场不稳”。最后，这两个同志被定为“政治上偏右”清洗去北大荒劳动了。

1958年9月我被下放到二营六连当副指导员；二个月后因开办政治经济学轮训班（驻周村），由我主讲，所以又把我调回团部工作。12月省委抽调营以上干部参加农村的整社工作组，我又被分配去单县城关公社张子娄大队，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经历了一段十分艰苦的岁月，历时半年，亲眼目睹当时“共产风”所带来的严重恶果。田园荒芜，牲畜死亡，人员外逃，干部外流，留下的老人因长期缺粮断炊都患了水肿病、干瘦病，奄奄一息，病卧不起，几乎每天有饿死的老人抬出去掩埋。起初有邻居相助，到后来只好由我们工作组的同志去掩埋尸体了，实在是惨不忍睹啊！在这样严重的灾情面前，县社领导还责备基层干部“瞒产私分”，实际上当时农村的基层干部害怕“拔白旗”、“反右倾”，导致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带来了严重恶果。我们工作组的人员也饿得难忍，后来组长出了个招，要我们轮流去公社汇报工作吃顿饱饭。临走时再偷拿几个窝头带回给其他人分食，我因吃糠咽菜造成大便干结而经常脱肛。我们工作组在曲辉卿同志（省人事局局长）领导下，据实上报了单县地区的严重灾情，经省委书记谭启龙亲临视察迅速上报中央后，中央派飞机连日空投救济粮，但老百姓躺在床上已无力去搬动口粮，都是我们工作组的同志挨家挨户给他送粮，老百姓终于得救了。因此我对当时的“三面红旗”尤其是人民公社确实有不同的看法，鉴于彭德怀元帅遭到批判撤职，我有时仍免不了流露出一些“不良情绪”。不久，公安部罗瑞卿部长搞所谓的“纯洁内部要像玻璃板、水晶石那样透明”指示下，我就被作为清洗的对象转业了。

4．同情“右派”被清洗转业，五年调处九个地方

1960年5月我转业来山东省劳改局下属的第18劳改队（又名沂蒙生建钢铁厂）当铁铜沟的副大队长，定为行政18级，工资额是119.5元（内含3级保留工资）。不久，徐光副局长把我调任厂部技术研究室主任。是年12月又调去劳改局干部疗养院（驻德州）任办公室主任，后迁往王村、郭店。1962年6月经考试合格，又调我去山东省委党校政治理论班学习三年（其中去海阳参加“四清”工作队一年）。在校期间我被调升为行政17级（冲去一级保留工资）。1965年夏天结业后不久，我又被调去由省劳改局主办的“黄河半工半读农业大学”（驻广饶六户原“五一农场”）参加筹建工作。到66年正当初具规模准备招生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就再一次陷入所谓“历史问题”的深渊中，受尽了罄竹难书的苦难、凌辱，差一点走上“黄泉路”。

5．“文革”遭殃八年。

1966年秋山东省副省长于修被揪斗后，“文革”风暴席卷全省。我“农大”造反派一个晚上在办公室内外贴满了大字报。莫须有的勒令我交待20年潜伏特务的“罪行”。开始我以理抗争，遭到残酷的毒打，并投入“牛棚”，失去了人身最起码的自由。1967年“一月风暴”后，各造反组织先后到郭店我爱人处非法抄家三次，把一台收音机诬称是敌特联络的“收发报机”，大批书籍践踏一地，把我的学习笔记本、日记本共38本和集邮本、“北京景观”以及部分书籍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证，全部劫去。然后无休止地批斗会，勒令我交待历史和现行的反革命罪行。不久，他们成立了“专案组”（起初有8、9个人，后留下5人）。每天名曰“上班”开会，实际是他们轮番施行“逼、供、信”。上午8时叫去“上班”，一进屋先向毛主席请罪：“罪该万死”连说三遍；接着就是低头弯腰的“喷气式”，不得动弹。他们每人手持一根小藤条，气势汹汹地围在我的四周，先训斥一番，然后毫无头绪地进行审问，故意弄得你头昏脑涨，不知所措。他们说我是在伪军中被捕后接受了敌人的任务打入新四军的，又说我是大特务头子鲍自兴安插在山东的一条黑线等等。我不承认，他们就咒骂我“不思悔改”、“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拳打脚踢并用小藤条轮流抽打。我这时已遍体麻木、腰酸难忍、不能自控，多次跌倒在地，而他们则抽烟喝茶听收音机去休息了。到11点左右，就向我大吼一声“滚蛋”，责令我站在办公室门口曝晒。在炎炎烈日下，我大汗淋漓，两眼一阵晕黑又倒了下去。有时我勉强地支撑着，等他们吃午饭回来才叫我“下班”。我艰难地去食堂已经关门了，只得挨饿。有时连水也喝不上一口（当地都是盐碱水，不能生喝）。冬天他们又叫我穿少量衣服在冰天雪地里冻着，我想这样下去不用多久，我非让他们折磨死。为了活命，1968年8月5日深夜，我毅然逃跑了，想去省公安厅“自首”，让公安部门来查处我的问题。我好不容易乘公交车跑到辛店火车站，不料去济南的火车上午没有了，深怕“造反派”来追我，我只好乘火车去了青岛。下午3、4点钟抵达后，举目无亲又没有任何证件，根本无处投宿。我无奈在街上瞎转，走到江苏路上偶而遇见了“青岛市人民政府政法部革命委员会”，先在传达室填了个表，请求将我押解去省公安厅。当时有一位负责人接待了我，动员我迅速回归，否则“罪上加罪”自找苦吃，要我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我当时只有十多元钱，又无粮票，真是“走投无路”了，只好连夜乘车返回。就这样折腾了一天两夜，搞得精疲力竭、后悔不已。8月7日中午抵达，专案组除留下一人值班外，已全部分头外出去抓捕我了。我如实地向值班员说了逃跑的动向和经过，把火车票、汽车票的存根交给他们证明。3天后，专案组人员都回来了，在我身上尽情地发泄，一顿毒打，打得我遍体鳞伤不能动弹。左眼被撞在凳子角上，顿时肿起一个大包，眼睛睁不开，是扶着墙慢慢挪动回禁闭室的。我爱人在郭店听说我逃跑了，心情十分恐慌，曾来信（均被扣压）要来看我。“造反派”深知我被打伤卧床不起，无法向她交待，就要我写信不让她来，我也只好违心“从命”。半个月后，“专案组”要我再写全面检查材料，声称“要上报定案处理”。我求之不得，认真地写了检查材料，其中还包括我的所谓“现行反革命”问题。

所谓的“现行反革命罪行”是1962年秋我在山东省委党校理论班学习时，听取了校领导传达中央“七千人大会”的基本精神，大意是我党在1958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问题上犯有主观主义的错误，以致造成以后三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称之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等等。事后，我在一本“社会主义教育汇编”的扉页上写了如下的心得体会：“现在看来我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违背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犯有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存有一定的片面性和盲目性，说明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还不够高，必须认真学习，吸取经验教训。”另外，我在当时的日记本里写了一些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按理说都是一些思想认识问题，也没有向任何人泄露，却被“造反派”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罪行。

关于“历史反革命罪行”，是“造反派”去杭州监狱找到了当时错判的在押犯张洪仁，威逼他检举揭发钱志铭的问题。张说在浙西行署（驻昌化汤家湾）工作时，有一个老特务40多岁，名叫钱志铭，是吴兴人，是国民党员等等，他们就如获至宝；加上我在伪军搞策反工作时曾被捕后由地下党营救释放过，他们就认定我伪造隐瞒历史，是国民党派遣、潜伏20多年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其实很明显，第一我根本没有去过昌化汤家湾；第二我是无锡人，不是吴兴人；第三我当时年仅18岁，他比我大20多岁。可见纯属同姓同名之误。但他们出于好大喜功，肆意毒打逼我承认。我说在“肃反”运动中，济南军区党委保卫部经十个月的关押审查已有结论，他们说那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结论，必须推翻重来。在极“左”思潮的泛滥下，我只能让他们任意摆布了。原先我是和6、7个“牛鬼蛇神”在一个“牛棚”里食宿和劳动的，到1968年5月起就把我单独关在监室里了。每天早晚两次清扫三个厕所，不定期地随时叫去审讯挨斗，写了不知多少次的检查材料。直到1969年召开“九大”前，又把我调到伙房去劳动改造。当时“五一农场”的干部有的因经不起折磨和屈辱，有8人自杀（另有4人未遂），其中有该厂书记冯文光夫妻俩，是用一根绳子吊死的；有一人自杀后，造反派把他妻子孩子遣返回原籍。当她进门看到屋内空空如也，一口吃的也没有，就立即悬梁自尽了，只留下了四个年幼的孩子沿街乞讨，无人照管。这时，他们把我一人关在高墙里，与外隔绝，又把家里的来信全部扣押，使我长期得不到外面的信息，他们又对我说：“你的老婆孩子都不属于你了。”这就更加深了我的绝望，有一天，我也觉得这样没完没了地活受罪，不如一死了之。当我写好遗书后，又重复看了一下，不自禁地放声哭了起来，被在窗外监视我的人发现了，而未遂。在 “五一农场”先后还有8人被捕入狱。在一次批斗大会上我得悉专案组已将我的材料上报惠民地区革命委员会审批中，一旦批准我也将被捕劳改。在我极度的困惑和痛苦时，1969年春节，我爱人李正惠带领幼小的儿女冒着严寒风雪，行程6百里来探望我（先后来过三次）。这是决定我生死命运、令我刻骨铭心的一次探望。我告诉她：我坚信问题终究会水落石出的，但目前我的“双重反革命”材料已上报审批中，一旦被批准，我这一辈子也就完了，这些年我让你吃了不少苦，非常对不起你，我若被捕判刑，咱就只好离婚了，不能再连累你和孩子。不料我爱人不仅没有责怪我，反而真诚地安慰我，说离了婚就不能再来看你了，告诫我无论如何千万不能走李心逸（劳改局中心医院副院长）和孙明志（省劳改局副局长）自杀的道路，我相信你是个好人，只要不死，就会有希望的，即使你被判刑多少年，我也会等待你出来后再团聚的，我也一定会克服困难那怕是回家种地也一定要把孩子抚养成人，即使是要饭吃也跟着你。说着说着我俩终于无法抑制内心的忧伤，痛哭失声。我就是在这种真情的感召下，坚定了活下来的信心，坚定了“只要不死就会有希望”的信念，忍辱负重地坚持着。

1969年“九大”召开后不久，“造反派”之间闹派性、打内战，到处搞“打、砸、抢”，武斗事件屡禁下止，造成了许多惨案，“五一农场”和“黄河农大”亦不例外。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后，各地派出军代表来“军管”，专案组被撤消，人员调走，我的问题一直挂在上面无人过问，我们“牛棚”的几个人都分配去“边工作、边审查”，我被分配去一分场二中队看押管教犯人。但我还是没有人身自由，不能回家，不能通信。

管教犯人，对我来说确是全新的工作，更是十分严峻的考验。起初，我每天按时带领100多名犯人（有武装人员看管）去田间劳动，总是提心吊胆，深怕犯人一旦逃跑，我就有“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大祸。但经一段工作实践和观察学习后，在同志们的指导下，很快就摸到了一些经验。其中根本的一条就是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警惕性，认真贯彻执行“惩治与管教相结合，重在管教”的方针。我深入田间细心地观察和记录犯人的劳动表现，以具体的实例在收工时进行讲评，公开正面地表扬积极苦干、实干的犯人，批评消极怠工、偷奸耍滑的犯人。晚上我又深入监狱找犯人了解情况进行个别教育。目的在于鼓励他们改恶从善、积极改造、争取减刑、重新做人。每年夏秋之际和年终前，我根据平时掌握的实情，整理好犯人的档案材料，并及时上报审批减刑的犯人档案，以调动犯人自我改造的积极性。这项工作我干了整整二年，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也为我的“自我解放”创造了先决条件。

6．调入莱芜钢铁厂工作

1974年形势有所好转，我妻李正惠申请将我调入原济南军区的“小三线”—“701工程”（后改称莱芜钢铁厂）工作。

莱钢领导即命组织组的徐国强去省公安厅劳改局索取我的档案。该政治部的同志称：“老钱的档案很分散，一时难以凑齐；如果你们急于用人，可先调人后转档案。这个人很能干，历史问题军区早有结论，‘文革’中未发现新问题。”于是，莱钢政治部负责人邓淑成有一天拿着他签署的“先调人后转档案”的商调函，对正惠说：“目前很多人都想调出莱钢，而你还要把丈夫调入莱钢工作。这样安心莱钢工作的人，我一定优先安排。”这样在六月份我即收到了调入莱钢工作的通知。我高兴得恨不能立即飞过去。但当我看到我们二中队种的三千亩金灿灿的麦浪，那些在微风中摇曳的沉甸甸麦穗时，仿佛在告诉我：苦尽甘来，收获的季节到了。在这夏收的大忙季节，如同虎口夺粮的时机，一场大雨就可能使全年劳动全部“泡汤”的时候，我不能走，因为这其中也包含着我一年的心血呀！同事们也苦苦挽留我待夏收结束后再走。于是我又带领犯人干了十多天，待小麦颗粒归仓时，我才坦然地踏上八年未走过的“回家之路”。刚到了辛店火车站，老天就下起了大雨，我任凭雨水打湿了我的行装，我很坦然，因为这是上天在与我对话，在对我诉说着一切。

到了省劳改局，情况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上级决定恢复省里的劳改工作，干部一律不得调出，他们要我先回家看看，再回局里待命。我无奈只得找到王健局长，他给我说了情：“老钱太苦了，放他回家吧，半年前我就答应他了。”这样，才给我转了调动关系。

（1）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1974年7月2日，我到达莱钢，领导们嫌我来得太迟了，因为上山下乡工作已进入高潮，但莱钢尚未成立组织，上级多次催促。于是，领导一天也未让我休息，第二天即叫我上任，邓淑成找我谈的话，要我急速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并命我主持工作。

总厂发文宣布：总厂“知青办”归核心小组直接领导，由副指挥杨启哲分管。我们很快就召开了会议，传达了上级文件，并进行了宣传教育和思想发动，工作全面展开了。下属的18个厂矿都相继成立了“知青办”，选出了带队干部，驻县的带队干部都由正（副）处级干部担任，业务工作归总厂“知青办”领导。

那段时间，我如刚出笼的小鸟，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拼命地飞，玩命地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个新生事物，又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城乡各个领域、多个方面，需要落实的工作更是宠杂而具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莱芜的城乡才开始通路，与今天的交通状况可谓是天壤之别呀，当时农村里的人见了汽车常发出“不吃草还会跑”的感叹。在当时的交通情况下，我只好骑着自己的自行车下厂矿、农村，一是要了解情况，选定“知青点”，二是要跑县、社、村，疏通各方面的关系，三是要切实安排好“知青”的食宿问题，四是落实好国家为每位“知青”的500元安置费。仅在几个月内，我就基本上跑遍了莱芜大地。另一方面，我还要在宣传教育方面投入较大的精力，既要教育家长、子女正确对待上山下乡，“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要争取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当时家长们最担心的是孩子的户口转到农村后，将来能不能再转回来？多数家长普遍持等待观望的态度，看领导的行动，都不积极报名。总厂第一把手郭锐指挥想要孩子回乡（即回郭指挥的老家下乡，按当时的政策也是可以的），所以他没有带头给孩子报名下乡，但有的群众不理解，有人给他写了一张“大字报”，但未署名，这本来与我们的工作是毫无关系的，但郭却认为这是我们给他写的，即怀恨在心，直到若干年后，郭指挥与正惠相见时，他还提及此事并对我们破口大骂。我才终于明白过来，为什么我到莱钢后一直不顺的真实原因。后来在其他领导的带头下，许多家长才开始报名，第一批116名知青下到14个知青点。总厂于12月18日在桲椤广场举行了欢送大会，当时红旗招展，锣鼓齐鸣，郭锐指挥致了欢送词，我公布了下乡知青的名单，会后，十几辆披红挂绿的大卡车载着欢天喜地的孩子们，奔向各知青点。在组织大批知青下乡的同时，郭指挥提出要我派人送其子回乡（山东招远县），当时确因人手不够，根本忙不过来，我说等大批知青下去后，再派人送吧，或者按分工由机关职工组去办。没想到郭却大发脾气：“你不懂事，要你们有什么用？”就甩手而去。以后他自己找人把儿子送到招远。从此，我即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

在第一批知青下乡后，领导批准我回家看望再次阔别八年的老母亲。这时我真是百感交集、往事不堪回首啊！命运往往是出奇的巧合，当年我为了离家打鬼子，八年未能回家，如今却又是一个八年，才能见到我那苦命的母亲，第一个八年是音讯皆无，第二个八年虽然妻子能给家寄钱写信，我却还是有家不能回！当我们母子相见，再次享受到人间真情时，往日的一切苦难和屈辱全部荡然无存。回家仅仅一周我就回到莱钢投入到紧张的知青工作中去了。

刚下乡的孩子们，有的睡在透风漏雨的土屋里，有的缺粮少煤，甚至有的村干部猥獬女知青；刚离开父母的孩子，生活肯定不习惯，有的生病，有的夜不归点（知青点），有的打架斗殴，还有的孩子竟把尿尿到大米饭锅里，而他自己却出去买午饭吃。简直是按下葫芦起来瓢，几乎天天有人告急，我也只得天天在下面奔跑。有时一天跑三个公社，加上交通不便，只能骑自行车，所以经常是深夜才回到家中，有时遇上下大雪，山沟看不清路，曾几次连人带车一起跌入深坑，车子摔坏了，还得抗着走，常常是脸上寒风刺骨，身上却是大汗淋漓。正常的情况下，我也每周到各点巡视一次，有问题随时解决，即使没问题也要看望鼓励他们，时间长了与孩子们结下了较深的感情。也正因为如此，我不能在机关里参加“反击右倾反案风”，多次受到刘新芝副指挥的点名批评，说我不突出政治，光抓业务。我也只得硬着头皮顶着或作些“检讨”，但因我在工作中颇有成效，赢得家长的信任和支持，得到很多领导的表扬和肯定（除郭外），还多次受到山东省、泰安地区、莱芜县的表彰。

1975年6月郭指挥调去济南山东工业大学任党委书记，因当时没有房子尚未搬家，家属仍住在莱钢，这时的总厂第一把手是张立青（核心组组长，即党委书记）。1975年秋的一天，政治部负责人邓淑成找我谈话：“你的工作干得很好，大家都很满意。”随后宣布了“经党的核心组研究任命你为知青办负责人”（那时都叫负责人，而且都是口头宣布任命的），后又特别强调了一句：“你和指挥部各组室的负责人（处级干部）享受同等待遇”。接着指挥们又在会议上公布数次，不几天后政治部的第二把手王宝泉遇见我，他也对我说了和邓淑成同样的话。此后省地县来人检查工作时，指挥们都介绍我是知青办主任。我去省地县开会都是以莱钢总厂知青办主任的身份出席会议的。

但当总厂公布我的职务后，有些人感到意外，因“文革”中“农大”造反派挖出我这个“大特务”，而邀功请赏，还在省公安系统内（郭店劳改局医院属于公安系统）印发了喜报，我妻子李正惠都因此受到株连，不能当干部使用，而我现在竟当了“负责人”，他们自然感到吃惊。郭店医院原来的造反派还专门到莱钢指挥部对我进行检举，但最终也未使我离岗。从此后，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忙碌，吃不好、睡不香，因劳累过度，心脏出现问题，尿也常呈血色，但我面对这些孩子，我的良心告诉我，我不能因病不管。由于长期带病工作，我的病情逐步加重，医生建议我休息疗养。经领导批准后，总厂卫生处的马学士给我在无锡太湖疗养院联系了床位，我在1977年3月前往疗养，当时的政治部主任宫云潘给我写的介绍信，证明我是莱钢知青办负责人。我临走前县带队干部换班，亓登晨找我说不愿回群工处，愿跟我干。我请示了杨副指挥同意了，但不公布他不上任，最后公布他为知青办副主任。

这次回老家疗养，是我16岁从私自出走后和母亲团聚时间最长的一段时间（每周六可以回家）。但我在1977年8月出院回山东二个多月后，她就突然生重病，我接到电报，因开会晚到2小时，没能与母亲作最后的道别，成为我一生中的一大憾事。

（2）恶运回流，重新蒙冤。我到莱钢后，就拼命苦干，想把“文革”中丢失的八年时间补回来，为党多作点有益的工作。没想到，“左”倾思想又一棒子把我打入低谷。

1977年8月，我回到厂里，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杨启哲副指挥因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说了错话，支持了造反派而被停职、批判；核心组副组长王宝泉也被隔离审查了，不久又听说组织组的第二把手姜某某公开声称：“钱志铭的知青办的职务是自封的。”这些话我听到后，觉得可  恼可笑。本来是领导们亲口委任我的职务，又在大会上公布过，怎么会是自封的呢？所以在没有领导通知我离岗前，我还是尽职尽责、一如既往地工作着。我去各点检查孩子们过冬物品准备的情况等等。不料，当我回到机关后，什么会也不让我参加，说亓登晨是知青办负责人。一些带队干部都来问我：“过去我们都亲自听到指挥们在会上公布你是知青办负责人，怎么今天倒说你是自封的呢？”我说：“既然你们都亲自听到过公布，就行了，我什么也不知道。”

不久又听说景如琴副指挥在会上公开骂我是历史反革命分子。接踵而来的是一些等闲之辈对我的奚落和嘲笑。一时乌云压顶，“帽子”满天飞，人们在办公室内经常以我为题材闹玩取乐，如什么“姓钱的原来是个假主任，大劳改犯，大特务”等，然后是阵阵大笑。得知这一切之后，我仍泰然处之，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我相信早晚会水落石出的，但内心是非常郁闷和压抑的。

有一天早晨晨练时，在野外遇上了杨启哲，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闭口不答。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你不知道更好啊！”不几天我去找到时任组织部长的文彬，他拿出一分处分决定说：“你自己看吧！”我一看是“五一农场”（黄河农大撤消后将我转去“五一农场”）在1977年2月来的，题目是“关于钱志铭的严重历史问题的处理决定”，内容是说我隐瞒了国民党员和在伪军中指导员身份，给我党内警告处分。我说这不是事实，请组织上查清。我又问：“怎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不通知我？”文闭口不答。最后他说：“他们给你的处分还是很轻的，如果这些是事实，你想翻案，那就要受重大处分的，你自己掂量着看吧。”我很快就写了申诉书交给了组织。

1978年是国家最后一批下乡了。我一面申诉着，一面仍积极地工作。先后共6年，我和各级知青办的同志建立了36个知青点，安排了2600余名子弟下乡，选带队干部140多名，按政策安排了806名子弟留城。各知青点涌现了不少的积极分子。发展了一批党、团员，有一名带队干部也入了党，还有一些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的。

1979年知青工作结束了，但这一年却是我最忙的一年。在这一年里，要把已下乡的知青，通过莱芜县知青办、劳动局和我厂劳工处共同协商，妥善地陆续安置招工。因亓来的晚，不掌握全面情况，加上他要调回济南（经常去济南），所以对内对外的各项工作都得我去做。其中还有一批外地早来莱芜县插队的青年（后转补知青点的），也要落实返城政策。我们都妥善地办好了有关手续，没有留下任何遣留问题。所以我的工作，当时得到省地县的充分肯定，说我是认真负责，按政策办事，善始善终的。此后我又整理了知青工作档案入了档。

知青工作结束后，知青办和群工处合并办公，在魏会亭副处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因党员少，又和保卫处合建一个党支部，支书由保卫处副处长担任。

有关我的问题，我写了几次申诉书，一直无人理采，因为老领导都陆续调走了。对我的使用像用机器一样，用着了就拉过来，用完了就推过去，他们好像不知道我是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自尊的人，几年中无一人找我谈谈心，只知给我肩上压担子。那时很多人对我是抱着回避和卑视的态度，有些好心同情我的人不知底细只能劝告别人少刺激我。如基层来人仍喊我钱主任，他们就在侧面摆手，不要再叫主任了，免得给他难看。

直到1979年6月，莱钢政治部给我撤消了“5.1农场”的处分决定，维持了原济南军区党委“五人领导小组”的结论（排除政治嫌疑，继续留队工作），文内还加上了一句“该同志在‘文革’中未发现新问题”。这是实事求是的，但说知青办的职务是个别人私自捣弄的，不能承认，这不在落实政策的范畴之内，一下子把我打进了闷葫芦里，使得我更加糊涂了。

我利用出差机会去济南工业机械厅找到张立青（他时任该厅党委书记），他见了我，先是夸我一番，说我的工作干得好，但一说到实际时，他就吞吞吐吐、捂捂盖盖不说实话。只说知青办的工作是我叫你抓的，以后来了那么一份材料（即“5.1农场”寄来的材料），我能承认你的职务吗？我问他，原来邓淑成、杨启哲等公布的我的职务是怎么回事？他则不答。

以后我又去找他，他总是不扯正题，一会儿说：“郭锐的利害你不是不知道，谁不怕他？我也得让他三分呀！”一会儿又说：“你那些材料我看过了，信吧，都是‘文革’中的，不信吧，写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说让你先干着，等把问题弄清了再说。”他就是不答复我提出的问题。

落实“文革”政策后，景如琴副指挥（分管保卫工作的领导）特地去了招待所找正惠说：“落实政策了，不是什么都完了……。中央规定，凡在“文革”前有结论的必须先维持原来的结论，如发现新的问题，仍要重新调查重新处理的……”。

我知道这又是历史问题在作祟，所以我又给党委写了报告，要求查清我的历史问题。在1980年3月党委责成组织部长找我谈话说：“你的历史复杂，时间已久，不易查清，我们人手少，不好办。在目前的情况下，能给你作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问题可随着政策的放宽逐步解决吧……。”我无奈了。

在后来正惠的调查中，才得知我知青办的职务先是命我主持工作，但未定是哪一级的干部。到1975年秋由张立清主持的核心组扩大会上，研究任命我为知青办负责人（处级）的，并公开公布了。但在几个月后就被回莱钢搬家的郭锐否了。但张立清怕换了人，知青办的工作不好办或出了问题，他得负责，就说：“还是让他先干着，等把问题弄清再说吧。”但他什么也未对我说。

这样他既否了我的职务，又能使我继续为他傻干着。因为我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别人在旁讥笑，我还在那里“忠于职守呢”！郭锐否了我的职务是因为他见到我在“文革”中形成的特务材料。尽管他不去辨别真假就以它为证据去命令张立青否掉我的职务，这也可以说是合乎逻辑的，但如果不是以此为借口去借公报私仇的话，那么在我的特务问题弄清后，他就该给我平反复职了，可是他正相反，当正惠去他家找到他时，他却是破口大骂。

张立青在当时对于突然而来的情况没有思想准备，顺应了郭锐，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最后说：还是让他先干着，等把问题弄清了以后再说吧…。那么在我的问题真正弄清后，他怎么不说话了呢？倒对组织部长说：“我什么也不知道。”这不更加害与我了吗！

景如琴这人对我的迫害是高人一筹的，他甩开莱钢党组织，另立系统。把我的特务问题作为悬案一直挂到1980年。他们公布了我在“文革”中的档案材料，使我臭名远扬，子女都受到歧视，他又给正惠造谣言、使手段，实在不够光彩！可是他这人知错认错，对于自己所做的错事敢于暴光，我还是很称赞他的。他在临终前曾对正惠说了一句话：“对不住老钱呀！”。我也就满足了。至于郭锐和张立清，让他们俩把其肮脏的灵魂带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吧！

（3）筹建莱钢针织厂。1980年要我筹建大集体的针织厂，以前曾调过4人都未去报到。人们都知道这是个苦差使，我也不愿去，不是怕苦，是因为我苦干了6年，竟挣了一顶“自封”帽子，再干还不知道能挣来什么头衔呢。但新上任的张梅林书记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你过去的那些事，既然过去了，那就让它过去吧……。”（后来他曾亲自对我们说过，他参加过郭锐命张立青免去我知青办职务的那次会议）他还说：我们要招回的孩子都是你的知青，他们都听你的，你去管他们是最合适的。我的心被打动了，一向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我，就痛快地接受了任务踏上新的、艰苦的里程了。因过去未搞过生产，所以感到肩上的压力很大，一心扑到建厂的事情中去了。以前令人不快的事情全都置于脑后，根本无暇顾及了。我们的子女招工都是莱芜县给的指标，都进了莱芜大集体单位了（我的女儿在内）。当时，莱钢是国营单位，他们进不来。但不少年老体弱的干部，要求身边有个子女照顾，所以只好自己建个大集体的针织厂了。

1980年夏天，我开始筹建针织厂。当时是一无资金，二无设备，三无技术力量，又都是门外汉，真是白手起家，困难重重。当时，总厂计划给50万元建厂费，但由于资金短缺，长期没能落实。省纺织厅给了一套已淘汰的、残缺不全的旧设备，作价50万元，作为他们的投资。这时我们共3人，由领导带领先后去济宁、济南、临清三个针织厂参观学习，取得一些感性的知识。回来后就开始忙于选厂址的工作。考虑到资金少、时间紧，最后选定在被废弃的水渣砖厂的废墟上建厂。接着就邀请有关部门搞规划、设计，组织人员搞基建（厂房建设由基建处负责），总厂只给少许资金，采购一些必备的设备。到1981年春调进几名干部和老工人，加上原砖厂留下的待分配的几名同志，共17、8个人（不转工资关系，由原单位继续发工资）。我每天骑着自行车，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和工人师傅们同吃同劳动。来了设备，组织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自己进行安装，遇上困难，就求教于各兄弟厂矿帮助，尽量不化钱或少化钱。

1981年冬，由莱芜招回第一批我厂下乡知青（职工子弟）80名（我女儿也在内）。首先向他们进行“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为主要内容的入厂教育，启发大家积极建设自己的家园。不久，我们就挑选、安排一部份人员外出培训，余下的则由我们带领大家刨挖废弃的水渣出售，以解决他们的最低生活费（每月每人发30元，比他们在莱芜时还多出6元钱），实行自负盈亏。他们从莱芜调回莱钢父母的身边，都十分高兴，表示“千难万苦算什么，一定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好！”所以这些孩子都不怕艰苦，拼力干活，有的女孩子胳膊都刨肿了也不叫苦，我很心痛他们。有一次我病了，医院的于浩院长给我开了71元钱的药，我舍不得拿，只拿了几元钱的药凑合了一下，真不忍心化他们的苦力钱。

1982年5月，索玉林同志调来针织厂任厂长，同年8月任命我为支部书记（副处级），我们又招收了120名职工的子女。在全体职工的辛勤努力和兄弟厂矿的大力支持下，1982年9月针织车间正式投入生产，但因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不高，只能内销，市场又不景气，不得不另扩出路。

我们经多方考察、研究，在总厂领导的关怀下，又就地扩建小型轧机车间，全厂总动员，苦战三个月，利用总厂的边角废料，轧成小元钢，于1983年5月成功投产，月产800吨。当时钢材市场供不应求，小元钢的销路很好，为实现自负盈亏、略有结余的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我们有组织、有计划地选拔了一些骨干力量，充任各科室、车间的干部，使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总厂团委拟选拔我女儿当团支部书记，我考虑欠妥，没有同意，仍留在车间工作。

整个筹建工作到1983年下半年基本完成。组织比较健全，产、供、销已配套，针织、轧钢的生产运行正常。针织内衣年产150万件，优质产品已出口外销，轧机生产盈利较大，所以到1984年春，我们在达到自负盈亏、略有结余的前提下，为职工新盖了宿舍楼，工资水平也提高了，逐步改善了职工生活，到1985年全厂共有职工500余人。

我在筹建针织厂时，1980年办理第二个40％的调资工作，我的工资关系仍在群工处，所以我是在机关支部的统一领导下参与这次调资的，如传达文件、思想发动，群众评议等等。当时我被群众推选为评议员，说我办事公道。当时就有人提出“老钱多年未调工资了，也该调级了。”我为了便于工作，首先表示“这次我不要了”（因指标少，我不能去争）。但不久国家劳动总局发来了19号文件，文内规定，凡是有保留工资者，可不占指标升级，冲去保留工资，不增加工资额（即人们说的“空调”）。但这份文件在支书手里未叫我们群工处知道（传达时未通知我们参加），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剥夺了我升级的权利（如我知道，可以不占指标“空调”，又怎能不要呢）。直到1983年普调时，才给我调升一级，冲去一级保留工资，但尚未冲完。因此造成我在1985年离休时的工资额比1960年转业时还少3元。也正是因为我少调这一级，使我不能享受厅局级干部的“乘车和医疗保健”两项待遇。

这时正惠问我：你怎么弄的？干了40多年，不增一分钱，反而还少了3元呢？我说：我是共产党员，能伸手向党要工资吗？给多少就拿多少吧。

在1980年调工资时，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有一天，一位领导的夫人来电话，要我们去莱芜县劳动局，将她儿子的原在上山下乡时上报的，因有心脏病不下乡的医生证明材料撤回。因为莱钢今年要招工，不撤回的话，她儿子就不能招工了。并说那是别人给搞错了，他儿子根本就没有什么病。这时我就说：“焉知今日，何必当初。这不是难为人的事吗？我怎么去开这个口呀？”

在上山下乡初期，家长都有顾虑，怕户口转到农村后，将来转不回来，有些人千方百计地找借口不下去。机修厂的任忠兰（知青办的）来反映该厂有位领导夫人交了一份其子有心脏病的诊断书、声明不下乡了。很多家长都反映这证明是不真实的，于是大家都想仿效找医生写假证明。这时我说你回去开个会，说明有病的孩子现在不下乡，将来也不好招工。所以家长们都不再写假材料了，唯独这位领导的夫人声明她的诊断书是真的。当去莱芜县验证的时候，人家说：“老钱办事不会有假”，人家很信任我，于是很顺利批准免予下乡了。今天要招工了，又说孩子什么病也没有，我去说这话不等于打自己的嘴巴吗？原机修厂的家长还不得骂我吗？

我回家告诉了正惠，她说：“你随便说话，又要得罪人了，这又是你的一个关键时刻。”后来是亓登晨为这位领导的孩子撤出了有病的证明，才参加了招工。

1985年我因多年的劳累和积怨，突发心脏病，生命垂危，心率仅有48次/分，并伴有20多次/分的二联率，体温35℃，血压50/80，心电图上左前半传导阻滞，右束支完全阻滞。1985年3月转院去了济南千佛山医院，做电生理检查，诊断为“圆卵空未闭”。该院林绍芳教授说：“你真是命大呀，我见过你这种情况的人最大活到36岁，你是奇迹。”他又介绍我去省中医院服中药，经2-3个月的治疗后，才逐渐好转。

当时，人们都以为我将不久于人世了，在这时我求生的欲望高于一切，什么事都不再放在心上了。因为宫云潘厂长曾说过：“一铁的朱文成、针织厂的钱志铭到龄不准退休，要再干两年。”总厂李国瑞厂长也要我退居二线，我没有接受，因为如果让我挂职，我就不能安心养病。所以在6月份，我就急促地写了申请，要求总厂从速派人接替我的工作，并很快就办理了离休手续。

（4）1985年6月批准离休。当我拿到离休证时，突然看到上面把我参加革命的时间由往常的1945年8月改为1945年5月，正惠向组织部长询问是怎么回儿事？答复是几年前就根据档案里早有的证明材料给老钱纠正的，忘记通知他了。即是这么一点点，我也很感激。仅仅这3个月，就可摘去我“当伪军”的帽子，也改变了我入伍的性质了（原说我是伪军起义入伍的）。如能早改正（我早在1955年审干时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但组织上没有人理采），我的磨难定会少许多的。

公正的说，我的党龄和伍龄都还是不到位的。

我离休后没有工作上的压力，又吃些中药，身体逐渐恢复，能够常出去走走。有一天偶然遇到了王宝泉（当时在教育中心任教，后来省委责令莱钢给他恢复了处级职务，任安全环保处处长），我问他：你们原公布我知青办的职务时，说是经核心组研究决定的，怎么后来又有人说我是“自封”呢？他说：“这太不应该了。那次会是我亲自参加的，因老邓（指邓淑成）有事他叫我去的。因为这次会有研究干部问题的议题，才叫政治部组织组都派人列席的，当时是在黄羊山二楼小会议室开的，有的人坐在哪里我还记得清楚，是张立青主持会议，议程的最后一项由杨启哲提出的，他说：叫钱志铭这个干法名不正言不顺哪，他干了一年多了，大家研究一下……。与会人员都说你的工作干得出色，一致同意提任你为总厂知青办的负责人。并叫我通知邓淑成，叫他公布的，这是事实，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可以证明的。”

我又告诉他说：“在机关里，除了你再也无人知道这件事了，有关人士说没参加过什么会，是杨启哲告知他的。”王宝泉又说：“这就太不对了，一个人做事错就错，对就对，应该敢做敢当啊！”

看，在同一件事情上，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态度。一是堂堂的党委书记，自己亲自做的事，出现问题时，把责任推给别人，还对组织部长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另一个（一同参加会议的）人却说“一个人做事，错就错，对就对，应该敢做敢当。”可见，这个领导的品质还不如他手下的一兵呢！

我离休后，我突然收到浙江省海宁县委党史办寄来的党史资料（后又收到新四军研究会浙西分会出刊的《无形战线》一书）。其中有海北敌伪军工作委员会的特派员刘明、地下党员鲍自兴、呼延夫（朱思洪早已去世了）在回忆录里记载了我在1945年8月同王德明同时被批准为共产党员和记载了我在归建前被捕等情况。一下子把我沉浸在往事的海洋里了。我被呼延夫和黄基营救后，历尽艰险找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以后，第三天就派我去教导队学习了。因为刘明在率队归建时，找不到我，认为我不能去新四军了，所以未向新四军转交我的组织关系，而他又立即潜入新的白区去了。当我到教导队后，让我填写的第一份履历表，即让我写上1945年8月反正入伍（即到达新四军时作为入伍时间）。我当时年少幼稚，不知道时间的重要性，就一直这样写下去，把我在归建前的一段地下工作的历史一笔勾销了。后在历次运动中，就成为我的“历史问题”了。

归建后不久，我就奉命北上山东，1946年又重新入党了，在解放战争中辗转南北，经历了赴汤蹈火、九死一生的战斗岁月。

我一生中，都是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对党忠诚，对事业热忱。不料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我都是“运动员”，断断续续地蒙冤三十年，惨遭人间非人的待遇（手铐、五花大绑、阶下囚）到晚年了头上还戴着“自封”的帽子，这是对我人格莫大的污辱。我心寒了，心理失去平衡了，于是在我身体好转后，又写信请求领导说清问题、给我摘帽，要落实我知青办的职务问题。我的请求，一开始就吃了闭门羹，说你离休了什么也不能再办了。接着就是上下“踢皮球”，推来推去，谁也不管，拖延搪塞，捂捂盖盖，不说真话。最后在我强烈要求下，组织部长和监委书记亲自找张立青查询了，表示对我问题的重视，但他们去时先带着在我进莱钢前由郭锐指挥主持召开的一次会研究我到达后做什么工作的记录，他们先给张立青看了，张一看立即顺水推舟地说：“既然是郭锐主持的会，你们去找他吧，我什么也不知道。”

他们这种外调方法是带着框框去的，很容易让人家就范。于是组织部长回来就对正惠说：“更证实了老钱知青办职务不是组织研究的，因为张立青什么也不知道。”这样就把我“自封”的帽子戴得更牢固了。我们不服，以后监委书记又对正惠说：“姜某某说‘自封’的是不对的，我们又详细地调查过老钱的职务，确实不是组织上研究的，而是个别人私自捣弄的。”这样把“自封”换成“私自捣弄”的了。我们无奈就开始上访了。

后来我到了省组织部，人家说你们是企业单位，我们管不了（实际是他们上下早已通了气）。我又给赵志浩省长写了信，不久又去了一趟，他的秘书接待了我们，并说：你们那里来过2人，已说明你的情况而拒绝受理了。我们把杨启哲、景如琴、邓淑成等老领导写的证明信复印件给他看了，他表示向省长汇报。于是，我们去了中组部，又去了冶金部等，中组部给我写了信，省长督查办也来信督办。有一天，我们干部处要我写一个简单的材料，说要给我解决职务问题，我写完后又要我写明“不要工资”了，我不写，处长说：“你不写，就什么也不给你解决了！”我当时急于“摘帽”，未加思考就在最后括号内写上了“工资问题不予涉及”几个字。没几天，他们就模棱两可、含糊其辞地、用照顾的名义，把我的副处级职务由1982年提前到1975年9月。有一位副书记立即宣布：“钱志铭签字划押了，结案！”

从表面看，好似给我摘了“帽”了，但实际上“自封”和私自捣弄的“帽子”仍未去掉。因为事实还被隐瞒着。问题的根源根本没有得到澄清。

正惠认为这种作法不对，又去找领导，于是领导下令再也不准正惠进办公楼去过问我的事了，她气得要发疯似的，生了一场大病。我就劝正惠“算了吧，留着老命多活几年吧”，因为我看透了，莱钢永远不会实事求是地给我作出正确的结论来的。我得自己安慰自己，我能活到今天已是最大的幸运了，比起刘少奇、彭德怀等伟人的冤恨，我算得了什么呢？抬起头来向前看吧。于是我写下七旬自勉：无忧无悔又无求，何必斤斤计小筹，生死关头党营救，任劳任怨跟党走，浴血奋战报祖国，俯首甘为孺子牛，出泥不染清白在，神怡梦稳慢白头。

五、喜逢盛世幸福享晚年

幸福美满其实是自己的感受。各人的处境遭遇、地位要求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幸福感。

1985年6月离休后，我心境感觉越来越好，身体也日趋康复。

原以为我活不长的人，见了我都说是奇迹。从1985年起，我的心电图上出现的左前半传导阻滞、右束支完全阻滞（几个医院的结论相同），到现在一直未改变，但自我感觉良好，我能爬山，能打乒乓球，能自理家务洗衣做饭。在老年人中我成了“壮劳力”。我和郑枫搭档连选连任干了多年老干部党支部书记。我们定期学习、交流思想，互通信息，从不间断，被评为先进党支部。有一年，我被各老年支部评为优秀党员，但我认为该评李岷岭，就去总支谢绝了。

在这期间，正惠也主动地担任了（无人愿干的）党小组长，帮助身边无子女老弱病残的同志作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像日常的收缴党费、分送报纸和物品，以及代收货款等，在本党小组内，几乎全由我俩承包了。有的家属吵架，闹矛盾，我们也分别作些细致的思想说服工作，使他们和睦如初，一直干到1998年（尽管我们长期住在北京，但因我每年夏天都要回莱钢小住，所以大家仍选我当支部书记，后来我再三坚持，还是主动辞去支部书记和小组长的职务）。

人们都不知道我如何能够由重危病人转变成健康老人的，缘何也？首先是党的政策好，实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生活无忧无虑。二是置身于群体，来之于民、回之于民，实践了一生无所求的夙愿。离休后，我一点也没有失落感，反而深深的感受到“无官一身轻，无私心底明”的心境，过老百姓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是一种无比的享受。昔日那些天天忙碌、忧心忡忡的心情一去不复返了。三是广交朋友，和几位知心朋友在一起促膝谈心、互相勉励、说说笑笑、真诚相待，既开扩思想境界，又愉悦了身心，把往事的烦恼全都置于脑后，淡泊名利，开创了全新的生活道路。

1．学练太极健吾身，翰墨书香冶晚情。

1985年秋我和正惠同去泰山疗养院疗养100天，回来后就在原机关党委书记李岷岭的带领下，参加了老年人健身活动，总厂老年体协建立了几个老干部活动点，由李岷岭教练太极拳、太极刀、太极剑。我当辅导员，每天提着录音机早晚2次带领大家活动，长年坚持、不避寒暑。每逢厂内重大活动，我们曾多次举行老年人的文体表演，提高了大家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活跃了文化生活，增强了老年人的体质；后来，影响越来越大，曾多次去省、地参加表演比赛，并获得不少的奖状、奖品，给厂里赢得了荣誉。

1990年我们进入老年大学，学习保健知识及书法绘画知识。我们既是学生又是先生，因师资缺乏，从学员中选出魏会亭、李岷岭和我，当书法教师，我们从实际出发，边学边教，认真批改作业，获得学员们的一致好评。以后，成立了莱钢书画研究会，李岷岭同志总负责，机关成立了分会，由王广文、魏会亭和我三人负责，马黎为理事。下设若干小组经常开展现场观摩、切磋技艺，每年出展1－2次书画作品，多者150幅，缺少经费就组织大家学习装裱，后来，各分厂也相继成立了书画研究分会。每年都搞巡回展和联展活动。我厂属于省直企业，有几十幅作品都选入省直老年书画研究会的第一本书画集，2005年莱钢又出刊了第二本老年书画集，都有我俩的书画作品。我的书法作品在莱芜市评为二等奖。在老年大学时，我还组织过老年合唱团并在节日中演出，并担任指挥。上述这些活动，既充实了我晚年的生活，又增进了身体健康，还因此受到大家的尊重和爱戴。人生第二个春天多么有意思啊！我非常欣赏一句歌词：如果人人都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但愿如此！

2．夫妻相随、子女孝顺，尽享天伦之乐。

1987年冬，我女儿在医院分娩，不幸被误诊，6天内开了2次刀。幸亏抢救及时，母子才得以平安，女儿要康复，女婿工作忙，小外孙的抚育自然就成了我们老俩口的事情了。从孩子嗷嗷待哺到行走自然、活泼可爱地成长，直到外孙上托儿所、上小学，……。看着孩子一天天地长大，这是我俩辛劳之果，是多么甜美、舒心的事啊！不知不觉中，我们就渡过了5－6年的时光，到1993年4月9日，我们的孙子在北京出世了。在快慰、喜悦的驱使下，我们老两口，又来到北京为儿孙操劳了。首都北京是多少人向往的地方，真想不到我俩晚年还能来北京享福。儿子在空军装备部政治部工作，儿媳在解放军总医院工作，都是干事业、好学上进的人，儿子完成本职工作外，还利用业余时间读完了政法大学的在职研究生班的课程，儿媳去香港中文大学攻读了博士学位，所以家务事几乎全由我们俩承包了，为了让他们在学习上有所收获，在事业上有所成就，我们虽然苦点、累点，但心里是甜美的。我俩还利用在京的方便条件，游览了北京及周边的名胜古迹，又可尽享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这样的晚年生活，诚感无比快慰，真是“夕阳风光无限好，人间天伦乐无穷”。

1995年我们俩住在南苑空军第一研究所，每天清晨去航天部一院参加晨练活动，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卞锦华成为我们的挚友，她是一名退休的医生，平易近人，热情待人，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言传身教保健知识和作人的道理，给我许多哲理的启迪，实有相识恨晚之憾。在她的带动下，我随一院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的万人太极拳表演活动，是日，晴空万里，阳光灿烂，身穿白色的太极拳衣裤，上空悠扬着温馨的乐曲，整齐、轻盈、刚柔并济的太极拳动作，挥洒着不老人生的风采，真是令人心旷神怡，世上的一切怨冤倾刻间烟消云散，心灵获得了一次美好的洗礼。

1998年我们随儿子搬家进了空军机关大院，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活圈。1999年，我俩参加了全军组织的抗战胜利55周年老年书画纪念活动，我们俩的作品在军事博物馆的大厅里各展出了一幅。2000年，我俩的书画作品又入选文化部等单位举办的“中华老年人书画集”，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厅举行了发奖仪式（我们获得优秀奖），当时有司马义艾买提和布赫副委员长出席了会议。2001年我的诗文《无悔的岁月》获三等奖，以后这篇短文在老家无锡市出刊的“山南海北无锡人”一书选用。

2001年儿媳从香港回来，孙子也9岁了，我们俩在返回莱钢前，在儿子和儿媳的鼓励下，我们又随老年旅游团，参加了庐山、井岗山、婺源等地9日游。回到莱钢后，我和李岷岭又操起旧业，教练退休人员打太极拳，又结交了很多好朋友。直到2005年，老年组织为了照顾我们，劝阻我们不再参加大型的群体活动了，乒乓球也不打了，我就改为以散步为主的自由活动了。

根据南方人“生日要提前过”的习俗，2004年12月，儿子、儿媳、孙子都专程从北京回到莱钢，给我过了80大寿，我们老两口和儿、女两家共8人举行欢宴。真可谓“心旷神怡乐融融，人生美满莫如今。”并命笔诗之“八十不老情”如下：

“老态初显不龙钟，翰墨书香盛世颂。莫道七十古来稀，而今耄耋仍从容。晨练太极迎朝霞，身轻如燕舞东风。八十寿宴全家福，开颜笑对夕阳红。”

3．青山绿水任遨游，洒向人间都是情。

2005年5月，儿子利用他转业待安置的机会，同他姐姐陪我俩游览了四川、云南、贵州、重庆、三峡和武汉市，历时整整18天。我儿子在部队干了25年，由于他多次立功又忠诚地为基层服务，与战友结下了真诚的友谊，所以在他即将离开部队前，一些基层部队、工厂的领导都破格地招待了我们，以下是我们西南行日记：

5月17日下午4：30分，在北京西客站上火车，晚饭后，一觉醒来已是深夜，火车正在经过秦岭，因爬山车速明显放慢，我想起那句谚语：“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可以看出在没有火车、飞机时去西南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呀！

18日下午5时，我们到达成都火车站。空军5715工厂（中国最大的飞机修理厂）保卫处处长刘贵卿已将车开到站台上等候我们了，约1小时后，我们到达彭州该厂的航利宾馆，该厂书记、副厂长在等候我们共进晚餐。饭后，即交待活动计划，由刘处长全程陪同。盛情实在难却，我们只得从命。该厂真是高规格地接待了我们。

19日开车约3个小时，到达了峨嵋山。正惠是用滑杆抬上山的，到了金顶，因大雾，我们待了不久（我和春红都有点高山反映），即下行了，中午在万年寺附近的一个小餐馆用餐，下午又去了万年寺、清音阁、报国寺游览，后来还去了蒋介石在峨嵋山的馆邸看了看。晚上在美丽的秀湖山庄住宿。

20日去观看乐山大佛，是乘坐游船观光的。大佛身高76米，一个小手指就有成人大。她坐镇大山前，对面是岷江、青衣江和大渡河三江合流之处，真是浩浩荡荡、一泻千里、气势滂薄。侧面另有一山，遥望似仰天隐佛，更具神秘色彩。下午游览了杜甫草堂、武候祠刘备墓，我们拍摄了许多感人的诗句和美丽的自然风光。

晚上空军装备部保卫处的仲良寿同志出差到成都，听说我们在成都，特地赶到成都的狮子楼（山东阳谷人在成都开的正宗川菜酒店），宴请我们吃了一顿正宗的火锅。晚上又回到航利招待所住宿，3个房间又重新摆上了鲜花。

21日上午，我们畅游了都江堰。这里地形奇特，美丽壮观，她是自然和人文双层世界遗产。相传由李冰父子在2000多年前用高超的智慧和20多万民工兴修的水利工程，是为人民造福的传世佳作。我们看了观瀛台、二皇庙、安鱼嘴，又乘电瓶车看了飞沙堰、离堆及离堆公园，这里给人们留下一个很难破解之迷，当时没有铁和钢，用什么办法开山劈岭的？中午，我们在梁家宴酒店就餐，下午休息。晚上在厂长、书记、总工的陪同下就餐。该厂长向巧是位精明能干的女强人，人长得漂亮潇洒，事业也有成。餐后又举行了卡拉OK晚会。无功不受禄呀，对这样高规格接待，我们大有受宠若惊之感。

22日去了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看到青铜做的摇钱树等稀有出土宝藏。这里同样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迷，2-3千年前，人们用什么办法把一块块大石头切割的平面像镜一样平滑的呢？下午1时离开成都赶乘去昆明的火车。离别后，刘处长还多次通过手机问安，并说：“如果老人有什么事，我马上飞过去。”这种深情厚意使我们感激不尽呀！

23日上午10：00抵达昆明，我们未去找朋友，而是随“彩之南”旅行社出游。上午休息一下，下午去滇池（高山自然湖），乘缆车观赏了被污染了湖面，实在令人婉惜。

24日上午乘汽车去大理，在下午4点多到达，住在苍龙酒店。晚上上街看了市容，又坐公共汽车到了李弥将军庙，登高远眺整个大理市，苍山、洱海尽收眼底。

25日乘游船游览了洱海，在船上观看了白族姑娘、小伙的文艺表演，喝了“三道茶”，是白族人宾主交流感情的饮茶习俗，“一苦、二甜、三回味”，寓意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友情难忘，真是别有一番情趣。

26日去了丽江古城。美妙的古老建筑真是巧夺天功，像幻想中的天堂楼阁，美不胜收。我们没进慕王府。（因有武汉经济学院的两位老师与我们同行），化了300元开车去了虎跳峡。这里是另一番天地，全是大自然的造化，蓝天、白云、碧草，高山耸立天际，山顶尽是皑皑积雪，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像用斧头在中间劈开的一样，直上直下，而水流其间，就是长江的上游主流河道――金沙江。虎跳峡的水流并不大，但江道中间有一块巨石挡在其中，急流被挡住后又反弹回来，像老虎跳跃，因而得名。又有一说是一只老虎被人们追得走投无路，纵身跃到对岸，所以这里叫虎跳峡。其上游即是“长江第一弯”，人家说，如果没有这个弯的话，中国就没有长江，那水就会注入缅甸去了。

看完第一弯，就走回头路了，这里从南到北环绕看东和南半个玉龙雪山，好似近在咫尺，山下是花红叶绿，而山上是白雪皑皑，这里海拔在3000－4000米，好似离天更近一些，太阳也特别红，花也特别紫，因为这里的紫外线特别强。宏伟穿着短袖衬衫，胳膀被晒得暴了皮。但当地的白族姑娘脸色却特别白。回来的路上，经过“石头当画卖”的商店时，宏伟还选购了12个大理石花瓶托运回京。

晚上10时许，在大理乘火车去昆明。27日晨在昆明旅行社休息几个小时，即乘车去了石林，化200元乘一电瓶车转了大石林、小石林一圈，这种地貌真是罕见，千姿百态的石头像雨后春笋，真可谓天下奇观。

接着又去了世博园，已下班，人们说不看是遗憾，看了更遗憾，所以索性不再看了。因有许多朋友都在盼望我们，所以在晚上10点又乘火车去了贵州的安顺。28日早晨抵达，由安顺地区军事代表室总军事代表李爱民接待我们，陪同先游了“龙宫”，划船2小时游了两个宫。宫中山峰叠翠，风景如画，别有洞天。因时间关系，我们未来得及看的其他溶洞，据说更精美、更广阔，更令人陶醉。

出了龙宫天气逐渐转阴，导游讲贵州的特点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下午2时，我们即去了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乘两级电梯，共340米，下到景区，顿时使人精神振奋，那水瀑高77.8米，宽101米，奔腾的天河水自70多米高处的悬崖绝壁上飞流直泻犀牛潭，发出震天巨响，如万马奔腾，远震数里之外。瀑布激起的水雾飞溅一百多米高，如烟云腾空漫绕，穿越水帘洞还有一个绝妙奇景。可以看到犀牛潭的七色动态彩虹，很有奇趣。我和宏伟、春红奋勇穿过水帘洞，衣服全被水雾打湿，一离开不一会就干了。接着又去了天星景区。这里的游览面积有4.5平方公里，分为三个相连的片区，即天星盆景区、天星洞景区和水上石林区。这里石笋密集，植被茂盛，水到景成，集山、水、林、洞为一体。近处石林，远处群山倒影，碧水之上展现出一幅色彩淡雅、景色协调的天然山水画。人在其中像在画中游，尤如梦幻中的仙境。另外还有18个大小不等的瀑布群及石头寨景区和滴水洞景区，因时间关系都未去，却是一大憾事呀！

29日晨小傅开车在安顺街上小馆吃了贵州名吃“雪旺面”。然后去了红枫湖游览，这湖越走越宽，看不到边。湖岸全是少数民族居住地，有苗族、侗族、仡佬族、布衣族等，大约在10时左右，我们到达仡佬村寨，观赏了他们的民族歌舞，宏伟还上台当了回“新郎官儿”，与她们同舞共欢一场。中午抵达贵阳市花溪区空军驻贵阳军事代表局招待所休息。下午由该局管理处长李进陪同去了花溪公园，当时正下着小雨。还闹出一则笑话：李处长见下小雨，就跑回局里拿伞，因急于把伞送到我们手里，回来时他一路小跑，竞顾不上自己打一把，路人见到他手里拿着许多伞，而自己却光头淋雨，都在笑话他“傻”。等他把伞送到我们手中时，全身已淋湿了。这人心肠太好了！心里只想着别人，而没有自己，使我们非常感动。晚上军代表局的局长、政委、政治部主任，以及空军装备部政治部出差来黔的周育祥副主任、原宣传处处长等领导都过来，给我们一一敬酒，还吃了贵州第一名吃“花江狗肉”（据说是专门派人出去为我们买来的），我们深感受之有愧啊！

30日上午我们乘车去了国民党时的息峰集中营。这是蒋介石残害爱国将军杨虎诚等人士和共产党人的地方。杨虎诚被关押在“玄洞”整整8年，并在1949年11月23日全家被杀害，另有1280名共产党人在此就义，现为爱国教育基地之一。上午10时许，我们到达乌江大桥，中午在此吃了午饭，吃到了贵州第二名吃――乌江鱼。我们吃鱼的地方即是当年红军走过的路，又是明朝末年石达开沉弋折戢之处。安排我们吃鱼的是遵义地区军代表室的同志，贵阳局的同志饭后就回去了，两家就像交接“接力棒”一样，对我们的照顾准时而精细。下午1时许，我们到达遵义的佳乐酒店休息，3时左右游览了遵义会址、红军山烈士陵园，缅怀了革命先烈。晚上10点又乘火车赶往重庆。

31日晨6：30到达重庆，有重庆地区军代表室的朱总、马副总在车站迎候我们，到蓝剑宾馆休息，早餐后去了渣梓洞、白公馆，使人心情沉痛，又观看了歌乐山烈士陵园和红岩魂图片展。“虎入笼中威不倒”是黄显声烈士的浩言壮语，振奋人心。罗广斌带领19名志士越狱突围成功，气壮山河，罗本人在“文革”中被整，于1992年病逝。下午我们又去观看了重庆市人民大礼堂，雄伟非凡。接着去了朝天门码头，这是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气势滂薄，波澜壮阔，大自然的壮观令人心情迭荡起伏，感慨万千。而后我们又乘黄山号轮船进入雄伟的长江去宜昌，共经过二天三夜航行，我们四人住在一个船舱，沿途观看两岸风光，水位虽然增加4、50米，但仍是悬崖徒壁，山清水秀。6月1日上岸观看了鬼城和诸葛亮借风亭、张飞庙等，2日又上小船游了小三峡。整个长江两岸山连着山，浪推着浪，奔流不息，一直向前，正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体现，因而历来是人们向往的地方，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啊！在游小三峡时，我们看到在远处的高山上，有几间房屋，据导游讲，那是这里方圆几十里唯一的一所小学，为了便于周围孩子上学而不得不建在山上，这使我一个革命一辈子的老人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傍晚在船上观看了巫山，才得知巫山的“巫”字完全是一个象形字，整个山的形状就是一个巫字。2日晚上我们到达了为民造福的三峡大坝工程，它充分地显示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

我们的船经过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的五道闸门用了5个小时，主要是因为船多，得排长队，而过每道闸门，都得把门关上后放水，待水平上来或着下去后，船才能前行。后来听说，待三峡大坝的所有工程全部完成时，所有的过往船只就像我们平时乘电梯一样，不用这么长的时间了。

6月3日零晨1点多船就到了宜昌码头，我们约好广州局武汉军代表室的昌代表在6：30来接我们。据说他们是奉张力政委的命令，昨天下午就从武汉起到宜昌来接我们的，张力说：“不管路有多远，因为有两位老人，一定要派车去接。”

早上在三峡工程大酒店就餐，又去了刚刚修好的库区高台上观看了三峡工程和泄洪区，那泄下的江水，一泄千米，场景非常壮观，惊心动魄。这是我们这代人辉煌的创举，是举世闻名、造福后代的伟大工程。

中午我们在潜江饭店吃饭，下午2点半到汉口在人大招待所休息，4时半去了黄鹤楼和辛亥革命纪念馆参观。昌代表感冒带病陪我们，使人内疚。下午6时我们又回到汉口，张力政委特意从广州赶到武汉设宴为我们晚上送行。

在武汉时，宏伟还收到黄山和海南朋友的来电，他们都邀请我们前往观光，我们怕身体不支，都一一谢绝了，当晚乘火车，在6月4日晨回到北京。

在这18天里，我们享尽了朋友们的真诚实意的招待，饱尝了各地的山珍海味，观赏了名山大川，开扩了眼界，增长了不少的知识，这也是儿子在25年军旅生涯中的一大收获――结识了一批好领导、好朋友；也是他忠心为部队服务、真诚为基层服务的回报，在他要离开部队的时候，大家对他还如此地真诚、留恋，也让我们感到欣慰！

过去我在华东、中原曾去过好几个省份，但那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是用两条腿走出来的，而这次是车接车送，又有人陪同，相比之下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我算是一个老兵，有人称我是“老前辈”，我实感为党和国家贡献太少了，这只能是我终生的遗憾了。

知足矣！人生的酸甜苦辣，我饱尝之。如今我察之相比有三：一比财富，比享受，比奢侈，比新潮，比高官厚禄，当甘拜下风；二比年龄、比健康、比家庭和睦、比生活自理、比儿孙好学上进，自感高人一筹；三比公正廉洁、心底善良，助人为乐、不负于人，任劳任怨、忍辱负重，我当心安理得，倍加欣慰。人生第一个春天（70岁之前），时代的需要，我奉献给了党的事业；人生的第二个春天（70岁之后），老态初显不龙钟，就应该属于自己了。幸福来之不易，一切当好自为之，无私无悔无所求，直到告别人生。

还是古代大文豪苏轼在《前赤壁赋》中说得好：“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此乃警世良言，唯望后人醒之悟之，以贪污腐败分子可耻下场为鉴，清清白白，老老实实做人，为人类最伟大而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最后以我晚年幸福生活的写照来终结此文：“白发银鬓顽童心，神采奕奕满面春，丰衣足食老来俏，儿孙矫健晚景鑫。心旷挥毫颂盛世，神怡寻篇读古今。愚翁缘何福且寿，阳光雨露党恩深。”

　　 山东省莱芜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离休干部

　　　　　　　　　　　钱志铭

　　　　　　　　　二OO五年六月三十日

后  记

    我不会写作，也不懂什么文学。离休后在一些老战友的启发下，我深感像我们这一代人、遭遇不幸人生经历的人，能活到今日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我所经历的戎马生涯、南征北战、枪林弹雨、风餐露宿、千辛万苦都是我自愿的，而不幸的遭遇却是我始料不及的，尤其是30年蒙冤的经历，不仅给我的肉体以巨大的摧残和折磨，更在精神上造成极大的痛苦，应当如实地记录下来，作为一种特殊的“遗产”留给后人，因为这都是历史史实，都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定将是晚辈们最现实的“教科书”；因为越是我们这些经历了战争的人，越是不愿意看到我们的后代还要参与战争，越是我们这些经历了痛苦人生经历的人，越是不希望我们的子孙再重蹈覆辙。历史的不幸不要再次发生，社会的动荡、人生的悲剧不能再次上演！

    于是我以“蚂蚁啃骨头”的心态，边忆边写、边写边改，断断续续，历时三年始成初稿，几经修改、补充，才印成了这本《幸存者之旅》，了却了我多年的心愿，实胜欣慰。

    这本《幸存者之旅》意在写明以下几点：一是想说明，在敌伪顽极端黑暗的统治下，沦陷区的流亡青年寻找光明之路，心情是何等的迫切，道路是何等的迷茫，而毅志又需何等的坚定！二是想说明，革命的道路也不是平坦的。在阶级斗争的极“左”思潮下，许多忠诚的革命者往往被“莫须有”的罪名诬陷成“反革命”而多次蒙冤、屡遭折磨，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是很难活下来的。十年“文革”的灾祸，让人痛不欲生啊，上至国家主席，下到黎民百姓，数以万计的惨案，真是罄竹难书啊！而作为我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相比之下，又算得了什么呢？实在是微不足道矣！三是想说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改革开放，走上了一条正确的发展之路，但从目前来看，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诸多领域、诸多方面法制不健全、民主不完善的情况还是大量存在的（但其程度要比我们那时候好得不能再好了），要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精髓，不要再出现我们那个年代，“实事求是”只不过是个梦想啊！“实事求是”是做人处事基本的思想路线和道德准则，而敢不敢、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则是每个领导干部素质与水平高低的“试金石”。有的领导为了个人的私利，怕得罪上司、丢掉自己的“乌纱帽”，而放弃了实事求是，于是冤假错案得不到应有的纠正，得不到公正的解决，直至忠心耿耿的将士们含冤去世。试问，这样的领导者何以不扪心自责呢？四是想说明，我在“三反”、“肃反”运动中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文革”期间的“潜伏20年的国民党特务”问题，以及后来“知青办主任是自封的”等问题，纯属人为的冤假错案，以正视听。五是想说明，新中国是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后人应当百倍珍惜才对，而且你们任重而道远，保卫世界和平，把祖国建设得更美好是你们的己任。六是想说明，党的离休政策就是好，使得我们这些“老朽”盛世享太平，尽享晚年幸福，这是我们这些老人无法想到的，所以我们由衷地感谢党、感谢国家。

    总之，我是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一些事情的真相，以告诫后人，吸取教训，使之不再重复过去发生的不幸，是为至盼！但由于自己笨嘴拙笔，上述六个“想说明”的本意不一定能够如愿以偿，诚望读者不吝赐教为感。

                             钱志铭 

                     二OO六年六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