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度过的。中国共产党和我的特殊家庭，熏陶我，锻造我，指引我踏上了终生不渝的共产主义道路。

近朱者赤

我出生在湖北浠水县下巴河闻家老屋的一个世代书香家庭，父亲闻振之和七伯父闻允志对我影响最深。他们早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七伯父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奉派结伴东渡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后归国。党派七伯父闻允志开辟河北沙河区，任某抗日武装政委。1940年，他回太行根据地参加党代会，途中遭遇日寇，在激战中牺牲。1938年，父亲受兄长之托，送其嫂返乡，以办校身份隐蔽在下巴河，长期掩护党的地下活动，直至家乡解放。

1938年武汉沦陷之前，我12岁，在武昌实验小学读书。我曾幻想大学毕业，追求女性独立生活。但是，万恶的日本侵略者粉碎了我的憧憬。这时，我既不愿留在汉口当亡国奴，也不愿撤退到国统区沾惹反共党团的活动，于是就读于父亲创办的家乡学校。下巴河曾是敌、我、顽三方的“拉锯区”，所以学校时办时停。父亲经常开展地下活动，晚上总是抽空到我和妹妹文杰的书房来讲战争形势，讲延安的故事，讲中国近代史和古典、当代文学知识；还给我们阅读《七七报》等革命报刊。这些毛边麻纸读物，我和妹妹视如珍宝，夜里钻进蚊帐、点着煤油灯细读。七伯父家中的藏书更是丰富多彩，我反复阅读了《辩证唯物主义》《大众哲学》等。我这个生活在深宅大院中的“名门闺秀”，逐渐接受了“赤色”的教育。这就是所谓的“近朱者赤”吧！

1942年初，我16岁，即准备与妹妹离家奔赴延安，或者去鄂豫边区参加革命。父亲知道后很高兴，夸我们人小志气大，并认为这个想法是无可非议的。只是他考虑到环境十分险恶，地主豪绅势力大，家离日寇据点较近，万一风声泄漏，可能暴露父亲的身份。因此，父亲劝我们等待时机。从此，我们姐妹俩主动在校内校外的青年朋友们中做抗日宣传工作，并且通过表兄陈文坦与地下党的徐斌同志秘密通信联系。同学中不少人喜欢诗词，我们以结诗社为名，议论国事。一天，徐斌根据我的愿望，托我父亲转给我一本“党员入党须知”。我如获至宝，写了入党申请书，填了一份自画的履历表，由表兄转给徐斌同志。1944年农历正月十五，我和陈文坦在一家逃往外地无人居住的空旷的大屋子内，面对鲜红党旗庄严地举行了入党宣誓，介绍人徐斌主持了这个仪式。宣誓后，由徐斌同志分工，他为党支部书记，陈文坦为组织委员。之后半年，我继续在家乡工作，巩固诗社，深入群众，还办了识字夜校，自编教材，宣传抗日。1944年7月1日，根据迅猛发展的战争形势和边区工作需要，党支部决定由我带队率领几名青年参军，到驻（黄）陂（黄）安南的鄂豫边区实验中学学习。这天，浠水县指挥部刘浩（即龙作池）派人来接我和文杰、燕捷、陈闯、叶青、陈智等踏上征程。当我们到达浠水指挥部时，家乡的地主豪绅们逼迫我父亲，要把我们这批奔向新四军第五师的年轻人追回去。父亲为了避人耳目，赶到浠水指挥部商量对策后返家。下午，刘浩同志安排一只木船，我和妹妹送父亲到湖边，目送着渐渐远去的船上慈父的身影……

木兰山下

进入抗日游击区，我们一群年轻人像一只只展翅雄鹰，在自由的天空中翱翔。在船上，身材高大的刘浩荡浆，送我们去（黄）冈、浠（水）麻（城）罗（田）中心县指挥部。一路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声，在清澈的湖水和蔚蓝的天空之间回荡，到了黄冈李家大湾，冈浠麻罗中心县指挥部组织干事彭其光同志接待我们，安排我们先留在指挥部参加纪念抗战七周年活动。谁知“七七”的前一天下午，彭其光紧急通知：驻大别山的国民党李品仙的部队前来“进剿”，我们必须连夜随部队出发，这是我们进入游击区第一次急行军。前面战斗打响了，我们随同部队跋山涉水，绕道穿过几十里刚割了早稻的烂泥田，鞋子走掉了，光着脚跑了三天两夜，终于到达了陂安南。到了行署教育处，首先见到师范学校英姿飒爽、身着灰军服的女指导员钟鸣同志。谈话间，她翻开笔记本认真记录，尔后派人把我们送到边区实验中学。这里叫涂家湾，离木兰山20多华里。到了学校，我们几个人的脚都走烂了。燕捷伤重，被送进医院治疗，后被分配到师范学校学习去了。实验中学实际负责人是副校长吴芷英同志，她来看我们，亲切地和我们交谈。只见她身穿蓝色土布裤褂，操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晒黑了的皮肤，庄重温和，是一位典型的工农化的知识分子，使我们对这位大姐不禁肃然起敬。她叮嘱我们休息好，用温水洗洗脚。第二天，我和文杰分到初二女生班，班长是胡汉群大姐。

边区实验中学是一座革命的熔炉。学校没有固定的校址，敌人来“扫荡”，师生们就要行军转移到安全的村庄；稻场、树林是我们的课堂；席地而坐，大地、背包是我们的桌椅；油印材料是我们的课本。纸笔奇缺，只有少量的麻纸，我们先用铅笔写，再用蘸水笔或毛笔写。有时一支铅笔要截成几段，分给同学们用。墨水是用染料冲的。周性初校长经常讲战争与时局政治课，其他老师讲文化课，还开了军训课。在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同学们都刻苦学习。学校生活很清苦，实行和战士一样的供给制标准、师生自己去背粮食，自己上山打柴，挖野菜，极少吃到肉。在一处住长了，我们还自己开荒种菜。乡亲们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儿女，军民关系鱼水情深。春播秋收，我们帮群众劳动，住在哪家天天都要挑水，打扫环境卫生，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行事。1944年冬天，寒风凛冽，同学们还没穿上棉衣。男生披上夹被当斗篷，女生把所有的单衣都穿上，也无法御寒。行署教育处长兼鄂东专员、陂安南县长李实同志来校视察，为此感到十分难受。可是同学们却很乐观地学习、劳动、行军。直到下雪了，组织上费了好大劲搞来了几捆白棉布和少量棉花，由同学们自己用木梓树叶糊上烂泥染成灰色，自己剪裁，缝成棉袄。大的帮小的，女生帮男生，可笑的是谁也不会打盘扣，只好用布带拦腰系上。上身暖和些了。有些同学脚上连袜子、鞋都没有，到了晚上，大家冷得嗑牙，挤在一起睡稻草。尽管这样，我们这批十多岁的青少年仍成天乐呵呵的。学校的师生关系也十分融洽。记得有一次，吴芷英副校长生病了，我们几个女生上山采了一点松菇，在老乡家做了一碗热汤，向炊事员要了一点油浇在上面，捧到尊敬的吴副校长面前。

学习期间，同学们参加了当地的减租减息运动。我们发动群众，启发他们提高阶级觉悟，向“明减暗不减”的顽固的地主老财进行说理斗争，既保护了农民利益，也保证地主得到合理收入。同学们通过这次活动，也提高了政治水平和群众工作能力。

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军队和地方都需要干部。1944年底，我和文杰以及部分同学提前分配工作。我们姐妹俩到鄂东贸易局。我原想去报社当记者，为了支援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抗日，为了战争的物质需要，我服从了分配。在鄂东贸易局，我业务上是个外行，对各种货币的折合、物资的集散等搞不太清楚，全靠股长夏荷生老大哥帮助。不久，陂安南中心县委成立了妇女服务队，文杰、张玉洁大姐和我被派到这个队，一起做发动群众以棉花换布匹的工作，也就是把棉花发到黄陂县各区妇女组织中去，一斤棉花收回若干棉纱或土布，布匹可供应部队做服装，群众也可换得一些工钱。在张玉杰大姐的带领下，工作开展得红红火火，我和妹妹的工作能力也提高了，不久即能单独工作。

当时，我们住在黄陂县同兴集和张家湾，工作点都在甲山区。作为区妇女特派员，我们与区妇女主任和各村妇女群众打成一片，发动和组织群众踊跃生产棉布，搞得热火朝天。半年里，即使敌人多次骚扰，我们转移了地点，但农民的生产始终没有停顿。我们回到原地，群众仍按数交布。

我在边区与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记得一次，我因劳累生病发高烧，住在一个叫么婆的农妇家中，么婆日夜照顾我。没有药品，同兴集一家药铺的先生抓药煎好送给我喝，我的病很快好起来。同志们忙完了工作，都来看望我。张玉杰大姐一针一线给我和妹妹文杰、还有蔡志翔做衣服；尤其是夏荷生大哥在工作和生活上十分关心我。这种革命队伍中的友爱之情，令人永生难忘。遗憾的是后来和夏荷生大哥失去联系，至今不知他的生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同志们兴高采烈地欢庆抗战胜利，可是蒋介石集团虎视眈眈准备发动内战，鄂豫边区的形势十分严峻。这时，我与文杰分开了。我回到中心县委组织部，与李承贞、涂超凡等同志一起随机关打游击。

化装北上

1946年初，我被分配到中原民主建国大学新生班。由于形势的变化，“民大”很快结束了，大家等待组织安排去向。原五师军政人员从四面八方集聚于宣化店，其中有妹妹文杰和妹夫赵平、三五九旅南征撤回的彭其光同志。这时，张玉杰同志促成了我与彭其光的婚姻。为了不增加部队的负担，我们几个人在组织上提出的几种突围方案中选择了化装北上，原因是我们家在武汉，家庭有社会关系和经济资助。中原局组织部袁文同志同意我们的意见，让我们做好准备，并批准我与彭其光结婚，这样，路上比较方便。党的关系由袁文同志搭乘伤病员北上火车带到邯郸，并规定我们须在6月以前到邯郸报到。

4月中旬，我们两对夫妇和张玉杰等六人，告别了同志们，由部队护送离开了宣化店，计划取道汉川县去武汉，再北上。此行也算是我和彭其光“旅行结婚”。

宣化店距离敌区武汉并不远，现在乘汽车只3个多小时就到了，可当年却似天涯海角。国民党军队占据了铁路、公路和大小集镇，明堡林立，封锁线重重。我们一行花了20多天，绕安陆、京山、随县、应城后才到达汉川县委所在地。我劝张玉杰去汉川湖区找她的未婚夫刘云舟，俩人一起北上。临别时，我把一个一寸见方的刻有一株兰草的小墨盒送给她，说：“这是烈士的遗物，是我伯父闻允志探家时送给孩子们的纪念品，如果我不幸被捕牺牲，就是两代人革命的遗物”。

彭其光的老家是汉川刘家湾。汉川县委派手枪队队长护送我们。在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我和文杰、赵平、彭其光到达刘家湾。彭家只有一位70多岁的大妈，靠纺线为生，几亩薄田由侄子耕种，生活清苦。我们四人不能外出，由彭其光的堂兄出面筹找去武汉的船只，准备到武昌我的家和彭其光在汉口的生母家，为此先将彭其光的生母接到汉川。为保险起见，我们分水陆两路走。彭其光的堂兄带着彭其光和赵平化装成商人，沿襄河步行到汉口，彭其光的生母带领我和妹妹坐船走。路上只走了一天，但沿途军警控制颇严。在礄口住了两天，又迁往武昌海月巷七号。六伯父、伯母、姑姑、表兄见我们化装到达，又带了两个女婿，真是又惊又喜！父亲很快从浠水赶到武昌，大家团圆了。七天后，5月上旬的一天下午，父亲送我们到汉口大智门火车站.因为买的次晨去郑州的火车票，晚上必须寄宿车站小旅社，我们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客房里，睡在地板上，闹了一夜臭虫，谁也没睡着。挨到天亮，我们带着去北平读书的假证明，匆匆告别了慈父，乘上北去的火车。

到郑州后，我们投宿在一家小旅社、商量如何“闯关”。因为我们的目的地是解放区邯郸，中间隔着安阳——国民党的军事要地。我们在郑州无依无靠，只好硬着头皮去找我五伯母的干妹夫徐元崇。徐元崇时任国民党郑州缓靖公署少将高参，与五伯父有旧交，他太太又是五伯母的干妹妹。我和文杰从福水老家参加革命时，他们在重庆，不知道我们的底细。于是，我仿效五伯母的笔迹，写了一封给徐元崇的信，说有两位侄女和女婿要回北平复课，望路上予以关照。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一身学生打扮，独自一人，鼓起勇气找到郑州绥靖公署那条街。我正在观察公署大门口的哨兵和出入人员时，只见一位美貌的少妇进入公署对面的楼房内，我暗自分析，这楼房可能是公署官员的住宅。这时从楼房里出来一个听差模样的人，我上前操武汉话向他打听，是否认识徐高参。此人见我是个学生，立即礼貌地问：“小姐找徐高参有何贵干？”我回答道：“我从汉口来，徐高参是我姨父。”话音刚落，此人即唯唯诺诺地说：“徐高参今天下午有应酬，请到我们处长家坐坐，处长太太是汉阳人。”说罢上楼通报。旋即太太下楼来迎见，原来正是方才见到的那个美貌少妇。她邀我上楼坐坐。听差的也跟上来了，主动搭讪说：“徐高参明天会在家，他太太在汉口，所以他一个人住公署，明天一早我引小姐去见他。”我顺手将信交给他，请他今晚先交给徐高参。听差的告辞后，我和少妇寒暄起来，得知她姓张，湖北汉阳人，丈夫是公署副官处处长。我暗自高兴：难怪她对我热情，徐元崇是她丈夫的上司，又是湖北同乡，今天算是巧遇了，这个关系可以利用。不多时，副官处长回来了，听说从汉口来了位“贵客”，便吹嘘自己与徐高参的交情如何深等等，并留我吃了晚饭。饭后，我匆匆回到旅社。文杰见我安全返回，自然十分高兴，我风趣地说：“天无绝人之路，今天演徐高参的姨侄小姐演成功了，不仅信有人送、还有人带我进‘虎口’呢！”

次日一早，我带妹夫赵平闯公署，因赵平是北方人，能证明我们在北平读书，且赵平文质彬彬，不会使徐元崇产生疑虑。到了公署大门口，那个听差早已恭候着，立即引我们经过荷枪实弹的哨岗，进了后院会客室，见了徐元崇。我迎上去喊了声“姨父”，并介绍赵平是我妹夫，他家住在北平。徐高参先询问了武昌家中情况，继以长者口吻责备我们：“你们年轻不懂事。眼下时局不好，还在外边跑，去北平应坐飞机去，乘火车很危险，安阳前面给共产党占据了，要不然我给你们买飞机票去北平。”我赶紧说：“谢谢姨父的关照，可是我妹妹心脏不好，否则我们在汉口就买了飞机票。只要姨父给我们一个通行证，证明我们是去北平读书的就行了。徐元崇说：“我的证明只管政府控制区域的路线，共产党那一段怎么办？他们正在抢收老百姓的麦子。”赵平插话说：“我们是读书人，共产党那边查问，总得讲个理。”徐元崇思索了一下，便同意了：“那好，我只能公私两便，在我的名片上说明你们是学生，去北平上学。”我当即表示感谢。徐元崇拿出印有军衔的名片，写上：“兹有敝亲闻立英夫妇等4人回北平读书，沿途军警放行”并签名盖章。我接过这个“护身符”，与赵平不敢久留，寒暄了几句，就告辞了。

安阳是我们过蒋管区的最后一站，检查也更严。上火车后，果然遇到军警盘向，我们出示了名片，他们用目光扫视一番，见都是学生模样，没有携带可疑之物，又是徐高参的亲戚，就客气地点点头，不说什么了。邻座是安阳宏大铁工厂的一位工程师，姓李，他见我们出示“长官”的名片，认为我们有硬后台，便主动热情地拉关系，邀请我们到安阳后去他家休息。一路上，为了避免麻烦，我们从不与陌生人攀谈，因此，我婉言谢绝了他的邀请。谁知在安阳车站下车时，这位李工程师硬是把我们的行李箱提起，非去他家不可。真让人哭笑不得！我们合计了一下，只好答应去他家拜访，但不能住他家，以免出事。于是一行人到了李家，他热情招待吃饭。姓李的有两个年轻老婆，他让她们称我们为兄弟姐妹。饭后，赵平便外出找好了旅社，临离开李家时，赵平胡乱写了一个北平地址交给他，说后会有期。没想到，这位仁兄非要把我们送到旅社不可，又高谈阔论了一阵子。他刚走，我们就商量换个旅社，以防万一。正在这时，军警查店来了，而且盘查很严，仔细审察了名片，还翻开了行李。见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依然不肯罢休，冷冷地说：“你们是徐高参的亲戚，按说没有问题，可是上边要我们严查，因为共产党近来下了山，从这里过了不少人。你们在安阳有没有认识的人作个保，我们好回话。”这下弄得我们十分为难，虽然碰上个姓李的，对他并不放心，但为了解脱军警的纠缠，别无他法，只好说出他。军警要了李工程师的地址就走了。我们也不能再搬旅社了，以免引起怀疑。当晚总算没事。翌晨，李工程师又来了，说：“昨晚警察来查你们了吧？他们问我和你们是什么关系。我说，彭老弟是我的师弟，我在汉阳兵工厂跟彭老弟的父亲学徒，从小就认识，他内人是徐高参的亲戚。我怕他们又来问你们，先告诉你们统一口径，免得误会。”我们谢谢他的关心，也进一步看出这个人诚心要与我们拉关系，他还要帮我们雇马车去磁县、元氏。我们再三推辞，因为我们根本不去北平，也不用去元氏，要是用他雇车，马车夫是什么人不清楚，怕不好对付。可是，他犟得很，立即找来了一位年长的马车夫，还执意帮我们付了去元氏的路费。我们只好顺水推舟，领受了这份盛情。

出安阳城不远，马车走了一段郊区公路，就遇到了蒋管区的边防哨兵。哨兵看了我们的名片，车夫也说这几位是安阳宏大工厂李某的亲戚，没被纠缠就放行了。大约又走了半里路，就远远望见解放区我军的哨所。这时，我们四人心中说不出有多高兴，可是马车夫却紧张起来，他怕共产党，怕受主人之托完不成任务、暗示我们要小心。妹妹文杰激动得忍不住要大声喊叫。我连忙使眼色，示意她一定要沉住气，不能在车夫面前暴露真实身份。

经过我军哨兵检查，马车便进了磁县城。这时，我们的盘缠快花光了。赵平让我们住进骡马店内，先吃饭，他到磁县公安局去找关系。联系的结果是：晚上十点钟以查店为名将我们几个人接走。这是一个月色明朗的夜晚，我们让马车夫早点休息，等待磁县公安局来“抓”人。马车夫已入睡后，公安局来了两个同志，开了辆吉普车，假装检查，马车夫惊醒了，吓得直哆嗦。一位公安人员当着车夫说：“这几个年轻人我们要带到局里去审查，没事就放行，没你的事。”我们几个人上了吉普车，妹妹文杰乐得手舞足蹈。到了公安局，一位负责同志接待了我们，让我们先休息，明早再打发马车夫回安阳。我们连夜给李工程师写了一封感谢信，称在磁县可能要耽误几天，公安局的人说问清楚情况就放我们去北平，对他的帮助表示谢意，并将车费托车夫带回。公安局的同志把信交给了车夫，第二天就放他回去了。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不让李工程师怀疑我们是共产党的人，也避免影响以后化装北上同志的行动。

磁县公安局接待五师化装北上的同志已有许多批了，他们很快派车把我们送到邯郸市苏曹招待所，这里是五师干部北上的集中点。时值6月初，我们几经周折，终于平安到达了华北根据地，回到了党的怀抱！五师的许多战友在邯郸重逢，我们见到了张玉杰与刘云舟、李承贞与张孔修等。根据组织上的安排，不久，赵平和文杰去了冀中，我和彭其光由晋冀鲁豫军区保卫部挑选，分配到高树勋起义部队去作保卫工作。直至1948年，我们夫妇回到华北局社会部，而后调中原局社会部南下武汉。

我们这段化装北上的历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审查。据悉，徐元崇在解放战争中被我军俘虏，20世纪60年代特赦回老家，他交代：闻氏姐妹去找他时，他的确不知道她们是共产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李工程师说：“马车夫回安阳后告知那四个人被公安局带走了，当时我还担心他们的安全，谁知他们就是共产党的人！”

  五师分会 文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