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都”----这个通往浙西天目山旅游盛地的必经之地，这个让我魂牵梦绕近70年的革命圣地，这个流传着无数抗日英雄赞歌、让侵华日军闻风丧胆的小山村，在扩别70年之后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回到了那抗日烽火连天的年代，回到了我17岁刚刚投身革命的青春岁月，回到了热血奔涌、不为国捐躯的激情之中，努力寻找着我70年前的足迹……。

一、     饱受日寇蹂躏的童年，埋下仇恨的种子

我是江苏无锡市人，出生于1925年12月28日。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父母以开设油面筋（无锡特产）店维生。我6岁开始在崇实小学读书，1937年高小毕业，正赶上日寇侵华战争之初，我虽考上辅仁中学，终因日机狂轰滥炸而失学。当年10月，我们全家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一家5口挤在一只充满泥土味的小木船舱内，咿呀咿呀的摇橹声把我们送到远方的农村----阳山陆区桥，在乡下租了一间农舍，暂时逃避日寇的抢杀蹂躏。当时虽然也是省吃俭用，但总会有“坐吃山空”之时呀，日子越来越拮据，不得不以野菜充饥。好不容易熬到1938年的春天，无奈只得返回老家了。到家一看真不得了，整个北闸街的房屋全被日寇烧光，只剩下残垣断壁、一片瓦砾。母亲去舅舅家借点钱，父亲买了些竹杆、茅草，在废墟上搭起一个茅草蓬，一家人蜷缩其间。为了维持生计，父母亲每天清晨去小菜场设摊卖油面筋，我则在脖子上挂个木盘摆上香烟沿街叫卖。1939年春我利用空隙时间，在附近的一个私塾老师家读了三个月的古文，同年秋考上了积余中学二年级。可天有不测风云，1939年夏秋之际，一天夜里突然刮起台风并下暴雨，茅草蓬的顶盖一下子被掀跑了，一家人被淋得如落汤鸡；我买卖的香烟被淋湿，连本钱也没了。父亲又气又急，受了风寒，得了病无钱医治，后转成慢性痢疾和肺炎，于1941年农历七月初十病逝，年仅39岁。母亲是小脚妇女，又识字不多，为了养活我们兄弟3人支撑起这个家，擦干眼泪继续买卖油面筋维生。我每天挑着面筋送母亲到菜市场后再去上学，后因母亲遭鬼子毒打，不敢再去市场，只好在家里做点手工活和买卖点小杂货，以维持生计。这时我家生活入不付出，经常靠亲戚接济，贫穷、潦倒的滋味难以述说。

二、毅然决然走上革命路，历尽艰辛不回头

1941年秋我初中毕业了，当时江浙一带的学生救亡运动搞得很火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志青年不当亡国奴”、“打鬼子去”的口号经常回响于耳畔，当我听说浙西天目山地区有打鬼子的队伍时，就大大地激发了我抗日复仇的思想，决心离家出走，坚决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但我非常清楚，我的母亲等亲戚是肯定不会同意的，我只好暗地里作些出走前的准备：一是买了一本袖珍地图；二是照了相片分送给亲友留作纪念；三是给母亲、舅舅分别写了告别信；四是携带毕业证书、校徽和“良民证”，回家拿几件换洗的衣服。还带上现存的一二十元钱，于1942年6月10日黎明前毅然离家出走。

我记得很清楚，离开家后，我先在吴桥把两封给家人的告别信投进邮筒里，然后向钱桥、藕塘桥、和桥方向疾走。白天买个烧饼充饥，向百姓家讨点水喝，晚上找百姓家求宿，有时钻进农家打场的稻草堆里过夜，甚至在破庙里烧香叩头用的垫子上睡觉。经张渚、流洞桥等地，走了大约五、六天，到了界牌，由于过度疲劳，加上又受了点风寒，突然生病发烧，在一家卖水的老夫妇家住下，老人非常慈爱地接纳了我，次日还给我买了中药煎服，我休息了3天便好了。老夫妇无子女，想收我做义子，被我婉言谢绝了，留下几个钱又走了。走到浙西孝丰报福镇，巧遇一群从上海来的范祖荫等青年流亡学生，说他们要到西天目山青年招待所集合，开展革命活动，打击日本强盗，我就恳求他们收留我并同行；开始他们嫌我小，不要，我苦苦要求，出示了学校毕业证件，还填了表，他们才同意我加入他们的行列。我记得他们中间有范祖荫（曾任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政治部宣传干事，1943年，他与苏南剧团歌咏教员陈伟明等人，精心制作了一面党旗）、

谢仁甫、梁永标、林勇等人，由石锦麟兄弟俩和梁永清大队副带领，走了三、四天到达天目山“一都”。在这里我们和抗日的进步组织省政工队合并，成立了浙西战地青年反敌行动团（谭启龙在《浙东四年回忆录》里称该队伍为抗日的进步组织，对组织、宣传群众抗日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找寻70年前的足迹，感慨良多教后人

今春儿女休假，驾车陪我和老伴一起南行，终于圆了我70年的梦。我们一家4口从山东莱芜出发，4月17日抵达临安，先去看望在吐丝口（现在叫“口镇”）战役负伤回家的老战友陈瑞信同志，他年逾87岁，老战友久别重逢，紧握双手，激动不已。他因等我们来临安，已有几个晚上没睡好觉了。他虽身有战伤，但精神很好。当天晚上他们一家三代和亲戚朋友设宴款待我们，真像过年一样热闹。

次日清晨老战友的儿子开车引路，儿媳、女儿陪同我们一同进入了西天目山区，我们边走边打听，终于问到了几个明白人，他们给我们指正了“一都”的大概方位。沿着崎岖的山路前行，蜿蜒在乡间的小路上，再看着远处的山脉、近处的竹林和小溪，我逐渐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再经一番询问，我们终于来到了“一都”村，但这里早已旧貌换新颜，我根本找不到一点相识的地方了。

我不得不向一些老人询问：“那个70年前门上挂着‘青年招待所’的老宅子在哪儿呀？”。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呀！一位卖竹笋的中年妇女（后来知道她叫叶杏仙）过来告诉我们：“我知道这个老宅子。那房子土改时分给我爷爷了，后来又被乡政府要了回去保护起来了，说是作什么革命教育基地了”。在她的带领下，我们穿过几个胡同，远远地我即望见非常眼熟的一幢二层小楼，走近一看，在门上写着“俞家二弄五号”。就是它！这就是我投身革命的第一站，这就是我魂牵梦绕70年的地方！

      站在小楼前，面对物是人非的情景，抚去70年的尘埃，我怎能不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呢！70年前的情景顿时历历在目，眼前又浮现出一群抗日流亡的学生在这里慷慨激昂、意气风发地唱歌，耳畔里再次回荡起“我们在太行山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流亡三部曲”……。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们没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这一首首抗日的歌曲，就是投向敌人的一把把匕首，就是飞向敌人心脏的一颗颗子弹，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里，她都是教育和激励我们献身革命、坚定立场的号令，都是我们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的强大精神财富，亦为我后当文化教员、天天教新战士唱歌，振奋斗志、鼓舞士气，发挥了重要作用。

记得当年，自从我们来到“一都”之后，每天都有从沦陷区前来的新同学，大家都是克服了重重困难才走到一起来的，所以，大家都彼此珍重，同呼吸、共命运，情同手足，亲如兄弟。我们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信念：不把鬼子赶出中国去决不回家！

在“一都”，原有一个省政工队伍，大概有五、六十人，他们是复旦大学、芝江大学的大学生和一些抗日爱国的知识分子，还有皖南事变中逃出来的一些人（如后来山东省文联的王非）。他们为了宣传组织群众，奋起抗日起到很大的作用。不久，我们和他们合并成立了浙西战地青年反敌行动团。8月去递铺军训，军事教官朱思洪（中共党员）、教育长鲍自兴（中共党员、芝江大学毕业生；1949年解放上海后，任上海警备区军法科长）讲授的都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对我的思想教育很大，更坚定了我抗日救国的信念。但在军训期间我患伤寒症，高烧昏迷，幸由教育长鲍自兴帮我请医拿药，才救了我一命，从此奠定了我们深厚的革命情谊。后来，有人私下里说鲍自兴是赤色分子，我也看出他与别的军官不一样，所以就毅然决然地跟着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到了10月份，军训结束后，我们团又加入一些老兵作骨干编成三个大队，鲍任团付兼第一大队长，我随他去杭嘉湖一带打游击，并宣传组织群众抗日；记得有一天，我们还在乌镇伏击一艘日本的汽艇，毙伤日伪军4人，缴获轻机枪1挺和子弹若干，从此，反敌团名声大振。

1943年2月，鲍看我年幼体弱，将我调入团部当文书，当时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张洪仁当团长，团部驻小溪口红庙，在这里结识了王德明、姜鼎崐等人。是年秋天，鲍去三墩伪军章华夫部策反未遂，暴露了身份，冬天在余杭家乡被捕。在押解去昌化途中夜宿我团部（驻临安扬桥头）时，我们立即组织营救，军需潘继纯给他一件大衣，政工队长叶天逰给他一支手枪，我找了蜡烛同王明德去开了便门（无人看守）将他放走。待看押人员醒后去追赶时，鲍在金岫村三岔路口掷下大衣向反方向逃脱了，不久他和朱思洪改名换姓潜入沪杭线长安镇，找到已打入伪军的呼延夫，建立了一支地下武装——伪12军特务营，并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

1944年4月反敌行动团被改编为浙保2团，撤换了团长，由抗日转为反共了，许多正义的爱国人士都纷纷逃走，上尉书记姜鼎崐已早离去（给我留下地址）。5月初我和王德明也在扬桥头出逃。后在余杭高桥找到姜鼎崐。

按鲍的授意我们三人在高桥一带以小学教员的身份建立了一个地下联络点。直到1945年5月我因赤色嫌疑不能久留，又被鲍召到他部，并化名金戈，在钱塘江北岸盐官港口护送我地下交通员陆甘邨同志，并按联络口令放行我浙东区军民药品物资的船只。是年8月我和王德明、史恒初三人被批准为中共党员。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后，8月23日我部奉命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归建。因有人泄密，我二连策反伪军未遂，一些反动分子在行动前将我秘密关押在堡楼里，后被呼延夫营救。脱险后我独自去余姚县民主政府，由他们护送我到陆家埠新四军驻地，比鲍自兴率领的一连晚到三、四天，故特派员刘明同志（海北敌伪军工作委员会）向浙东纵队交接时未交我的组织关系。9月部队北撤山东，1946年我又重新入党。此后即随解放大军南征北战直至全国解放。

自1942年6月我私自离家出走，到无锡解放整整8年。当我军解放上海后，1949年8月6日，我突然回家看望母亲时，她老人家竟然不认识我了，因为在她的脑海里，我早已不在人世了，她为此哭干了眼泪。如今看见我回来，如梦初醒，又惊又喜，一会哭一会儿笑，邻居亲友见我回来，瞬间成了当地的特大新闻了。由于公务在身不能久留，在家里仅停留了5天我就归队了。

我们新四军第一、四、六纵队是华东野战军打硬仗的主力部队，也是蒋介石重点围剿的对象，当我们活捉李仙舟、击毙张灵甫以后从鲁西南突围到河南濮阳时，叶飞司令员看到部队减员太多，原本跟他北上的兄弟很多人的生命都留在了山东，他流泪了。我则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而现如今，在天目山一同奋赴革命战场的知己朋友中，只剩下我一人了，且过着美好的晚年生活，这怎能不让我更加怀念那些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的战友呢！……。

2012年4月17日，虽然只有我一人回来了，但我可是代表当年所有投身革命的战友回“一都”看看的，我还特地在扬桥头金岫村的三岔路口上拍了几张照片，因为这里是我们的教育长鲍自兴逃生的地方，仅以此照片作为对他、对他们、对那些为了民族存亡捐躯的战友们，表示我最深深的怀念和祭悼吧！如今的天目山已是国家重点旅游区，能为子孙和后人留下这么一块风水宝地、和谐安宁的生态环境，不正是我们当年所追求的吗？

1986年新四军纪念馆在盐城建成，并于同年10月10日正式对外开放，那里永久地记录着每一位为民族存亡而英勇战斗、为国家兴亡而慷慨捐躯的新四军战士悲壮历史和战斗里程，我的老战友们，各位先烈们，安息吧！人民将永远地怀念你们。

　　　　      浙东分会 钱志铭

         写于抗日战争胜利67周年之际

                      2012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