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贫寒农家，少时孤独，受尽旧社会欺侮之苦。七七事变前后参加上海学生界抗日救亡活动，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考验、锤炼。在这几十年中，我们国家多灾多难，历尽艰险，却又五彩缤纷，光耀夺目。我思想上政治上的萌芽、发育、成长，全得自党的抚育培养。从而使自己的命运和事业同党血肉相连，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党给予的，我也把自己的全部献给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我得以亲身经历这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历史巨变，感到无限幸福，得益匪浅。一生平凡，无甚建树，但也无愧。毕生扑在事业上，没有私心，不谋个人享受。

恩师启蒙 投身抗日

我原名龚占洪，又名鹤清，1921年秋，母高氏生我于上海西郊北龚家宅。张莫棠这个名字是1940年撤离上海奔赴苏北根据地时启用的。

我的童年是在旧中国艰难困苦中度过。我是家中独苗，是遗腹子。父亲在我出生前已亡逝，母亲也在我7岁时劳疾病故。我的童年是在祖宅家中，靠其他远亲接济维持温饱。后来去适存小学读书，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支持，仅靠远亲时有时无的供给和没有钱吃饭时老师的接济；再加上自己发奋努力取得好成绩，赚得先生赏识，免些学杂费，才断断续续读完了小学。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考上了江苏省最有名的上海中学。在上海中学读书后，依旧是靠寒窗苦读成绩优异，争取到了免学杂费、得奖学金来维持学业和日常生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八一三上海沦陷为“孤岛”不久，我在上海中学抗日救亡活动中接触陈寅星兄弟、潘祖怡、李大新、吴绍基等进步学生，从而接触到地下党组织，一同参加了读书讨论会、办壁报、歌咏队等曙光社活动，请名人讲演，慰问抗日将士及受难同胞等地下党的反投降抗日进步活动，逐步走上革命道路。当时，同班同学陈寅星主动接近我，引导我，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他是经济学家陈豹隐的儿子，博学多才，同救国会有联系，我很钦佩他。他介绍《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讲话》《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等革命读物给我看，使我大增见识，知道了许多学校课本上没有的东西。从他那里还能看到《救国时报》《国难新闻》《救亡情报》等内部刊物，直接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和党中央对时局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日本帝国主义贪得无厌，得寸进尺，侵占东北、华北，妄图吞并全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全民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党反动当局置国难于不顾，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政策，漠视人民救亡图存的呼声，拒绝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正确主张。1938年10月蒋介石反共倾向明显增长，年底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1939年，汪伪加紧伪化活动，其魔爪首先伸向上海教育界，上海中学成了首要进攻目标。蒋介石仍留在抗日阵营，暗中与日汪眉来眼去接触不断，发展到掀起反共高潮。随着形势的不断尖锐严峻，抗日救国运动由校内走出校门涌向社会，愈来愈有星火燎原之势，同我党的主张也越来越靠拢、越密切，有的活动同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连在一起。这是个重大的进展和变化。我们学校地下党组织在同学中进行了“黄花岗革命烈士纪念日”爱国义卖小黄花活动和5月书签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给江南抗日义勇军。一系列爱国活动引起法租界当局的注意和干预。1940年上海中学用事实揭露汪伪反动丑恶嘴脸，反汪护校斗争再掀高潮。描述爱国学生英勇斗争事迹的《省“上中事件”内幕》一书，也是通过校地下党组织的亚美书店散发至全市爱国读者手中。

在上海中学参加近两年的抗日爱国运动，通过阅读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时论丛刊》中有关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文章和《内地通讯》等一篇篇记述革命根据地军民战斗业绩的报道，我的思想有了突破性的转变。深深认识到，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不可能得解放。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救星，个人的命运和前程也是同党紧密连在一起的。党在我心田里树立起了最可敬可爱可亲的高大光辉形象。1939年5月，接到上海中学地下党通知，我被正式吸纳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心愿和理想。当入党介绍人方玉书告知我已经被批准入党的消息时，我当天激动得彻夜未眠。记得是在他家里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庄严肃穆，张本代表上级党组织参加。我面对红色党旗宣誓：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终身。

上海中学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党支部的直接领导下更加有组织地蓬勃开展起来。1939年暑假后，因工作需要，陈鸿堤调出，专搞市“学协”工作。方玉书、陈心连分别转至肇光中学、晓光中学。上海中学高中、初中统一组成一个支部，地下党组织决定由我任支部书记，徐沛身、徐惠元为支委，继续进行学校地下党的活动。1940年夏，我因为一直坚持在校搞地下革命活动，被伪化的上海中学开除。在找不到合适的职业做掩护，处境困难时，上级党组织决定调我到中学区委专做党组织发展工作。我成了“职业革命者”，随即投入肇光中学、光华中学、大夏附中等学校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中。将近半年后，白色统治越加严峻，几次发现身后跟着“尾巴”，终因身份暴露，同年年底接上级党组织通知撤离上海。

奔赴苏北 战斗在兴化

1940年11月一天夜里，我告别了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上海“孤岛”，一路同文学家戴平万结伴，他伪装老板，我是小伙计。在秘密交通员的导引下，搭轮渡通过敌伪设置的层层关卡从上海潜出，安全抵达苏北。进入根据地感到分外亲切新鲜。沿途军民无不兴高采烈，喜笑颜开，欢声雷动。经过黄桥、海安、东台，各行各业普遍开张，一派兴旺景象。当我见到这一切的时候，心潮澎湃，仿佛一草一木都在欢笑歌唱，喜迎我这个远离家乡的“游子”归来。

在我们到苏北前不久，顽固派韩德勤令李守维八十九军和翁达一个旅等，以约 20个团的兵力向我新四军驻地黄桥进攻，我军奋起自卫反击，歼灭了李守维军及以下1.1万余人，韩德勤主力残部龟缩至兴化西乡曹甸、车桥一线。我军旋即北上，与南下增援之黄克诚部在兴化东部刘庄、白驹之间的狮子口会师，从而取得黄桥战役伟大胜利，并乘胜一举解放了海安、东台、如皋，控制了范公堤两侧的广大地域。黄桥决战的胜利和新四军、八路军会师，战略上奠定了创建苏北根据地的基础。我这期间进入东台，受到苏北区党委组织部储江同志的亲切接见待，当即决定分配我到兴化做地方工作。

此后直至1949年渡江前夕，我在兴华战斗整八年，我从不谙世事的小青年将至“而立之年”，战斗的烽火岁月磨炼了我，党和人民的关怀哺育了我。这是我过得最充实，也是一生中最难忘的八年。

1941年1月，苏北区党委副书记陈丕显莅临戴窑，主持中共兴化县工委会议，宣布撤消县工委，正式成立兴化县委会，李华楷任县委书记（他是江西人，老革命，曾任安徽当涂、宣城、芜湖中心县委书记），大家对他十分尊敬。当时组织决定李健为组织部部长，孙顾为妇女部部长，我担任宣传部部长。2月初，苏北行署决定撤销各区联合办事处，正式成立兴化县政府，任命朱廉贻为第一任县长。朱廉贻是江苏丹阳人士，革命知识分子，早年就参加爱国救亡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在江南组织抗日自卫武装（后改编为“挺纵”），1939年随军渡江挺进苏北。他德高望重，为人正直谦恭，工作勤恳，对事业一片忠心。那天，他亲自草拟、张贴县政府成立的大布告。

这期间，我在戴窑同孙顾、黄磊等到六区白驹镇开展了一段民运工作。发现自己虽然读过点书，但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热情虽高，却不知道手中工作从哪儿做起。我军刚进入苏北时，由于国民党长期进行反共宣传，把共产党描绘成凶神恶煞的禽兽，在老百姓中散布恐惧情绪，使人们一时不敢接近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为此还闹出笑话，某天几个同志在澡堂子洗澡，发现几个当地老乡趴在窗户上好奇地窥视，之后才弄明白他们是想看清“共党分子”是不是真的“屁股上长了尾巴”。

民运工作起步阶段，我党在根据地开展工作还先得通过当地旧乡保长。当时对国民党乡保长及其政府人员有一条政策，凡同情抗日，不反共并愿与新四军合作的就团结、教育他们协助我们共同抗日。我们的人除深入下去走街串巷、接近群众、访贫问苦，主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讲解共产党、新四军帮助人民翻身闹革命的道理。我们还组织工抗会，做小学教师和知识青年的工作，从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动员工人、店职员等等，鼓励他们团结起来参加抗日活动。

正当工作稍有进展时，苏北形势又风云突变。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变本加厉，非欲置新四军于死地，妄图把我军压向长江狭窄地带，利用日寇一举消灭之。1941年2月15日，泰州的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副总指挥李长江率部1万余人投降日寇。新四军一师二旅奉命集结东台，与一、三旅一起，于2月19日发起“讨李战役”。而日寇这时正分兵两路，一路进攻兴化，攻击国民党韩德勤部，兴化城沦陷，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溃退中堡湖一带；另一路沿通榆路、串场河侵犯我抗日根据地，企图占领海安、东台、戴窑、白驹、张莫棠、刘庄、盐城一线。3月初一天早晨，白驹发现敌寇炮艇，还听到枪炮声，镇上居民很恐惧，有人来报告日军即将进街，催我们快撤离，我和黄磊与老百姓匆忙往范公堤东撤离。走出街头，回头看到日军扯的“膏药旗”已经到达镇上。撤离途中与黄磊走散，巧遇陈崇武（本地人，后任六区区长），他熟悉当地情况又有应付敌情的经验，我们结伴而行于次日回到堤西，在合塔圩舍陈庄附近找到了县委机关。见到李华楷才知道，唐子镇附近也遭日寇突然袭击，他和李炎等机智脱险，而朱廉贻县长不习水性，隐蔽河沟时不幸溺水牺牲。敌人“扫荡”和这次唐子镇受挫，使我们开始意识到情况会骤变，敌人随时会侵犯，要准备反“扫荡”。

农运工作立足点应在乡村，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每个干部光凭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炽烈的革命热情是不够的，至少还须学得两样民运工作者的“基本功”。一是要群众化，摒除知识分子“城里人”的习气，从思想感情到食宿语言与贫苦农民同甘共苦、息息相通，吃麦碴粥、睡稻草铺、剃和尚头、讲江北话，起码做到这些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掩护。二是要学会打游击，对付敌人不只是部队的事，我们也要学会动刀动枪，发动、组织群众自卫武装，学会“声东击西”“避实击虚”“敌驻我扰”“敌来我撤，打得过打，打不过就走”等一套战术，带动军民联合起来反“扫荡”。在水网区活动，学会游泳很重要。不懂打游击，别说坚持，连自身生存都是困难的。在游击战争的环境中，还须经得起风餐露宿，养成曲肱而枕，随遇而安，四海为家的生活习惯。为此邀请六团政工干部老红军刘赤给我们上课，讲授游击战术。

这期间，新四军一师二旅六团（团长张日清、政委罗维道）接替四团进驻兴化，进一步配合地方党委，支持群众肃清残匪（主要为顽韩残余势力），进行打击敌伪的斗争。由于我军南线的胜利，占据刘庄、白驹之敌不久就撤退了。我二旅凯旋回师刘庄，县委、县政府也随之进驻，刘庄——这座通榆线上的重镇、新四军军部驻地盐城的南大门，一时成了兴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减租减息 去伪化

1941年5月，华东局饶漱石从盐城来兴化刘庄紫云山召开干部会，分析当前苏北形势，动员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并介绍了盐城的经验，强调要大胆放手、大刀阔斧地搞，避免小手小脚。口号是减租减息、赎田、增加工资，尽可能动员雇农、贫农、中农统统起来投入运动，普遍建立农抗会。先搭架子，大张旗鼓、敲锣打鼓召开大会，热火朝天，造成声势。他说，农民发动起来，生活改善，觉悟提高，搞武装，抓政权，建党，要粮要兵，－切就不难了。我们听了觉着很受启发。会后饶漱石把随他同来的戴平万、朱光及抗大五分校一批学生留下，帮助开展工作。嗣后，县委遵照饶漱石讲话精神，对干部力量和工作安排又作了一些调整，确定群众运动重点放在东部圩里及堤东，李华楷、戴为然（时为县委副书记）掌握全面，主要力量在永丰、合塔。朱光（也是县委领导成员）带一批人开辟堤东。李健开拓圩外地区，我仍在老圩、三角圩一带工作。

首先是发动群众、建立组织。刘庄会议后，全县减租减息运动普遍开展起来，老圩是重点，而老圩又以屯军乡、雌港乡为重点。戴平万坐镇屯军乡、杨十五庄指导运动，张云早在四五个月以前就在这里做开辟工作，她和沈清等对这一带都比较熟悉，已经有了些基础。大家深入下去，挨户串门，召开会议，针对农民的种种思想，用苦大仇深农民的控诉以及算剥削账的办法，教育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解除种种顾虑。例如：我们为什么穷？贫穷不是命里注定的，是由于租税重，受地主剥削，“印把子”不在我们手里。要弄清谁养活谁？不是财主老爷养活泥腿子，恰恰相反，泥腿子养肥了财主老爷，没有泥腿子的穷，就没有财主老爷的富！翻身靠谁？靠我们人心齐，团结，组织农抗会，一条心跟地主斗争。农民解放要靠共产党领导、新四军撑腰，共产党和新四军永远同老百姓在一起。还解释了，为了团结抗日，现时不提彻底消灭剥削，先实行减租减息等等。

雌港乡农抗会成立那天，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口号震天，着实热闹非凡。农民喜气洋洋，都说是“破天荒大喜事”。当场选出夏存才为乡农抗会主任，还选了5个代表去同顽固又狡滑的彭老大、彭老二谈判减租减息。经过反复说理斗争，揭穿了他们“明减暗不减”的阴谋，终于把“二彭”的气焰打下去。他们交出了旧契据，又在减租减息的新契据上签字画押。营西乡地主董德儒（乡长），看到农民起来了，民运干部又做了他的工作，他表现比较开明。我们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适当表扬。全乡运动开展比较顺利。

运动中产生了一批农民领袖和许多积极分子，群众初步发动，有了点声势。紧接着6月，县委在刘庄召开了全县农民代表大会，这是个全县推开减租减息的动员大会，2000多农民代表、各区负责人和民运工作队同志出席了会议。浩浩荡荡，气势很大。李华楷主持会议，戴为然作《共产党与农民》的报告。戴为然是泰州本地人，熟悉农村，了解农民，讲话深入浅出，语言通俗生动，听来十分亲切，使人信服。农民翻身要靠共产党！激情一下被他的讲话搅动起来了！会议着重讨论和部署了减租减息。大会选举成立了第一个农民组织—— 县农抗会，陈东高当选为会长。会议空隙，民运干部趁热打铁深入小组，物色对象个别谈话，发展了200多个党员，我和朱光就发展了七八十人。不过这件事做得太放手了，教育工作粗糙，手续也不那么完备，后来敌人一“扫荡”，差不多有一多半被“平整”不敢出来工作。但坚持下来的那一小半党员都是以后群众运动、武装斗争、政权建设的骨干。县农民代表大会后，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建立农抗会，开展减租减息、增加工资、赎田斗争，运动全面进入了高潮。

同年8月间，日寇向我盐阜、苏中根据地大举进犯。13日，敌海陆空合击盐城新四军军部，我军主动撤出转移到淮南。当时 3000 余日伪军侵占我刘庄、白驹、安丰、竹泓、唐子、西鲍等地，并构筑工事，兴化境内大小集镇几乎全部为敌军占领。新四军二旅旅部及县委、县政府机关撤离刘庄。在日伪“扫荡”时，盘踞在蚌蜒河南的顽保安三旅（人称“野三旅”）也乘机北犯我县境，到达梓辛河、大顾庄一带骚扰抢劫、危害百姓。从此我们全面转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和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

我们迅速紧急动员、部署反“扫荡”，依靠新建的党支部、共产党员、农运积极分子，通过区乡农抗会，首先集中力量发展建立自卫武装，配合主力，开展游击战。区乡组织统一战线的由各界代表人物组成的抗日武装委员会（简称“武委会”）号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抗日保家乡。动员青年普遍参加民兵，担任巡逻放哨、情报联络、救护伤员、保卫生产等任务。在民兵中再挑选一部分觉悟较高、精明勇敢的经过训练组成基干民兵，平时参加生产，战时集中起来执行任务，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区里则在主力部队帮助下，建立一支全脱产的、能独立作战的区游击连。当时的口号是：“一手一枪，一手一锄”“武装保卫生产”“武装保卫减租减息”。

群众从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减租减息和武装自卫，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通过减租减息，群众发动起来，敌来群起而武装自卫。民兵和基干连组织起来，壮了大家的胆，进一步推动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发展。1941年秋，日寇大“扫荡”，占领大小集镇，一时气焰嚣张，似乎不可一世，但以减租减息斗争为中心的农村群众运动，不仅没有停息下来，反而开展得更加壮阔，深入扎实。敌伪下乡“扫荡”，激起了群众性的武装自卫斗争，同主力部队一起展开反“扫荡”。1941年冬，安丰伪军马佑民部一个营到永丰圩烧杀掠抢，在杨家碾子与我区武装接火，县团二营也从合塔圩赶来投入战斗。一时锣声震天，圩这边的人和塔圩、老圩那边的人共1万余农民群众，扛着钉钯、扁担、铁钗赶来助战，协助部队围攻伪军，从三面把伪军围困在一个垛子上，把周围木桥全部拆除 “关门打狗”，一直打到日落黄昏，击毙和淹死伪军140余人，大获全胜，大大提高了士气民心。1942年1月，刘庄、白驹300多日伪军到老圩抢粮，彭家庄一带响起了告急的锣声，中心地区7个乡的民兵、群众约万余人闻声扛起步枪、大刀、长矛、锄头、铁锹，像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向彭家庄，与区模范中队一起阻击敌人，战斗十分激烈。我模范中队为掩护群众安全撤退，队长张景良光荣牺牲。最令人难忘的是，同年2月，玗外群众自发起来围剿土匪况明凯部。那天，大邹庄以南，中堡以东，安丰以西，草冯、魏家庄以北一带群众从各村出来，拿着各种农具鸣锣高喊打土匪，到窝藏土匪的人家搜查，抓到了土匪就往死里打。我主力部队配合群众痛歼况明凯部，迫使况匪溃逃。这些战斗显示了群众组织起来的强大威力。

战争教育、锻炼了人民群众，使他们切身感受到新四军是人民自己的军队。县委受淮南地区开展“人民武装”的启发，在全县动员扩武。在广泛开展民兵活动的“人民武装月”里，一经动员，就掀起了参军热潮。以刘庄农民代表大会及其以后发展的一批青年党员为骨干热烈响应，一下子1000多人参加了部队。除了补充县独立团以外，还新建了一个县警卫团（县民兵总队部），老红军张明任团长，戴为然兼政委，雷敏任参谋长，任球接替华威任政治部主任。这种扩武参军方式，以后大体每年春季或秋后搞一次，以充实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开辟兴化抗日根据地以来，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的规模、气势愈来愈大。圩内伸向圩外，从中心地区扩展到边缘地区。从农抗会发展为民兵、自卫队，扩大至组织妇抗会、儿童团。从群众自发对敌斗争提高到有组织的自卫武装，进而同主力部队相配合、相支持。从春荒救灾过渡到普遍的减租减息、增加工资斗争。从减租减息运动中发现培养农民积极分子、建立党组织，开始改造农村基层政权，把“印把子”抓在农民手里。

1941年到1942年的大部分时间，我在县委机关的时间极少，都是深入在老圩、三角圩、永丰圩，堤东基层第一线。

1943年5月九区（梓辛）区政府成立（区委建立在先），上级调我任老圩九区区委书记，张雷平为区长。

区政府成立的第一件事就是稳定局势，宣布大政方针。分别召开群众大会、乡保长会议和上层人士座谈会，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当前的各项政策，激发抗日热情，肃清残匪，努力生产，支援军队。做好统战工作，要求乡保长和各界人士，做人民的喉舌，模范地执行政府法令，协助政府中心工作的完成。当时对大顾庄顾浩然的统战工作做得比较成功。顾是当地有名望的士绅，原是国民党兴化县党部常委，对我党友好，支持我党团结抗日主张，思想进步。我军进驻兴化后，一直跟党走，因此我们委以重任，推选他为兴化县参政会筹委会副主任。兴化城解放后任兴化中学校长等职。

第二，推动减租减息运动进一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火焰在老圩各乡普遍点燃起来后，派出的工作队分赴各乡，深入访贫问苦，指导农抗会发起对地主的斗争。迫使地主在新的契约上签字，并烧毁旧契约。如有地主玩弄明减暗不减花样的，再发动斗争，责其退回多收的地租。农抗会还组织农民总结减租减息的斗争经验，开展阶级教育，提高觉悟，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有的乡遇到敌伪“扫荡”，就发动武装自卫，建立民兵、基干队，保卫斗争果实。

第三，开展反伪化斗争。九区解放时间短，伪化严重，全区12个乡，一度有11个乡缴纳伪捐，这些负担都由中小地主、富农中农分摊转嫁到当地广大农民身上。乡保长从中渔利，当了8个月伪乡长，就置田79亩，老百姓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苦难深重。反伪化的办法：一是发动人民封锁敌伪据点，断绝来往，不做生意，不缴伪捐，不供应粮食，使敌人紧张恐慌。二是加强对伪据点的武装警戒，基干队在边区流动，寻找有利时机，打击下乡的敌伪“扩充队”。三是强化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威力，坚决镇压与我为敌到底的伪乡保长，改造边区基层政权，斩断敌伪深入、扩大伪化的魔爪。四是肃清边区敌伪坐探耳目，镇压潜伏在边区的奸细，驱逐伪军家属，打击与敌伪勾结的封建势力。五是领导人民同敌伪进行合法斗争，达到拒缴或少缴伪捐。反伪化斗争的胜利，改变了边区与敌伪势力“和平共处”的局面，减轻了边区人民受敌伪压迫和封建地主剥削的双重痛苦，使群众抗日积极性大大提高，纷纷起来要求组织武装自卫保家乡。反伪化斗争的开展和持续，力量源自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

1943年9月，上级调我到县委任组织部部长。1944年1月，县委决定将永丰、合塔两区合并为永合区，我任区委书记，任球任区长（不久王毅接任），张学敦、张存山、徐敏等为区委委员。在此期间，永合区环境比较稳定。新的形势对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大新区亟待开辟，老区的党、政、军、群各项工作需要全面深入，提高质量，讲究实效，深厚基础，以迎接全国大反攻的到来。

群众工作是夏收、秋收期间各项工作的中心，而消灭假减租现象是关键。从检查中发现，虽经过了3年6季的减租，假减租现象仍严重存在，减息不彻底更严重。地主阶级的顽抗，使农民积极性的发挥受到很大的影响。县委提出，1944年应是假减租现象存在的最后一年。为此确定夏秋大力开展群众查减运动，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倒租”斗争。通过各种渠道，充分动员，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给地主以精神上的压力，提高农民的信心和勇气，鼓励干部站在群众斗争的前列。桑毕庄群众首先起来闹减息，斗争大地主，声讨长年放高利贷，致使附近张家庄的几家农户被其残酷盘剥至倾家荡产。经反复斗争，地主低头认罪，借据和抽回的田都退还给了农民。

新区的减租运动，我们采取了根据地开辟时期的工作方式，运用行政力量与派工作队相结合的办法大张旗鼓地进行。群众工作方面，我们还抓了雇工工作。雇工是农村无产阶级，革命性强，过去对此认识、重视不够。1944年夏秋季要打下牢固的基础，从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入手，建立独立的雇工会并尽可能吸收农村手工业工人（油坊、糖坊工人，木瓦匠、皮匠等）参加。健全各种必要的制度，充分发挥农抗会在农村生产、拥军拥政、民主建政等活动中的作用；整顿、健全妇抗会和教抗组织。后来的事实证明了，群众团体之全面整顿、巩固、提高，是政治上确立农民在农村中的优势所完全必要的。随着群众运动的步步深入，我们相应地注意改善、巩固农村基层党的组织建设。审查党员干部，清洗了混进党内的个别内奸和阶级异己分子；改造党员成分，注入新鲜血液，吸收了雇工党员120人，发展妇女党员近百名；健全民主生活，召开支部党员大会，完成了7个乡党支部的民主改选；严密组织生活，加强支部教育，建立党课制度，逐步做到一切工作通过支部，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克服支部工作的散漫自流状态；大胆提拔、培养本地干部参加区委、区政府工作，拟定具体名单，年内实现干部全部地方化。

上述倒租、反霸运动的蓬勃开展，进一步推动了基层政权的民主乡选，在全区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彻底打破和废除了保甲制度，改变了农村阶级力量的对比，象征权力的“印把子”真正转移到了农民群众的手里。永合区在1943年有万成、凌葛、舍陈、桑毕、叶孙、翠虎等6个乡实行了新乡制（即三三制：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中间人士和开明人士各三分之一）选举，通过民主普选，产生了乡长和乡政府委员。在此基础上，1944年大半年内又增加了7个乡实行新乡制。这样全区18个乡的大部分均实行了新乡制，而其余的乡也按不同基础和条件，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改造。这项重大措施的执行，对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乡制的实行充满着斗争，是一场复杂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关系到农村基层政权的改造和建设，是具体实施党的三三制政权建设，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下，对封建地主阶级势力进行最大限度的斗争，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农村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关系。

一师分会 张莫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