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我在江苏省保安四旅做党的工作，6月，江北特委决定我由洪泽同志介绍，以抗日救亡青年的面目，到杂牌游击队颜秀五部一营政工队工作。当时，颜部还没有党的组织，我是唯一的党员，但是很快我就与时任连长的王澄、姚力等进步青年建立了联系。

颜秀五部原为一个团，在启海地区活动。一营的前身，一部为启东抗日义勇军，一部为海门抗日游击队。1939年8月，颜部被改编为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第二纵队，颜秀五任司令。原一营改编为二纵队五支队四大队，由王澄任大队长。改编后，部队西调泰州、宜陵一线，同新四军挺进纵队毗邻。

党在颜秀五部的工作，始终以四大队为重点。从1939年6月我奉命进入该部，到1940年7月1日四大队在泰州以北港口镇起义参加新四军，历时13个月，其中前5个月我们受江北特委唐守愚同志领导，之后转归苏北特委韦一平同志领导。

我一到四大队，即向官兵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教育和开展交朋友的工作。四大队官兵大多系启海地区青年农民和学生，是为了抗日保家乡而参加武装的，政治素质比较好。他们年轻、纯洁，热心抗战救国，对当时不抗日、搞火拼、压迫士兵、鱼肉人民的那些杂牌部队十分不满。我们利用这个有利条件，通过讲时事、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用自编的以抗日救亡为内容的识字课本上文化课等多种形式，在部队中展开工作，很受欢迎。与新四军挺进纵队毗邻之后，宣传教育工作更加深入，增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持久战，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杀敌，官兵平等、军民一致等内容，并利用挺进纵队在嘶马、大桥地区反“扫荡”的胜利，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1940年初，泰兴、口岸、扬州之敌向嘶马、大桥地区合围“扫荡”，挺进纵队奋起反击，杀伤了大量敌人，缴获了不少战利品，从中选了几匹日寇的大洋马、30余支三八式步枪、几挺歪把子轻机枪和指挥刀等，取道五支队宜陵一线防地，送往泰州给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借此机会，我们组织军民热烈迎送，宣传活动搞得既生动又具体，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40年春，我担任五支队政训室主任后，则利用出版的油印小报进一步向军民宣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道理。

交朋友的工作，是联络工作，也是组织工作，重点对象是下级军官（包括进步的政训人员）。当时，我们一方面建立友谊，熟悉、团结他们，一方面从中发现进步分子，进行教育考察，为以后发展党的力量作准备。经过一段艰苦努力，取得了成效。在四大队，先后和大队长、中队长、政训员、部分分队长、班长等交上了朋友，建立了友谊，为进一步开展党的工作和掌握这支武装创造了条件。

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方面，我们坚持了既积极又慎重的方针。从实际出发，根据各人条件和斗争的需要，在四大队先后吸收了大队长王澄、中队长姚力、政训员陶采神、分队长范侠、班长管律等十余名进步分子入党；在二纵队政训处发展了陈佐、陈少健、陈少康等入党；在五支队还发展了队部书记蒋拔以及五大队中队长汪察和六大队个别政训员入党；先后建立了一个总支、一个分总支和六个支部。

起初，党员不多，由我负责单线联系。1939年冬，苏北特委为了加强党在颜秀五部的力量，派了郑少仪、王旭等7名党员由我介绍到四大队政工队工作。后来，苏北特委派惠浴宇同志到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开展上层工作，其中对颜秀五的统战工作颇为得手。颜秀五提出要新四军派政工干部，甚至本人亦提出要求参加共产党。大约在1940年3、4月间，经惠浴宇介绍，新四军挺进纵队的周文在、鲍志椿同志，经过颜秀五委派，到二纵队政训处任教官。此时，特委决定建立由周文在、鲍志椿和我三人组成的秘密总支委员会，负责领导二纵队党的工作。但是两个月后，形势起了变化。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听命于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和省政府韩德勤，日趋反共。副总指挥李长江同新四军的关系逐渐恶化，在其所辖的各纵队内，实施反动的“处理异党活动办法”，清查有无共产党活动。于是，特委决定周、鲍及面目暴露的党员蔡一新等撤退去新四军，总支改由我和姚力、王澄同志组成，继续隐蔽，积蓄力量。那时，党在四大队已有坚实的基础，并控制了五支队的政训室，在纵队政训处的活动也较活跃。

1940年6月，李长江调兵遣将，把挺进纵队驻地郭村包围起来，同时把其不信任的二纵队五支队予以后调，对于四大队，则由支队部率领，调防到距泰州城北18华里、仅通水路的港口镇，以防不测，并派人对他们所怀疑的人暗中进行监视。

挺进纵队和苏北特委根据党中央和陈毅同志指示确定的方针，团结李明扬部共同抗日，已做了不少工作。即便在内战迫在眉睫之时，还派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去谈判；对颜秀五部则更是立足于争取其进步。当时曾决定，即使李明扬反共打新四军，只要颜秀五部没有参加，我党控制的武装就不要轻率起义。但是，后来颜秀五部仍参加了进攻郭村新四军的战斗行列。

6月28日清晨，炮火连天，李长江指挥其部下由保安三旅配合，向郭村发起突然进攻。当时，我们在港口镇消息闭塞，只听到远处的炮声，不知前线的情况，也不知颜秀五部有没有参加“摩擦”战斗，很着急，决心难下。当日，我们召开总支委员会，做出决定：一、派陈佐同志穿过火线进入郭村请示特委；二、若敌人把四大队调上前线打新四军，则实行火线起义；三、若敌人要向四大队下手，也实行起义。

次日早晨，陈佐出发去郭村，我利用陈佐同志回来之前的时间去泰州了解敌情，与纵队政训处党支部联系。

6月29日，敌人决定向四大队动手，命令四大队一中队当晚调防泰州，企图实行分化瓦解。王澄、姚力、陶采神三人开了紧急会议，识破了敌人的阴谋，果断决定是夜举行武装起义，并派人送信通知我速回港口。王澄等同志在极端秘密地做好起义准备工作之后，深夜捉了支队长，缴了支队部重机枪连和外围几个保安队的械，于次日傍晚，乘船北行后转向西南郭村方向。陈佐同志穿过火线进入郭村，十分惊险不易。叶飞、韦一平同志听取汇报之后亦决定四大队立即起义，并规定了路线和联络信号，要陈佐火速赶回港口。陈佐赶回港口不见部队，向群众了解之后，遂乘一叶轻舟直追，终于在四大队途中休息的村庄赶上。他们按照指示及路线，于7月1日上午进入郭村，受到叶飞、韦一平等同志的欢迎和慰问。吃罢午饭，适逢敌人发起第三次总攻，四大队掉转枪口立即投入战斗。当时，起义部队的火力很强，有4挺重机枪，20余挺轻机枪，300余支步枪，弹药也很充足。在他们的配合下，主力很快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郭村反“摩擦”的胜利。

四大队的武装起义引起了敌人的震动和恐慌，泰州城立即戒严，进行搜查，我即被拘捕，扣押在颜秀五的司令部内。后来，由于反“摩擦”斗争的胜利，我军为表示团结诚意，主动将缴获的李长江部的一部分人枪退还给他们，加上党的交涉我才获释。

四大队起义之后，先编为挺进纵队五团，王澄任团长，彭德清任政委，姚力任政治部主任。黄桥决战后，改为三纵八团，由陶勇同志率领东进，参加了开辟通、如、启、海地区的斗争。

一师分会 朱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