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1年11月出生于广东南海一个中农家庭，父亲在社会上找不到事做，失业年余，闲居家乡。全家的生活，仍然靠祖父维持。在我弟弟出世不久，父亲为了抚养全家，被迫背井离乡，到海外去谋生，并定居在马来西亚槟城埠。我从小就随父母到马来西亚居住，幼年在槟城埠南洋华侨商务小学读书，之后升入该地中华中学。在我刚念完初一时，父亲趁亲友回广东，委托他将我带回广州中山中学接着念初中。大约在1933年，我在中山中学学习了一个学期后，因病重，父亲又托亲友将我带回槟城埠，重返中华中学，在该校一直念到高中。由于槟城埠当时还没有大学，父亲为了我在高中毕业后能继续读大学，决定送我回广州。1936年6月，我没有念完高中就回国预备到广州中山大学读书。由于我没有高中毕业证书，未被接收，只好先做旁听生，在中大文学系一年级旁听了数月。1937年夏，我回到南洋度暑假，从此就结束了我的学业。一个华侨青年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开始了人生更有意义的新生活。

1937年，七七事变燃起了全国轰轰烈烈的抗日烽火。这一个巨大的斗争浪潮，也推动千千万万海外华侨，特别是华侨青年学生踊跃参加抗日运动，空前热烈地支持祖国这个神圣全民抗战的热潮。当时槟城埠的华侨青年学生如同南洋其他的华侨青年学生一样，纷纷以无比的热情和勇气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中。在马来西亚华侨抗敌后援总会的领导下，各阶层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组织起来，宣传队、募捐队像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我也毫无例外被这个巨浪所影响，参加了学生界的工作，投身于轰轰烈烈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行列里。从同情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憎恨反动政府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到组织街头宣传，演剧、募捐、抵制日货等等，我也如同其他华侨青年学生一样，经历了这次伟大的斗争。斗争教育了我怎样去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爱我们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随着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随着救亡工作的实际需要，我们较系统、较深入地学习了抗日救国理论。救亡团体中出现了具有先进思想的报刊，如抗大、陕北公学的报刊，生动地报道了革命青年在延安的活动以及其他敌后根据地的斗争情况。这些刊物鼓励了我们，教育了我们。同时，马列主义理论书籍也能在书店买到。革命理论的学习随着救亡工作的开展而加强，使不少华侨青年产生了回祖国服务的心愿。特别是要求到延安去学习，到祖国的最前线去参加战地工作。经过多方面的考虑后，我下定决心，到延安去学习，去为祖国贡献我的青春。当然，那时候还谈不上对革命有多么深刻的认识，只是自己单纯的抗日救亡的心被伟大的民族斗争所唤起，要去为苦难的祖国而斗争。在得到了马来西亚华侨抗敌后援会的帮助后，我同好友邱白光、罗燕山经过短时的准备，踏上了奔向革命圣地延安的光明前程。我为了筹集路费，隐瞒实情，向父亲提出到香港去升学。取得了一笔经费后，与我的亲密好友，怀着悲喜交织的心情，离别我温暖可爱的第二故乡南洋。从那时候起直至新中国成立，一直未能与家人取得联系，从此天各一方，成为终生遗憾。

马来西亚华侨抗敌后援会介绍给我们的接洽地点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1939年初，我们3人由新加坡启程，取道越南、云南、贵阳到重庆。经过两个月的行程，终于到达了八路军办事处，经过办事处同志的谈话、审查材料之后，同意我们参军，还发了军衣、识别符号及证件，准备北上到延安去学习。当时我们是多么地兴奋和愉快啊！数天后，在我们快要启程的时候，突然接到通知，要我们改变目的地，到南方的新四军去。原因是西安等地国民党加紧了封锁，到延安去的路不通，如贸然而去会发生意外。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虽然感到非常遗憾，但还是决然地服从组织的决定，去新四军。这也是我们参加革命后，第一次经历党对我们组织纪律性的考验。我们3人在重庆逗留了数天后，乘八路军的车，取道贵阳、广西，到桂林新四军兵站，再经湖南、江西、福建到达安徽。

1939年5月，我们顺利到达云岭新四军军部。完成了数千里的长征。到达了目的地，我们深深地感到无限愉快和安慰。短期休息后，我被调到军教导队学习。在这个革命的大家庭里，给我最深的印象，首先就是同志们之间互助友爱的精神，这是革命同志的阶级友爱精神；其次就是同志们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以及紧张忘我地学习和劳动的精神，我第一次感觉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物质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精神焕发，情绪饱满。这里的工作、学习、生活都保持革命的优良传统，我决心好好向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学习。在教导队学习是艰苦的、紧张的，但生活是有朝气的，是愉快的。在紧张的学习环境下，两位从南洋同来参军的好友怀念温暖的家庭生活，忍受不了战争环境下的艰苦条件，返回了马来西亚槟城埠，而我坚持留下来了。

在教导队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军政治部战地服务团工作。经过了一个时期比较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和军事训练，自己对革命有了初步的认识，但对革命的目的性还不十分明确。在党不断的教育和培养，以及战地服务团开赴敌后工作的实际斗争锻炼下，我逐步树立了革命人生观，对革命的目的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42年1月20日，在军政治部战地服务团的一个支部大会上，我被光荣地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我庄严地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这是我难忘的一天。

1940年底，我们战地服务团开赴敌后前线，先后到新四军第三支队（谭震林为支队副司令员）及第一支队（陈毅为支队司令员）去开展部队的文艺宣传工作，在陈毅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胜利完成了渡江北上的任务，到达了苏北。

1941年1月，在国民党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25日，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

从那时候开始，我们被分配到一师工作，随同粟裕师长开赴苏中地区开展抗日活动。1942年我向组织提出要求下连工作，当时的动机是一个革命青年应该到连队去锻炼，响应党的光荣号召，共产党员要学会武装斗争经验，掌握革命本领。我为了表示坚毅的决心，提出改名下连队，将原名陈其胜，改为陈严，意义是除决心下连队接受武装斗争的考验外，作为一个革命青年，应该对自己要求严格，才能不断提高自己，因此选择了“严”字为名。以上的要求都得到组织上的同意和鼓励。

到连队工作之后，自己本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在一年多时间内，掌握了连队的工作规律，习惯了紧张艰苦的战斗生活。这个过程，是武装斗争经验积累的过程，是与自己身上存在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展开尖锐斗争的过程。在战斗及行军的各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在战斗中负伤的痛苦经历，都证明了自己：任务完成了，斗争坚持了，不良思想克服了，意志得到锤炼了。

1946年，我奉命调到军级政治部机关工作。在这一段的工作里，虽然一度有过认为机关工作不如在部队发展快的活思想，但在工作上自己始终是积极负责的，并能够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工作上取得一定的成绩。1949年，在二十三军的团以上干部鉴定会上，同志们对我提出了诚恳的意见，肯定了我3年以来作为军首长助手，深入系统地了解部队练兵、作战等各方面情况，推动部队政治工作开展和提高所取得的成绩，也纠正了我一些不正确的思想认识。

1950年9月，大军解放江南后，我们部队驻防在杭宁一线。进行练兵时，二十三军党委突然接到中央军委调我到北京的命令，要我转业到外交部工作。对于这次的调动和转业的决定，我毫无意见，除了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党的决定这个重要因素之外，我也愿意做外交工作。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深深地吸引着我。因为我一直有研究时事政策的兴趣，对国际上的重大问题是比较关心的。

做了十多年的部队工作后改行，不免有点遗憾。同时，对新四军这个使我走上革命道路，教育我、培养我的革命大熔炉怀有深深眷恋。虽然需要学习许多新东西，然而我是有信心的，准备为这个新的工作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1950年10月，我怀着愉快和激动的心情走向新的工作环境、新的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一师分会 陈 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