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日启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我10岁。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江苏南通城北小学校园里和教室墙上挂着马占山的大幅照片，穿着大衣，握着枪，威风凛凛。学校里无论在班上，还是学校集会，都在给我们小学生说，日本侵占了我们国家东北三省。黑龙江有一个马占山，他在那里打日本，是民族大英雄。我们从小民族意识深，心中萌发抗日、复兴祖国的雄心，同当时国耻教育有直接关系，也为我们大批青年在抗战全面爆发时参战，打下了思想基础。

二、声援一二·九运动游行

1935年12月9日，北京发生了一二·九运动。大概是12月下旬，学校进行总理（孙中山）纪念周的时候，师生们在礼堂刚坐好，就进来几个人，称是南通大学学生。南通大学也是张謇所建，在我们学校南边，有农科、纺织科、医科。大学生进来后，要求在纪念会上演讲，他们慷慨陈词：中国现在危亡，日本人都占领了华北，北平搞抗日游行，我们不能坐视不见！愿意抗日的同胞们就站起来！大学生这么一说，全校学生“轰”的一声齐唰唰站起来了，马上到操场上集合，去校外游行。首先到我们南边距离两里路的女子师范学校门口，高呼口号，呼吁同学出来声援游行。同学们都出来加入了游行队伍。我们再转到商业学校，同学们出来后又到南通中学门口高呼口号，南通中学学生一直不出来，我们想大概是校方不让出来。这次游行聚集了三个学校上千师生，在南通城里史无前例。

三、救亡宣传团

1937年7月7日，北平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当时觉得离我们很遥远。

进入8月，日本不断挑衅上海，战争局势一触即发，南通也紧张起来。8月13日，日本进攻上海，离南通很近了，日本飞机飞过来轰炸过一次，在外国人基督教会办的南通基督医院附近丢下一颗炸弹，大家非常惊慌。

我们在乡下躲了一段时间。日本人主要进攻南京，还没顾及到苏北来，我们10月份又从乡下回到南通。因为街面和人心都乱糟糟，学校不敢开学。同学们纷纷加入抗日活动。我、杜诺、林劲秋3人自发组成“战时青年抗日救亡宣传团”，又邀请一些同学参加。这个宣传团主要任务是出墙报。每天通过收录电台里中央社的战事新闻，比如打仗打到哪里、抗日英雄壮举等，在白报纸上写战文、战报张贴。

南通城有东、南、西3个城门洞，城中心还有个十字街，十字街当中有一座桥。一共4个张贴点。我们每日清晨起床就到《新江北日报》报馆集中，用这里的办公场所，编《浪花》副刊，将写字漂亮的戚茂才、汤敏同学写的大字报用糨糊四处张贴，进行宣传。我们几个人凑钱买的白报纸用完了，穷学生经费很困难，我就把家里做生意买的一打一打红黄蓝绿纸，拿出来写。城门洞和十字街是南通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看的人不少。

南通抗日宣传迅速开展。1937年下半年，以《南通日报》《新江北日报》为主的南通各家报纸联合出一份报纸《联合刊》，经理是原来《新江北日报》的经理，我又担任《联合刊》每三天一期的《救亡三日刊》主编，撰写文章刊登，也转载其他报刊抗日文章，还刊登一些救护知识。《救亡三日刊》出版了好多期。

在南通城门洞张贴抗日战报坚持了几个月后，经费困难了。随着战事吃紧，物价快速上涨，白报纸价贵得我们没钱买了。去找南通县政府，希望他们出些钱。县政府主要工作是收钱粮，宣传的事情归国民党党务工作部门管。国民党县党部在县政府里，县党部最高书记长姓顾，他没有见我们，出来的是另一个人。我们自我介绍是战时青年抗日救亡宣传团的，张贴战报经费困难，希望县党部能够提供点经费买白报纸。对方很痛快答应：“可以，可以。但是有个条件，就是要用我们的名义、用县党部的名义，战报由县党部来办。”听了这话，我们非常气愤，我们自发的抗日活动，怎么能用县党部名义办呢。结果我们不同意，他们也没给钱。抗日宣传是全民的责任，我们对国民党的这种态度非常不满。

碰了钉子，没有挫伤我们的斗志，我们从各自家里搜集经费，继续张贴抗日战报。1937年年底到1938年初，日本没有再派来飞机轰炸，南通城大部分地区恢复了往日的繁荣。

1938年春天，寒假过后，我报名进了省立南通中学上高一，没有考试。在学校里，我们以战时青年救亡宣传团名字做宣传活动，吸收不少同学参加。开学个把月，到1938年3月16日半夜里，父亲的彭姓同乡打电话给父亲，他是南通第四区专员，通知我们赶快走。

3月17日清早，日本人已在南通长江边登陆，飞机在南通上空盘旋。我和父母连忙收拾点东西，带两个小箱子，就出东城门了。路上人山人海。我们一直跑回海门川岗镇我继母的娘家住下，那时候到处人心惶惶，日本人经常下乡骚扰。

我住在川岗镇上不了学，就写些文章和抗日剧本，舅舅意外发现我在写这些东西。有一次日本人到来，舅舅一害怕，把我的剧本统统烧了。

四、铁一样的抗日决心遭遇抗日无门

南通沦陷以后，杜诺、林劲秋和许毅等同学也下乡住到姜灶港，成立抗日救亡宣传团分团，经常组织活动。我住在川岗镇，就骑着舅舅的自行车到十几里外的姜灶港去。很多青年参加分团，做宣传工作。

金沙镇在姜灶港北面，是南通县政府、国民党南通县党部所在地。南通沦陷以后，这里成为了临时县政府所在地。县党部在金沙镇的一个小学校里，还出了一张报纸，叫《新通日报》。主编李与名是大革命时期老共产党员。

1938年5月，我们来到金沙镇。有一位教公民课的教员，叫孙精一，是国民党党员，公民课相当于现在的政治课。杜诺找到孙老师，慷慨激昂地说：“我们迫切希望为抗战做些事情，可是现在没地方去。”孙老师说：“那就留在我们县党部吧。我们成立了宣慰队。”宣慰队顾名思义宣传慰劳。我们的抗日工作，是拟写抗日宣传传单，然后油印成一条一条的，在街上发，也带到乡下去发。我们觉得大标语更震撼，搞传单没多大意思，就一天到晚在办公室里写大标语。没有去编辑报纸，只是抽时间分别写一些抗日宣传文章和诗歌。那个时节，县党部院子里石榴花盛开。我们在那里大约工作了两个月，我同杜诺睡一张小床。

1938年才17岁的我们，受到共产党的启发。当时共产党主张抗日要发动群众，发动全体人民，鼓励下乡发动群众。国民党党部不主张发动群众，不同意我们下乡搞宣传的请求。我们3人一商量，再在这里做宣传不会增加更多影响力，决定到进步的地方去干。决心一下，我们请辞。国民党县党部孙老师私下找到我，做我的个别工作：“你在这里干挺好的，不要跟他们去了，他们走就走吧，你可要留下来。”

那个时候我们小团体的概念和凝聚力很强，到哪儿3个人都扯不开，我没有留下来，义无反顾跟着走了。我们东闯西撞，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吃饭也成了问题。

找来找去，我们找到掘港的抗战支队，这个支队中有一些我们的同学，听说比较进步，可能有共产党。

那天天气很热，我们3人从金沙走到掘港，找到抗战支队，说：“我们想参加你们的抗战支队。”正巧碰到杜诺的同班同学姚真，他认为我们 3人从国民党党部里出来，怀疑我们是国民党党部派来的，支队没有收留我们。

抗日的决心让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投身进去。从抗战支队悻悻出来，我们继续想办法。林劲秋想到表兄说过，小海镇有个特务第八大队，可以到那里去，看看有没有抗日的宣传工作。我们就冒着大雨趟水到了小海镇。

第八大队收留了我们搞宣传工作。我们去买了好几张浆好的白布，找到小海镇美专学生高冠华（后来成为北京画院著名画家）画抗日的画。画好以后，我刚拿回来，特务第八大队就在一天深夜被缴枪。乱世中，各路抗日部队都纷纷各起炉灶。

专员公署来人把正在床上睡觉的林劲秋打了一顿，他们掀开我的蚊帐看了一看就走了，我逃过挨打。特务第八大队出了变故，我们呆了半个月，拿了几幅抗战的画作，就离开了。

我们又没地方去了，各自回家暂时休整。回顾这段经历，我深感凭着一腔热血，到处寻找抗日的组织，却到处碰壁，心生抗日无门的痛感。我们不甘心，抗日救国已经在我们热血青年心里打上深深的烙印。

五、加入共产党

1938年9月，日军沿着通海公路向南通推进，沿路烧了不少房子，火光冲天。海门沦陷了。

父亲母亲对我一向宽容，我和几位志同道合朋友做抗日宣传，他们从未反对。海门沦陷后，他们也害怕，比较严厉地训我：“这兵荒马乱的，你到处跑绝对不行。”准备送我到上海念书，这样我们3人抗日组合就散伙了。

省立南通中学的一些教员在上海公共租界里办了南通中学。我过来上高二。我们流亡学生到学校时，学校里抗日气氛很浓。我在南通办墙报、组织团体、编报纸。所以到了这里，就立刻参加学校里的抗日活动。主要活动是办墙报。墙报名字叫《播种》。每星期出一期，在稿纸上写一些文章，有时毛笔写，也有用钢笔写的。贴在食堂和教室里，由我来主编。也有一些文艺作品，我好写诗，曾写了一首长诗，围着教室墙壁贴了一圈。

《播种》里还登翻译文章。上海一家外国人办的内容进步的英文报纸叫《密勒士评论报》，持续刊登战事。《密勒士评论报》登了一篇日本飞机轰炸武汉的文章，为防空袭，武汉搞了很多防空洞，日本飞机一来，老百姓躲到防空洞里，有一次，飞机把防空洞炸了，很多老百姓被炸死在防空洞里，是著名的大惨案。这篇文章是我同学翻译后我修改了一下，登在墙报上。

我那时在学校里是搞救亡运动的骨干，组织了多种活动。学校里搭个木板台演戏，有诗歌朗诵，弹唱岳飞的《满江红》，有《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我们还自编自演抗日短话剧。在学校空场搭台，校方一般不管，学生的救亡运动，学校不是很支持，但也不反对、不限制，因为抗日是整个社会大环境。

1938年末，同学樊举成打算发展我加入共产党，我参加了入党前的学习，但我当时有一个想法，要入党也要到延安去入。

虽然没有入党，但是我在班里一直是领头人，我们班在学校里也是主力。1939年上半年是高二的下半学期，我们在学校持续开展抗日工作，我深感，没有组织的领导非常容易迷茫，自己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不入党没有明确方向。这时高我一年级的孙泰钰来发展我入党。我同意了，孙泰钰作为我入党介绍人。

金瓯卜是我的直接联系人，他约我在通州中学附近的胶州公园见面，在公园里入党宣誓。举着拳头，他说一句誓词，我就跟着说：“遵守纪律，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入党之后建立支部，我任党支部书记，副书记是一位矮个子女同学。

1939年，抗日战争形势发生很大变化。这时国民党开始反共了。我已经入党，党内的文章都看了，《播种》里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好像暴露了我的身份。就有人大笔一挥，在《播种》上写：“陈秉检是斯大林。”

在胶州公园里，还有一个孤军营。八一三开战后，张自忠部队撤退了，谢晋元团长率领“八百壮士”顽强抵抗，退守到四行仓库。在华界与租界之间有条苏州河，在河边上有一座四行仓库，是上海四家大银行的仓库。房子是钢筋水泥铸成，固若金汤，上面悬挂国旗。日本人炮轰不下，也没办法。后来谢团长带着队伍撤进租界，在胶州公园里盖些房子、帐篷，被软禁起来了，叫孤军营。

我们学校每星期天都到孤军营里慰劳他们，军营里有七八十人，我们买些东西送给他们，他们讲述打仗和坚守仓库的情况。

太平洋战争后，日本人闯进租界，他们被抓起来。有一天晚上一名孤军逃出来，跑到我们学校里，我们就凑了一点路费让他去找抗日部队了。陆续也有一些孤军跑出来。

后来，团长谢晋元被汪精卫策反的特务暗杀了，很多人去吊唁。

我们不仅在学校里搞抗日活动，同外面也有联系，当时在租界上有外国纱厂和中国纱厂工人罢工，我们积极响应。有一次我们附近的一家纱厂罢工，我们就请纱厂的女工到学校里做报告，学校不让带女工进，我们强行带着女工进入会场演讲。我们还在校外组织工厂工人上夜校，动员学生去做教员。

1940年3月，投靠了日本的汪精卫，在南京正式成立伪政府。上海人民坚决反对，开展了反汪运动。学校组织开大会声讨汪精卫叛变。

那时我们地下党支部发展了6个人，因为没有共青团，不到18岁也可以入党。各年级各班同学有的是三青团的，有的自称汪派，摩擦很厉害。有个班长不让班里同学参加共产党的抗日，我们认定他是三青团的，愤怒地把他行李扔到学校外。后来他转学，若干年后才知道他不是三青团的，就是个书呆子。现在想来我们的做法有点“左”。

租界的形势也有变化，各学校都搞反汪运动，很多学校都在报纸上发声明，不到伪政府教育部门登记。也有些学校登记了，伪化了。经过反汪运动，日本和汪精卫政府加强了对租界上学校的政治压力。党组织授意我们收缩斗争，活动隐蔽了，不再出墙报。1940年暑假，学校解散了。

发展党员在那个时期一直是我们的重要任务。当时参加共产党确实要有一点觉悟，不仅是抗日热情，还要站在更高层次，有争取解放全中国、搞民主政治、能把人民生活搞好、把中国建设得繁荣富强的觉悟。

我那时候家庭经济情况还可以，父亲在南通开店，家里就我一个独生子，花钱培养我去上海上学。临行时，父亲给了我一笔钱，到上海以后喜欢逛书店。上海静安寺附近有个书店，书店里有好多进步书，深一点的有《资本论》《政治经济学》，通俗一点有《大众哲学》。我身上有点钱，第一次就买了二三十本书。还有社会科学的书，如鲁迅编的《海上述林》，还有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文学书籍、社会科学书籍。毕业后书箱里放了好多书，租一个地方住。因为学生运动暴露，汪伪特务盯着我的住处，非常危险，党组织通知我不要再去，好几十本书就放在那里，后来被如何处理也不知道了。

我是支部书记，支部还有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每次开会都是在法租界闸普桥奚舜生家里。后来他进了大夏大学读书，再后来他回到扬州家，在他家附近建了一个交通站，很多进步青年通过这个交通站撤退到根据地。

高中毕业后，我考上复旦大学，这是一所在上海最有影响的大学，名为私立大学，实则公立。组织上知道我考上复旦大学，没让我去上，说复旦大学党员很多，光华大学党员少，需要你到光华大学做党员发展工作。我陷入深深矛盾，光华大学被称作“野鸡大学”，我真不愿意去。但服从组织分配，我还是上了光华大学。至今抱憾没能上复旦大学。

六、我的工作是保卫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开进租界，租界沦陷。日本人把租界上的法国人、英国人抓起来，“孤岛”没有了，时局很紧张。地下党通知大家提高警惕性。珍珠港事件后大约十天，就听说日本人在租界上抓捕鲁迅夫人许广平等进步人士，日本人经常搞封锁戒严，动不动就把弄堂口封住、断路、检查，搞得很恐怖。

1941年春夏以后，按照党组织安排，我开始做党组织的保卫工作，由上海市学委书记张本直接领导。我生性更愿意做轰轰烈烈的群众工作，保卫工作是党的内部工作，不是做群众工作，所以那段时间比较沉闷。主要是联系一些打进三青团内部的、打进汪伪组织内部的党员。接收和传递从敌伪组织内部获得的情报。日本人要抓共产党员，我们就及时通知暴露的同志迅速撤离。

这期间我得了肺病，在上海治疗了将近一年，组织上同意我回南通老家休养。医生给我开了一些药。那个时候，日本人对药品是控制的，不能随便带药，港口上要检查。我就买了一些装饮料的玻璃瓶，饮料喝了，把药水倒进饮料瓶，我记得一种药水是粉红色的。

回去之前我与学委书记张本商量，张本同意我们每个月相互写信，保持联系，等休养好后再回上海恢复工作。

带着药水，到了南通港口——摇港，有日本人和伪军一起检查，发现我的瓶子里装着东西，日本人问是什么东西，我回答是饮料，他不相信，打了我几棍子，没多说什么就放行了。被日本人打过这件事我记得非常清楚。

1942年我下乡了，先是到沈受礼的家里，他家里有党的延安整风文件。毛主席发表的三篇文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通过新华社广播，新四军在这边抄收，油印出来的。我在他家阅读了整风文件。那时我并不清楚他是不是党员，后来才知道他在姜灶港同新四军有联系，在新四军工作。

我的国文老师在敌伪眼皮下开办了海门中学，学生不到百人，我堂弟在那所学校里上学。养病期间我去帮忙当老师，以华岗写的《中国大革命史》作教材，讲授中国革命史，华岗是研究中国历史的著名学者，新中国成立以后，任山东大学校长。

七、加入“汤团”，加入新四军

高中的党员同学樊举成回南通后，组织关系转到新四军通海区行政公署，任教育科长。通海区下辖南通和海门两个县。通过樊举成介绍，我认识了行署主任赵济民，他是常熟的进步医生，抗战刚开始时成立了抗日队伍，新四军挺进江南，他率队伍加入新四军，也入了党。1940 年日本人“清乡”，他带队来到江北，担任通海行署主任。

赵济民给我建议，你不要去别处了，就来我们“汤团”吧。

“汤团”是新四军的部队，团长汤景延，政委是赵济民（原名任天石，中共党员。1947年 1月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于1948年4月被杀害）。

我加入了“汤团”。因为我上过大学，21岁算年龄最大的，被任命为“汤团”的宣传队队长。宣传队有四五个人，都十几岁，汤景延的女儿、赵济民妻弟也在宣传队。有一位从上海来学画画的华姓男青年，还有一位黄姓女同志擅长教唱歌。不断有人参加，也不断有人离去。宣传队日常工作就是一有时间就给全团同志上文化课，驻扎后在当地作抗日宣传。我们也演戏，都是自编的抗日短剧，演过几次戏。用木板搭简易舞台，给部队演出的同时，当地老乡也来观看。

我们的住地不固定，一个地方最多住两三天。几十里地外就有驻扎的日军，我们怕白天暴露，晚上日本人奔袭，所以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移动。吃完晚饭后打上背包出发，急行军换村庄，摸黑走也就是走几里地，在方圆十几里地的姜灶港、会公镇一带转来转去兜圈子。我们和部队同志一样，到乡下一般相对集中住在老乡家。夏天，到住的地方卸门板当床，露天住在外面；冬天就住在屋里。经常睡觉以后还要爬起床，演习日本人来奔袭的对付办法。

“汤团”的生活很艰苦，吃的都是老百姓交的公粮。我们吃的是麦饭，这是当地种的一种粗粮，偶尔吃一点蔬菜，没什么荤菜。有时候晚上肚子饿了，大家凑点钱向老乡买一点白薯煮着吃。驻地离我家有二十几里路，碰到休息的时候，我骑个自行车回家，拿一些面、小米等粮食，回来擀面做馄饨吃，算是改善生活。

我给“汤团”的指挥员和战士们留下的印象不错，他们说陈秉检是上海大学生，家里条件不错，还挺能吃苦耐劳，晚上急行军从没怨言。

白天行军，我们部队齐唱贺绿汀的《游击队歌》，沿途都是高粱地，高粱长得挺高，我们总是走在青纱帐里。

我家里人知道我在“汤团”里，很不愿意。当地人都知道，日本人一门心思要消灭“汤团”，“汤团”很危险。母亲就来找我，把我叫回家。回到家我看没什么事，通海区行署派人叫我回去。“汤团”从江南过来的，常熟人比较多，与这里人说话口音不一样，“汤团”需要本地干部来与本地百姓沟通，我就继续在“汤团”里工作。

八、身处险境与脱险

1942年是根据地最困难的一年，部队财政很紧张，我们生活困难。1942年苏联与德国的战争打得很艰苦，我记得当时有这样一个口号：“一年打垮法西斯，三年打垮日本鬼”。先把德国人打掉，再打日本人。部队士气依然很高。

1942年年底，形势进一步恶化，日本人准备在新四军苏中四分区包括南通、海门、启东、如皋几个县进行“清乡”。有消息说日本人不断增加部队和伪军，企图把这个地方新四军统统赶走。日本人采取“篦子”的办法，反复梳理。一是设卡，南通盛产竹子，日本人催着当地百姓把竹子一劈两半，编成竹篱笆，安设岗哨，过路来往要检查；二是挖壕沟，断绝交通，建一些碉堡，有日本兵或者伪军把守碉堡，进出要检查。在这些地区编制户口，搞十户连坐，一家有新四军，其他各家如果不上报，同罪。

情况紧急，我所在的部队，“清乡”之前就疏散了。很多政工人员要疏散，有些转到地下工作，有些留下的人转到短枪队等。

我的出路有两条，但都有很大风险：一是回上海，读书是不可能了，回上海就是做党的工作，但是没工作，没收入，也没有住的地方，很难生存。二是留在处于日本人统治下的当地。但我在新四军部队当过宣传队长的身份很容易被暴露，被敌人抓捕的风险很高。

赵济民告诉我，“汤团”给上海地下党去信，希望把我的组织关系转过来，上海地下党回复说没有我这个人的组织关系。我想起来上海的学委书记张本给我写的一封信，说她到新四军军部去了，在信里给了她的地址，是安徽桐城县的一家药店。桐城县在根据地里，当时根据地同敌伪区之间可以书信往来。我就跟赵济民讲，我的领导人到了新四军军部。赵济民建议我：“你到军部去吧，去找你的领导。”

那时候通海区新四军已经自己印钞票了，叫抗币。赵济民给了我几十块钱抗币，算是路费，另给四分区政委写了介绍信，我就上路了。我拿着信来到通海区委交通站，这时日本人已经开始“清乡”，交通站里的交通员带着我，躲过好几处日本哨卡，走了一天。

半夜里找到四分区政委，是在乡下村子里，这个村子四面是河。为了躲避日本人“清乡”，政委率领部队人员也是晚上游动。见到他时，小部队正整装待发，政委一看介绍信，立即说：现在去军部不行。因为要经过盐城才能到军部，盐城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如果去的话要从上海走。交代完，政委和小部队就匆匆出发了。

我被退了回来，我又回到家。过了几天忽然听说“汤团”叛变了，到日本人那边去了。 “汤团”拥有坚定不移的抗战信念，怎么会叛变呢？我大惑不解。如果“汤团”真的投降，我可是要被逮捕的要犯啊！我赶忙躲到我家北面的二家镇一个朋友家。住了几天，听听没有什么动静，我又回自己家了，到家才知道实际上“汤团”是诈降，假投降。这才把一颗心放回肚子里了。

汤景延原来是旧帮会里的人，人脉关系多。他就利用关系和日本人接头，假意投降，日本人急需稳定当地治安，也就接受了。不久，汤景延就带着“汤团”部队开赴海门。途中经过我们家的双豆腐店村，拐弯往南进驻海门城毛镇。因为知道他们是假投降，我跑过去见到他们，大家都很高兴，也见到同学樊举成和我们“汤团”宣传队的几个人。樊举成说，我们暂时“投降”，是利用汤景延的关系，为的是把这片地方保护起来。因为根据共产党组织决定，赵济民主任所在的通海区行署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连接江南新四军和江北新四军港口通行的桥梁关系。假投降就是为了保护这道桥梁关系不能断掉。

果然，后来“汤团”到了海门，把周边几个港口的治安都包下来，还开办商行，掩护新四军和共产党员人员来往。因为赵济民不让我再去“汤团”，我就没去。

海门这一带成了日本人占领区，我因为参加过新四军，在家里比较危险，就回南通，我父亲在南通开店，我住在家里，继续在学校里做教师，和志同道合的同学、教师等年轻人一起，在校园里和街头演出曹禺的进步话剧《雷雨》，我演的是鲁大海，一位有思想、有行动的年轻工人。我在路上碰到在南通驻扎过的“汤团”战士，还通知他们来观看。他们都扛着枪巡逻，见到我说；你在南通城里要注意保护自己，小心一点。

1943年开学不久的一天，我表舅忽然匆匆到南通来，说日本人冲到我家，把我家抄了，并把我堂兄抓了起来。原来是“汤团”有一个人带着日本人去抓的。那个人本来是回来找“汤团”，“汤团”反正了，日本人企图消灭“汤团”，见到这个人马上把他抓起来，一番拷打，这个人经受不了痛苦，就说认识“汤团”宣传队长的家，他带着日本人抄了我家。我不在家，日本人就把我堂兄抓去了。我家里本来比较富裕，家财都放在柜子里，外人并不知道，日本人抄家后把东西都扔出来，扔了一房间，晚上附近有人潜入我家，偷抢东西，人声嘈杂、灯火通明，看家狗狂叫，我祖父、伯母住在院子里，他们知道遭抢了，根本不敢去阻止，这些劫匪把我家稍稍值钱的东西都弄走了。这件事我母亲非常埋怨我，骂我把贼引到家里来，东西都偷走了。

日本人还是要抓我，扬言抓不到我就要烧房子。我这边也想办法救我堂兄。一位打入日本宪兵队内部的同志介绍我去见女翻译，我请这位同志和女翻译几个人吃了顿饭，请他们说情。宪兵队看实在抓不到我，从堂兄那里也问不出什么，就把我堂兄放了。

我父母着急万分，说什么也要让我到上海躲一躲。碰巧上海的表弟要结婚，他们委托我带给我表弟一笔钱，我就踏上去上海的路，从此开始了上海地下党交通的新工作。

一师分会 陈昌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