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1900—1977），安徽芜湖人，曾名钱杏邨，中国现代文学家、剧作家、批评家。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与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在成立大会上被选为左联七常委之一。迄今为止，学界关注较多的是阿英在戏剧创作、史料学及作为左翼批评家的贡献，对于阿英在苏北抗日根据地期间的文化成就关注较少。1941年底阿英离开“孤岛”上海进入华中抗日根据地，在苏北期间，阿英完成了其生前未发表的一部80多万字文稿——《敌后日记》，他积极参与苏北抗战文化建设，留下了大量散文、戏剧及理论作品，为新四军抗战史和苏北战时风云保存了大量鲜活生动的记载，对于研究新四军和苏北地区的抗日战争文化、党史事件等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一、阿英前往新四军及苏北根据地前后与日记撰写

《敌后日记》分上下两册，上册为1942年5月31日至1944年5月28日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日记。下册是1946年9月至1947年6月解放战争时期的日记。

1937年上海沦陷后，阿英留在被称为“孤岛”的上海租界，在敌人的心脏地区坚持战斗。他和于伶、梅益等人“英勇地担当了这一‘在荆棘里潜行，在泥泞中苦战’的任务”（夏衍语）。他办书店、出刊物，并以惊人的毅力，以笔名魏如晦写了《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等八个宣传爱国主义、发扬民族气节的话剧剧本，演出后在上海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也遭到了反动力量的围攻与迫害。也因此，黄裳称赞阿英“是文学家，但首先是革命者。”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上海全面沦陷。在“孤岛”坚持斗争的左翼文化人遭到日伪的严重威胁，出版社、书店连续被查封，不断有文化人遭到逮捕。中共上海党组织在周恩来指示下，立即安排进步文化人士实施撤离。此时阿英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去往大后方，如夏衍、柳亚子等即经由香港到达重庆、桂林等地。二是去往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阿英毅然选择前往苏北。

1941年12月下旬，阿英率全家，以笔名“魏如晦”乘船离开上海。先到苏中新四军一师驻地，被一师副师长兼一师一旅旅长叶飞挽留帮助部队开展文学戏剧工作，1942年7月13日应陈毅代军长电召到达新四军军部，从此热忱投身苏北抗战文化事业，其代表性经典历史剧《李闯王》，正是响应党中央号召、“进京赶考”前的思想准备之作。据阿英子女的回忆，阿英在苏北根据地环境艰苦，生活动荡不安，随时面临日伪军“扫荡”，转移与“打埋伏”成为生活常态。尽管条件艰难，“父亲多年如一日，在老乡的小舍里，在暗淡的油灯下，坚持不懈地写日记。”而在战争年代，物质资料十分匮乏，阿英写日记所需要纸笔时常捉襟见肘，所用日记本都是从集镇上买来白纸，裁开折叠，装订成册。而日记原稿的保存也是波折重重。先是在苏北就地埋藏，后来几经转移，受潮曝晒，十年浩劫又被抄去，因而最后出版虽有所散佚，已殊为不易。

这部历时多年、在战火纷飞的敌后革命根据地写出的《日记》，其可贵之处不仅在记录了新四军高级将领们的英雄风貌和坚持敌后斗争的文化界人士的行踪，生动复现了敌后军民的立体的英雄形象，还记下了根据地的许多普通战士、基层干部与农民、渔民、小学教员、文工团员等众多“小人物”对革命战争及根据地文化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堪称一部“微型敌后革命斗争史”。而作者的喜怒哀乐与家庭变故亦贯穿其中，呈现了一部革命知识分子接受战争文化洗礼的“心灵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比回忆录更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面貌”（阳翰笙语）更真实地保存了历史的“在场”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日常视角下新四军形象与苏北抗战实录

据初步统计，仅在《敌后日记》上册中记录的有名有姓的新四军将领，即多达百名，尚不包括大批部队文化工作者及相关人员。这其中，既有寥寥几笔的速写式勾勒与生平简介，亦有详细考证的英雄事迹实录，既呈现了叱咤风云的陈毅、彭雄等新四军高级将领的鲜明个性，也有普通士兵与战时各阶层形象的真实呈现。作者选以日常化叙事与简洁而富有表现力的文字，将细节描绘与战争叙事结合，呈现了一幅战时风云大观图。

（一）“儒将”陈毅形象的生动凸显

在阿英笔下，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并非运筹帷幄、叱咤疆场的将帅雄姿，而是谈笑自若、文采风流的儒雅风范。日记记载了陈毅为抗战统一战线促进成立“湖海艺文社”，建立文化村等事宜，详叙书信往来，文艺观点交流等，凸显了陈毅喜爱文艺、见解独特、性情豪爽的“儒将”特质，丰富了新四军将帅的立体形象，为全方位认知陈毅提供了生动材料。

初见陈毅，阿英即以“儒将”名之，而陈毅表示，对阿英十年前的批评文字印象深刻。对此，阿英亦不讳自我批评，曰“余甚歉。盖当时著作，影响虽甚大，然事后视之，实幼稚不成东西也。”陈毅谈起“吾军在文艺及戏剧上，反映甚弱，人才如得开展，颇想致力于此”，并希望阿英“留此最好能专事写作”“集中文化人，重振军区文化。”阿英见陈毅于军务繁忙中，仍如此重视文化工作，予己器重与信赖，颇有知遇之感，遂赋诗表达敬慕之情。

其一：将军只手定苏北，勋业争传大江南。会看白门传羽檄，丰功端合勒蒋山。

其二：融合马列成巾纶，敌后坚持贼胆丧。五年功成反扫荡，长驱倭寇出雄关。

1942年8月28日，阿英记载：“军长颇有意将洪泽湖作为文化人集中处，及文化根据地之意。因彼处在根据地内，最为安全地也。在此地，现太分散，亦拟集中一村。”据此，陈毅之所以考虑建立文化村，不仅为了抗战文化建设，也为保护文化人才的安全，可谓熟思远虑。1942年秋，阿英、贺绿汀、胡考、黄源、范长江、徐雪寒等人入住停翅港新四军军部西三里的卖饭曹。苏北抗战文化的独特一景——文化村就此设立。据胡考回忆，当时他和阿英、范长江首先入住文化村，被待为上宾。陈毅自己伙食费每月两元，给这些文化人则是四元，足见陈毅对文化战线之重视。陈毅常邀文化村人聚会畅谈，席地而座，互相切磋交流文学方面的问题和意见，进行政治学习，报告国内外形势。“用幽默语言表达，遂不断哄堂。报告内容，极为丰富。”正是在这些看似随意的聊天式交流中，文化村的文化人与新四军将领们建立了深厚情谊，以笔墨为武器为苏北抗战文化事业贡献了力量。

阿英眼中的陈毅，还是一位热爱文艺且有着独到见解的“大家”。在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涯中，早年曾有志于文学事业、参加过著名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陈毅将军，仍对文学抱有很大兴趣，孜孜阅读文学书籍。在停翅港军部时期，陈毅经常向阿英借书阅读，既有古典文学书籍，也有各类剧本。有阿英创作的《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洪宣娇》《桃花源》《五姊妹》，曹禺《北京人》，吴祖光《正气歌》等。数日即送归。阿英感叹：已全数阅过，真快捷也。阿英在1942年11月4日日中记载陈毅来信：

平生新旧剧寓目不多，真使我领略悲剧至味者，乃川班之赵五娘也。文学趣味以悲剧为最上乘。平生观戏、读小说与诗歌，均喜观悲剧的，最恨歌功颂德以及酬对标榜之作，此或人之恒情，不独一人为然。

陈毅视“悲剧”为文学趣味最上乘，阿英赞其“所论极为精当”。曾任教于鲁艺华中分校的著名画家、导演许幸之曾回忆，陈毅对于中国新诗的建设，亦有远见卓识，认为新诗必须和歌谣结合起来，摆脱陈套并与伟大时代结合，走中国自己的新诗道路。他反对盲目崇拜苏联普列汉诺夫的阶级美学观，批评其把一切美感和艺术起源归结于劳动属于机械论，指出劳动人民也懂得欣赏美，只是因为缺少受教育机会而需要提高欣赏能力，并由此引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教育，等等。皆可看出陈毅在文学艺术及教育等方面均有精辟见解。陈毅不但喜读书，还重视对古典书籍、孤本史料的保护工作。1942年9月5日日记中，记载一位朱区长曾访问阿英，托其代访东坎一部藏书《红楼梦》，不知是否为程刻本，亟欲观之，实为陈毅要寻《红楼梦》古本。阿英去阜东搜集宋公堤材料时，陈毅曾指示其注意搜访珍稀古本，做好典籍文物的保护，得知镇江一批书籍移至兴化时，立刻让阿英着手接运。曾任盐城县第十四区区长兼上冈中学校长赵敬之亦曾回忆，陈毅指示其到一陈姓国民党议员家中寻找《四库全书》，最终得以保全两千多册珍贵古籍。此外，陈毅与湖海艺文社的故事也为中国现代抗战文艺史留下了精彩一笔。在阿英1942年10月27日至11月3日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一苏北抗战文学盛事。1942年10月，陈毅约请阿英、范长江、黄源、彭康等军中文化人士，联合当地士绅庞友兰、杨芷江等22人发起成立“湖海艺文社”。日记全文收录杨芷江起草的《湖海艺文社缘起》：“海内爱国之士，具有抗敌观念，愿缔翰墨缘者，莫不竭诚欢迎，以求精神之集合，以求学术之发扬。藉可歌可泣之诗文，鼓如虎如罴之勇气，裨益抗敌，裨益建国，良非浅鲜。设徒精意于刻画，肆情于风月，致贻雕虫之讥，更启玩物之诮者，则亦非同人等所敢闻命也。”阿英起草的《临时社约》则明确规定，“凡愿以艺文为抗建服务者方得入社，有破坏抗建行为，经检举证实，本社同人亦共弃之”。表明湖海艺文社藉学术交流凝聚人心，培养抗战文化人才，核心性质乃是服务抗战。这一文学社团的成立，对苏北文化统一战线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毅与阿英之间的交游往来史，既凸显了一个幽默乐观、博学多识、豪爽且富人情味的儒将陈毅形象，也侧面展现了党的文艺政策制定与实践，记录了关于苏北革命文化史的重要史料。此外，日记还记录了作者与张爱萍、黄克诚、彭雄等众多新四军将领的交往。譬如其创作《李闯王》即因张爱萍的提议而起。日记所记载的史实和评价，为考察新四军高级将领在军事斗争之外的日常活动提供了可贵的参考资料。

（二）对新四军将士的形象速写

《敌后日记》留下了许多简洁扼要、类似速写式的新四军人物勾勒。譬如记叙新四军第一师二旅五团团长吴光明“一独臂将军也，此人亦系土地革命时代出身人物”。六团团长刘史明“其人曾在上海党工作，山东人，豪爽好客”。六团政治处主任陈伊“一青年学生也。自抗战军兴，即脱离学校，加入江抗连队工作，战斗经验，甚为丰富。于文学亦甚爱好”。介绍黄志远“极热诚果敢”“本在叶飞副师长所率之六团内，驻闽东。后随叶来，在茅山与敌坚持六七个月。六团改名‘江抗’，在青浦一带流转年余，然后到扬中。暨与挺进总队合并，留一个团坚持原地，黄亦留团中，凡一年余，后再至武进、丹阳一带。一九四〇年，国共摩擦，奉命过江。黄在江抗时，任二团供给部主任，攻李长江后，部队改编二旅，遂被委任为旅供给部部长，以迄于今。名志远”。凡百余字，以文白交错句式，简洁而生动的传述，既留存了一位身经百战、战斗阅历丰富的新四军将领形象，也记叙了新四军辗转各地的斗争史。华中局宣传部副部长彭康，早年为创造社发起人之一，与阿英熟识。1942年7月14日，阿英到达新四军军部，先见彭康，故人重逢，不禁感慨万千：“自一九三〇年彭被捕，在西牢七年半，相互不晤见者，达十三年矣。不图复又重聚于此。余发已半白，而彼亦苍老多多”。以亲身体验，既从朋友情谊角度，点出战争导致的个体流离动荡，挫折与磨难，也侧面褒扬了共产党人不畏艰辛、献身民族抗战事业的坚定意志。再如评价三师师长黄克诚：“黄师长，中学生出身，老党员，对文化理解甚深。”寥寥数词，颇表钦佩之意。可谓抗战后方人物剪影萃集。而这些人物速写，既为读者探究抗日战争历史、追溯红色革命基因提供了史料线索，也侧面揭示了新四军将士构成来源的多样化，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老共产党员，身经百战的将领，从侧面彰显了共产党领导下新四军的巨大感召力与凝聚力。

（三）“别记”视野下的抗战图景

1942年底至1943年冬，是苏北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日寇集结重兵，先后对苏北淮海区和盐阜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1943年5月，新四军三师政治部出刊的《先锋》杂志上，师长黄克诚发表了《盐阜区反“扫荡”》一文，特别提及三师盐阜区反“扫荡”作战中，在十多日内展开的四次著名战斗，即单家港战斗、八滩战斗、陈集战斗和刘老庄之战，认为它们在苏北抗日战争史上创下了“四个之最”，即：“歼敌最多”“最出色”“最激烈”“最壮烈”。黄克诚作为前线战斗指挥员，侧重于讨论战斗本身，从宏观的战况、战果及作战经验展开分析，而阿英日记则趋向以微观视角，即审视和撷取战斗细节与战斗周边情形，为后人洞悉战争景观提供了更为细致入微的记录。

一是对于重要战斗及周边事件的细节化补充记载。作为史料学家，阿英以自觉的史料意识，通过报刊、电讯、访谈、通信及实地考察等多种方式，对战斗资料进行记载和补充。其来源有三种：其一是节录报刊要闻。1943年4月5日的日记撷记《时事要闻》8号至13号、《八滩捷报》（盐阜报社发行）以及区公所报纸内容，有记载如下：八滩某处，我二排被围。绅耆顾绍九，年七十，率子及民兵在外袭击，顾枪极准，一里内决中敌，亲毙敌九人，将我部队救出。退时受伤。顾绍久救援新四军之事，富传奇色彩，形象展示了新四军与民众同仇敌忾的紧密团结。其二是现场探查获取资料。1943年4月9日，阿英与芦芒等人前往八滩战场探查。彼时战斗刚结束，战斗的肃杀与凌厉、血腥与惨烈，处处可见遗迹。由于地理开阔，平原一览，新四军进攻屡次失利，“相距仅丈地，吹十四次冲锋号而不能进”，而牺牲者“血迹犹滞于此小号兵之腰际也”。作者前往战地墓地，亲身感受战斗时新四军处位之不利，冲锋之英勇，牺牲之壮烈，甚而在门前土上尚存血迹凝成的黑色人形。“我在此役中，作战之英勇，远超内战时代。”而为日敌筑冢，则高度彰显了新四军仁义之师的本色。这些记载，充满了鲜活的历史现场感和冲击力。其三是访谈。阿英曾采访洪学智等新四军将领，在日记中补录了八滩战斗数据，如战斗具体时间、参战人数、进攻次数（总攻达九次，伤亡甚大）等，有力凸显了战斗的激烈与惨烈。除八滩战斗记载之外，陈集战斗、单家港战斗、涟水之战均有所述。阿英还特意记录战斗周边事件，如单家港战斗中，敌人渡河失败，见民众欢呼，残忍施暴，不但将两岸民房几乎全部焚毁，且屠杀百姓男九人，女六人，为日寇暴行留下罪证实录；在陈集战斗中，民众积极帮助新四军布置引火料、担架、竹子，在战争前后纷送饮食以至吃不完，更欢天喜地聚看“死鬼子”，围观和嘲笑敌伪痛哭流涕的狼狈情形，真实再现了根据地军民一体抗战、鱼水情深的画面。日记还记录了悲壮的小沙东海战，为三师参谋长彭雄烈士撰写叙传。日记中尚记载了数次小型战斗，如剿匪行动、甸湖之战（棺装日军尸体送回，政治影响甚大）等等，为后人了解当时的战斗周边信息提供了详细而珍贵的一手史料。

二是对战争背景下社会各阶层群像的绘写。战争如同一面镜子，既折射出形形色色的人性图景，也反映了苏北抗日战争在曲折中不断推进的历史进程。日记所载一系列反“扫荡”斗争及战斗周边小故事，将坚定抗战的民兵“模范班”、立场游离的投机分子、对日寇抱有幻想的地主阶级、伪化分子乃至日本甲级战犯轶事均收入笔下，勾勒出一幅包罗丰富的苏北战时风云图。战前，为方便新四军发动夜袭，百姓自发将狗全部打死，并帮同新四军布置引火料，担架等。有老人跪祈新四军获胜；战斗中则以瓦镐、土炮、锄头参战；战后救护兼劳军，甚至争相将寿材慷慨捐给新四军牺牲战士，等等，不胜枚举。有民间智斗敌伪的故事，如伕子敌营偷枪、夫妇诱敌复仇，民众杀死骚扰之敌，拒绝给敌带路等。日记还记载了战争中受新四军动员教育、感化或警告后的动摇者、转变者及投机者等多类人物形象。且以“扫荡”为界，转变对比鲜明。一左姓地主，在“扫荡”后，待新四军如见家人，十分殷勤，“此为扫荡前所不易见到者”；一地主举太阳旗欢迎日军，被侮辱后愤恨觉悟；陈集有一流氓幡悟，以绳套敌颈如上海“背娘舅”之法勒死敌人后参加新四军；曾与新四军敌对的地方帮派“小刀会”，则协助新四军攻击东坎日军。动摇者有阜宁一地主，讨厌村中“模范班”，遇日寇时却恳请模范班“无论如何请挡一挡”，对模范班感情“自此又转入矛盾”。冥顽不化、自食其果或趁火打劫者。如一大地主讨好敌军却遭暴虐；八滩一藏公粮地主，故意延请日寇后声言公粮被抢，被逮捕后，“以潜势力，保者甚多”。上述种种情形，广泛呈现了抗战期间苏北各种势力相互交错的复杂情形。一方面说明在苏北根据地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复杂性、艰巨性与长期性，另一方面亦反映了新四军在苏北抗战统一工作已取得很大成功。

此外，日记还提供了其他一些珍贵史料。一是关于头号甲级战犯、日本战时内阁首相平沼骐一郎曾到苏北的两则轶闻。平沼曾问居处老者“八路军好否”，老者曰“八路军不抢人东西，讲理，对待人民和平”，继而问一小孩“你欢喜八路军么”，孩子回答“欢喜”“因为八路军真抗日”。平沼闻之“默然颔首。”此两则轶闻，展现了侵略者在坚强的中国人民面前，亦不得不承认，征服中国绝非可能。而在战斗中缴获的特殊战利品——一本日军日记，则提供了有关日军士兵厌战、愤怒、讽刺战争的真实心态，揭露了军国主义思想在日军中的普遍性。二是关于“模范班”的作用略述。“模范班”是盐阜地区民兵组织的主要形式。在反“扫荡”斗争中，由于熟悉地理、灵活机动的特征，“它的作用和积极性远胜过区游击队和某些县份的子弟兵团”“已经成为坚持农村斗争的重要力量之一。”日记中提及“模范班”铲除汉奸、震慑匪徒和顽固地主都是其历史重要性的力证。

三、阿英在苏北期间的文化成就

（一）关于苏北抗日根据地文化史料的记载

苏北抗日根据地文化资源包含了盐阜地域文化、抗战文化等多重构成及文化新形态融合。它们是阿英在苏北期间创作的主要来源。

一是保存了大量鲜活生动的苏北自然风光及民俗事像记载。在盐阜地区，阿英先居停翅港、卖饭曹等地，后访东坎，驻曹庵，为避敌移至海边华成公司等地，以日记、杂文等多种形式记录了苏北的饮食、建筑、地名来历、植物、土产，乃至市镇景象、地理环境及自然生态变化，如海啸、蝗灾、春荒等，为苏北历史与民俗研究提供了参考。如：

入苏北以来，房屋形式，亦因地而异。大抵如西屋宇，构造类江南村镇房屋，泰兴则前后门对穿，不偏不畸，泰州后门必须开在侧面，南通屋外形，完全采西洋兵房形式，东台则为长直形．只一头有门，绝无后户。此因有关风土，亦有本于习俗。

阿英还访求“平倭碑”，记录海边特有景观“皇墩”（避啸墩）历史由来和神话传说，“打耒耒”的民间娱乐活动，尤其苏北正月初六“送桩”求子风俗的记载，颇不多见。此外，苏北沿海的落日、晚霞，捡贝壳、捉蟹、捕鱼，吃面疙瘩，海边渔民的穷苦生活，尽收笔下。描述苏北蝗灾“一时顷，飞蝗大至，漫野遍庄，天地为黑”。以白描手法“趣录”居停之农民，如貌似公正实则顽固保守的胖乡长，忠厚的贫农甲长，摭拾政治术语的教书先生等等，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停翅港人物志”。散文《吸烟小史》，不但以幽默小品的戏谑笔法记录自我“瘾君子”情态，也实录了苏北后根据地的民生景观与农民心理。

二是创作了许多与苏北军民抗战和民生相关的散文、戏剧及苏北历史人物传记。阿英写的“海边三记”真实记录了苏北抗战时期的敌后图景。《春荒及其救济的断片》（春荒记）真实绘写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远大于自然灾害，凸显了共产党领导军民同心协力战胜灾荒的动人景观。《扫荡别记》（扫荡记）包含了“神话”“自家人”“两个地主”三个短章，记录了反“扫荡”斗争及战斗周边小故事。《苏北伟大的水利工程建设——宋公堤》（海啸记）以近二万字的长文，详录了新四军在苏北建设的一项伟大民生工程。文章以历史文献撷取为基础，回溯了苏北沿海居民历史上遭受海啸的苦难生活，谴责了历代统治者对人民痛苦的罔顾。描述新四军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包括自然灾害、资金筹集、劳力组织，乃至预防和打击敌人的破坏行为，终于建成防御海啸灾难的大堤，载入史册更深获民心，为巩固苏北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岳武穆与共产党》中，阿英与阜宁硕耆及海边商人交谈，听到他们分别称赞共产党“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新四军纪律严明，于民秋毫无犯，都如同岳武穆治军，必定得民心而得天下，生动展示了新四军的精神面貌和人民群众的拥军热情，描绘了抗战意识与苏北民间伦理价值融合的新形态文化。

（二）阿英对根据地抗战文化的创新与贡献

一是在抗战文化宣传方面。阿英发挥其考证功夫，爬梳资料，阅读文献，撰写了《盐阜民族英雄传》四卷，上至明代爱国丞相陆秀夫，下至大革命时期牺牲的工人领袖、共产党员顾正红，为20位出生或奋斗奉献于盐阜大地、不同历史时期的英雄人物修史作传，重点褒扬他们爱国为民、舍生取义的英雄气节与高尚情操，借以激励抗战军民团结御侮、谋求抗战胜利与民族解放。此外，阿英还撰写了《〈大众文艺的理论和实践〉后记》《关于〈文化娱乐版〉》《关于〈军事宣传〉的一个注脚》等抗战文艺宣传作品，搜集整理抗战宣传报刊目录，形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献，如《〈华中新闻事业概观〉续录》等。阿英对苏北民间文艺形式的改造和利用十分重视。他反对淮剧唯一论和儿童演淮戏，要求“批判不改造的模仿淮戏”，提倡去除淮剧落后的封建因素，发展多元化大众文艺形式。话剧与淮剧可以并存且互相学习，并主张儿童要演“儿童剧”而不是以做作态度演淮剧，这些构成了阿英对淮剧建设以及其他旧剧种如秧歌剧、凤阳花鼓等旧剧改造利用的基本观点。以话剧《李闯王》为例，其中有对凤阳花鼓、淮剧、京剧说唱形式的借鉴，主体则是现代话剧形式，是其新旧剧融合互鉴的具体实践。

二是在苏北期间，阿英始终关注新四军戏剧文化建设，他在部队新戏剧创作、戏剧演出、戏剧队伍建设以及戏剧理论总结方面均倾注了心血。除了《李闯王》的创作与导演外，还协助三师文工团根据《海国英雄》和《明末遗恨》编演了《郑家父子》，曾作《小奸细》《中国孩子真可怕》等剧本及《论农村剧团组织、训练与演出》《戏剧四讲》等。阿英多次为军、师鲁迅艺术工作团、阜宁文工团等剧团讲解戏剧知识，指导排练《新小放牛》《劝懒汉》等剧。他还为青年学生修改剧本，鲁艺文工团的黄苇、沙惟等均在回忆文章中提及。阿英先后撰写了《怎样写转变？——连队戏剧工作之一》《戏剧故事是怎样构成的》《关于“人物”与“事件”》等系列讨论新四军戏剧建设的理论文章，对部队戏剧建设经验加以总结和问题探讨。《戏剧故事是怎样构成的》是阿英1945年2月在华东游击区的报告《关于戏剧写作》的一部分，凝聚了阿英对新四军戏剧工作实践的较为全面的理论思考，为初学写剧者提供了较完整的创作指导。文中强调“剧本不但要有‘主题’，并且这‘主题’还要含有‘积极性’，能明朗的表达出剧作者自己的阶级立场，自己的爱憎。”。阿英还讨论了戏剧创作“典型性格”与“典型人物”的重要性，对于《照减不误》这出在苏北影响很大的戏剧，阿英并不十分满意，认为张百万并不足以成为一个“典型形象”。原因一是没有从阶级本质去把握这一类型人物的特性，只描绘了一些“浮面现象”就草草定型。二是没有把人物“个性化”，以个性化去凸显典型。显然，除了戏剧的宣传效应之外，阿英还立足戏剧艺术性标准，对新四军戏剧创作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阿英赞同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的语言论述，强调必须学习工农兵语言，批评秧歌剧《刘桂英是朵大红花》根本没有农村语言，“基本上就是城市知识分子的空想”。这些探索为新四军戏剧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之后阿英的工厂戏剧文化实践准备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三师分会 刘秀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