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谭震林同志诞辰120周年。有一次，他的子女请谭震林讲自己的历史，他郑重地说：“我没有自己的历史，我的历史就是党的历史、部队的历史。”他的子女不止一次问过他，“那时你在做什么？”得到的回答总是同样的，“我不就和部队在一块嘛。”陈毅元帅对谭震林有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嫉恶如仇，见善宣传，是他最大的特点。”

一、谭震林同志是善于开创新局面的干部

   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一语惊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数月后，井冈山上，毛泽东心生感慨：“第一个赞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人是谭震林。”[①]谭震林，原名谭喜起，入党时本欲改名“谭虎”以为明志，介绍人余来觉得欠妥，即言：“云从龙，风从虎，虎啸生风撼山林”，以为“震林”好。谭震林大喜，遂用一生。[②]此时，为1926年10月12日。一年后，秋收起义之部攻克湖南省茶陵县城，谭震林当选该县主席，此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县级政权领导人，时年25岁。[③]1927年11月，谭震林作为工人代表被推举为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虽然没有经验，但毫无惧色，出色地完成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任务。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的首页称之为“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④]

1929年，毛主席率领红四军由井冈山进军福建时，谭震林就和陈毅、蔡协民一起分别担任红四军三个纵队的党代表，后来，他还担任过第二纵队纵队长，第二纵队政委是罗荣桓。1930年，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谭震林与毛主席、朱总司令、周以粟、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林彪都是总前委委员。红军长征以前，他还担任过红十二军政委、福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反对国民党的军事斗争中，谭震林深刻地领悟到：“中国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如果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目标，红军“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他为毛主席“工农武装割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等光辉思想的形成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之后，谭震林和张鼎丞、邓子恢一起，在血雨腥风、艰苦卓绝的环境下领导和坚持了闽西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的火种。

二、谭司令员开创淮南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繁昌，位于安徽芜湖至铜陵一段长江突出部，是日军确保长江航运、进逼皖南的必争之地。1938年秋，川军第一一四师守战不力，谭震林率新改编的新四军第三支队驻防。一年多间，三支队，或机动钳制，或侧后袭击，或正面狙击，机动灵活，阵仗百余，歼敌近千，击毙敌酋川岛中佐，尤以五次繁昌保卫战规模为最。一役，谭司令员阵前指挥，敌炮袭来，滚进式动作躲避，往复数次。大捷，谭司令员军装已成褴褛，鞋面仅及脚趾。当地的老人至今还能咏唱《繁昌之歌》中的“谁说我们游而不击，谁说我们不能打大仗，我们坚决的保卫了繁昌”。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日寇对我茅山地区“大扫荡”，国民党军也对江南新四军两面夹击。在这关键时刻，谭震林从江南东路赶到西路，在溧阳黄金山附近坐镇指挥了三次自卫反击战，以少胜多，三战三捷，打击了日伪顽军的嚣张气焰。1941年11月28日，新四军第六师参谋长兼第十六旅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在溧阳塘马对日军作战时壮烈牺牲。谭震林悲愤不已，他不顾个人安危，仅带两名警卫员，由江北星夜冒死渡江、化装闯卡。他一到十六旅，立即宣布自兼旅长，精简机关人员，充实加强连队，坚持了江南抗日阵地。陈丕显叔叔说：“谭震林两次去苏南西路扭转乾坤的故事，就生动地反映了他的胆略和才华”。

新四军组建时，我党最初向蒋介石提出，新四军编两个师、四个旅、八个团，毛主席亲自点将，提出由陈毅、张鼎丞、张云逸、谭震林四人担任师级领导，其中谭震林和陈毅、张鼎丞等都是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骨干。叶挺将军在周副主席、叶剑英配合下，向国民党当局力争未果，最后达成协议，新四军编四个旅级支队，由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别担任支队长，由傅秋涛、粟裕、谭震林、戴季英分别担任副支队长（实际为政委）。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时，谭震林又先后被中央军委任命为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第一师政委、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师政委。抗战烽火起，大片国土沦丧，上海、南京相继失守。赴国难，“新四军”，捐弃前嫌，奔赴抗敌战场。保繁昌，谭司令员，“三支队”，五战五捷，日寇胆寒。入苏南，“谭老板”，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大振军威。

那时所谓“东路”，是指京沪铁路东段“苏太常”、“澄锡虞”地区（苏州、太仓、常熟、江阴、无锡一带的简称）。此地，西有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部及汪伪政府所在地南京，东临沦陷的中国经济中心上海，中间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在地苏州，“是长江的咽喉，是沪宁路、沪杭路的枢纽。它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交通上、人口上，任何一个游击区是不能与它比赛的”。

谭震林一到“东路”，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高高举起共产党领导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大旗。5月底，动员常熟、苏州万余群众，一夜间彻底破坏锡沪公路30余公里，拆毁桥梁9座，致使日军公路运输陷于瘫痪。随即命令抗日游击武装，以苏常地区为基地，东出昆（昆山）嘉（嘉定）太（太仓），西入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两部）。6月5日，战于茜泾、牌楼市、老闸，毙敌60余人。7日，大败日伪于昆山吴港。11日，夜袭湘城日寇据点。18日，与400余日军血战大风湾。之后，于无锡北消灭保安六纵队一部数十人，在无锡任港、港下击溃进犯的顽军马乐鸣、赵北部……日、伪、顽三军，为之震动。

一日，一国民党游击队首领宴请谭震林。设宴者，杨筱南，素来见风使舵、反复无常。抗战初期，拉起队伍抗日卫国，打死过日本兵，救护过“国军”伤员，曾投奔叶飞“江抗”麾下，待叶飞西撤，旋即投靠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冷欣，盘踞在无锡甘露镇，誓与共产党不两立。此人宴请，众人皆以为是“鸿门宴”。谭震林，内安众将，外设伏兵，率夏光（现代戏剧《沙家浜》中新四军指挥员郭建光的原型）等欣然前往。席间，杨筱南突然放下酒杯，厉声道：“贵军，以合作抗日之名，行吞并收编之实，言而无信，我等难以心服。”言罢，猛然拔出手枪，“啪”的一声，重重拍在八仙桌上。谭震林大怒：“杨司令，请你听明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杨司令敢先发一枪，‘江抗’就有来有往，奉陪到底。”对峙片刻后，谭震林不慌不忙问道：“杨司令，你本是地方商贾，拉起武装，是为哪般？”“打鬼子，保家乡！”杨筱南脱口而出。“难道我们要做自相残杀的蠢事？！”谭震林，入情入理；杨筱南，沉思不语。此宴后，两军共抗日敌。昆山一地主，名为陶一球，曾任国民党政府区长，颇为正义与爱国，为“江抗”谭司令员威名震撼，率部入编“江抗”三支队，谭震林亲批之为中共特别党员，并任命为抗日民主政权昆山县长。

1941年夏，日伪出动万余，大举残酷“清乡”。谭震林，调兵遣将，先将十八旅主力从苏常太中心区调往外线，后命令十六旅在丹阳、延陵一带拔除日寇据点，十八旅余部横扫太湖之敌，直逼苏州城下。谭震林，日夜关注事态，亲自掌握电台，辗转腾挪间，屡屡脱出重围，从容遣将，内、外线配合，集中歼敌。经过反“清乡”斗争，开辟了新区，恢复了失地，锻炼了自己，增强了信心，是为陈毅之赞誉。

1945年8月，遵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谭震林、罗炳辉指挥新四军第二师沿津浦、淮南铁路发起反击，歼灭胆敢顽抗之敌，收复盯眙、嘉山、来安、天长、六合、定远等六座县城，兵临南京城下，成功争取汪伪南京警卫第三师钟健魂部3000余人起义。

三、“谭老板”的称谓，来自于1940年4月从皖南到苏南的传奇之行

中共党史人物有别名、绰号者甚多，或以形象特征得名，或与职务分不开，唯有“谭老板”与形象和职务全无关联，并且名声公认，毛主席、周总理乃至普通战士都是如此称呼。“谭老板”，即是谭震林。

“谭老板”之“老板”到底来自何时何地？考证最为仔细的当属董保存。依据董保存的考证，“谭老板”的称谓，来自于1940年4月从皖南到苏南的传奇之行。

1940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致电中共江苏省委：“现为加强东路工作，已调谭震林同志去组织军政会，以统一党军指挥，不日出发。”谭震林从江苏溧阳水西村新四军江南总指挥部起始乔装前行。雪白的衬衣，毛料西裤，外披哔叽长衫，头顶黑色礼帽，走路时前呼后拥，俨然一派“大老板”的神气。一张嘴，“我走几步，你们看看，像不像老板！”一迈步，肚子挺一挺，摇摇晃晃，逗得人们大笑不止。

到了常州，“米行老板”改成“豆行老板”。到了苏州，“老板”对“伙计”们说:“累是累点，可今晚都去看电影。”有随行者不解其意，他悄声告诉:“小心为好，看电影比在旅馆更安全。”到了常熟，“老板”落脚董浜镇“涵芬阁”茶馆，店老板，我党联络员陈关林、陈二妹夫妇热情接待“老板”。

第二天，阳澄湖畔，太阳初升的时候，“老板”以很不协调的衣着，出现在“江南抗日义勇军东部司令部”和中共东路特委、常熟县委等同志的面前。到达驻地不久，军中即流传“上级派来了个老板！”由此，“谭老板”的称呼渐渐传开，毛泽东闻之亦称唤“谭老板”，部属更是“老板”挂嘴边，常言“遵照老板的意见……”

如今的阳澄湖，风景秀丽，名扬天下。人们享受着美食、美景、美好生活，能否想象80多年前、这里曾经的抗战烽火？水上黑夜行军，我们的船队，宛如一条长龙，迎风前进，激起水面微波。如遇明月当头，水光摆曳，映衬着远近的点点捕鱼捉蟹的灯光，如此富有诗情画意的夜景，更觉得祖国河山，秀丽可爱。但严酷的现实是：铁蹄纵横，河山破碎，又不免激起更大的心潮。（引自夏光《东路武装斗争史实纪要》1980年10月）这是阳澄湖地区抗日老兵的回忆，也是中共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谭老板”领导的江南抗日救国军（简称“江抗”）坚持抗战的历史写照。

谭震林很喜欢和子女聊天，讲起历史总是很少讲到他自己。2005年，谭震林子女为策划拍摄《谭老板》电影收集素材，重走父亲苏南抗战路，是在地方党史办提供的史料里和亲历者的访谈中，才逐渐了解到当时抗战中的父亲。常熟党史资料记载，谭震林是1940年4月20日到达常熟徐市，立刻投入工作，夜以继日。他首先找各方面人士了解情况、调查研究。23日，他主持召开苏南东路部队和地方党主要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史称“徐市会议”）。会议开了三天，换了三个地点。第三天，会议移到常熟徐市北港庙附近的一个叫陈家角江家宅基的村子。上午，会议正在进行时，忽然枪声大作，是北新闸据点的日伪军80余人游巡而来与警戒哨兵遭遇。谭震林当即命令新任命的一支队队长戴克林前往指挥作战，会议照常进行。此时谭震林依然是“老板”装束。激战中，敌人被迫转入北港庙内，占据“文星阁”六角亭，利用制高点和火力优势顽抗，双方形成对峙。谭震林闻讯，果断下达命令，部队撤出、会议继续。敌人不晓得我方虚实，不敢贸然出来，只得疯乱放枪，持续了数个小时。

这次战斗，击毙击伤日伪军30多名，我方伤亡10多人。这是谭震林到苏南后的第一仗。战后，谭震林发现许多指战员对于撤出战斗有不理解，就耐心解释说，开展游击战“不能像赌台上的赌徒，赌红了眼，不顾一切地赌下去。拼消耗我们本钱小，不能蛮干”，开展游击战争“不求一次战斗战果的大，只求战斗的多”。

1940年到1941年，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艰苦一年，也是光荣的新四军发展壮大的关键一年。在这一年，谭震林一篇题为《一九四一年的斗争任务》文章里，写道：“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由于全体指战工作人员的努力，在年终结账的今天，我们同志假使看了这一笔细账，我想每个人都会从内心里洋溢出满意的微笑。”

四、淮海战役总前委委员谭震林是毛主席点的将

1947年8月，华东野战军主力跳出外线作战，中央军委决定，由谭震林、许世友率领华东野战军第二、第七、第九纵队、第一纵队独立师（即皮旅）、第四纵队第十师，以及刚成立的第十三纵队组成内线兵团，（也称东线兵团），坚持山东内线作战，把国民党军范汉杰集团引向东海边。在陕北，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调动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北上，刘邓、陈粟、陈谢大军向中原出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在整个南线战场上，造成中原三军跃进敌后，山东、陕北两翼抗击的战略反攻态势。当时，许谭兵团以劣势装备面对美式装备的国民党20多万大军，被压缩在胶东狭小地域。

 8月初，华野主力部队撤离集中地区后，国民党军打通了济南至青岛的铁路线。8月18日，蒋介石飞抵青岛，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了“9月攻势”，以整编第八、九、二十五、四十五、五十四、六十四等6个整编师20个旅组成胶东兵团，以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为兵团司令，妄图一举占领烟台、威海沿海一线，切断山东与东北的海上联系。破坏华野的战略后方。9月1日，范汉杰指挥胶东兵团由胶济路东段兵分三路，自西向东，大兴进犯胶东解放区。范汉杰采取“锥形突进，分段攻击”的战法，他妄图以优势的兵力和精良的装备把我军压迫到胶东半岛狭小地区，予以消灭。他狂妄地叫嚷：“把胶东共军统统赶下黄海喝海水！”国民党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兵分三路向掖县、平座、即墨等地进攻。国民党军所到之处，一片血海，四处废墟。跟在国民党军后面的“还乡团”，采取刀铡、水淹、开水烫、火烧、绞刑、刀子割、断肢、活埋、剖腹挖心等酷刑，成百上千地集体屠杀解放区人民，许多村庄成了“无人村”。部队撤到滨海地区北部，路过诸城，我军以数倍于敌之兵力，攻击守城之敌一个旅，竟未奏效。部队士气低落，思想紊乱，怪话满天飞。有的竟说：“蒋介石是鱼精下凡，天数未尽，我们一揍他，天就下雨。咳！没治了？”

这时，整个山东解放区，除了黄河以北的渤海地区外，都遭到了蒋军的蹂躏。过去，蒋军一个旅、一个师都不敢单独行动，惧我围歼。现在，蒋军一个连、一个排都不分昼夜，疯狂出犯。广大群众人心惶惶。陈冰同志回忆说：“谭震林说：‘近些月来，蒋军对我军的进攻特别猖狂，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把山东解放区的黄河以南地区搞得昏天黑地，很多人就误认为形势不妙了，蒋军还厉害得很哩！其实错了。蒋军在陕北、山东两个局部的进攻越猖狂，就越证明他们急于从这两个局部脱身，抽出主力去对付我外线部队出击中原、直逼长江的锐利攻势。许多人看形势，只看局部，不看全局；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得出的结论就难免错了。他告诉报社，要用对形势的科学分析教育干部群众，要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反对悲观主义！’”[⑤]金冶同志回忆说：“谭震林说：‘这项任务是光荣的、艰巨的，但我们有信心粉碎敌人的进攻。他那不惧艰险豪迈乐观的精神，充满信心的语气，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⑥]“胶济线南侧我军在谭震林的统一指挥下，密切配合北线部队行动。当敌主力疯狂向北进攻之际，谭震林于9月9日发起诸城攻击战。当时进占诸城之敌为整编第六十四师，该部系广东部队，战斗力较强，擅长守备，是进攻胶东的主力之一。此役在谭震林指挥下，歼敌1700余人，虽然没有全歼守敌，但对胶东内线作战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给北犯之敌的侧后造成了严重威胁。”[⑦]

开国中将谢有法回忆说：“胶东保卫战历时共5个月，歼敌6万多人，彻底打破了敌人占领胶东半岛的企图，改变了山东战场的形势，有力地配合了外线兵团战略进攻。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谭政委是付出了大量心血的。每次战役或大的作战行动之前，他都指示要搞好政治思想动员，搞好部队的组织建设和战术练兵，强调各级党的组织要在战斗中发挥核心领导；战斗打响后，他常常深入到第一线，了解情况，随时决断；战斗结束后，他要求部队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因此，干部战士不管在什么环境下作战，始终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英勇无畏、一往无前地夺取胜利。”[⑧]

山东兵团从1948年3月到7月的作战中，歼灭国民党军正规部队和地方反动武装共14万余人，恢复了老解放区，又解放了大片新区。国民党军在山东只剩下济南、青岛、烟台、临沂几个孤立城市，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山东解放区联成一片，并与华北、中原解放区打通了联系。山东大批中小城镇的解放，使解放区人口和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为支持华东野战军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可靠的后方。山东兵团在作战中表现出高昂的士气和顽强的作风，敢于攻坚，善于集中优势兵力打大歼灭战，战斗力和战术水平迅速提高，成为华野的又一支主力兵团。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两年之后，战场力量对比的天平完全倾向了人民一边。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远大目光盱衡全局，敏锐地察觉到历史已跨入一个新的阶段。于是，他以非凡的气度，大手一挥，号令三军向蒋介石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战略大决战。7月13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一举攻克济南、徐州之间的兖州，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据守的济南成了一座孤城。

谭震林和粟裕主持的华野曲阜会议从8月25日到29日开了5天，主要是讨论攻济打援问题。29日曲阜会议最后一天，华野指挥员们共同商定战役部署，决定以攻占济南为主要目标，力争在短时期内攻克。9月16日，济南战役全面展开。以这一战役为标志，敲响了国民党军队灭亡的丧钟，与蒋家王朝总决战的帷幕由此拉开。谭震林亲自抓了关于授予第九纵队七十三团为“济南第一团”和第十三纵队一〇九团为“济南第二团”荣誉称号的工作。在一个战役里中央军委授予两个英雄团的番号，这是解放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谭震林还亲自布置撰写了《济南第一团》，号召学习他们英勇顽强、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精神。在这里可以看到，他在战役全过程非常重视政治思想领导，紧紧抓住这一中心环节，大大发扬了我军的政治优势。

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第一次攻克有敌军重兵防守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济南战役的胜利，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解放区后方更加巩固，增强了解放区支援革命战争的力量。蒋介石的“重点防御”受到沉重打击，动摇了国民党军企图依托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济南战役只用了8天8夜就攻克济南城，全歼守敌10余万人，其中起义者2万余人，生俘王耀武以下国民党将领23名，迫使临沂、烟台等地的蒋军弃城而逃，山东全境除青岛等少数据点外都获得解放。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说：“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陈丕显说：“在谭震林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由他主管的工作，没有打不开的局面。”1945年底，谭震林出任华中野战军政委，粟裕任司令员。自卫战争中，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威震大江南北。张震说“他（谭震林）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者，而且在有重要任务时，总是担任一个方面的军事指挥，常常带几个纵队担任阻击任务，所以大家称他是‘军事委员’。不论他与粟裕共同指挥苏中战役、两淮保卫战、宿北战役，还是他与粟裕协助陈毅指挥华东各战役，都表现了他的军事才能。”[⑨]

1947年初，谭震林担任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司令员是陈毅、副司令员是粟裕，人称“陈粟谭”。陈毅元帅在回忆华东野战军的军事生涯时说过：“在政治工作上有谭震林同志，在军事指挥上有粟裕同志。”[⑩]王德同志说过：“在解放战争中，陈毅、粟裕、谭震林率领的华东（第三）野战军，号称陈粟谭大军。陈、粟、谭是一个领导集体，粟、谭是司令员兼政委陈毅的主要副手。担任副司令员的粟裕，擅长军事指挥，也善于领导政治工作；担任副政委的谭震林，擅长政治领导工作，也善于军事指挥。他们对华东部队的作战和建设，有重要的影响和决定性的作用。”[11]

 1948年11月4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下达淮海战役攻击命令，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淮海战役拉开了序幕。淮海战役规模之巨大、战斗之激烈、我军歼敌之众多，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实属罕见。

 1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淮海战役不断发展扩大的形势，在给中原华东野战军首长并告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华中工委及华北局的电报中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既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12]为此，决定成立总前委，统一指挥两大野战军的作战行动、后勤保障和战区支前工作。总前委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临机处理一切，邓小平为总书记。总前委的成立，使淮海前线有了统筹一切的总指挥部。这对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方针，实现歼敌与徐州附近的决心，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当时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在永城南临涣集的小李庄，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在萧县西的蔡凹村，两地相距近百里。刘邓陈决定前往华野司令部开会。12月17日早上，他们乘车来到蔡凹华野指挥部，在北线山东兵团指挥部的谭震林也赶到蔡凹，淮海战役总前委五位领导人第一次共聚一堂。这次会议，是淮海战役中总前委唯一的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开了一天，鉴于杜聿明集团歼灭在即，未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他们主要研究了渡江战役的计划和部队整编方案。当天晚上，刘伯承、陈毅驱车北上，前往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邓小平回到小李庄，谭震林回到山东兵团指挥部。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五大主力”中，新一军、新六军被消灭在东北战场，整编七十四师被消灭在山东的孟良崮，第五军、第十八军被消灭在淮海战场。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大获全胜，基本上歼灭了蒋介石在长江以北的精锐部队，解放了华东、中原广大地区，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为解放军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奠定了胜利基础。

辽沈战役中解放军以70余万对国民党军55万，歼敌47.2万人；平津战役中解放军以100万对国民党军60余万，歼敌包括改编52.1万人，都是以多胜少。惟独淮海战役是解放军以60万对国民党军80万，歼敌55.5万人，创造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发表了新年献词《评战犯求和》。周恩来对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代表指出：“长江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百万雄师的大进军！淮海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军队在中原和华东战区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我军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使蒋介石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淮海战役连同辽沈、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歼灭了蒋介石的骨干军事力量，使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五、谭震林同志是成熟的军政统帅

陈毅元帅对谭震林有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嫉恶如仇，见善宣传，是他最大的特点。”[13]潍县、安邱、昌乐三角地区，地处鲁中、胶东、渤海解放区之间，是国民党军楔在山东解放区腹地的顽固堡垒。潍县战役是山东兵团一次成功的攻坚战役。在历时一个月的战斗中，我军以伤亡1.1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整编四十五师主力及大量地主武装共4.6万人，俘虏四十五师师长陈金城以下1.65万人。解放了鲁中地区十几个县、镇，使胶东、渤海、鲁中三大解放区联成一片。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使山东兵团的力量大为增强。潍县城，被国民党誉为“鲁东堡垒”，它从未被我军解放过，这里的群众长期受封建军阀、日伪和国民党统治，由于反动宣传的欺骗，他们较普遍地对共产党、解放军持怀疑、恐惧的心理，个别人甚至抱蔑视的态度。尤其是工商业者，疑惧心更加严重。因此，解放潍县，绝不仅仅是对这座城市的军事占领，而更重要的是要迅速稳定潍县的社会秩序，赢得人心，全面接管好这座城市，为以后接管大城市积累经验。我军长期在广大农村进行战斗，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城市问题日益迫切地提到我军的议事日程上。在攻打潍县的动员会上，谭震林提出了“光荣地进去，干干净净地出来”的口号。他反复而又明确地交代了城市政策，提出保护工商业，建设与繁荣城市，恢复农业生产，救济贫民等具体政策，并要求部队一定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切实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他根据城市作战的特点，还颁发了《关于一切缴获归公》的指示。他要求部队认真贯彻执行。金治同志回忆道：“由于适时地严格规定和明确要求各部队切实执行城市政策，其成果不亚于战争上的胜利。”[14]基于这种认识，谭震林在战役的全过程中，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做到秋毫无犯，最大限度地争取民心。对多年来饱受日伪蒋践踏、蹂躏的潍县城，我军官兵要“光荣地进去，干干净净地出来，做到军政全胜。”潍县城的顺利解放和成功接管，完全履行了谭震林的这一号召。正如谭震林在潍县战役执行城市政策的总结中指出的：（—）物资没有破坏，我们的财政收入增加了100亿元。（二）机关没有搞乱，获得国民党全部文件。（三）由于没有乱捕、乱杀，执行了宽大政策，我们在政治上瓦解了敌人，增强了革命力量。仅从青岛跑来投诚的国民党军就有10万人。从章丘、齐东跑来投诚的“还乡团”1万多人，带回2000多条枪。济南蒋军二一一旅9000人中逃跑了6000人。青岛市民见到山东兵团这样一支正义之师、胜利之师，无人敬佩地说：“天下是属于解放军的。”[15]

济南战役前夕，山东兵团于9月5日召开师以上干部战前动员会。许司令尚在胶东养病，谭震林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提出的解放战争第三年的作战任务和曲阜会议的精神。他最后振臂挥手、铿锵有力地提出了“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金治同志谈到：“这简短生动、激动人心、鼓舞士气的响亮口号，成为参战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的目标，战役实践证明了这一口号的强大威力和它的正确性”。[16]开国中将谢有法回忆说：“谭震林说话办事素来干脆利落，善于抓住重点，并适时提出动员的口号，对部队很有鼓动性。在这一口号的鼓舞下，部队士气高涨，最终使口号变成了现实。”[17]

华野前委于1949年1月19日至26日在徐州东北的贾汪举行扩大会议。贾汪会议是总结淮海战役和部署1949年华野任务的一次重要会议。在陈毅、粟裕主持下，华野部队进行整编，对高级干部进行人事调整。在报请军委批准后，华野于2月9日发布整编命令，改称第三野战军。2月9日，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和番号的决定，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并发布了整编命令。整编后的第三野战军，仍由陈毅任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所属部队编为4个兵团，15个军，两个纵队，共58.1万余人。

1949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仍由淮海战役时组成的总前委领导渡江战役。谭震林作为华东野战军第一副政委，奉命指挥以三野第七兵团的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军，第九兵团的二十五、二十七、三十、三十三军，共30万人组成中集团。他把不习水的部队拉到巢湖开展了水上练兵，陈毅元帅称赞道：“巢湖练水军是解放史上重要的一页。”[18]

4月20晚19时30分，谭震林同志统帅的中集团七个军30万人，从芜湖强渡长江天堑。万炮齐鸣，千帆竞发，国民党军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一夜之间就被我军突破。二十四军渡江的第一船仅用了15分钟就抵达了南岸。中集团的率先突破，把国民党军的注意力吸引到长江中段，这就为我军东西两个集团军渡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4月21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三野战军在总前委的指挥下，和第二野战军一起，按预定部署发起了震撼中外的渡江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防线。4月22日晚，谭震林和王建安副司令员率指挥部从北岸起渡向南岸行驶时，在江中突然遭遇由安庆向南京方向行驶的国民党军舰。情况十分紧张，可是谭震林临危不乱，镇定自若，沉着应付告诉船老大避开军舰，终于安全地抵达南岸。事后获悉，总前委邓小平和陈毅在肥东指挥部，在得知谭震林渡江时遭遇国民党军舰时，十分担心谭震林的安全，不时地询问情况。参谋处王德处长事后感叹道：“这件事使我体会到总前委成员之间的相互关怀，真是情似兄弟啊！”[19]渡江战役是谭震林戎马生涯中立下最后一次战功。汪道涵同志对谭震林的评价是：不但擅长政治思想工作，而且在军事指挥上也有杰出表现。[20]

谭震林是模范地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三大法宝”和“三大原则”的杰出代表和光辉楷模。我军争取原国民党军第九十六军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吴化文的工作，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

1948年9月16日，月明星稀，秋高气爽，正值中秋佳节前夜，济南战役从午夜时分开始了。9月19日晚，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在华东野战军敌工部和中共济南地下组织的争取下，国民党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八十四师一五五、一六一旅及九十六独立旅的二万余人举行战场起义。吴化文的起义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防御部署，动摇了他们坚守济南的信心，对以后数百万国民党军的起义、投诚起了带头作用，对济南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吴化文的起义是我华东野战军敌工部和中共济南地下组织取得的重大成功。李昌言、黄志平和辛光同志被记了一大功。谭震林在作战室给第三纵队孙继先司令的电话，他在电话上告诉孙，你们要迅速架通给吴化文的电话，你亲自转告我对吴化文的要求：（一）不能再犹豫了，我军即将发起总攻了；（二）限他于9月20日20时前起义。事后了解到，从9月初起，谭震林就亲自抓吴化文起义的工作。9月2日，济南市委副书记蒋方宇曾将策反吴化文工作情况向谭震林作了汇报。谭震林同志指出：（一）吴化文系军阀出身，久经风霜，善于应付，但在我强大军事压力下，起义或配合我军行动是有可能的；（二）你们设法转告吴化文，济南市一定要打，一定要打下，叫李昌言（吴妻的表弟、吴的掖县同乡，胶东区党委派到吴部的策反工作者）站在亲戚的地位上，为吴化文着想，引导启发，争取早日行动；（三）对吴化文的要求，能大就大，如扣住王耀武、占领飞机场等，否则叫他让出一条路也是胜利；（四）要讲明政策，一定保证其生命财产的安全，对其所属部队，起义后，按解放军的原则实行改编。市委同志反映，谭震林的指示明确而具体，切中要害，有很强的政策性和策略性。在济南战役发起前夕，谭震林又告诉济南市委，要吴化文明察大义，走光荣起义的道路；要吴注意与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委刘培善和第三纵队司令员孙继先联系。西线集团宋时轮司令员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工作：一是缩短了济南解放的时间，大大加快了战役的进程；二是减少了我军几千人的伤亡；三是保护了济南的工商业区商埠，减少了人员财产的损失。吴化文的起义，对国民党其他部队也是一个极大的震动，对以后数百万国民党军的起义、投诚起到了带头作用。

10月9日，谭震林在给毛主席、华东局的报告中指出：“吴部起义，我即攻入商埠，十纵机动攻入东站，迅速攻至普利门以北，造成了提早攻击外城的有利条件。使整个战役中各个阶段形成连续作战，陷敌无喘息机会，迫敌处在吴部起义所引起的部署缺陷无法调整的恶劣条件下作战，这也是迅速解决济南的重要条件之一。”10月22日，毛主席致电吴化文等，对他率部起义表示“极为欣慰”和“热烈欢迎”。济南战役结束后，吴化文率起义部队全部渡过黄河，在齐河地区接收改编整训。10月29日，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吴化文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吴化文任军长，杨友柏、赵广兴、何志斌分别任师长。

1949年4月24日，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三十五军一〇四师三一二团特务连占领国民党总统府。一〇五师从浦口渡江，直插南京市中心，三一五团进入总统府，在总统府门楼上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

胡锦涛总书记在谭震林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时谈到：“谭震林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毛泽东同志开辟‘井冈山道路’的坚定拥护者和忠诚实践者，是皖南、苏南、淮南等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重要指挥员，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许多重大战役战斗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为推翻‘三座大山’、创建新中国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927年冬，他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的主要领导人，为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摸索了重要经验。1932年，他任福建军区司令员，为中央红军输送了大量兵员。1940年夏，他主持江苏东路地区党政军工作，使当地抗战局面焕然一新。1949年４月，在渡江战役中，他指挥的部队首先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

军部分会 石磊

[①]黄肇嵩：《五十春秋风雨路——谭震林与毛泽东交往轶事》，福建党史月刊1993年2~5期。

[②]谭震林传编纂委员会：《谭震林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

[③]同[③]，第23页。

[④]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月版，第1页。

[⑤]金冶主编：《回忆谭震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290页。

[⑥]同[⑥]，第302页。

[⑦]同[⑦]，第302页。

[⑧]同[⑧]，第6页。

[⑨]金冶主编：《回忆谭震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265页。

[⑩]同[⑩]，第337页。

[11]金冶主编：《回忆谭震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283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231页。

[13]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株洲市委员会编：《谭震林纪念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8页。

[14]金冶主编：《回忆谭震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6页。

[15]金冶主编：《回忆谭震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306页。

[16]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株洲市委员会编：《谭震林纪念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307～308页。

[17]同[17]，第269页。

[18]同[18]，第364页。

[19]金冶主编：《回忆谭震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318页。

[20]同[20]，第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