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党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学习党史的号召，我作为共产党员的后代更要为党史的学习和普及贡献力量。我父亲谭震林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2022年是父亲诞辰120周年，我又系统地学习了父亲奋斗一生的经历，总结了父亲的优秀品质，决心学习父辈的优秀品质，把父辈的事业更好地传承下去。

父亲出身于湖南攸县县城的一个贫民家庭，11岁就到攸县和茶陵有钱人的店铺里做学徒，后来成为一个印刷工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深深地感受到富人对穷人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自发组织工人朋友们和当地“土老板”进行斗争。后来，在共产党员余来的引领下，父亲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组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支持北伐部队。1926年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父亲原名谭喜起。参加革命后打算改名叫“谭虎”，表示要像老虎一样为革命工作。余来说这个名字太直白了。“虎啸山林”，震林也是老虎的意思，于是父亲就改名叫“谭震林”了。

1927年马日事变后，父亲暂时隐藏在茶陵县的一个书纸店里。11月，毛泽东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军打进了茶陵县，父亲终于找到了党组织，继续领导工人运动。11月底，茶陵县成立井冈山地区的第一个县级工农兵政府，父亲成为工农兵政府主席。随后父亲就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为创建和巩固井冈山根据地做了大量工作。

父亲善于学习，在印刷厂工作时就偷偷看了大量图书，与毛泽东在一起更是有了好的老师。不但在学习班有毛泽东亲自讲课，还有大量在实践中学习的机会。在井冈山毛泽东派他去九里垅搞土改。他说我是在县城长大的，对农村的事不太了解，怎么改呀？毛泽东就说你到那儿根据情况看着办吧。意思就是要他在实践中去摸索。他就大胆实践，向当地农民请教，遇到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写信向毛泽东请教。后来在井冈山的“土地法”里吸收了很多九里垅土改的经验。1928年5月，父亲被选为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毛泽东为书记。“朱毛会师”后，11月，毛泽东担任井冈山前委书记，父亲被选为特委书记。

在担任特委书记期间，父亲领导了湘赣边界的“洗党”工作。一段时间内，边界基层党组织吸收党员只重数量、不重质量，致使一些政治投机分子混入党内。父亲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坚决整顿组织，厉行“洗党”。对党员中不起党员作用、不愿革命以及投敌叛变的分子分别做出处理，对合格的党员重新登记宣誓。经过“洗党”，边界党员数量虽然从一万多人减少到4000人左右，但党员素质得到极大提高。

1929年1月，父亲随红四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经过寻乌吉潭圳下村的遇险、大柏地歼敌的胜利等战斗。3月份，部队到达了福建长汀。这是父亲第一次到福建，后来又多次到福建战斗，并参加了闽西的三年游击战争。直到1938年离开福建北上抗日，父亲和福建结下了10年的缘分，建立了极深厚的感情，福建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父亲和张鼎丞、邓子恢等闽西领导人也结下了一生的深厚友谊。

以后父亲作为红四军前委委员历任了二纵队政委、四纵队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兴国调查”。在红四军内部的思想斗争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并参加了古田会议。1930年6月成立红一军团后，父亲任红十二军政委，军长是伍中豪。伍中豪牺牲后，由罗炳辉任军长，参加了第一到三次反“围剿”的斗争。1932年2月，建立福建军区，罗炳辉任司令员，我父亲任政委。6月罗炳辉带队离开闽西后，父亲则留了下来任司令员兼政委。

父亲任福建军区政委期间大力“扩红”，还学会了当地的客家话，用当地语言向老百姓宣讲，为红军输送了大量有生力量。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父亲和罗明（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等人指挥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与敌周旋，当时虽然毛泽东被“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但父亲他们仍然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粉碎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

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把持下，福建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父亲作为福建军区政委自然是首当其冲，遭到大肆批判。9月，父亲被撤销了福建军区政委和中革军委委员等党内外一切职务，被调到了瑞金。有意思的是10月份，父亲又奉命带领部队去福建接一个“外国人”。父亲从上杭护送“外国人”到了瑞金才知道，此人就是“李德”。

父亲在瑞金的中央党校（即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习，1934年初分配到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任红军工作部部长，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进入非常严峻的时期。10月上旬，红军开始长征，父亲则留在了中央苏区。1935年2月遵义会议以后，遵照中央电报指示，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分散突围，开展游击战争。父亲率一个加强营，护送陈潭秋到闽西与张鼎丞部汇合。在陈潭秋的主持下，在闽西赤寨成立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为主席、邓子恢为财政部部长兼民运部部长，父亲则任军事部部长，方方任政治部主任，从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闽西三年游击战争。他们的游击战争有力地保卫了闽西土地革命的成果，直到1949年还有80%的土地革命成果被保留。后来，方方同志到延安汇报闽西三年游击战的情况时，毛泽东说：“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保留了二十万亩土地，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的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你回去问候张、邓、谭各同志好！你告诉他们，你们三年的苦斗，有很大的功绩”。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全国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1937年10月12日，国民党当局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正式宣布把南方八省十五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12月，父亲到南昌新四军军部汇报工作。到达瑞金时，被国民党在瑞金的特务扣留。几天后，迫于压力，国民党不得不释放了我父亲。这就是所谓的“瑞金事件”。几十年后，“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还拿此事做文章，污蔑我父亲是“大叛徒”。可恶之极。

1938年1月28日，闽西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张鼎丞为司令员，父亲为副司令员。3月1日，二支队即北上奔赴皖南抗日前线。二支队到达皖南岩寺军部后，父亲即与粟裕对调，成为三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为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由于张云逸需要经常在军部工作，所以三支队的日常训练和作战都是由我父亲负责。

在三支队期间，父亲指挥了正面战场上的“繁昌保卫战”。三支队党委领导成立了铜（陵）南（陵）繁（昌）中心县委，发动群众，成立了“农抗”、“青抗”、“妇抗”等抗敌协会，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群众运动。当时我母亲葛慧敏就是三个县妇女运动的负责人，父亲和母亲就是在这儿相识、相爱并结婚的。根据当地多山区、多猎户的特点，三支队组织有猎枪的猎户成立“猎户队”，支援新四军的作战。三支队还广泛团结各方面的人士，组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些工作有力地支持了对日军的作战。繁昌保卫战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11月历时1年，与日军反复拉锯，大小战斗有200多次。大的战斗有五次，三支队取得了五战五捷的战绩，保卫住了繁昌。这就是新四军军史上著名的五次“繁昌保卫战”。此后，日军只好放弃了夺取繁昌的企图，其头目甚至哀叹：“看来要在共产党手中夺取繁昌是不可能的。”

繁昌保卫战后，1940年3月底，父亲奉命带领一批新四军骨干化装潜入苏南东路地区（由于化装成老板，他后来还得了个“谭老板”的雅号）。所谓“东路”地区是指“宁沪铁路东段”，从常州向东直到上海近郊的长江三角洲广大地区。这一地区西临南京，东接上海，中间是汪伪江苏省政府所在地苏州，是日伪力量极为强大的地区之一，堪称日伪的“卧榻之侧”。

在阳澄湖养伤的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老江抗）部分伤病员（即京剧《沙家浜》伤病员的原型）基础上，父亲组建了400多人的“江南抗日救国军”（新江抗），采用游击战术狠狠打击日寇。在开展军事斗争同时，还大力进行了根据地建设。在健全东路党组织的同时，在常熟、苏州、无锡等地都建立了一批共产党领导的县、区、乡各级政权机构——抗日自卫会。同时，还非常重视抗日统一战线的建设，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经过半年的战斗，形成了以无锡为基地，苏（州）常（熟）太（仓）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与太（湖）滆（湖）连成一片的广大抗日游击区，新江抗也发展到3000多人，成为插在日伪心脏地区的一把尖刀。

1941年1月，国民党悍然发动了皖南事变，使皖南新四军军部和部队遭到了重创。党中央严厉谴责了国民党的罪行，并且重新组建了新四军军部，由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同时，江南的新四军部队整编为新四军六师，父亲为师长兼政委。东路部队改编为十八旅，西路部队改编为十六旅。

六师部队打通了苏南、皖南和浙西的根据地，形成西起南京、芜湖，东至淞沪，北临长江，南抵天目山麓的广大根据地。成为新四军在华中开辟的八个战略区之一，也是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建立的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之一。5月，成立了中共江南区委会，父亲为书记。

但日伪绝不甘心在他们的“卧榻之侧”存在共产党的根据地。1941年7月，1万多日军（日伪军共3万人）扑向苏常太地区围攻我十八旅，开始了第一期“清乡”运动。敌制订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采用当年国民党军五次“围剿”破坏中央苏区的手段，着力破坏我根据地。开始时，我军用对付一般“扫荡”的方式应对，但很快发现其与一般“扫荡”的不同，对根据地的破坏程度超过以往。8月上旬，中共江南区委和六师在无锡北部召开了干部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以分区转移对付敌分区‘清乡’”的方针，很快调整了策略。十八旅主力部队冲出敌封锁线，根据地则采取“避开强敌、分散埋伏、积聚力量、等待时机”的策略，撤销公开的县区党政机构，转移公开的党员和干部。10月，十八旅北渡长江，进入江（都）高（邮）宝（应）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11月，位于溧阳县塘马村的十六旅旅部遭日军偷袭，旅长罗忠毅和政委廖海涛牺牲。父亲极为悲愤，罗忠毅、廖海涛都是他在闽西三年游击战时的生死战友。

1942年4月，中共华中局对苏南党政和部队进行了改组和改编。父亲奉命于5月赴盐城新四军军部，11月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1943年2月，由于二师政委郑位三同志病重，需离队疗养，父亲又奉命担任二师政委和淮南区书记，到达了淮南。由于当时新四军军部转移到了二师的驻地范围内，因此二师还有重要的保卫军部的责任。原二师副师长罗炳辉升任师长，两个红十二军的老搭档又在一起了。两人密切配合，罗炳辉负责作战，我父亲主要进行了“精兵简政”、淮南区的整风及建设和巩固淮南区根据地的一系列工作。

1944年下半年，罗炳辉因病需要到津浦路东地区养病，我父亲则坐镇津浦路西对付日伪顽的联合进攻。11月，粉碎了日伪军7000人的七路进攻，同时沉重打击了搞摩擦的桂军一七一师，取得“古鸡岗”战斗的胜利。1945年春，桂军一七一师不断进犯二师淮南根据地，二师组成“路西战役”指挥部，父亲和彭明治任正副指挥，进行了黄町庙战役，狠狠打击了桂军一七一师。

1945年，在延安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父亲当选为中央委员。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成立中共华东局，下辖华中分局，父亲为华中分局副书记，书记是邓子恢。11月，留在华中地区的新四军主力，组建为华中野战军，粟裕为司令员，我父亲为政委。1946年7月，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在华中地区也集结了12万人，妄图一口吃掉华中野战军的3万人。华中野战军不畏强敌，发动了“苏中战役”，连续七战，共歼敌5.3万人，取得七战七捷的胜利。后来，父亲又担任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兼东兵团（后为山东兵团）政委，司令员为许世友。参与指挥了胶东保卫战、济南战役等一系列战役。

1946年11月，在淮海战役期间，父亲率山东兵团参加了战役，为淮海战役总前委之一。1949年初，华东野战军整编为第三野战军，父亲任第一副政委。3月，父亲和陈毅赴西柏坡参加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4月25日，作为渡江战役总前委之一，父亲指挥“中集团”的七、九两个兵团从安徽芜湖率先渡江。渡江后，父亲率七兵团直下浙江，于5月初解放了杭州。杭州解放后，父亲任浙江省委书记，转到了地方工作。

1952年，父亲作为华东局第三书记，调到上海主持工作。1954年底，又调到北京中央工作。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父亲当选中央委员和书记处书记。1958年，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父亲增补为政治局委员。1959年4月，在第二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父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斗争，受到林彪、四人帮集团的迫害。父亲经受住了考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平反。后来又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83年9月30日逝世。

至此，我粗略地回顾了父亲的一生。通过回顾，我感到父亲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秀品质。一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父亲早年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发，自发地与资本家做斗争。正是学习了马列主义以后，提高了阶级觉悟，才成为了一名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二是要善于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他一生中无时无刻都在向周围的领导和同事学习，在实践中向群众学习。也注重从书本中学习，在分管农业工作时，读了大量农业方面的书，达到接近专家的水平。三是勇于批评自我批评。对同志肝胆相照，有意见就说，是有名的“谭大炮”。他也严格要求自己，勇于自我批评，工作中从不争功诿过。一生中，“张邓谭”、“陈粟谭”等都是无话不谈的好友。出了问题他也勇于承担责任，从不向下级推卸责任，他的老部下都说当他的下级最安全。

我们党有“批评自我批评”等很多好的作风，通过学习党史，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好经验、好作风，在全体党员中深入学习、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是很有必要的。

六师分会  谭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