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王勇
我叫王勇（曾用名王惠英）。1925年1月出生于山西省晋城县县城一个贫民家庭。当时的家境还过得去，1930年开始，蒋、冯、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家中的生活每况愈下。妈妈身体不好，缺医少药，长年卧床不起， 我很小的时候就带着妹妹照顾妈妈。由于家里没有男孩子，为了家中生计长久打算，全家节衣缩食送我上学念书。1931 年9月至1937年7月，在晋城县县立女子高级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考入了晋城县县立女子中学读书。
十三岁带着国恨家仇走上抗日救亡道路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向守卫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还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民族团结抗战的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军队团结起来，构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以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命令，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下辖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师。从8月22日起，八路军三大主力师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作战，抗击日本侵略军。
由于日本侵略军的节节进逼，山西处在了抗日的最前线，山西共产党组织在中共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利用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的名义进行紧急动员。1937年5月至7月，山西省牺盟总会派遣特派员到各县，广泛发动群众，贯彻执行党的全民抗战的路线，开展全民抗战的动员工作。1937年8月，为了加紧应战和实战动员，加强边境地区的工作，山西省牺盟总会决定在大同、平定、晋城和运城成立4个牺盟会中心区，晋城牺盟会中心区应时成立。我小学毕业步入中学，此时接受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参加了晋城牺盟会以学校为基地的抗日救亡宣传队，采用办墙报、写标语、发传单等形式，宣传牺盟会“铲除汉奸，武装抗敌，牺牲救国”“守土抗战”的宗旨，呼吁“不愿做奴隶，不愿做汉奸的人都联合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等一系列活动。
1938年2月下旬，日军逼近晋城，飞机轰炸晋城县城，学校被炸成平地，老百姓到处跑反，东躲西藏。兵荒马乱的日子，父亲带领全家跑到边远的乡下生活。4月底，日军撤离晋城后，父亲返回县城接奶奶到乡下生活，可是怎么也找不到，经四处打听才得知，日军占领县城时，奶奶死在战乱的街头。全家悲痛万分，安葬了奶奶，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向日本鬼子讨还血债的种子。我四处打听牺盟会的消息，下定决心，想方设法找到他们，跟着他们去打日本鬼子！
1938年9月的一天，父亲带着我及小妹妹趁日军第3次撤离县城时， 回家取些生活用品。在路上我遇见了一个同学，同学告诉我县里的牺盟会“青年抗敌决死队”撤到了高平县，在高平县成立了“雷电剧团”，专门宣传抗日救亡，号召广大青年参军抗倭、保家卫国，现在正缺人手，欢迎我们学校的宣传队员参加。我立即与同学商量，结伴而行去高平县参加“雷电剧团”，投身到抗战的队伍中去。当我把这一决定告诉父亲的时候，父亲沉默了许久后，只说了一句话：“闺女去打鬼子吧，为你奶奶报仇！”临别时我拉着妹妹的手说：“照顾好娘”。向父亲深深一鞠躬说：“爹，俺走了”。13岁的我来不及告别生病卧床的母亲，含着眼泪，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
1938年9月至1940年2月，我在山西高平县参加了牺盟会“青年抗敌决死队”组建的“雷电剧团”，随剧团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到抗日前线，向工农兵学习，与工农兵结合。剧团创作了大量反映工农兵生活及抗日救亡的秧歌剧、话剧等文艺作品。
参加八路军走向抗战最需要的战场
1940年初，为进一步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中央决定派八路军一部南下，新四军主力一部北上，控制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地区。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创建新的根据地，以打破国民党把八路军限制在黄河以北，切断与新四军联系的企图。为此，八路军总部于1月24日指示黄克诚同志：以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和冀鲁豫支队等部组成八路军第二纵队，准备随时南下增援新四军，开辟新的根据地。
1940年2月，八路军三四四旅六八七团，根据上级指示向山西东南地区发展，做随时南下的准备工作。我和“雷电剧团”的部分团员，就在这时参加了八路军六八七团任宣传员，2个月后归建三四四旅宣传队。4月下旬参加了由黄克诚、杨得志指挥的反击顽军石友三部队的战斗，并歼灭敌之大部，虽然在后方做宣传鼓动工作，还是第一次经历了近距离战争的锻炼。
1940年5月5日中共中央指示：华北敌占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华中是我军重要的生命线。为此，总部令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二纵队，分两个梯队南下华中。三四四旅大部及新二旅一部于5月中旬从鲁南定陶出发，于萧县黄口越过陇海路，6 月下旬，进到新兴集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师，并在油张集击退日军400多人进攻，歼敌150余人。6月27日接中央军委电令，第二纵队三四四旅，新二旅主力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活动于陇海路南、津浦路西、淮河以北地区。7 月中旬，三四四旅（六八八、六八九团）改为四旅留归八路军第四纵队建制。黄克诚率新二旅（五团、六团）和六八七团到达皖东北地区，奉命与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支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以一部坚持皖东北，主力挺进苏北。
皖南事变后，八路军第五纵队改为新四军第三师，八路军第四纵队改为新四军第四师。四旅改为十旅，旅长刘震，政委康志强，下辖二十八、二十九团， 部队活动于宿（县），蒙（城），凤（台）地区。
1941年2月初，顽军李品仙，汤恩伯部集中优势兵力对豫皖苏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至4 月下旬，新四军第四师遭到一定损失。上级决定除留少数部队坚持游击战外，主力撤至皖东北。十旅（六八八、六八九团）于1940年6月到豫皖苏时的约4500余人，伤亡减员1300余人。1941年9月，十旅与九旅对调，九旅归第四师建制；十旅归第三师建制。十旅进到淮海后，改十旅兼淮海军区，坚持淮海区抗日斗争。我自参加八路军后，一直在三四四旅（后改四旅、十旅）宣传队任宣传员，于1941年4月由蒋复（原名蒋捷夫）、李英俩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跟随部队从华北战场转战至华中淮海地区，在淮海地区一直战斗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日本帝国主义为加强对英美作战，对国民党进一步推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则集中主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在斗争中淮海区面对日伪军集中20000余人的大“扫荡”，采取了精兵简政、主力地方化、党政一元化等措施，党政机关精简60%。主力与地方武装编成4个支队12 个团，由各中心县委直接指挥，坚持各地斗争，不和敌人正面硬拼，主力忽而跳到外线作战，忽而从敌间隙插回来，寻机歼敌，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全面展开，真正处于包围的并不是新四军，而是日伪军。
1943年4月，十旅发动夏季攻势，先后攻克胡集、钱集、汤沟、老张集等35个据点。至1943年冬，经过一年多的反“扫荡”、反蚕食、反伪化的艰苦斗争，使根据地除高沟、杨口两据点外，共攻克据点50余个，歼日伪军5000余人，根据地恢复到大“扫荡”前，主力部队由3200余人发展到8000余人，地方武装发展到9000余人。
在艰苦的反“扫荡”斗争中，我于1942年11月至1943年3月在新四军第三师十旅供给部任文书；1943年3月至1943年11月在十旅政治部任油印员。在油印员任上我经历了一次惊险的考验。当时一天行军打仗下来，部队十分辛苦，宿营后部队休息了，油印工作却开始了，刻钢板、印刷材料经常工作到深夜。1943年秋季的一个夜晚，我坚持把所有资料印刷出来并把钢板刻好，在最后校对时，由于疲劳不知不觉睡着了。一声狗叫将我惊醒时，发现部队已经转移不知去向，整个驻地只剩下我一人，我紧张地出了一身冷汗，掉队就脱离了部队，面临被俘的危险！部队是发现敌情紧急转移还是接到上级指示转移呢？我不敢多想，镇静下来，迅速藏匿起油印机，销毁了蜡纸，将印刷好的资料打进背包立即出发追赶部队。部队转移到哪里去了？我在村口放慢了脚步，一边思索，一边仔细观察，急中生智我想起白天部里领导曾经说过：这次任务是配合盐阜军区进行反“扫荡”。盐阜军区地处淮海区东边，应该朝东追赶部队，于是加快步伐，一路小跑，跑累了也不敢停下，心里想着坚持，坚持再坚持！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泪水湿透了，经过2个小时的急行军，终于在天亮的时候追上了部队，拉着战友的手，我几乎瘫下来了。
1943年底，反“扫荡”斗争胜利后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我在新四军第三师十旅文工团任团员。
1950 年蔡永、王勇夫妇于武汉
八路军三四四旅（后改四旅、十旅），自1940年6月至1945年10月，从华北南下华中，先在豫皖苏地区，后在皖东北地区，落脚在苏北淮海区，担负着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斗争任务。历时5年4个月，主力由5000人发展到14500人，地方武装发展到15000人，对敌作战1560余次，歼敌20000余人。
1945年10月8日，新四军第三师十旅告别淮海根据地，进军东北。
三师分会 王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