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乳燕展翅

                                            王  静 1956年

  1913年12月14日，江苏省高邮县小学校长王守廉家又喜添娇女，婴儿长得眉清目秀，王守廉先生对妻子说：“这孩子长大了希望她能成为女中俊杰，我们就叫她为俊吧。”这个可爱的女娃娃就是我们的母亲王静，当时外祖父为她取名王为俊。她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以后真的成为一名女中俊杰。

    我们的母亲出生书香门第。外祖父王守廉，字峭伯，是一个清贫的读书人，曾是前清最后一次科举秀才，后毕业于苏州高等学堂，还在上海报馆当过编辑。他秉性刚直不阿聪慧博学，在乡里民众中很有威望，被尊称为有 学问的“大先生”。他思想开明，支持民主革命，在辛亥革命时曾冒险为革命军筹备粮草。他赞成废除科举，推进新学，毅然辞去上海神州报馆的编辑职务，回乡创办高邮县第一所县立小学校，并担任校长。他治学严谨，直到临终前一天还乘轿子到学校巡视，交代工作。外祖母虽不识字，但聪明能干，深明大义。为支持丈夫去苏州高等学堂读书，她5年不做一件新衣，变卖了结婚时的首饰支持丈夫做事业。她勤俭持家，公爹的棺材是她油漆的，娶弟媳的酒席是她操办的。她缝制的衣服比裁缝做的还漂亮，丈夫夸她能干，为她取名程干卿，说如果她识字可当他办学的好助手。家中读书气氛很浓，外祖父很有文学修养，爱吟诗填词，也教孩子们背诵诗词，作诗写文，每到夏天晚上纳凉时，常常是满院的读书、吟诗声。母亲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书卷气很浓的家庭，不幸的是外祖父身体不好，年轻轻的染上肺结核，35岁即病逝，当时母亲只有5岁。

母亲排行第三，她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和弟弟。外祖父去世前后，姐姐弟弟都相继病故，只剩下她和哥哥兄妹二人。外祖母面对着夫逝子亡的沉重打击，表现得很坚强，她决心将孩子们抚养成人，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两个孩子身上，盼望他们有出息，长大以后成为英雄俊杰，好为她扬眉吐气。她经常叮嘱子女要努力读书，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表示宁愿卖田卖地，自己再多吃苦头也要让孩子们读书，还经常教育他们要洁身自爱，自重自强。外祖父去世后，家境相当贫寒凄苦，她苛刻自己，厚待儿女。外祖母的谆谆教诲，使孩子们小小年纪就很懂事，母亲自幼好学上进，十分要强，学习成绩总是优秀。

在启蒙教育中对母亲影响最深的另一个人是哥哥徐平羽（原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原名王为雄，1929年就参加了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他也是一个博学的才子，写有许多诗词文著。外祖父去世后，哥哥对妹妹倍加爱怜，教她吟诗作词，使幼小妹妹的心灵里萌发了爱好诗文的情愫。在妹妹迈入中学校门后，哥哥更是热情地向她介绍了许多新文艺进步书籍，如《新青年》杂志、创造社的刊物，郭沫若、茅盾、巴金的作品，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红楼梦》《水浒》《三国》《儒林外史》等中外名著数百册。很多进步书籍在当时是禁书，母亲就在晚上躲在被窝里看，在宿舍走廊的路灯下看。富有革命精神、民主思想的进步书刊大大开阔了少女的视野，为她插上理想的翅膀，陶冶了她的情操，教她懂得真、善、美。哥哥还悄悄地教妹妹唱国际歌，鼓励她去上海贫民区教书，了解社会底层，献身普罗（无产阶级的）事业，以后又亲笔写信介绍她去延安从军抗日，并为她取名王静。妹妹也看到哥哥从小爱打抱不平，有时在外边仗义助弱被打得头破血流地跑回来，家里人劝他少管闲事，他还不服气。长大后在上海读书时，宁愿自己挨饿也将家中寄去的不多的生活费资助比他更困难的同窗或用于革命活动。看到哥哥为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四处奔走，不畏艰险，出生入死，甚至坐牢。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的熏陶下，母亲很早就接受了民主思想，从少女时代就憧憬革命，立志做一个自主的人，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决不亚于须眉。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高邮县也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展示了进步和正义的巨大力量。不久北伐胜利，北伐军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战歌经过高邮县境，激起少女纯朴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热情。小学毕业那年，有位晚课教师告诉她共产党讲平等。并列举人力车夫出卖劳动力仍食不裹腹，过着非人生活，富人坐车，穷人拉车的不平等社会现象，要革命，要建立新社会，要实现男女平等，自由民主等等。使少女大以为然，从此与共产党建立感情。

1927年，母亲考入江苏省省立扬州中学。中学生活使她接触到更多的新思想。高中时男女同班，竞争性很强，母亲既聪明又用功，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3门功课有12门甲等。她不仅学习好，且能歌善舞。她生性活泼，在小学时就曾表演过《葡萄仙子》《麻雀和小孩》等歌舞，上中学后更是校园新文化活动的积极份子，经常登台表演歌舞，演古装舞《木兰从军》，在话剧中女扮男装担任男主角。

1929年，哥哥为雄在上海被捕关进龙华监狱，加上又发生“五卅”惨案，引起她极大的愤慨和震动，深恶当局的黑暗和腐败，思索着改造社会救国强国的道路。当时她相信教育可以救国，立志将来做一个教育家。她经常和一些志同道合的老师、同学讨论教育救国的问题，组织读书会，发表论文，探讨用教育唤醒民众，改造社会。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的浪潮在全国风起云涌，扬州地区也爆发了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母亲和广大进步同学一起走出课堂，走向街头，罢课、集会、游行，为群众演唱救亡歌曲，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同学们手挽手，肩并肩，脚走疼了，喉咙沙哑了，但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们决心斗争到底。她还参加了学生义勇军，每天出操打口哨，满腔热情地期望自己能够为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作出贡献。

1933年，母亲高中师范毕业到镇江教书，实现了她教育救国的夙愿。她鄙视省党部女职员光谈恋爱不工作，被人称为花瓶。她热爱教师职业，以此为荣为清高，认真教书，幻想用教育改造社会，振兴中华。同时也考虑到哥哥早已外出革命，自己留在孤苦的外祖母身边能给她一些照顾和慰藉，尽做女儿的责任。但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大片国土沦丧，同胞们在铁蹄下饮泣，偌大的中国摆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山河破碎家难圆。残酷的现实彻底粉碎了她教育救国的幻想。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母亲决心投奔革命，投奔民族解放的战场。在离开心爱的教育事业以前，她为学生们上了“最后一课”，痛斥日寇暴行，痛斥“先安内后攘外”不抵抗主义卖国行径，教育学生们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母亲声泪俱下的讲完课，同学们都哭了。他们舍不得可亲可敬的王老师，又十分支持和羡慕王老师的革命决心和行动。母亲就这样告别学生，告别亲人，告别故土，毅然奔赴延安，走向神圣的革命之路。

二、延水河畔

1938年3月，母亲怀着抗日救亡的热情，推翻旧制度的壮志，来到了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接待她的是张爱萍同志。年轻的张爱萍同志热情欢迎这些投奔革命的热血青年。由张爱萍同志介绍，母亲冒着风险，通过国民党层层关卡，辗转来到延安。

在延安，她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延安中央党校、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宝塔山下，母亲接触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生活虽然异常艰苦，住窑洞，吃小米，开荒生产，但却是那样的充实和有意义。母亲呼吸着延水河的清新空气，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道理，认真听讲，认真思考，结合敌后根据地如火如荼的斗争，结合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的黑暗，认识上迅速提高。她接受了马列主义理论的系统教育，认识到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进的政党，共产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理想，最壮丽的事业，坚定了献身革命的决心。

1938年5月，母亲由队指导员超琳、区队长张辉介绍入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不久就当了党小组长。母亲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她的刻苦，她的奋发，她的诚挚为同志们所喜爱，在“抗大”时被评为学习突击队员，还推选她为女生队救亡室主任。每天清晨，在校园里都听到她“三队集合！”稳重悦耳的声音，看到她美丽矫健的身影，她和战友们整队出操，开始一天紧张多彩的生活。

岗峦重叠的延安样样都使母亲崇敬，首先是学校的老师，毛主席给他们上过课，老师们中有许多是经历过大革命、苏区斗争、长征考验的年轻的老革命。他们衣着朴实无华，讲课生动，

那满腹经纶，那深邃的思想，那革命的热情，那传奇式的经历有着不可思议的魅力。

                                               陈志方、王静夫妇1938 年于延安清凉山

他们中的一位青年老布尔什维克就是我们的父亲陈志方。父亲还记得母亲刚到延安的情景，那天她穿着黑色长呢子大衣，脸庞洁白透着红润，文静大方，给他留下深深的印象。后来得知她就是徐平羽同志的妹妹，表现又那样突出，爱慕之心油然而生。而这位大学生出身，高个子浓眉大眼的年轻的长征干部，不知从何时起也引起了母亲的注意，以后又不知从哪里起就开始了他们革命的罗曼蒂克的师生恋。母亲入党转正以后，他们才在抗大校园里喜结良缘。婚礼办得十分俭朴，父亲虽是领导干部却身无分文，倒是母亲用家中带去的零花钱买了些烧饼宴请战友。而战友们的盛情和欢乐，又使婚礼是那样的隆重和热烈。在宝塔山下，母亲终于找到了她人生奋斗目标，为消灭剥削制度，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终于找到了她忠诚的伴侣，在以后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互敬互爱，互助互励，相濡以沫，奋斗不息。

三、挺进敌后

1939年，党先后派几批干部到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父母也离开延安重新回到家乡苏北开辟抗日根据地。这时的母亲已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反法西斯女战士了。她曾在高邮县委组织部、新四军三师政治部、八旅政治部、二十三团直属队等部门担任政治指导员、组织干事、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做过民运工作，在敌占区还以杂货铺老板娘的公开身份为掩护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在艰苦的抗日武装活动中，母亲对革命忠诚积极，不怕困苦，英勇无畏。

她从延安向苏北进发的长途跋涉中，已有身孕，反应呕吐，吃不下饭，仍然和男同志一样坚持每天行军60华里，不叫一声苦。在反“扫荡”斗争中，女同志本可以疏散打埋伏回家，但她坚持留在部队。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在敌后农村从一条战壕到另一条战壕，从一家茅屋到另一家农舍，千百回来去；在炎夏的烈日下，在严冬的大雪纷飞中，在雷电交加的黑夜里为发动和组织群众奔波；在敌人“扫荡”奔袭的炮火下，深入部队宣传鼓动，检查部队群众纪律。在一次反“扫荡”斗争中，险些被日本鬼子抓去，在乡亲们的掩护下，化装成老百姓才得以脱险。

当时母亲只有我们的大姐小征一个孩子，对大姐是十分疼爱的。那时环境十分艰苦，穿的都是部队发的粗布军装，母亲就将一些断成一段一段的毛线捻成一起，为大姐织了一件十分漂亮的花毛裤。那时能有一小块花布也会让母亲高兴好几天，她会精心设计为大姐缝制出漂亮的小裙子，将大姐打扮得招人喜欢，母亲还教她唱歌跳舞，《延安颂》《游击队员之歌》等等都是母亲教会的。大姐小时候在老乡的打谷场上，常常给叔叔阿姨们表演歌舞，逗得他们哈哈直乐，为紧张的战斗生活增添了色彩，但是为了革命，母亲又具有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有一次母亲下部队，将大姐和保姆留在家中，不料半夜保姆逃跑了，剩下大姐一人弄得满身是泥，幸亏叔叔阿姨们相助才没出事。

1943年日寇对我盐阜地区疯狂大“扫荡”，父母决定将大姐打埋伏到盐阜区益林镇大东庄一个老乡家里。年仅2岁的大姐被抱走那天，寒风凛冽，她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以为去赶集玩呢，母亲匆匆在她衣袋里塞了两个鸡蛋，忍不住掉了眼泪，在事关生死离别的时候，母亲毅然服从革命战争的需要。直到反“扫荡”胜利，大姐才被接回来。由于物质条件太差，回来后在沙于旺大姐又染上重病，高烧不退，母亲经常彻夜不眠，为她量体温，观察病情，操尽了心血。经过治疗和母亲无微不至的护理，大姐才得以康复，恢复了天真活泼的模样。疾风知劲草，越是艰苦的环境越显示了母亲是一位外柔内刚的坚强女性。

母亲的勇敢、坚强和突出表现得到组织的表扬和同志们的称赞，1942年在三师八旅三八节妇女大会上被授予模范女同志的光荣称号，李雪三政委称赞她在工作中是党的好干部，在家庭中是革命的贤妻良母，号召全旅女同志向她学习。

四、转战南北，解放全中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人们兴奋，人们喜悦，小日本垮台了！该过上太平日子啦！但是庆祝日寇投降的锣鼓声很快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大炮声所代替，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又挑起新的内战，一场保卫人民胜利果实，解放全中国的伟大的解放战争拉开了帷幕。当时东北地区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国、共两党都把它看成是战略上成败的关键。因此解放战争一开始，新四军三师就奉命向东北进军。

父母随部队离开苏北根据地奔赴东北战场。一路餐风饮露，枪林弹雨，征程三千里。母亲为了保护随军行动的孩子们吃尽了苦头，大姐曾坐过独轮车、大马车，曾被用担子挑着走，还睡过“马背上的摇篮”，就是用棉被包着绑在马背上走。因为远远看去像一门迫击炮，叔叔阿姨们又为我们的大姐取了个别名：“迫击炮”。有一次警卫员领着大姐走掉了队，走错方向，差点被国民党抓去。二姐小东出生在途经山东临沂的路上，由于行军，长时间不能停下来给孩子换尿布，长了褥疮，小屁股都烂了，疼得她哇哇直哭，十分可怜。在过北宁路敌人封锁线时，部队急行军一天一夜，不能给孩子喂奶，等到了宿营地时，小东哭都不会哭了，奶也不会吃了，当时又没有水，只能用茅草房檐上滴下来的雨水，一点一点地喂她，才把这小生命挽救过来。

母亲带着孩子们历尽千难万险，紧紧追随革命部队向北前进，前进……部队途经山东火速行进到长城脚下，冲破北宁封锁线，出喜峰口进入东北阜新，占领两厢，解放四平，解放安达（今大庆市），解放哈尔滨，解放齐齐哈尔，解放北安，解放长春，解放沈阳。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人民解放军不断向南推进，节节胜利，势如破竹，解放天津，解放北平，解放武汉……母亲带着孩子们也坐上火车、汽车，穿越中国东部直抵广州。

在解放战争的岁月里，母亲已是成熟干练的领导干部了。她先后担任过东北龙江军区卫生部政治部主任，军区医院政委、东北铁路总局中央医院政治部主任。她带领医务工作者抢救了一批又一批伤员，治愈了许许多多危重病人；她经常深入病房，察看病情、伤情，向伤病员问寒问暖；她时时教育医务人员要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医术上精益求精；她作风平易近人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每当她出现在病房时，听到“王政委来了！”伤病员都围拢过来向她倾诉衷肠。她给同志们带来温暖、关怀和鼓励，“王政委”的名字在群众中传扬，得到尊重和爱戴。这段时间父母总是聚少离多，父亲随野战部队战斗在前方，母亲带着3个孩子，坚持工作，活跃在刚解放的新区。

1949年初，天津解放。党组织委派她任军事代表和党的书记，带领工作组到天津铁路局天津车务段实行军事管制。战后的天津百废待兴，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国民党反动派遗留下来的敌对势力十分嚣张，许多群众对解放军还不了解。母亲带领军管组夜以继日地工作，了解情况，宣传党的政策，整顿纪律，建立规章制度，实行包乘制，打击地痞流氓，打击在火车上贩卖大洋、走私等不法活动，维护铁路交通秩序，改造留用人员。当时留用人员保留原职原薪，待遇很高。而我们的军代表实行的是供给制，每月只有几元钱津贴费，生活异常清苦廉洁。通过大量艰苦细致工作，人民解放军很快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辛劳为人民的作风赢得了人民拥护，军管组的工作得到了全车务段人员的支持。作为南北交通大动脉的津浦线很快恢复正常秩序，畅通无阻，对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起了重要作用。母亲还为天津车务段培养了一批干部，日后都成为车务段的骨干。

五、在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年代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母随第四野战军先后进驻广州市，根据革命形势需要离开部队调到广州市人民政府工作。母亲当时虽然只有30几岁，但凭她的才智被任命为广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副局长、代理局长。刚解放的广州市秩序十分混乱，国民党经常派飞机进行骚扰、轰炸，市府宿舍的院子里警报声、爆炸声令人心惊。特务四处活动，地痞流氓乘机作案，大白天抢劫民宅时有发生。民政局管辖的多是棘手问题，有人戏称为“不管部”，因为凡是伤脑筋的不好管的事都归它管。母亲身为党的领导干部，时刻将人民的疾苦挂在心间，经常深入基层，出入市民家庭，了解情况，研究措施，救济困难户，优抚烈军属，安排失业人员就业，检查街道办事处的工作。

1951年民政局和公安局、卫生局密切配合进行大刀阔斧的社会改革运动。公安局封闭查禁妓院、舞厅、赌馆、暗娼；捉拿老鸨、人贩子；民政局收容妓女、舞女、小偷、扒手、赌徒。先由卫生局给他（她）们治病（性病），然后安排到民政局组办的生产教养院，在农场、砖瓦场、养鱼场、编织厂等十几个部门进行劳动教养，将他（她）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同年，民政局、公安局、卫生局又联合开展扫鸦片的统一行动。查封烟馆，捉拿烟贩，收缴烟具，打击黑社会，焚烧鸦片，收容医治（戒烟）改造烟民。1951年6月3日是虎门销烟110周年纪念日，广州市举行禁烟禁毒大会，在广州市观音山（即越秀山）体育广场公开销毁鸦片及烟具。大会由时任中共广州市常委兼市政府秘书长的父亲陈志方主持，父亲并和广东省政府副主席李章达 (民主人士)点火焚烧鸦片，会后举行了禁毒大游行。广州市人民政府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将在旧中国长期曼延的社会丑恶现象一扫而光，社会秩序大大改观，市风明显好转，广大市民拍手称快，赞扬中国共产党人是当代林则徐，称颂人民政府是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

这之后是支援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母亲作为人民政权的第一代女局长，为广州市人民政权的巩固，为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洒下辛勤的汗水。她的热忱、她的作风、她的政绩给人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多年后许多老战友回忆时无不由衷的敬佩。

六、外交与友谊

1956年，中央从各部门选调了一批有文化德才兼备的干部充实外事工作。父母被调到外交部出任驻外使节。从1956年到1978年，母亲先后担任驻叙利亚、伊拉克、乌干达、瑞士、越南使馆政务参赞和代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女参赞。

20多个春秋中，她出入各种外交场合，进行各种外事活动，落落大方，风度翩翩。20多年前正当她青春年华时，为抗日救国毅然脱下旗袍换上戎装。20多年后她又为祖国的外交事业重新穿上旗袍。记得第一次看到母亲穿旗袍时，觉得她真是太美了，那气质，那风度，简直令人着迷。特别是她那才华横溢的言谈，使她在外交场合中经常形成一个自然的友好交谈的中心，她那有条不紊，生动风趣的话语，将中国人民的友谊传送到外国朋友心中。

她结交了不少外国友人，有政府高级官员，政界要人，有大企业家，有社会名流、有作家、科学家、艺术家，还结识了许多爱国华侨。父母在瑞士工作时和长居瑞士的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先生结下深厚的友谊。斯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中美关系解冻起了重要作用。在斯诺生命最后一年的病重期间，父母积极建议国内派医疗组为他治病，我国的医疗组人员就住在斯诺家里，父母也经常去探望，直到斯诺临终前，父母亲还守在他的身边。

母亲还注意在外交中开展夫人工作，通过夫人的微妙影响，解决了一些重要问题。在外交活动中有时也会碰到一些不友好的挑衅，她总能沉着应付，巧妙周旋，既灵活又不失原则。母亲每到一个国家都十分注意了解驻在国情况，进行大量调研工作，认真贯彻党的外交政策，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策略。母亲还负责使馆内党的领导工作，她关心同志，待人热情诚恳，作风民主。她经常提醒使馆工作人员在远离祖国的情况下更应该学习党的方针政策，防止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在大是大非面前要立场坚定，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她鼓励同志们要努力学习外语，外事业务，学习国际知识，她自己在将近50岁时还继续刻苦学习英语。她关心同事们的生活，尽量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每次回国总要跑遍使馆所有干部的家庭，了解疾苦，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在20多年的外交风云中，她始终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外交路线，维护祖国的独立和尊严，利用常驻国的有利条件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为增进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贡献力量。斗转星移，岁月奔流，2004年母亲已是90岁高龄的期颐老人，

头上的白发显示出岁月的无情。但母亲的心依然年轻，因为她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人民解放事业，奉献给民族独立事业，奉献给永葆青春的共产主义事业。她虽离休在家，但壮心不已，激荡的情怀依然与祖国的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大业紧紧相连。

而今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十余年，但母亲的情操，母亲的品德，母亲的理想和那博大的母爱将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延伸，延伸。

  三师分会 陈越秀 陈龙江 陈小东 陈小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