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时候在学校里每当老师和同学们问起家长姓名时，我们姐弟三人都会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

父亲姓夏，你姓崔？”为什么？我们回家问母亲，母亲告诉我们：“你们的父亲因为参加革命改了姓名。”

一、受进步思想启迪，向往参加红军

我们的父亲夏峰（原名崔宗舫）1919年9月生于河南省巩县（现巩义市）鲁庄乡小相村一个书香世家。祖父崔普安洛阳师范毕业，曾教书数年，后回归乡里。父亲一辈兄弟姐妹4人，父亲上有大哥，下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祖父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父亲6岁进入本村私塾（后改为初小）念书。在家庭的督导下，父亲学习认真努力。旧时的乡村学校灌输的都是些忠孝节义的封建思想，而父亲则是崇拜古代少年英雄。父亲11岁进入偃师官庄高小，适逢九一八事变，父亲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对国家和民族有了初步认识，痛恨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敬佩爱国青年和抗日志士。

父亲同家族的三祖父因家中无男丁，在父亲12岁时被过继给三祖父家，以便将来为其养老送终。对这种家庭包办的封建过继，父亲心中十分不满。特别是他在学校阅读了一些如《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等进步书籍后，心中渴望自由发展，反抗封建包办礼制的思想开始萌芽。

父亲13岁考入偃师中学，这所学校始终容纳有进步教师，共产党员吴芝圃（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南省委书记）是父亲的国文教师，在吴芝圃引导下，父亲和同学们阅读进步书刊，尤其是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之后，联想自己的境遇，父亲更加痛恨封建旧制度，反封建的思想意识逐步增强。吴芝圃老师在学校里组织学生读书会、演新剧、闹学潮、反对旧政府等活动，父亲总是积极参加。吴芝圃老师的教育和引导，在父亲和他的同学们心中播下了向往光明向往革命的种子。日后这个学校里的很多同学和父亲一样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林毅忠（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体育师范学院院长）、朱之闻（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等同学。

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豫西征陕南，豫西社会大为震动，由此父亲开始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是推翻旧社会的唯一力量，为其神秘力量吸引，向往参加红军闹革命。恰在此时，三祖父以停学和结婚相逼迫，更引起父亲的不满和抗争，在家庭的逼迫下，严峻的现实和暗淡的前景都使父亲向往光明和自由发展的愿望难以实现，父亲对家庭的封建包办更加厌弃。

1935年夏，父亲离家进入北平志成中学高一念书。到北平读书求学使父亲进一步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结交了新的同学。在北平期间，父亲耳濡目染了著名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痛感国民党当局对日之屈辱退让，初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之抗日主张，抗日爱国与反封建思想交织在一起。正当父亲为抗日爱国情绪所鼓舞时，因家中遭讼事无力供父亲在北平继续念书，祖父托人逼父亲返家。1936年初父亲中断学业，被迫返乡。刚看到一线光明，转瞬又变成黑暗。缀学回乡后，父亲联络一些同学开展进步活动，但屡受挫折，出路在哪里？光明在哪里？父亲感到迷茫。1936年9月父亲接到在北平志成中学认识的同学和同乡杨庆生（杨瑞君）的来信，信中告知父亲东北军学兵队在招收矢志抗日救国的进步青年，约父亲前往西安，父亲毅然离家，应约于 1936年10月初抵达西安报名参加了东北军学兵队。

二、奔赴延安参加革命

东北军学兵队是张学良将军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后，为培训东北军抗日骨干而建立的。学兵队于1936年8月组建，9月在西安正式成立。学兵队的大多数学员是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通过北平地下党组织招收的进步青年，其中大部分是民先队员，也有一些共产党员。学兵队成立后，立即建立起秘密党支部和党总支，在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发展党员。

父亲参加东北军学兵队分在第四连。学兵队的学员一律按普通士兵待遇，学习训练分为军事课与政治教育，军事课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筑城》《测绘》等。实际操练有队列，单兵战术，班排连进攻与防御等。因军事教员都是军校毕业，军事素质好，学员都是知识分子，接受和理解能力较强，学习成绩都很好。政治课是学兵队的另一门主课，以提高学员政治思想觉悟，团结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为宗旨，教育内容有：马列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时事政治实际上是中国近代革命史，重点是抗日救国斗争历史和现状，抗日理论和实际，苏联革命、中国苏区、红军斗争历史和现状。授课的政治教官都是共产党员（秘密身份）。同时还请一些社会著名人士进行专题授课，如刘鼎、朱理治、宋黎等（都是共产党员），请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讲他被红军俘虏后在苏区的所见所闻。学员们听课都十分专注，学习认真。在这抗日氛围浓烈的环境中，父亲感到十分快慰，但父亲认为张学良虽然在抗日问题上态度有所转变，但他作为一个军阀绝不那么简单，这儿不是更光明的场所，因此父亲十分注意搜集能了解到的每一个有关红军的消息。

1936年12月12日，西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父亲在西安亲身经历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父亲对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与主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2月底同队学员刘经三找父亲个别谈话，征求父亲加入共产党，父亲当即写了个人履历交给他。数日后，学兵队抽调部分学员赴东北军各部队宣传抗日。父亲等10人被派往东北军一〇六师，和父亲同行的有安志文（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曲径（新中国成立后任辽宁省副省长）、苏文（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物资总局军工局局长）等。

在一〇六师宣传抗日的同时、父亲也见证了旧军队的恶习，感到旧军队改造甚难。西安事件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不听共产党劝告，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蒋扣留，东北军群龙无首，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内部分裂。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孙铭九、应德田等人因不满元老派高级将领以和谈手段营救张学良之主张，派兵刺杀了元老派高级将领王以哲，造成东北军内部大乱。父亲所在之一〇六师有叛变迹象。父亲与安志文、苏文等同志接通知离一〇六师回西安，在西京日报社找到同乡段竞（新中国成立后任辽宁省委财贸政治部副主任），经他联系宋黎（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开具了去延安参加红军的介绍信。父亲与安志文、苏文等人离开西安，2月11日（阴历春节）抵达云阳镇红军前方指挥部，后经洛川、甘泉北上到达延安，到达延安后父亲改名夏峰参加了红军，随后分配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父亲被分到抗大四大队十队开始了抗大学习的新生活。

加入红军队伍后初到抗大学习，父亲一切皆感新鲜，全身心地投入了学习革命理论，父亲的积极表现得到党组织的认可。4月底同队学员王子喜介绍父亲加入党组织，父亲即将在东北军学兵队入党经过告诉他，此时西安学兵队学员刘经三恰好也在抗大四大队十队学习，并且是十队党支部委员，刘经三告诉父亲在学兵队时因形势变化，未经党支部讨论审议即分散到各部队，未完成入党手续，此事他已向十队党支部做了汇报。1937年5月经王子喜同志介绍，党组织批准，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候补期3个月。

入党后父亲学习工作愈发积极努力，还兼任了保卫委员的工作。在抗大学习期间，父亲聆听了毛泽东、刘少奇等党的领袖的授课，特别是毛主席在抗大为学员讲授的《辩证唯物论》（后成为《实践论》《矛盾论》的主要部分）给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其日后工作的指导思想。1937 年 8 月父亲从抗大毕业留在陕甘宁边区工作，先是参加了边区区乡突击识字运动，后调至边区党校任教员。父亲在边区党校工作时，还抽空到中央党校旁听，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1938年3月父亲调延安市委宣传部任部长，1938年10月由边区党委调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学习。1939年1月调中央组织部地方党务科晋西南巡视团工作，赴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了解与检查根据地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在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巡视期间，父亲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残忍与凶暴，经受了敌后斗争艰苦环境的考验，感受到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支援八路军打击日寇，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热情，深刻体会到毛主席所说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939年5月结束巡视工作返回延安。

三、转战华中、华东

返回延安后父亲又接受了新的任务，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到中原局工作。1939年5月父亲离开了学习、工作和生活了两年的革命圣地延安，奔赴中原局驻地河南确山竹沟。

（一）卢氏县建党

在赴中原局报到途中路过洛阳时，父亲顺路去看望老师吴芝圃（时任中共豫皖苏省委副书记），恰逢吴芝圃外出，接见父亲的是中共豫西省委书记刘子久。1981年父亲因公牺牲后，母亲带小弟奇加去拜访刘子久老首长，当母亲汇报父亲因公牺牲之事时，刘老十分清楚地记得当年他接见父亲时的情景。刘老说：“啊！是夏峰，从延安中央来的一位小青年，找吴芝圃。吴不在家，我接见了他。我问他你怎么认识吴书记的，夏峰说吴书记是他在偃师读书时的国文老师，他要去中原局报到（当时中原局在河南确山竹沟办公，书记刘少奇），特来看望老师。这位年轻大眼睛的小伙子是河南人，他是从延安来的，有理论、有文化、有些工作经验，我想把他留住，就说：你是河南人，要为河南做贡献。就让他去卢氏县建党的组织，任组织部长。”就这样，父亲留在豫西去了卢氏县。

当时豫西党组织十分薄弱，有些地区像卢氏县还是空白，建设党的组织要从头做起，工作艰难且十分危险。1939年6月，父亲到了卢氏县滦川区横涧营子小学（1947年滦川设县），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9月中旬中共卢氏县委在营子小学秘密成立。县委由6人组成：赵致平（化名刘尊世）担任县委书记，夏峰任组织部长兼滦川区委书记，张心嵩协助抓滦川区委工作，陈芝汉负责宣传兼城厢区委书记，韩大化、张羽为青运和学运委员，在建立党组织过程中，父亲运用晋西南巡视团的工作经验，深入农村，重视农村基层党支部的创建与发展，经过艰苦细致的秘密工作，卢氏县党的组织建设全面展开并逐步发展。

（二）坚持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斗争

为配合新四军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斗争的需要，1940年1月，父亲奉党的指示调至萧县，先是担任萧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6月县委改组，父亲任社会（保卫）部长兼宣传部长，萧县地处陇海、津浦两条铁路线之间的三角地带，日伪顽势力与我抗日根据地犬牙交错，斗争形势极为复杂。父亲在县党委领导下，积极组织人民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同时还负责对顽伪军的分化瓦解工作。1941年1月，新四军四师西进扩大根据地，父亲奉命调至淮上，准备担任新根据地领导职务（县长）。正当父亲忙于检查地方工作时，因国民党顽军反扑，四师部队被迫撤离，父亲身陷敌后，在这危险时刻，父亲没有退缩，积极组织地方武装坚持敌后斗争，后接上级来信调任宿西南工委会副书记。在国民党顽军的紧逼之下，皖东北根据地形势日益恶化，父亲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率领地方武装顽强坚持敌后斗争。

（三）参军到淮南

1941年8月，父亲奉命调新四军二师五旅任民运科长，由地方转入部队工作，参军了。初到部队父亲在适应紧张的部队工作和生活的同时，十分注意深入部队基层，了解部队实际情况，使自己能更好地开展工作。1942年4月，父亲调任二师五旅十三团政治处副主任。1943年，二师为加强部队基层建设，组织了连队调查研究组，父亲被调到调查研究组到二师所属部队进行调研。1943 年 10 月，父亲被任命为师特务团政治处主任。在二师的工作使父亲了解了部队政治工作程序和内容，掌握了部队政治工作方法，积累了政治工作的经验。

（四）整风学习

1944年2月，父亲到华中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党的建设，争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胜利而进行的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整风先在延安进行，以后扩大至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父亲在华中党校整风学习一年，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和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文件，回顾了自己的成长和参加革命的经历，总结了参加革命工作后的经验与教训，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觉悟，明确了今后工作的努力方向。

（五）南下

1945年新四军一师在粟裕师长的指挥下打到浙西，开辟新的根据地急需干部。3月，父亲结束了在华中党校的整风学习南下分配工作。在南下渡长江时与先期渡江未成而返回的母亲冯黎相遇。他们7人编为一组，父亲任组长，副组长戈德，组员有：冯黎、章立人、吕吟秋、王桂馥和他的爱人。他们冲破日军封锁，顺利渡过长江，平安抵达浙西新四军苏浙军区报到。父亲分配到苏浙军区第二军分区任政治部副主任（司令员杨洪才），我们的母亲分配到二地委长兴县白砚镇任指导员、区委委员。1945年7月，父亲调苏浙军区第一军分区工作（司令员钟国楚）。1945年8月，母亲冯黎调到苏南一地委工作团工作。经一地委李见珍书记批准，夏峰与冯黎结为革命伴侣。战争年代婚礼十分简单，1945年10月，部队在东台整编，父亲和母亲拍了一张军侣照，给我们留下一张宝贵的纪念照片。

（六）南征北战，政治工作谱新篇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宣布投降。国共两党和谈，毛主席亲自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为顾全大局，中国共产党让出了苏南、浙江、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广东8个解放区。部署在这8个解放区的新四军部队都要撤回长江以北。父亲和母亲随大部队撤回长江以北。撤回到江北的部队进行了多次整编，父亲先是担任苏南军区独立一团政治处主任，后部队又改编为八纵七十团，父亲仍任政治处主任，在这个工作岗位上父亲积累了丰富的部队基层政治工作经验。1945年12月，根据毛主席、朱总司令坚决消灭敢于顽抗之敌的命令，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在陶勇司令员的指挥下，对盘踞在高邮的日伪军发起了攻击，七十团主攻高邮东门，部队突破东门后迅速投入巷战扩大战果。此役在陶勇司令员指挥下，七十团和兄弟团相配合，歼灭日军1100余人，生俘日军独立九十旅团岩崎大佐以下891人，伪军第十二师师长王和平以下3493人，解放了高邮城，高高兴兴迎接1946年的新年。1946年1月，又发起了陇海路东段战役，打新安镇、炮车、运河东站。七十团主攻炮车，在战斗中遭遇日本鬼子的顽强抵抗。为粉碎敌人的顽抗，减少部队伤亡，遵照毛主席“我们的胜利不但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的教导，父亲陪同华中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陈超寰亲自到一线对日军喊话，政治攻心瓦解敌军，同时教育一线部队要相信和发挥我军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优势，减少我军战斗消耗和无谓伤亡，夺取更大的胜利。在我军凌厉的政治攻势下，有不少日军放下手中武器向我军投降，战斗赢得了彻底胜利，减少了我军无谓伤亡，缴获了大量战利品。

1946年5月华中野战军在如皋整编，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亲自兼任第一师师长（师下辖旅、旅下辖团），副师长陶勇、副政委王集成（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梅嘉生，政治部副主任谢云晖。七十团和七十二团合并为一师三旅九团，团长胡品山（后陈桂昌），政委梁竹吉，副团长姚健，参谋长朱昌鲁，政治处主任夏峰。

整编完成后部队就投入了新的战斗，取得了七战七捷的伟大胜利。七战七捷歼敌5万余人，缴获大批装备，俘虏国民党士兵众多。七战七捷后部队在两淮休整，父亲深入部队基层，及时总结连队自发的融俘教育经验，启发被俘国民党士兵的阶级觉悟，认清国民党军队是压迫人民的，而共产党军队是为穷人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而战，引导被俘国民党士兵参加解放军掉转枪口打击国民党军队，此举迅速有效地为我军补充了大量有生战斗力量，并将此经验迅速在全团推广。为此父亲受到上级表扬并奖励怀表一块，作为指挥员掌握时间指挥部队作战之用。此表至今仍是父亲留给我们的纪念品之一。

1946年10月，茭菱战斗九团伤亡较大，战后部队总结时父亲发现二营四连在总结过程中发扬民主，让战斗员人人找原因，就重点抓住不放，通过战士和干部讲战斗中发生的事例，找出伤亡大的原因和技术、战术、指挥不当之处。根据二营四连的总结情况，父亲向团首长汇报之后，以团政治处的名义向全团下达了《关于运用四连战斗检讨方法的指示》，在全团推广四连经验。九团以政委梁竹吉、政治处主任夏峰联名写出了《关于从评定伤亡中提高战术经验》的总结报告并呈报上级。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钟期光收到报告后高度重视，称“从评定伤亡之中来提高战术，是自卫战争中政治工作新的成就之一”，并决定将评定伤亡的经验推广到全野战军。经陈毅、粟裕和谭震林批准，1947年2月5日华东野战军政治部汇编的《政治工作经验介绍之一：“从评定伤亡”提高到战术研究》印发部队，使这一工作在华东野战军部队中全面展开。随后人民解放军许多部队也陆续推广了“评定伤亡”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之上逐渐发展为比较全面的“技术评论”（简称战评），通过这样的方式把战斗检查同立功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既提高了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又增加了官兵之间的相互信赖与团结，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勇气与胜利信心，对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父亲在陈毅、粟裕司令员的指挥下南征北战，经历了著名的苏中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鏖战孟良崮歼灭蒋军王牌七十四师、外线出击、鲁南突围、转战豫东打开封、决战淮海等众多战役，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1948 年济南战役中，国民党吴化文部队起义编为解放军第三十五军，父亲奉命调三十五军三一四团任政委。父亲到起义部队后，率我军政工干部，团结依靠起义部队广大士兵和中下层军官，广泛开展我军新式整军运动，将旧军队改造为人民解放军。1949年2月，父亲调三十四军三〇一团任政委并率部队参加了渡江战役，1949年4月，三十四军接管南京警备任务，父亲兼任浦口、浦镇警备司令员兼政委。

四、为人民海军建设奋斗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人民海军和空军。1949年 11月，父亲奉命调华东海军二大队任德州舰政委，这是父亲军旅生涯中的一个重大转变。父亲在自传中是这样写的：“由陆军调到海军，思想上经过一番波动和紊乱。在胜利发展的形势下，要自己钻下去重新学起，和平的环境中，却要自己去生活在枯燥的海洋中，工作作风上要求由独立的原则领导转变为具体的连队工作方式，这一切和我当时的幻想都一一直接对立着，内心斗争的结果，服从组织分配，安心于人民海军的建设事业。”1950年1月，父亲从舰艇部队调南京海军学校任政治部副主任。

父亲认为既然要干海军，就要到大海上去搏击风浪，父亲坚决要求回舰艇部队。1950年4月，父亲调华东海军七舰队南昌舰任政委（南昌舰当时为华东海军旗舰）。父亲上舰后，与官兵同甘共苦，重视海军技术学习、业务研究与舰艇工作的建设，经过虚心学习和艰苦努力，父亲较快地掌握了舰艇操作和海上指挥作战的方法，成为能操舰、能指挥的合格舰艇指挥员。

1951年3月，父亲被任命为华东海军舟山基地战舰大队大队长兼政委。1952年6月，父亲奉命到南京军事学院海军系高速班一期学习，因学习成绩优秀，又有舰艇实际工作经验，1952年底学习尚未结束即被组织上抽出来当教员。1953年4月，任南京军事学院海军系合同战术教研组组长，1954年5月，任南京军事学院海军系教授会副主任、主任。1955年授海军上校军衔，1959年晋升海军大校。

父亲荣获八一奖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0年任海军学院学术研究部部长。父亲在南京军事学院和海军军事学院任教工作期间，为培养人民海军中高级指挥员做出了不懈努力。1964年，叶剑英元帅为在全军推广大比武成果，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在军事科学院设立了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父亲从南京海军学院调军事科学院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海军所任所长。我们全家也从南京搬到北京。正当父亲全身心投入海军所工作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的工作陷入停滞，父亲被军事科学院临时抽调派往中央戏剧学院的工作组，“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因此受到冲击。1967年，父亲因胃病严重入三〇一医院住院检查，确诊为胃溃疡，手术切除了胃的四分之三，经周边切片检查，在切片边缘上发现癌细胞，诊断为淋巴癌。母亲在得知父亲的病情后无比焦急，去找三〇一医院病理科主任。主任告诉母亲，有个孩子和父亲病例相似，经过中西医治疗效果良好。母亲千方百计找到孩子的家长了解情况，得知是西苑中医院血液科用中药小金丹治疗的。母亲回到三〇一医院向负责父亲治疗的陆维善主任陈述了情况，经陆主任同意，请西苑中医院专家来三〇一会诊，采用吃中药加放疗的中西医结合的方式为父亲治疗。父亲也忍着强烈的放疗反应积极配合，病情得到控制并逐步痊愈。

1969年10月，林彪1号令下达，军事科学院让父亲去湖北襄樊干校劳动。军事科学院派人找母亲谈话，说父亲身体不好，让母亲同去干校照顾父亲。母亲告诉军事科学院的来人：“既然组织上知道夏峰曾患癌身体不好，还硬要他去干校劳动，那组织应负起照顾病人的责任。我是国家机关干部，去不去干校无法由个人决定，要服从国家机关组织安排，个人无法按军事科学院的要求去做。”父亲去干校后，母亲到海军政治部向当时主持海政工作的李天钧部长反映了父亲在军事科学院的情况，请求将父亲调回海军（其实父亲一直是海军的干部，在军事科学院只是帮助工作，且当时教研馆已解散）。1970年5月，父亲调回海军重新分配工作。1971年5月20日至6月18日，父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友好代表团成员，在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张达志的率领下访问了几内亚和马里。

回国后，父亲一直在海军司令部条令办公室帮助工作，负责修改《海军战斗条令》，直到1975年12月父亲被任命为海军北海舰队副参谋长。父亲赴北海舰队任职后，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带领部队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1981年6月，父亲陪同海军副司令员马忠全视察北海舰队所属重点海防工程，因劳累过度引发急性心肌梗死，经多方抢救无效，于1981年6月19日22时37分在青岛逝世，终年61岁。

父亲去世的讣告登报后，我们收到了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军区，海军各舰队、各基地、各院校以及中央和国家诸多部委等80余个单位的唁电，还有上至国务院副总理张爱萍、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和诸多老领导、老战友纷纷发来的唁电。他们在唁电中对父亲的逝世表示哀悼并嘱咐我们照顾好母亲，鼓励我们继承父亲的遗志。

1981年12月23日，海军北海舰队在青岛为父亲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由北海舰队参谋长孙公飞主持，舰队副政委杜西书致悼词，悼词对父亲的革命生涯给予了高度评价。1981年12月24日，父亲的骨灰由我们家人和舰队治丧委员会办公室的同志共同护送到北京，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时光飞逝，转眼父亲已逝世38年了。2019年是他老人家诞辰100周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庆，又是海军建军70周年，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们更加怀念父亲！是他培养我们从小爱学习、爱劳动的好习惯，教育我们要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努力做一个正直的、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人。是他送我们进工厂、上山下乡、入伍参军，经风雨见世面，在社会的大熔炉里锻炼成长。

每当忆及父亲，他那熟悉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我们眼前，他的谆谆教导犹在我们耳边回响。但当我们提笔撰写回忆父亲的文章时，却发现我们对父亲的革命生涯知之甚少。在我们姐弟眼里他是我们慈祥的父亲，又是严格的老师。因父母双双忙于工作，我们姐弟从小上幼儿园就是长托，上小学是寄宿，和父母聚少离多，当我们上中学时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早早就离家参加工作、上山下乡和参军去了。那些年，更多的是父亲询问和关心我们的工作和成长，很少谈及他参加革命的艰险历程，倒是母亲会断断续续给我们讲父亲的革命经历，但那也是只鳞片爪。家中有关父亲的材料本来就不多，“文化大革命”中又散失了一些，所以我们只能把家中现有有关父亲的材料搜集到一起，又翻阅了父母老战友的信件和回忆文章，并在网上查阅了许多人物和历史资料，才使我们对父亲革命的一生有了较完整的了解。这个过程对我们也是一次最真切、最生动的革命历史教育，使我们深深感受到老一辈在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革命征程中不畏艰险，为国家、为民族甘洒热血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他们的英雄事迹我们要永记在心，代代相传。

回顾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一师分会 崔志红  崔志伟  崔奇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