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们兄妹都想为父亲母亲写点什么，近几年这种感觉愈加强烈！  

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在战争年代，国遇大难，个体何存？父亲母亲舍小家顾大家，走上了革命道路。为新中国的诞生，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作为革命者的后代，我们有责任和义务记录下父亲的一生，告诉这个时代、告诉后人，曾经有两位热血青年从各自的家乡走出去，为了他们向往的新中国，流血流汗。他们为革命、为建设、为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这种记录，同样会让父母没有太多的遗憾。

从2016年底，我们便开始酝酿和起草文章的准备工作：搜集了大量的有关历史资料、父母写过的文章，抢救性地让健在的母亲回忆、口述、还原历史。然后，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分头从自己的角度写出前辈的历史、后辈的感悟。

此文，在父亲108诞辰、妈妈93岁生日之际写就。

一、参加革命

我们的父亲曾模，1911年8月20日出生于江苏泰兴七圩柏木桥镇。爷爷曾爱埭，家里有3间破旧的草房，奶奶体弱多病，患有严重的肺气肿，很早就失去了劳动力。爷爷和奶奶膝下有两儿一女，老大是我们的父亲，原名曾宝山；老二是我们的叔叔，名曾宝连；老三是我们的姑妈曾宝英。

父亲自幼患过肺结核，身体多病，体格瘦小。爷爷送他上了5年私塾，就是希望将来能够讨个生计，有口饭吃。后来，已经娶妻生子的父亲在七圩礼市桥镇（今江苏靖江礼士桥镇）里做了两年的私塾先生，当年村里的娃娃们几乎都读过他教的书。听姑妈女儿春芳说：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每次回乡探亲，他曾经教过的学生都会到家里拜访父亲，一声声“曾先生”“曾先生”，叫得好不亲热。

1935年夏，国民党强占民田，抓了七圩附近许多村的村民去修建碉堡炮楼。村里的男人不论大人还是十几岁的孩子，国民党兵只要见了就都抓了去干活。当私塾先生的父亲也被抓了去。当时，修筑碉堡炮楼就靠这些被抓的村民从远处沟坎、稻田里挑来的泥土制成泥砖后夯筑加高。村民们从早干到晚，中午就给点杂面干粮。天一黑，被抓来干活的村民们就被国民党兵圈起来关押着。父亲自幼体弱多病，无力承受这强体力劳动，挨了不少打骂和折磨。想到留下就是死路一条，回家也会再次被抓，就下定了逃走的决心。一天夜里，父亲趁国民党匪兵不注意，从被关押的地方逃了出来，一直逃到了长江边。遇到了好心的渔民划着木船把他送到了对岸。身无分文的父亲从江阴沿途辗转多日步行到了上海，在一家绸缎庄当了一名学徒工。

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父亲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犯下的滔天罪行，萌生了抗日打鬼子的念头。在一位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下，父亲只身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了革命。

抗战后期，父亲给家里捎来了一封家书。爷爷奶奶这才知道杳无音信的儿子参加了新四军。因念子心切，爷爷奶奶便让我们的叔叔揣着那封父亲写来的信去寻找父亲。叔叔走后两天，家门前树梢上乌鸦“呱呱”叫个不停，大哥曾坚奇听见爷爷嘴里一直念叨着：“不好，出事了，出大事了！”

几天后，叔叔被好心的老乡用担架抬了回来。原来，叔叔从家里没走多远，就被哨卡的日伪军给抓住了。伪军从叔叔身上搜出了父亲捎来的那封家书，一口咬定叔叔是新四军的“探子”。日伪军严刑拷打叔叔，甚至惨无人道地用烧得通红的铁条捅入了叔叔的下体，打得他遍体鳞伤，不省人事。伪军把昏迷不醒的叔叔丢在了田边路口，当地的几位老乡便把奄奄一息的叔叔给抬了回来。叔叔多处伤口溃烂生满了蛆。无法忍受那千虫万咬刺骨钻心的疼痛和遭受的屈辱，到家后的第三天，叔叔趁家人不注意就爬到门口的河塘里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失去儿子的爷爷经不起这巨大的打击，很快含恨离世。绝望、悲痛交加的奶奶也上梁自尽。我们的二婶不久也病逝了。本来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人就剩下了父亲的前妻、大哥曾坚奇和叔叔家的堂哥曾少同。经不起这灾难性打击的父亲的前妻在一天夜里扔下了自己的儿子(曾坚奇）离家出走了。可怜年幼的曾坚奇和堂哥顿时变成了“孤儿”。兄弟俩无依无靠，相依为命，饱经了人间沧桑。白天，两兄弟靠东一家西一户乞讨来的残羹剩饭充饥；晚上，两兄弟在破旧不堪的茅草屋里，相互依偎着睡在稻草堆上；穿的只能用破衣烂衫、衣不遮体来形容。

直到1953年，父母生活稍稳定后就将曾坚奇接到了吉林四平。  

二、奔赴延安

从上海到延安，父亲整整走了半年。如今的我们，穿越历史的浮尘，完全可以想象到当年的那条路上，父亲和无数爱国青年一样，他们衣衫褴褛但是心中热血沸腾。

母亲说，当年在上海做学徒工的父亲身上只有平日积攒的少得可怜的一点盘缠，去往延安的途中颇为艰难。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后，江阴被封锁，沪宁铁路被侵华日军占领，上海铁路列车停运。父亲只能从上海徒步到南京，然后从南京下关坐轮渡过江，到浦口车站乘车，沿津浦线北上。此时日本飞机已经开始轰炸。为了躲避轰炸，火车白天停，晚上开，走走停停中还要经常给军车让道。无奈，父亲只好在安徽下了车，靠着两条腿硬是走过了安徽、河南、陕西，经过了“日占区”和“国统区”的许多关卡，栉风沐雨，风餐露宿，千辛万苦近半年时间才到了西安，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在这里，父亲被编入一个十几人的队伍，他们穿上布鞋、带上草鞋，继续步行去往延安。在路上去延安的人越来越多。咸阳、三原、铜川、黄陵、洛川、陕甘宁边区……在黄土高原纵横的沟壑里走了12天，他们最终到达了向往已久的延安。

1938年4月的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有5000多人，编为8个大队43个分队，父亲被分配到了三大队，成为抗大的第四期学员。父亲的结业证书上就是毛主席亲笔写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父亲说过：在延安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是他人生度过的最快乐、最有意义的时光。父亲在他的回忆文章《为部队搞好后勤保障工作》里写道：带领运送粮食的民兵与鬼子周旋的迂回战术就是得益于在延安抗大学到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训练，将这些运用到了实战中。

经过延安抗大这个大熔炉一年多的锻造和冶炼，父亲的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坚定了理想信念，提高了政治理论、军事素养和个人能力，并从最初那个只有单纯满腔热情的普通青年转变成为一名有觉悟、有理想信念的革命战士。当时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有几个响亮的口号：“到敌人后方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和抗大学员们一样，父亲决心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抗日前线去！1939年11月，父亲被组织上派到了新四军苏北军分区。 

三、在新四军参加抗日战争

1939年11月，爸爸从延安抗大毕业后被派到苏北军分区——全称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六纵队。1940年“联抗”成立司令部属苏中军区管辖，父亲到了苏中军区从事军需后勤工作。在新四军最艰难的那些年，日伪无数次进行“清乡”“清剿”“扫荡”，妄图把新四军赶尽杀绝。在一次反“围剿”的战斗中，因敌我双方兵力悬殊，寡不敌众，父亲所在的部队被敌人围追堵截到了一条河边，危急情况下部队强行渡河。当时不会水的父亲在过河时溺水昏了过去，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一位老乡家里，是这位老乡救了父亲。

当时父亲负责部队的军需给养工作，随身携带了许多金条、银元等。为了安全起见，部队突围前，父亲就把他掌管的这些金条、银元等都缝在了自己内衣的夹层和裤腰里。这次意外掉队让父亲很着急，他唯恐自己掌管的这些部队经费出现差错。所以，父亲就没有在老乡家久留，他换了一身老乡给的旧衣服，就急匆匆地追赶部队去了。父亲一路走一路打听，经过三天三夜的追赶，最终在百里外的泰县一个村庄找到了自己的部队。这些沉甸甸的金条和银元在那个年代，足以让人享受一辈子的荣华富贵，可是，父亲却从没有动过丝毫杂念。   

在1940年至194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父亲都是在苏中军区以及直属部队做军需供给工作。战争年代条件艰苦、环境恶劣，那时新四军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十分艰难。父亲曾说：那个年代不仅仅是战士生活艰苦，连陈毅、粟裕等首长也同样如此。那时上下级关系非常融洽，陈老总和粟裕及军区首长们和我们这些普通的官兵在一个锅里吃饭，首长没有利用职务享受一点点特殊待遇。生活中也与同志们同甘共苦，从不要求供给部门给予特殊照顾，非常节俭。1941年至1945年，粟裕同志担任新四军一师师长兼任苏中军区司令员。平日里粟裕同志对父亲所在的供给部干部战士要求很严，经常教育干部战士要努力提高素质和业务能力。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跟随新四军参加了无数次重大战役。1944年12月27日，父亲跟随粟裕指挥的新四军一师主力3个团渡江南下会合第十六旅。1945年父亲任管理股长。8月14日跟随主力部队反攻，陆续参加了收复黄桥、姜堰、曲塘，攻打兴化、泰兴和如皋，后又参加高邮战役。父亲参加了新四军向日伪军发动的猛烈进攻，连克扬中、靖江、启东、东台、兴化、宝应、泰兴、如皋、海门、盐城诸城，使苏中、苏北连成一片。1944年3月，父亲参战了著名的车桥战役。1945年抗战胜利时，父亲随新四军参加了苏北地区对日伪盘踞的最后几个地区的战役。经过激烈的战斗，沦陷6年之久的泰兴城终于重见天日。

当父亲解放了自己的家乡，踏上家乡的土地时，不知当时的他是何种心情？他的父母、弟弟在这八年中相继离世，自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可以想象，当年父亲面对这么多年历经的千辛万苦与磨难一定会感慨万千！

四、参加解放战争

对于一名军人来说，南征北战，参加重大战役是其生命中最闪光的一段。从“联抗”、苏中军区到华中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和后来的第三野战军，从1939年到1949年这10年中，父亲经历和见证了黄桥、苏中、鲁南、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战役等这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史上气吞山河的伟大战役。

1945年至1946年，华中野战军刚建立起来，部队按照上级作战的需要不断进行整编。这个时期父亲从机关到苏中独立一旅教导大队一中队、华中新四军六纵队教导营一中队当了学员，后来分派到华中野战军六纵队十八师。这几次改编父亲都是顺应了部队的发展和当时的形势要求。

1947年12月，父亲在平汉陇海路破击战役中负伤，被送入野战三院治疗。

1948年父亲伤愈后被留在了野战三院任供给科长。主要负责医院的后勤物资保障工作，并随医院参加了淮海战役。

战争年代的医院供给科，实际上就是负责医院“吃喝拉撒”等琐事的“管家”。大战在即，大部队向南推进速度很快，医院和其他兄弟医院、后勤部门以及大批民工都被甩在了作战部队的后面。母亲回忆说，当时和医院不分昼夜地急行军追赶大部队的还有各兄弟野战医院、支前的民工救护队、担架队、运粮队等，浩浩荡荡一眼望去看不到队伍的头和尾，场面十分壮观。为了赶上前面的主力部队，晚上也在行军。几天的行军人困马乏，母亲为了不掉队就拉住前面战友的背包带，边走边打盹。只要中途有短暂的休息，他们就会在路中间或路边就地睡一下，一会儿又随部队继续前进了。

淮海战役一打响，野战三院紧跟前线的作战部队（当时是华野的一纵、四纵、六纵），从山东日夜急行军进入江苏的碾庄一带作战前线。那时医院就驻扎在安徽与江苏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庄。母亲说，到了宿营地，父亲所在的供给科要负责全院医务工作人员几百人、骡马大队几十人的粮草食宿安排工作。母亲她们则在忙碌着照顾伤员，没有白天黑夜。供给科除了要保证医务人员的粮食供给，还要尽量想办法给伤员改善生活。医院只有少量的大米和白面，也都专门供给了伤员们。同时，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父亲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井然有序地组织协调随作战部队的民工救护队、担架队，从战场上抢救伤员，并做好收治工作，同时向后方医院转运大批伤员，为战役不断注入战斗力作出了贡献。

参加这次战役的还有经母亲动员后从山东老家入伍参军的我们的大舅舅宋新春。舅舅在战斗中英勇杀敌直到负伤，敌人的一颗子弹贯穿了舅舅的大腿。战役结束后，当母亲从一位老乡伤员那里得知了舅舅负伤的消息，就提着马灯一个担架一个担架地找，跑遍了战场的各个野战医院，也没有寻找到舅舅的踪影。原本以为舅舅已经牺牲了，母亲强忍着悲痛继续做好护理救治伤病员的工作。直到1950年，母亲给山东老家捎信后才得知舅舅负伤后经过战地医院的救治，命虽然保住了，但右腿却留下了终身残疾。舅舅出院后，作为荣誉残废军人回了山东老家，一直到2011年逝世。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4月份医院接到了上级命令：准备参加渡江战役。三野第十兵团所辖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一军与二十三军等 20 多万大军迅速在靖江境内集结，医院紧随主力部队准备渡江。父亲时任第三野战军野战三院的军需科长，他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了医院的后勤物资补给的准备工作，保障了战时配备足够数量的药品、医疗用品器械的供应，也保障了战时伤员的救治和及时转运。

1949年4月21日夜，东线渡江战役拉开帷幕。听母亲说，当年医院紧随第三野战军渡江的地点就在江苏靖江，有九圩港、四圩港、六圩港等几个码头，而七圩港就是父亲的家乡七圩。

父亲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从家乡逃难到上海再到延安，经历了硝烟烽火的南征北战，九死一生的十多年后，又重新踏上了家乡这片土地。渡江战役前，大部队在靖江进行休整和战前训练期间，离家多年的父亲请假回了一趟阔别多年的老家七圩。关于回乡的场景，父亲从未跟我们提起。1969年，汉东和丹玲回老家七圩插队时，兄妹二人听姑妈说起：大军要渡江前，父亲曾回了离家多年的老家七圩一趟，是骑着大马、带着警卫员回去的，可威风了！

渡江战役，亦称京沪杭战役，历时42天，人民解放军付出了伤亡６万余人的代价。据母亲回忆：当时医院紧随作战部队在上海附近的太仓开展救护工作。战斗打得艰苦，伤员很多，医院接收了渡江后转来的上千名伤员，又就地收治了京沪杭战役送来的伤员达2000余人。最多时，一个卫生员要看护几十个伤员。战役结束后，父亲所在的军需科又完成了渡江和上海战役的伤员运转交接工作。渡江战役中，母亲因表现出色，她所带领的护理班获集体三等功，母亲本人荣立了二等功。父亲作为医院的后勤人员，为救治伤员、在出色完成部队的后勤保障和物资供给的任务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也荣立了三等功。

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就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度过的。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相聚在了渡江战役胜利时，从此相识、相知、携手工作、战斗和生活。

五、父亲的言传身教

当父亲从工作岗位离休后，作为儿女的我们终于有机会开始亲近这个忙碌的人。此时，我们感受到的是父亲对我们及后代的教育培养，从政治思想品德到传统文化理念再到做人做事，严格要求，从未放松和懈怠。

1969年底，我们一家从昆明军区后勤部回到了老家泰兴。

我们回来刚刚安顿下来没几天，父亲就开始收拾发票整理账目。临回泰兴前，昆明军区后勤部负责安置离休干部的同志交给父亲1000元钱，用于我们全家从昆明至泰兴的车船、住宿。那人对父亲说这钱你们自己支配。记得那天，戴着花镜的父亲，坐在饭桌前，把全家的票据一张一张仔细地贴在一张白纸上，又用算盘把账目算得一清二楚——花销共有700多元。父亲将剩余的200多元装进一个信封，并给昆明军区后勤部有关部门写了一封信，列举了支出和结余情况，之后亲自去邮局寄了挂号信把余款退了回去。

那段时间正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期。为了照顾多病的父亲和我们兄妹，母亲不得已脱下军装离开了部队。由于“文化大革命”中蒙受了不白之冤，15岁参加革命有着27年军龄的母亲，被不公正地按复员退伍跟随父亲回到老家，没有了工作和收入。他们的二儿子曾汉东、长女曾丹玲因插队，户口已落在了老家农村。全家五口人的生活仅靠爸爸一个人的收入支撑。那剩余的200多元钱，是当时的巨款，对身处困难的我们该有多少帮助。但父亲的态度很明确：“公家的钱财不该拿的一分一厘也不能动！”

我们回泰兴不久，父亲在新四军时期的老上级彭冲担任了江苏省委书记。1946年在新四军苏中军区时，彭冲任政治部主任，父亲是后勤军需官。他们曾在一起共同工作战斗过几年，有着非常深厚的战友之情。1975年春末夏初，父亲和正在南京中医学院读大学的二儿子曾汉东一同陪患病的母亲到南京军区总医院检查身体。在这期间，父亲抽空带着汉东顺便去省委看望了老领导。

30多年未见面，老战友相聚后激动不已，他们回忆着当年共同战斗生活和经历。当时，彭冲叔叔一再问询父亲家里有啥困难需要他帮助解决的？说实在的，当时家里确实有许多困难和问题需要解决：我们的母亲15岁就参加了革命，有着27年的军龄，却被不公正地按复员退伍跟随父亲回到老家，没有了工作和收入。全家人的生活只能靠父亲一人的工资艰难维持；正在南京中医学院的二儿子曾汉东当时正面临毕业分配；小女儿曾雪玲那时刚刚高中毕业面临下乡插队，可是按照国家政策，父母身边是可以留一个子女的。当时我们大家是多么希望父亲能够借此机会把家里的困难向彭冲叔叔反映一下呀，哪怕彭叔叔能够帮助找有关部门了解一下情况、帮助说句话、打个招呼就有可能帮助解决很大的困难。那对我们来说也是雪中送炭呀！可是，原则性极强的父亲对我们家的状况和困难却只字未提。他不愿意给百忙之中的老首长添麻烦，自己的困难自己解决。公私分明这是父亲的一贯作风和处事原则。

后来，为了生活，有着27年军龄的母亲只能在泰兴工农兵医院门诊找了份给患者注射的工作，月收入才29元。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昆明军区落实政策，正式为母亲办理了离休手续。二儿子汉东毕业回到了泰兴县人民医院做了一名医生。次女曾雪玲插队在农村一待就是5年，同去的150多名知青，大多数都找关系先行返城了，雪玲一直到1980年在国家统一的知青返城政策中，才靠自己的努力经过考试以优异成绩分配到了国营物资公司。

1983年夏天，扬州军分区干休二所建成。父亲享受1940年以前参加革命的待遇，从老家泰兴简陋的离休干部大院重新安置到了原南京军区扬州军分区干休二所。

临搬家前，父亲将20世纪 70 年代初期刚到泰兴时公家分配的一张木床、几张长条木凳和一些家具让汉东、丹玲兄妹俩用板车拉着送还给了县政府行政科。院子里的其他家属们见了都说，这些家具是县政府十几年前就配置给你们家的，可以留着用的，但父亲没有同意。因时间长久，当兄妹俩将家具送还县政府行政科时，工作人员都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些家具了。

这些点滴的小事，体现出父亲的思想境界和一个共产党员的品德，父亲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和身体力行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父亲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兄妹，并在我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多年以来，我们兄妹四人包括各自的儿女们从不大手大脚乱花钱，养成了穿着朴素、简洁大方和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也因为这样的家教，我们的后代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各自上了大学，学业有成后在各自的事业里努力工作。

每次孙辈们中不论哪一位回到家，父亲都会和他们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工作学习情况，并进行教育引导。当听到孙辈们在学校及工作岗位表现优秀，并且其中有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老人家就特别的开心，特别的自豪！

父亲在世时常对我们说，“我能活到这个岁数，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都是共产党给予的。我那么多的战友年纪那么轻都牺牲在了战场，没有过上今天的好日子，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我们想，自幼体弱多病、经历坎坷的父亲最终活到93岁高龄，这和他宽广的胸怀，淡定的心态和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个家庭的起伏兴衰，是和家风的承袭息息相关。父亲的循循善诱、身体力行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他老人家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值得我们称道。感恩父母亲，他们的家训是我们一生的护身符，他们的教诲也融入了我们的血脉中。

敬爱的父亲，我们会永远牢记您的教诲，将良好家风传承下去，教育我们的儿孙后代，不求他们有多大出息，不求他们能干出多么辉煌的成就，但希望他们一定要做一个正直善良，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做一个自强自立，诚实守信对社会有用的人。

一师分会 曾坚奇  曾汉东  曾丹玲  曾雪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