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王新宇是烈士。他于1908年1月出生在江苏启东市永阳乡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1921 年考入启秀初中，1924年考入海门高中。他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列强疯狂侵略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大地主大资本家残酷压迫人民，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代。这个时代又是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人民起来反侵略、反饥饿、反压迫的时代，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的前途指明了方向。

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派人到海门中学宣传共产主义。这时正值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湖南马日事变之后，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腥风血雨的时期，父亲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毅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此年暑假，他和共产党员徐宝珍、袁涤今、施乃铸等青年学生赴江西革命根据地寻找红军队伍，但没有找到，只得返回海门中学。1927年10月，他参加了海门中学地下党领导的驱逐国民党省部特派员陈石泉运动。他们联络了10多所中小学师生游行示威。父亲等人冲进了县党部将陈石泉拉出来示众，还有效地阻止了军警的反扑。经过了几天斗争后，陈石泉灰溜溜地离开了海门，父亲他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此后他离开海门中学，在海门一带从事地下活动，组织领导农民开展“二五”减租减息，组织农民暴动，领导工人罢工。1929年上半年，他回家养病，由父母做主，和母亲结了婚，下半年回到曹家镇郁氏小学担任教师。他以此职业为掩护，继续开展党的活动。1930年他参加了海门县党的领导工作，任县委委员。4月4日，他和另一名县委委员徐宝珍率11人组成行动队赴沙家仓，去镇压杀害海门县县委书记陆铁强的沙家仓恶霸地主沙锦标，为陆书记报仇。但因走漏了风声，沙锦标逃走，只杀死了另一个沙氏地主沙锦藻。1931年5月，中共启海县委成立，父亲为县委委员，一直在海门农垦牧区一带活动，动员农工暴动、罢工，经常遭到国民党反动武装的围追堵截，党组织一次次遭到严重破坏，他又一次次将溃散的党员和赤卫队重新组织起来，继续战斗。但形势越来越严峻，他们只得将赤卫队员解散回家，留下的枪支隐蔽起来。

据母亲回忆，父亲很久很久没有消息了。一天夜里，他突然回来了，衣衫褴褛，像个叫花子，人也瘦得不像样。母亲边哭边为他缝补衣服。第二天他对祖父说，和他一起工作的朋友已经没有地方可去吃住了，他回来是向祖父筹钱的。临走时他对祖父说，这次离去后，可能就回不来了，你就当我死了吧！

1931年7月，他到海门二厂组织工人罢工，在厂区外被工厂实业队抓捕。在敌人面前，他机智勇敢，只承认自己是商人。由于被捕是沙家仓地主检举的，他们一口咬定父亲是苏北地下党领导人之一，要求马上杀死他。敌人连夜派专车将父亲送到上海警备司令部。敌人用尽各种刑罚，他都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只说到厂区门口附近是想去厂里谈生意。上海地下党在敌人内部积极实施营救。祖父卖了十几亩地，用于地下党从内部疏通有关人员。此时沙家仓恶霸地主还是心不死，他们赶到上海，一口咬定父亲就是地下党领导人。敌人用七八个和父亲年龄相貌相似的人，供他们辨认，结果他们失败了。敌人不得已以土匪罪判父亲有期徒刑4年，但还是以政治犯对待，关在苏州第一模范监狱。

1935年父亲出狱，身体很差，全身浮肿，路都走不动，在家休养了半年，又去原来教书的学校当老师了。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东北三省，并且逐步向我华北地区进犯。他那一颗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的心强烈地跳动着，酝酿着如何为抗战出力，为抗日作组织上、思想上的准备。他决定去串联原来的赤卫队员和隐蔽起来的地下党员，动员他们拿起武器跟日本鬼子斗争到底。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华北华东全面进攻。不久日军侵占了南京、上海，疯狂地屠杀中国人民。他就将已经串联好的赤卫队员、原共产党员、青年农民等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几十人的抗日游击队。

日本侵略军于1938年3月17日占领南通后，27日由海门入侵启东。26日，国民党启东县长张立流闻讯领着随从及钱财仓皇撤离启东。27日下午国民党县党部周儒谦、张侠风、费一夫等人到汇龙镇北边三余村，告知日军侵占启东。县长逃走，启东应该向何处去？群情激愤，一致主张成立一支抗日队伍，与侵略者决一死战。于是把先前分别由顾南洲、我父亲、黄文联组织的抗日小部队同启东县抗日行动委员会的武装侦察队联合起来组成一支抗日义勇军，公推费一夫为总指挥，顾南洲为副总指挥，张侠风为副官长，沈轶公为政治部主任，指挥部下辖一个大队、一个直属中队。父亲任大队长，顾南洲兼直属中队长。4月5日，日军第二次进犯，启东汇龙镇抗日义勇军和其他几支抗日部队联合进攻日军，打响了启东抗日的第一枪，启东各界人民对参加抗战的部队给予了大力援助，在启东人民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

4月15日，父亲又组织部队在久隆镇与日军交战。此后，先后任特务总队一大队大队长、启东人民抗日自卫总队大队长、通海独立大队大队长等职，在通、海、启抗击日伪军。

父亲和他的部队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拥护，不少青年慕名投军，父亲热情地欢迎这些热血青年的到来。那时父亲还没有与党组织接上关系，但是他还是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宣传党的主张，部队纪律严明，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高唱革命歌曲，实行官兵平等，深受老百姓欢迎和热爱。部队一直在启东、海门、南通一带打击日伪军。

当时抗日的局面比较复杂，所谓抗日队伍繁多，有的人打着抗日旗号，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有的不抗日，却扰民；有的头头就是国民党右派支持的亲信，将社会上的流氓、土匪，反动道会门成员也拉进抗日队伍，抢掠百姓财物，强奸妇女，无恶不作。

父亲的抗日队伍，就曾几次被所谓的抗日部队缴枪，几次差一点被害。父亲非常气愤，但从不气馁，每次都把失散的队伍重新组织起来，和真正的抗日部队联合起来继续抗日。其中最严重的有两次：一次是1938年7月，由原来海盗组成的陆洲舫的江浙边区抗日游击总队竟把驻在久隆曹的特务总队的4个中队的一中队、四中队缴了枪，二中队和六中队冲出重围，连夜向南通余西方向转移。为重振旗鼓，父亲带领的一中队余部在余西又重新整编一个大队、三个中队，父亲任大队长，原四中队队长瞿犊、顾南洲任副大队长，姚力、王澄两个进步青年任中队长。父亲派人扣留了陆洲舫的枪和船，并将前来索枪的陆洲舫的士兵打跑。另一次是1939年底至 1940年初，梁灵光领导的由地下党员组成的政工队，把海门、启东、如皋几只游击队拉到海门，组成抗日总队第二支队，下设三个大队，父亲任第二大队大队长，指导员是共产党员吴莫生。党组织到抗日总队开展工作，父亲积极配合，整顿队伍。二大队工农出身的多，进步青年不少，大多数战士觉悟高，纪律好，有些干部曾经是党员或参加过红十四军，这个部队是梁灵光重点培养和依靠的力量。但是第一大队人员复杂，它是国民党海门县长郑枢俊亲手纠集起来的人马。梁灵光决定整顿一大队，就先撤掉了大队长。但这是郑枢俊的嫡系部队，触动这个大队，无疑触动了他的根本利益。在梁灵光因公离开海门到启东时，郑枢俊勾结驻扎在启东的张翼，命令第一大队，于1939年10月25日，对驻扎在凤凰桥的第二大队发动突然袭击，解除了第二大队的武装。第二大队除了一个分队在外执勤外，其余均被强令解散，制造了“凤凰桥事件”。此后，被缴械的二大队，又在父亲和共产党员马一行的组织下集结起来，成立了游击大队，父亲任大队长，马一行任指导员，将这支队伍拉到通海地区。接着二大队北上，父亲带少数人枪留在南通小海镇一带继续活动。据父亲的勤务员回忆，父亲没有随大队一起北上，是因为一名中队长赵戾民在外勤时和当地一名妇女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女方纠缠不清，必须由父亲亲自留下处理善后。这件事处理完之后，父亲与二大队主力会合。赵戾民后来叛变，被新四军镇压了。

父亲最后一次战斗是1940年4月15日。他带的部队在南通小海与日军遭遇，激战中父亲胸部被子弹击中倒地，当敌人在他身上搜查时，他醒过来了，与日军拼命搏斗。凶残的日军在他身上连刺了13刀，父亲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年仅33岁，为赶走日本侵略者，为民族的解放，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所在的村子改名为“新亚村”，以纪念两位烈士王新宇和黄振亚。

父亲牺牲时我只有4岁，对父亲没有深刻的印象，但是我从母亲身上看到了父亲的影子。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我一定要讲讲我的母亲。她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她传承了父亲的精神。

母亲茅雅珍，1908年3月出生，没有文化。1929年与父亲结婚。不久父亲就外出教书了，实际是去做党的地下工作。婚后，她从一个只知夫唱妇随、相夫教子，不谙世事的农村女子，卷进了革命的浪潮中，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起初，她不知道父亲在哪里工作，为什么总不回家，连暑假也不回来。她生活在寂寞、恐惧、痛苦之中。白天她要给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做饭和做各种杂务，农忙还要带短工去地里劳动，只有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哭泣。但她信任父亲。父亲偶尔深夜回家都是疲惫不堪，衣衫褴褛，思绪沉重。从父亲被捕、出狱、组织抗日游击队，直到最后牺牲，她逐渐接触到父亲的同志和战友，特别是父亲牺牲后，很多人前来吊唁，她才知道父亲一生不怕任何困难，不怕坐牢、不怕牺牲，为国家、为人民奋斗的意义。他虽死犹荣！这时她的勤劳、真诚、善良升华到了坚强、勇敢、执着。她擦干了眼泪，下决心一定要把我培养成为父亲那样的人，继承父亲的遗志，为他报仇雪恨。当时日本鬼子和伪军已经占领了启东县城，离我家有20多里路。父亲牺牲后，我叔叔王新之和舅舅茅亚风去盐城新四军抗大学习三个月，叔叔回来后当了新四军永阳乡乡长，领导抗日地方工作，小叔叔也参加了区小队，因此，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家成了当地民兵、区小队和新四军东南警卫团的联络点。他们经常在我家开会、吃饭和住宿，还有在我家长期养伤养病的姚力妹妹姚静芳、县妇联主任季桂芳两位阿姨。祖父和我们全家人都热情接待他们，他们也非常尊重我们家人，尤其对我母亲格外尊重，对我格外爱护。母亲为他们做可口的饭菜，替他们洗衣服和处理生活上的杂事。两位阿姨给我和母亲讲了很多父亲及革命先烈的故事，讲了很多革命道理，教育我继承父亲的遗志，继承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遗志，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建立强大的新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而努力奋斗。她们的话在我幼小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日伪军据点的不断推进，日本鬼子频繁“清乡”，晚上我们已不能在家住了。1943年冬的一个晚上，9点多钟，全家人早已离开了家，只留祖父一人看家。日伪军偷偷摸进我家，抓住祖父并对他严刑拷打，把他吊在房梁上，用火烧他的脚，要他说出叔叔王新之藏在哪里，家人在哪里。就在这危险的时刻，叔叔和民兵队长带领民兵赶到，将祖父救出。就在这个晚上，敌人将父亲唯一的照片撕坏，扔在我家宅沟里，第二天捞出来，照片已模糊不清了。母亲赶紧把这张照片珍藏起来。由于民兵和区小队成员经常去据点附近骚扰敌人，掷手榴弹、打枪、抓舌头，日伪军更加痛恨新四军和民兵干部，不久日伪军又将我家十几间瓦房和民兵队长家几间草房拆去修建南洋村的碉堡。我们从有家不能回到无家可回。敌人公开叫嚷要抓王家人和其他抗属，我们一家人只得四处逃难。有两次，我差一点被敌人抓住。一次是敌人下乡“扫荡”，逃难的人很多，路上很拥挤，子弹从我耳边“嗖嗖”地穿过，连挤带吓，我一下掉到旁边很深的河沟里。我家的小长工曹有祥（解放战争时参军，解放一江山岛时牺牲）从后边赶到，不顾一切地跳下水，把我救起，背着我拼命跑了四五里路，才到安全的地方，累得他精疲力竭。那时正值隆冬，我们的棉衣裤都已冻了冰。母亲看到我们又惊又喜，泪流满面，感谢曹有祥的救命之恩。还有一次，我和叔伯妹妹正在老家被敌人拆了的房屋废墟堆上玩，突然看到穿黄衣服的敌人已经离我们很近了，我们迅速地躲到旁边竹园沟边的一个洞里，才逃过一劫。

那几年里，母亲向邻居借了一间房，白天带着全家在那里烧饭，到地里劳动，碰上日本鬼子下乡“扫荡”“清乡”，就带着我四处逃难。日伪军有时晚上偷偷摸进村里抓人，我们不敢在附近住，母亲带着我去离鬼子据点远一点的舅妈家里住，每天来回要走十五六里路，还隔着一条河。河上本来有座桥，桥对面的乡亲为了自身安全，傍晚就有人去拆桥，所以我们必须在拆桥前赶到过河，遇到村民提前把桥板拆掉，我们只得退回村里。我和邻居家的女孩睡在一个被窝里。母亲和姑姑不敢在邻居家住，就在我家墓地一间太祖父母的棺材屋里住。屋内阴暗潮湿，时有长蛇出没，她们在棺材盖上铺上被子，有时长蛇竟盘在被子底下。母亲知道，就是因为父亲和叔叔们是抗日英雄，日伪军才这样格外“重视”她们，但是母亲毫无怨言，坚强地度过一个个难关。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家乡彻底解放了。在共产党新政权的领导下，家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母亲和我也分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祖父在原废墟堆上又盖了六间瓦房，也分给了我们一间。尤其高兴的是启东县政府给我家颁发了烈属证明书，母亲高兴极了，像宝贝一样珍藏着。

蒋介石撕毁了双十协定之后，内战爆发了。大部队奔赴山东正面战场与敌人作战。大部队走后不到一个月，国民党和逃亡地主、伪军残余部队组成的还乡团就纠集在一起，占领了县城，接着又全面推进，占领了我家附近的三个小镇，最近的离我家只有两三里路。还乡团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无恶不作，到处烧杀抢掠，凶残至极，强迫农民把土改时分得的土地、房屋、牲口等退回地主家，更加疯狂地追杀烈军属和乡村干部，我家成了还乡团主要清算对象之一，把我家刚刚建造的房子烧掉了，我们连附近亲戚的家也不能住了。组织上又要求烈军属和部分干部撤离本地，疏散到启东北部敌人未占领的地区去。我们全家都疏散到亲友家。母亲带着我逃亡到启东东北部曹家镇远房亲戚家。临走时为了保存好被敌人撕毁的父亲遗照和烈属证，母亲伤透了脑筋，带在身上或藏在什么地方都觉得不安全，只好在自家野地里挖了一个坑，用牛皮纸包好藏在木匣子里，埋在地下。但由于南方多雨，水侵入木匣子，又长期浸泡，烈属证和父亲遗像烂掉了。新中国成立后，母亲把烈属证裱在牛皮纸上，又托人画了一张父亲的遗像，珍藏到现在。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父亲的不少亲密战友都牺牲了，特别是我最尊重、最熟悉的警卫团团长王澄叔叔、政委飽志椿叔叔在攻打敌人久隆镇据点时同时牺牲了。全国就要解放，他们却看不到了！我真接受不了，伤心地哭了好长时间。

战争年代，母亲和我虽然一直过着艰苦的漂泊不定的逃难生活，但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教育、关怀，受到家乡人民及亲戚无微不至的关怀、保护、帮助，终于度过一个个难关，得到了锻炼。先辈们的红色基因早已深入骨髓，伴我母女一生。

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安定了。母亲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轻活自己干，重活、农忙时，由政府派乡亲们帮助。她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各项号召，带头去干，还参加农村扫盲识字班；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生活得很愉快。解放时，我已13周岁，让我高兴的是，那年下半年，依靠助学金和叔叔的支援，我开始正式上学了。读完了三年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

我的丈夫毛新成是在大学参军后，从地方转入新四军的。1962年，毛新成在国防部五院七四二部队工作，我从南京师范学院政治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市东高地中学，负责人事、党务工作。母亲跟着我们来北京住，在27年中，她把自己的后半生又贡献给了我们这个家。她为我们带大3个孩子，照顾我们一家人的吃、穿、住、洗，所有的家务全包了。在物质条件匮乏、家庭经济并不富裕的情况下，把我们的伙食调剂得非常多样。她常对我说，照顾好这个家，你们可以一心一意工作，等于我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她叮嘱我要像父亲那样生活、工作。我把全部精力用于教育事业上，工作不分份内份外，平时加班加点，节假日寒暑假也很少休息。我和毛新成获得的所有荣誉都饱含着母亲的心血，都是她一生坚守父亲的信仰，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升华着父亲执着的精神！

1989年1月12日，平凡而伟大的母亲病故，享年 81 岁。

父母是我的第一所学校，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他们的一生，可歌可泣。

我们家有两代人都参加了抗日战争。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家开了一个隆重的家庭纪念会，把我们家的革命史资料做成光盘，作为传家宝，作为我家精神财富，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我和丈夫、新四军战士毛新成一起向子女们和孙子辈提出几点基本的要求：

1. 要做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做一个有诚信、老实的人，做一个不贪、不搞不正之风的人。

2. 永远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3.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工作尽心尽职，勇于承担，勇于学习，勇于创新。

4. 当国家需要时，敢于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

5. 全家人要和睦相处，互敬互爱，包容体谅，尊老爱幼。

一师分会 王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