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个家庭里父亲都是一座山，为我们遮风，为我们挡雨。

在每一个男孩心目中父亲都是一尊神，教他处世，教他做人。

也许是长期从事部队保卫工作的缘故，父亲很少对我们兄妹提及自己的过往历史，即便我们幼年时缠着他讲“战斗故事”也不行。所以，我们心目中父亲的形象是从他的老战友、老上级、老部下的只言片语中、从我们家庭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形成的。

父亲在我心目中是真正的英雄

小时候每当我看到父亲身上的伤疤，我都会幻想“假如我能生在战争年代有多好，那样我也能像爸爸那样做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所以小时候我喜欢玩的就是打仗游戏；最向往的就是赶紧长大好去当兵。

记得1965年我初中快毕业时，听说南京军区要在我们学校当地招兵，我闻讯大喜，急忙赶到武装部去打听。在消息被确认后，我向招兵和武装部的同志介绍了我的情况并表达了强烈的当兵意愿。我说：“我爸爸是一个有20多年军龄的老兵而且一直在南京军区工作，作为军队的子弟我强烈要求参军。”听完我的话那些同志都笑了，其中一个解放军叔叔说：“听介绍你是我们老首长的孩子，我们欢迎你来。不过，你马上就要考高中了。希望你全力以赴，假如你考不上了咱们再说好吗？”从武装部出来后我兴冲冲地赶回家把这一“喜讯”告诉老爸。我说：“爸爸，我不想上高中了，我要去当兵！”。听完我的话，老爸皱紧眉头严肃地对我说：“你考虑清楚了吗？你从小想当兵这我知道，爸爸也赞成，但像你现在这样的文化程度到了部队能干好吗？而且部队很艰苦的，你能吃得了那种苦吗？”我不服气地说：“您能吃的了那些苦，我也能！”我故意指着老爸头上的战伤笑嘻嘻地说。话说到这里，老爸脸色更严肃了对我说：“平亮你坐下，今天爸爸跟你说说我的这些伤疤。1940年我任特派员时赶上了姜堰战斗和黄桥决战。当时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不顾抗战大局疯狂挑衅我军，企图阻止我军东进抗日，并叫嚣要把我们赶到长江吃水去。我部接到上级命令前往姜堰镇讨伐。当时二团一营营长对我很信任，让我与二连刘史明连长带部队参战。我记得在这次战斗中，我带了一个排向敌人发起了进攻。开始战斗比较顺利，但打到油坊时，多我们好几倍兵力的敌人向我们发起了反攻。战斗中我被一枚落在身旁的炮弹炸伤了头和肩，醒来后我爬了出来，后被人发现送往军区医院。在军区医院养伤时，伤还没好就赶上了黄桥决战，医生不让我出院，我坚决要求出院参加战斗。领导看我态度坚决，派我到七团任特派干事。因我伤口没好，只好坐着独轮车行军。黄桥战役时，我腿部再次受重伤，又一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爬了500多米才被通信员救起抬上担架。”说完爸爸陷入了沉思，仿佛又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战场。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爸爸开口了，说：“平亮，爸爸告诉你这一切，不是爸爸有多么了不起！是要告诉你穿上军装就要担负起责任，一个战士的责任！你懂吗？”

听完父亲的这些话，我由衷地对父亲肃然起敬。我突然发现英雄并不遥远，一个鲜活的英雄就在我的身边，他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对工作极为认真、细致的人

1964年夏，父亲带我们全家乘火车从南京前往北京赴任。因为是第一次体验24小时长途旅行，所以我们这些孩子对所见所闻的一切都非常好奇。

“爸爸，工人叔叔为什么要用榔头敲车轮啊？”

“爸爸，火车是不是像汽车那样转方向盘拐弯啊？”

“爸爸，火车开到轮船（轮渡）上保险吗？”我们不停地问，老爸有条不紊地答，就这样一问一答伴随我们走完了全程。最后，我傻傻地问老爸：“爸爸，你也没有在铁路上干过，为什么会懂那么多呢？”听到我提的问题老爸老妈相视一笑，含糊其辞地说：“在工作中学习的呗。”

两年以后，我串联到南京。因为搞不到车票无奈之下只好找父亲在南京火车站工作的老战友帮忙，记得他当时是南京火车站的军代表。

叔叔见到我说：“长大了，小土匪（我儿时在军区大院的外号），还是那么淘气啊？”我当时就楞了，心想：坏了！碰到知根知底的了。于是只好红着脸把来意告诉他。

听到我的话叔叔笑了，说“其实你不用找我。从济南到杭州沿线铁路系统的保卫部门，只要提你爸爸的名字都会有人帮你的！”我一脸茫然，问为什么。叔叔笑笑说：“这样吧，反正还有时间，你在我这里吃个饭。我们边吃边聊。”

就这样，我总算解开了两年以前的“谜”。据叔叔说，1953年父亲在南京军区保卫部工作时曾负责过毛主席南下视察所经军区辖区铁路内线的保卫工作。他说：“我跟过很多首长，像你爸爸那样认真、细致的不多，很多时候他几乎是一个岗位一个岗位地去寻找安全隐患再组织有关人员去解决问题。”叔叔说：“你爸爸那个人没有一点架子，说话风趣，同志们都愿意和他接近，主动为我们提供帮助，所以那次任务完成得很好，军区很满意。”

父亲在我们心目中是一个心胸宽广、平易近人、关心同志的人

记得父亲离休后第一个春节，他们单位组织团拜到我们家来慰问。在人群中我看到了两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批斗过父亲的人。我很诧异，胡乱打个招呼就溜到自己屋里去了。等他们走后，我生气地问父亲，为什么还要和这种人来往。父亲说，“当时历史背景就是这样，你自己当时在学校不是也做过过激的行为吗？而且我们单位这些小青年都是组织精挑细选出来的。作为领导，我们不能因为人家犯过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就抛弃他。”父亲严肃地说，“平亮，你要记住，不是所有反对你的人都是坏人，也不是所有说你好话的人都是好人……，否则你会成为孤家寡人的！”

有一件事让我记忆深刻。我上小学五年级的一天，放学在家。父亲打电话来说有一个叔叔要到家里看他，让我接待他一下。放下电话不久就听到门口喊“报告”的声音，我赶紧跑出去，看到一个挂着中尉军衔的叔叔站在门口。我把他引进门请他坐下后，他问：“戈副主任是你的——？”我说，“他是我爸爸。”他说：“你爸爸下连到我们连队当过副指导员，首长对我们帮助很大，全连干部战士都非常喜欢他，愿意把知心话告诉他。”就这样说着说着，父亲从办公室回来了。见到中尉，父亲显得非常高兴，像多年不见的老友一样亲切交谈，不仅询问连队近况还问他家里的情况。类似这种场景在我的记忆中数不胜数。我清晰地记得不少叔叔阿姨谈起老爸在战争年代对他（她）们的帮助，例如：把自己的乘马让给体弱的同志等等。

在我们心目中父亲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解放以后工作调动较为频繁，印象中仅在我小学期间他就调动过三次；特别是1964年他转业到地方后不久，“文化大革命”中就受冲击，当时有一些像他这样情况的叔叔就回部队了。记得多年后我曾半开玩笑地问过他：“老爸，以前你经常调动会不会影响你进步啊，还有‘文化大革命’时你干啥不像那些人一样回去？”他告诉我这是工作需要。从小到大，他对我们说的最多的是他那些老战友，特别是在淮海战役牺牲的郑克叔叔和赖峰叔叔。他常说，相比你郑叔叔和赖叔叔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原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罗光达是父亲少年时期的师兄。我曾听他儿子对我说起过罗书记对我父亲的评价。原话是：“你爸真不在乎名利，按他在上海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应该算红军干部。我爸说过，如果他愿意，可以给他提供证明。”可直到父亲去世从未向组织提过一丝一毫。我记得他老人家在世时我曾问过他，每一次他的回答都很干脆。他说：“相比你郑叔叔和赖叔叔那些牺牲了的同志，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淡泊名利，心怀坦荡。

父亲去世至今已第九个年头了。九年来他的音容笑貌一直浮现在我们心头。虽说是每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历史使命，但作为他的后代，尽管我不能像他们这些老一辈革命者一样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来，至少我可以骄傲地说，我没有给他们的光辉名誉抹黑，我在平凡的岗位上为我的祖国尽过自己的职责。

老爸：您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战争年代，您出生入死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英勇冲锋除敌顽，把您的鲜血和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抛洒在抗日战场和解放全中国的战场上。新中国成立初期，您顾不上擦去脸上的硝烟，又投入到巩固新生的共和国的战斗中去，多少个无法侦破的案子，在您手上都迎刃而解。

您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在我的记忆里，无论您走到哪里，站在那个岗位，对工作您都是那么专注，对同志您都是那么热情，即便是一些反对过您的人，您也不计前嫌。

我想起了您带着我去新街口澡堂洗澡；想起了您带着我陪苏联专家去中山陵；想起了您 1964 年带着我回老家；想起了我1974年从部队回京探家您和老妈迎着寒风在车站接我……

老爸啊，儿子一生一世都报答不了您的恩情！我向您保证，在我的有生之年一定好好地照顾老妈，尽当儿子的一点孝心；一定认真地辅导豆豆，使他尽快成为您所希望的人。

老爸啊，如果有来生，我一定还当您的儿子！愿我们父子在天堂里相逢！

父亲永远是我心中的丰碑！

一师分会 戈平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