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华离我而去了，但我总觉得他还在我身边，永远不会分离。

相逢相识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不久，我家乡江苏常州沦陷。1938年春，我刚满15岁，决心走我父亲张太雷烈士走过的路。

我孤身一人去上海租界，找到了地下党的同志。当时党组织要安排一批党员和愿意参加抗战的青年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去南昌参加新四军，这件事由一个慈善机关出面掩护，用护送难民回原籍的名义进行。党组织把我介绍到河南路安养难民收容所去当“难民”，先分配我教那些真正的难民学文化。8月初，各收容所难民近900人，乘船到温州，先是住在一个破庙里，后来途经浙江金华、兰溪等地一直向西，经一个多月徒步到达皖南。在路上，我们安养收容所由党组织安排进来的10多个“难民”互相认识了，但谁是党员没有公开，其中有一个上海中国征信所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叫冯伯贤，后改叫冯伯华。他家境贫寒，原小学毕业，靠自学提高了文化，为人憨厚、老实。我们常谈论读过的小说，特别是世界名著，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我感到他读过不少书，有相当的文学修养，头脑反应灵敏，像是一个共产党员。

1938年9月23日，我们到达了新四军军部——皖南泾县云岭村。我被编入教导总队第八队学习，队里全是女同志，直属总队部领导。伯华编入二大队第四队学习，星期天常来八队看我。他那个队全是共产党员，一部分是从外地来的地下党员，一部分是从部队基层单位来的政工干部。我和伯华经常聊天。他13岁到上海当学徒工，亲身体会到资本家剥削的痛苦，17岁时参加了上海地下党和工人运动，这次是党组织安排他来新四军工作的。我告诉他，我从母亲那里知道父亲张太雷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我来教导队后，才初步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只有走共产主义的路，才能救中国。他鼓励我申请入党。12月，我刚满16岁时，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和伯华成为有共同理想的同志。

伯华也常跟我说心里话。有一次，他说在上海时他就会抽烟，部队规定学员不许抽烟，可他忍不住用津贴费买了一点烟丝，用纸卷起来抽几口过过瘾，队领导批评了他，他顶嘴说，毛主席还抽烟呢。结果，领导对他的批评更重了。他为此向我诉苦。我批评他：你到部队后，不能像在地方那样犯自由主义。他点头接受我的意见。他有点倔脾气，性格直率，有什么就说什么，这给他今后带来许多麻烦。

1939年初，伯华教导队学习还没结束，就调往一支队任连队指导员、政治处干事；因为有从事地下党工作的经验，他不久被派往国民党驻江南的冷欣部队当联络参谋，归陈毅司令员直接领导。我在教导队毕业后，分配到教导总队训练处任政治教育干事。他来军部汇报工作时，总来看望我。

1940年底，奉党中央命令，新四军军部撤离皖南，渡江去苏北。军部安排后勤人员和机关女同志先走，我属于先走的。我们有惊无险地从皖南去苏北后才听说发生了皖南事变。当时新四军军部已重建，伯华所在的一师就驻在东台县郊外，我路经东台县的当天晩上，伯华连夜赶来看我，高兴地一把抓住我的手说，你总算安全过江来了，真担心你还在皖南呢！一师组建后，他担任师侦察科科长，科里只有他一个人，工作非常忙，而我第二天一早就要去盐城军部抗大五分校报到。我们匆匆见面，匆匆离别，但互通了情况，既欣慰，更思念。我到抗大五分校，担任女生队政治指导员。当时我才18岁。1942年初，我到华中局党校学习，后又调到校部教育科当干事。不久，伯华从一师调来抗大五分校上干队学习，离别一年又相聚，我们住地相距很近，每天傍晩在约定的地点见面，感情很快发展。

当时，新四军的女同志大都是从上海和江南城市来的学生和知识青年，组织上同意一些符合条件的男干部找这些女同志结婚。l942年冬，伯华要回一师，我要随党校去淮南，我们又面临分离。伯华向我提出了结婚的要求。我觉得我和伯华相互了解几年，年龄相差不大，我特别喜欢他脑子灵，勤奋好学，为人憨厚老实。和一些学生出身的干部比，他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尤其是这一年多的相处，我们相互爱恋，已到了难以分离的程度。我同意他的要求，向组织上打了结婚报告。一些和我要好的同志都劝我，按伯华当时地位和条件，婚后他根本无力照顾我，以后有了孩子，我的生活会相当困难，但我想我已经爱上他了，他是可信赖的人，婚后即使生活困难我也愿意。

相知相爱

我们俩结婚后到苏中区党委报到，伯华被分配到敌工部工作，我被分配到台北县西渣区任区委书记。伯华在苏中区范围内活动，只要转移到靠近我工作的地区时，就来看望我。当时日本鬼子和伪军经常出来“扫荡”，生活非常艰苦，卫生条件也差。1943年下半年，伯华的肺结核病复发。住进位于兴化县的苏中军区医院治疗。当时我已怀有第一个孩子，年底临产。区里的民兵护送我，半夜穿过公路，乘小船过了运河，到兴化县找到分散在老乡家的医院，在一个农户家看到了伯华。我见到他又黄又瘦，心中很难过。他看见我挺着肚子竟然能找到他，非常感动。我们见面后很激动，却又相对无语。当时我们每月只有很少一点津贴费，向老乡买一点鱼虾之类的东西，给伯华增加营养。他病情有了好转。1944年1月，我生下了第一个女孩，取名海阳。敌人不时下乡“扫荡”，医院将病人送到小渔船上，晩上在河里躲着，天明前换到另一个村庄去住。小船两头通风，又是严冬季节，冷风不断吹来，我们两人紧紧依偎在一起，生活如此艰苦，但我们能在一起，感到非常幸福。两个月后，我产假期满，到台北县委宣传部任副部长，把孩子寄放在老乡家。伯华在医院里又住了一段时间，病情好转后，留在台北县，县委安排他担任敌工部部长。我们见面的机会比较多了，心里很高兴。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不料，苏中的形势又紧张起来。日本人统治时期，国民党军队大部分投降日军成为伪军，日本投降后伪军又恢复为国民党军队，专门对付我们新四军。一些大地主和国民党官僚跑到大后方，日军投降后他们变成还乡团回来找农民和共产党算账，我的战友有很多被还乡团杀害了。伯华又被调回部队，先后在华中野战军七纵队、华东野战军十一纵队工作，后任苏北兵团司令部参谋处长兼军法处处长，参加了七战七捷等重大战役。那时，我生下了第二个女孩，抗战胜利，取名为海晴。我被调到伯华所在部队的后勤部政治处任副处长、总支书记。我们虽然在同一部队，但他经常作战，难得见面。淮海战役前夕，我们后勤部队撤到江苏和山东相邻的沿海一带。1948年，我怀了第三个孩子。5月份的一天，我要分娩了，同志们找来一副担架，抬着我走了几个小时，在一个村子里找到后方医院，但老乡家都住满了伤员。我肚子疼得不能忍受，只能在老乡房子后面的一棵大树下，生下一个男孩。因为那个村子叫龙尾村，男孩取名为海龙。我跟着医院的同志顶着海风行军半个多月，才住进老乡家。对我这个产妇来说，是咬着牙度过这艰难岁月。不久，淮海战役取得了胜利。4月20日，我百万雄师过大江，伯华所在部队在江阴过江，到达无锡，组建了苏南军区，他担任军区参谋处长，准备攻打上海。

我把寄养在老乡家的两个女孩接回到常州老家，伯华闻讯从无锡赶到常州来看我们。我和伯华已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他十分激动。他把生下来还没有见面的儿子抱起来，不住地亲吻着；又抱起两个女儿，一个个亲吻；又和没有见过面的我母亲、姐姐、姐夫和孩子们见面。多年来为之奋斗的打败国民党、解放全中国的理想就要实现了，我俩心情非常激动。几天后，他又匆匆赶回无锡去了。

相随相助

1949年底，伯华随他的老领导粟裕将军调到南京，在军管会工作，不久，我也调到南京，把孩子都带来了。我和伯华结婚近六年，在战争环境中长期分居两地，我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

伯华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南京市任民政局长。当时南京大批失业人员，还有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等，都要民政部门进行安置，任务很重。他努力学习新的知识，每天早出晚归，到基层调查研究，奇迹般地完成了失业人员安置工作。他对帝国主义办的圣心儿童院虐待儿童事件，处理得非常出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大学为适应新形势，现编教材又来不及，就聘请政府部门负责人去给学生讲课。南京市委推荐伯华去南京大学 ( 原中央大学 ) 政法系当客座教授。为了讲好课，伯华白天忙于工作，晚上在办公室看资料、自编教材。那段时间，他晩上很少在家里，也没有时间和我多说话。

1952年，伯华奉调去南京最大的企业——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宁厂任公私合营的公方厂长、党委书记。永利宁厂位于长江北岸的大厂镇，每周两天厂里有渡船来南岸市里。该厂刚公私合营，面临一系列困难，伯华过去没有领导过工厂，又不懂化工，为了挑起这副担子，他一个人住在厂里，除了来市里开会，很少回家。伯华身体底子比较薄，我提出调宁厂工作，组织上同意了。我到宁厂担任党委副书记，放弃了在市里较好的生活条件，举家迁到工厂来。他很高兴，但对我为了照顾他而放弃自己喜欢的教育工作，总感到歉疚。

伯华很快掌握了全厂生产工艺流程。他领导全厂职工很快恢复了生产。并通过对生产装置进行技术改造，加强管理，生产发展很快，成为当时全国化工行业中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工厂。宁厂有不少很有学识和经验的技术人员，开始他们认为伯华不熟悉生产，又不懂化工，怀疑他能不能领导好工厂。经过同伯华几年相处，这些技术人员都成了他的知心朋友。伯华自己是工人出身，和工人感情上亲近，特别是和老技术工人相处得更好。节假日，他们常到我家作客。在伯华晚年病重期间，儿子海龙曾问他一生中什么时候最舒畅，他说就是在永利宁厂那几年心情最舒畅。

1956年，国务院化工部成立，我们一起调来部里工作，需要学习很多新的东西。他专心勤奋，特别善于动脑筋，在任何岗位上都不会墨守成规。他在化工部工作四十多年，作出了很多突出的贡献。1984 年，他离休后，有十多个单位聘请他去当顾问、理事及各种名誉职务。他参加了多项重大项目的评估，组织了化肥和乙烯发展战略研究工作。一些省的领导请他为化工发展提出规划意见，化工系统各设计院、研究院、大企业都来请他出谋划策。他离休后，我们家里总是门庭若市，很多单位的领导凡来北京出差，总要来探望他，并请他去考察。我们离休后 9 年中，跑了大江南北的许多地区和单位，他为发展化学工业尽心尽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一生刚正不阿。他认为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工作中有什么看法和意见，应该开诚布公地向上级提出来。“大跃进”年代，他对经济建设中的一些“左”的做法有意见，结果在反右倾运动中被重点批判，被撤职。他平时说话幽默，开会发言做报告，都是自己列个提纲就讲，不仅讲得生动，还联系一些古今中外的典故，群众很愿意听。有不怀好意的人，政治运动一来，把他讲过的话拿出来上纲上线，加罪名，批判斗争他。三年困难时期，他又得了肝炎，健康状况很差，我和孩子们都尽力照顾他。我有多年政治工作经验，他每次挨批判，都是我帮他写所谓的检讨材料，帮助他过关。过些时候又给平反，让他去干活。有人开玩笑，说他是“运动员”。“反右倾”过了，“文化大革命”来了，他是抗战前的上海地下党员，有人责问他：为什么别的地下党员被捕，你没有被捕？你一定是个叛徒！到处贴大字报，还抄了我们的家。在化工系统万人大会上，把他揪上台批斗。1968年，他被下放到化工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当时他已满50岁了，挨批斗，还要从事重体力劳动。当时我是化工部北京合成纤维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是所内头号“走资派”，也受到冲击，后来带领全所职工去湖南参加三线军工建设。

我们的五个孩子“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基层上山下乡，北至北大荒，南至云南瑞丽，全家 7 个人分7个地方，妻离子散地艰难度日。1972年，他从“五七”干校回京，被分配到化工部规划设计院当院长，又全身心地紧张工作。

他一生勤奋学习，从一个小学毕业生成为有丰富管理经验和化工科技知识的专家型的领导干部。他在上海当工人时，读过古今中外许多名著和政治理论书籍，能写流畅的文章。他任南京大学客座教授时，给政法系学生上了两学期的课。在永利宁厂，他创办了业余学校，自己带头每天除了繁忙的工作，晩上总要到业余学校上课或在家里做作业；如果出差缺了课，回来后一定补上。1956年，我们调到北京，住在东四一个胡同里，他每天早上6点多赶公共汽车到和平里化工部大院，上7点开始的业余学校业务课。他以极大的毅力坚持学完高中数理化和化工基础课。几十年来，化工出版社的同志知道他爱好学习，凡出版新书，总要送他一本。在他重病时，出版社同志到医院送他一本《精细化学品辞典》，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还叫我存放好，说回家要看。

因工作需要，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多次率团去苏联、东欧各国；七八十年代，他又多次去欧、美、日、中东等国家和地区。他每次出国，总要认真准备，专门学习相关知识。出国带回的资料，他要亲手整理好并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消化、利用，向上级写出负责任的报告。在他的书房里，7个柜放满存书，分门别类整整齐齐。现在，每当我走进书房，就想起他在台灯下认真工作、学习的情景。

1958年，组织上安排老干部上大学。当时他出差在外，我认为他不会反对我去上学，于是报了名。这个干部班本来是学三年半，我参加大学生统考及格，转普通班，上了五年高分子合成材料专业课。这期间他一直支持我学习，帮助我安排好家务，使我从36岁到4l岁，学完了大学课程。

他对知识分子非常尊重，总是和他们开诚布公地谈心。伯华在化工系统的科技人员中有很高的声望，化工部几位总工程师都是他的知心朋友，经常到我家里来作客。

他爱孩子、爱家庭。我们有 5个孩子，从小受家庭的影响，爱好学习。孩子们年幼时，我们经常为他们朗诵唐诗、宋词，介绍外国文学名著，使他们从小养成读书的习惯。节假日，我们带他们参观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北京首都剧场上演一些著名戏剧时，常带他们去看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5个孩子的学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后各自都努力完善或完成了学业。我们不让5个孩子在父母所在的系统工作，要求他们不依靠父母的地位，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为人民服务。现在，他们在事业上都有一定的成就，对我们都能尽孝尽责，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万万没有想到，伯华患绝症，离开了我们，实是憾事。我们一生虽没有杰出的贡献，但我们尽心尽力地为党工作，问心无愧。

伯华，安息吧！

一师分会 张西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