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郭述申从新四军第五支队到延安参加“七大”途中留影

1939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召开第七次全国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个决议经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后，各解放区按中央规定各自选出“七大”的代表。我父亲当时在新四军五支队任政治委员，被选为新四军出席“七大”的代表。

从新四军驻地到延安，虽然仅有八九百里之遥，但必须经过国民党统治区，还要通过日伪敌占区的严密封锁，父亲他们一行出发前，作了反复研究。

1940年9月，父亲从五支队驻地半塔集出发，因交通阻滞，在皖北涡阳待命。11月底，父亲同新四军其他代表谭友林、戴季英、李耀等及随行人员共10余人，从安徽涡阳出发，奔赴延安，准备出席“七大”。

当时，正值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和日伪军开始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因此途经国民党统治区和日伪敌占区时，不断遇到危急情况，一路上充满艰难险阻，辗转至翌年3月才到达延安，历时整整7个月。

据父亲晚年回忆：出发前，大家经过分析比较，确定从新四军驻地到延安最佳的行军路线是走河南过山西到陕北。由于我党在河南有一定的交通工作基础，驻洛阳办事处同国民党又有统战关系，这样，经洛阳过黄河后，很快就可以进入我晋东南解放区，再去陕北就容易得多。但事与愿违，从沈丘一到漯河市，麻烦就来了。警察、特务以查户口为名，对父亲一行人进行反复询问。后来才知道，国民党风闻这群人是从新四军来的，故意刁难。幸亏国民党何柱国将军派来的副官出面解围，才使父亲一行人有惊无险通过漯河。

为了减少麻烦，代表们决定缩小目标分散行进，到洛阳八路军办事处会齐。当时，父亲和戴季英、廖华、袁乃康等随同洛阳办事处的交通员焦成乘车先行一步；谭友林和李耀骑自行车奔赴洛阳，做交通工作的常万福和杨传让等徒步行路。12月上旬，先后集中到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即洛阳市南关贴郎巷56号。在洛阳稍作停留，父亲一行继续北上，经孟津渡黄河到济源县境。

当父亲他们进入日伪军封锁区正由南向北穿行时，一支国民党的军队也正从北向南通过，他们走的是羊肠小路，正是日军地雷埋设区，他们踩响了地雷，炸死炸伤多人，这一来惊动了日军，破坏了父亲一行通过博晋公路的计划。霎时，枪声大作，敌人集中火力封锁了大道和小路的交叉点，将新四军的队伍前后裁成两段，为防意外，大家合力冲出敌人的火力区，急速离开公路，直奔太行山下的国民党军队的防区。这次通过日军封锁线时，开会的代表险遭不测，所幸人员没有伤亡。

一路上，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一行很不友好，从吃到住，处处刁难，并不时打探他们的身份。当天夜里，1名管理员突然失踪。从种种迹象表明是被国民党特务绑架走的。父亲他们决定迅速离开此地，第2天一早就继续前进。当他们进到晋东南解放区与国民党防区交接边境时，发现国民党军的边境哨所戒备森严，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如临大敌，对我方过境人员一律要进行搜身检查。就在我方派人前去交涉时，发现在附近的山头上布满了国民党军的部队，他们居高临下，对我方行动构成极大威胁。我尖兵排也迅速抢占就近一个山头，双方形成对峙局面，当时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防止局势恶化，父亲一行决定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可以做些必要的让步；同时也据理驳斥国民党的无理刁难。经过努力，最后他们无理扣留我方一位参谋，留作人质，才将我大队人马放行。我们连夜火速行军，直到进入我晋东南根据地，才稍稍松了一口气。后来才知道，刚刚发生了皖南事变，国民党军有意制造摩擦。

1941年1月，父亲一行到达了八路军总司令部所在地麻田镇。

2月，赴延安的华北地区的“七大”代表王鹤峰、傅玉田、解方和宋一平等也来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大家汇集一起，继续向延安进发。

1941年3月，父亲终于胜利地到达了中国革命圣地延安。                                        

 二师分会 郭奉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