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俩先后参加革命的主要原因，是被当时国家、民族和家庭所遭受的多重灾难逼出来的。教清主要是因为眼见日本鬼子疯狂侵略，杀人放火无恶不做，而家乡的地主恶霸加土匪却趁机欺压祸害劳动人民，在家里实在生活不下去了，从而激起教清抗日救国同时解救自己的思想。教清怀着这样朴素的思想感情约了6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毅然走上了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我们先来到当时国民党省政府所在地立煌（即金寨）参加了抗日救国革命斗争。

1938年5月教清约了袁家法、董学平等6名同学一起，由袁家法利用亲戚关系写信给国民党五战区参议胡昔畴，请他帮忙找事。他起初要我们仍回家乡跟凤阳县长戴九峰（国民党左派）打游击，我们不情愿，后来在我们的要求下他又把我们介绍给省动委会周新民（共产党地下党员）同志处。是周新民同志给我们作了抗日救国和参加革命的动员工作，并把我们6人安排成为临时工作团，后改为二十五工作团在当地群众中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不久又把教清和杜昌义调到二十四工作团，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抗日救亡革命生涯。

我们先来到当时国民党省政府所在地立煌（即金家寨）参加了抗日救国革命斗争。同年八月教清被调前往省动委会张劲夫同志开办的干部补习班学习深造，他被任命为该班区队长。在这段学习期间，是胡晓风（张劲夫同志爱人）和杜占潮2位同志考察并介绍教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记得入党仪式是秘密进行的，以一段京戏为联络暗号，几位党员带领我们几个新党员齐集于立煌胤的金龙沟某山凹内举行了入党宣誓，当时以2个红色五角星代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我们庄重而严肃地向其宣读事先写好的誓词，宣誓完成后便编成党小组，领受了党组织交给我们的第一份光荣任务就分头去展开我党的地下工作。

1938年11月教清受上级党组织委派担任委托第四工作团团长，带领8名团员由立煌前往定远和凤阳县开展工作，12月前后在定远县城内做了短期的整顿扩充，全团已增至20人，分别在定西南、永康、朱湾、青洛及吴圩一带开展抗日宣传和建党组织工作。

为了更有利于开展宣传组织工作，1939年3月我工作团由定远转移至凤阳所在地黄泥铺。因为那时戴九峰已由定远调凤阳任县长，戴是国民党左派支持我们搞抗日宣传组织工作。此时新四军挺进团政治处主任正在负责组建定远、凤阳两县中心县委并担任县委书记。陈明远同志当时找到教清让他参加中心县委并分工他担任宣传部长，曹臧等同志任组织及总务部长。县委成立不久主要分散活动开展工作，由于当时陈明远同志和我们联系的方式比较公开，引起了国民党县党部的注意，对我们进行秘密监视，斗争环境随之恶化，在黄泥铺一带很难进行工作，6月便转移到殷家涧，8月以后又转移到定西教清的家乡西三十里店北凤阳山区，这里靠近新四军四支队十四团比较方便活动。

1939年冬、1940年春皖东国民党的反共摩擦不断加剧，国民党企图武装押解我工作团到立煌处置，当接到苏皖省委相关通知后，教清立即果断决定将全团开往新四军四支队十四团参军，至此教清参加革命初期的一段地下党工作经历告一段落。

早在1939年冬，教清就接到新四军四支队领导交给他在家乡组织游击队的任务。当时他正患寒病在家，在先办理完工作团参军的任务后，便带病在家乡奔走活动，搞起80来人、长短枪50多支的队伍，上级命名为定远游击队，由教清担任队长，在当地定西北凤阳山区开展了一个时期的抗日活动。1940年3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时，按党组织要求教清带领定远游击队集体光荣参军，被编入新四军四支队十四团八连，他被任命为八连指导员。后调任该团政治处民运股先任干事后任股长，并兼任河、含、巢、合4县的经济队长，带领20余名干部在4个县范围内办理收香烟、屠宰牛行税（十四团就在这四个县境内活动）等筹款工作，为部队度过暂时的经济困难四处活动（这段所写的回忆录已刊登在安徽省军区党史资料第一期上）。

1941年秋，教清调任新四军二师六旅政治部总务科长兼旅生产主任，1942年冬调津浦路东新四军二师政治部上干队整风，8个月后调出工作，先任二师政治部总务科长，师直工部民运科长又调任二师六旅供给部政治协理员；1946年春自卫战争爆发打了一段淮南撤退的战斗后，教清被调出二师（这时师撤销分编到四、六纵队）到四纵队政治部当了3个月的秘书，后又被调到该纵队六十八师政治部任民联科长，后勤科长。这时正是解放战争最紧张的1946、1947、1948三年，战事频繁，与国民党展开大规模的运动战，先后经过“鲁南会战”“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以及豫东、济南、淮海诸战役。

其中淮海战役规模最大，我师共俘获战俘16000余人，上级要教清负责押送4000名战俘给二野，他圆满完成了这一紧迫的任务后随即赶上部队参加了渡江作战。教清就解放战争这段亲身经历曾写了“活捉杜聿明”“长备担架队开仓济贫”和“战壕里的丰衣足食”等回忆文章上报了安徽省军区。

1949年春，教清同志被任命为二十三军六十八师后勤部政委，参加了指挥师后勤渡江作战任务。6月调任该军直工部副部长，后又任民运部部长。11月调离二十三军到新成立的华东军区干部部任科长，直到1955年8月调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1957年3月毕业后回南京军区干部部工作。后调任南京市兵役局副局长，1959年改为南京市人民武装部时任副部长，1960年改为南京军分区时任政治部主任。1964年5月突然接到上级电话通知，调教清同志到南京军区离休办公室任副主任，并即刻上任工作；不久被任命为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

1966年春，教清同志响应号召主动报名到安庆六安县大别山农村搞社教半年，8月回机关。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不久高潮到来，为应付造反派胡闹，政治部成立了接待组，教清同志任组长。为做造反派工作，我们费了许多精力口舌还时常受到他们无理的对待；之后因武新志同志不幸自杀，教清接替他的工作负责分配上级调我军区的各医大学生，不时受到造反派的围攻胡闹，甚至因此病倒住了医院。之后军区首长要求教清和几个同志在南京步校内筹办一个军师团三级干部学习班，我们忙得初具规模时，军区常委又决定不办了，怕学习班离军区机关太近找麻烦。

不久，军区常委决定在合肥利用安徽省党委停办的旧址，举办中央军委早已批准的南京军区军事科学分院，准备集中三五百名军师团干部入校学习，指示由教清同志和吴大胜同志任正副筹备办主任。为解决经费问题许世友司令员还亲自指示他和姜志昌同志去北京上级机关，当时一下火车就被总医院的10几个造反派大学生围攻了1天，后来又因合肥的造反派六五兵团驻进学校不让筹建军事科学分院的事等原因，筹备的事被迫停了。

1969年毛主席号召在全国举办五七干校，教清同志接受组织上的任务，经过一段筹建工作（教清任筹建组长）在合肥大蜀山原安徽省交通学校内，办起军区司政五七干校（也称军政干校），教清同志任常务副校长，段焕竟副参谋长兼校长，为培训军区各级干部做了几年有益的工作。后因个人身体等原因正式离职休养。                    东勤同志自1936年10月和教清同志结婚后，一直在封建落后的家庭里度过4年之久，受尽了辛勤之苦、折腾之罪，早有离家参加革命之意，曾想走过几次未果，那时家乡已沦陷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之下，更促使她出走离家之念。1940年当我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四支队十四团开到家乡炉桥地区活动时，东勤同志在教清的影响下毅然决然地主动找到部队参了军。

东勤同志1940年9月参军后被分配到新四军二师十四团政工队当队员，同年10月上级为加强新成立的定西服务团决定袁则行、田则农和东勤同志调往该团工作。此后发生了一起突发事件：那是1941年春，当东勤同志请假探家几天期间，不料所在部队遇到日军分8路“扫荡”津浦路西，一夜之间所在部队遭遇日军偷袭被打散；当东勤假期一到准备返回部队却找不到时，定远县政府县长魏文伯的爱人李谨一同志（时任县政府机关指导员）将东勤留下在县里做妇女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地方工作，1941年8月由李谨一、郑芮2位同志介绍，东勤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9月定远县公安局要人做敌占区工作，组织决定调东勤到县公安局，当即被派到淮南铁路沿线做敌伪军工作，收集铁路沿线一带的敌伪情报。这一时期执行的任务经常是即危险又困难的，由于局里仅有东勤1位女同志，故目标格外显眼，敌人曾几次采取手段企图抓到东勤同志，有时的危急情况十分惊险，但由于东勤同志的机智勇敢，敌人的阴谋一直未能得逞。公安工作半年多后，东勤同志调定远县二区任抗联理事长，县女抗理事。1944年12月调淮南西分区党训班学习，以后参加过整风队整风，还参加了土改工作向群众宣传三七减租政策。

自1941年春至1945年2月的近4年时间里，东勤同志因所在部队遇袭而“失踪”，教清真不知她是死是活。因当时战事繁忙顾不上想很多，也没机会打听，直到1945年初才得知东勤同志在地方工作的消息。1945年2月组织为关心我们夫妇的生活问题，调东勤回津浦路东新四军二师政治部工作，我们夫妇才得以在战乱失散四年后重逢！

教清当时任新四军二师政治部总务科长，组织决定东勤同志就在该科任军实会计，后分管小鱼山农场会计工作。1946年夏自卫战争爆发，她随军在新四军二师后方留守处，组织分配她任经费会计，帮助莫浪同志工作。渡江战役后教清同志调任二十三军政治部民运部长，组织决定东勤同志任该部民运干事；1950年底随教清同志调华东军区干部部，东勤被安排在该部管理科任管理员数年。

                     1990年夏，李教清、杨东勤夫妇与四子李捍东、孙子李晓在北京亚运村合影

1955年华东军区干部部领导按当时有关规定，动员东勤同志复员地方，使她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东勤同志虽积极要求转业地方但末成，于是就响应组织安排复员地方了。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东勤同志积极要求工作想尽一份义务，当地政府先后将她分配到南京市白下区中华测绘仪器厂及玄武区的军属制纸厂、光明锉刀厂任厂长（书记），她又很认真负责地工作了5年之久。1962年因体弱多病、孩子又多，教清同志1人实难照料，于是东勤同志无奈之下提出申请，经南京市玄武区组织部正式批准病退休息。我们夫妇先后休息下来，先是在巢湖干休所生活了10几年，1984年才搬回南京住进军区政治部干休所。教清同志这些年实际上也没闲着，经常想着应为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在干休所党组织担任小组长或支部书记工作多年，努力为老同志们服务，同时还专门撰写了10多篇革命经历的回忆文章，分别刊登在安徽省军区党史资料及安徽定远、凤阳两县党史资料刊物上；他还受邀到机关学校等地作革命传统报告，如受邀到巢湖军分区、空军疗养院以及地方大、中学校、工厂企业等单位作报告，连续好几年不间断；对此各方面反映很好，教清同志因此多次被安徽省军区评为先进个人和优秀党员。

干休所居住地的环境不错，楼前能养花楼后可种菜，使我们休息生活舒适也很有规律。我们老同志们常说：“上午干事，下午钓鱼，晚上电视，快乐如意。”说起钓鱼教清还有四点小体会：1、寄托精神，2、消磨时间，3、锻炼身体，4、小有收获。房前屋后的几分小地，多年来使我们能够保持劳动的习惯和享受劳动的快乐，即锻炼了身体，收益也确实不少；劳动所得的蔬菜瓜果之类除自家用一些，还经常送给邻居分享。只是每当静下来的时侯，我们常常会回想起往事，回想那激情燃烧的战斗岁月和那些曾经患难与共的战友们，尤其当我们回首这50年金婚之路上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相携相知和不离不弃的往事时，不免思绪起伏、心潮难平。

岁月如梭，时光荏苒，不知不觉中我们携手跟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走过了半个世纪。回首往事，我们无怨无悔！

二师分会 李教清 杨东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