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于1949年5月27日宣告胜利解放，在这以前的上海，则是各种“冒险家的乐园”，帝国主义势力、官僚资本阶层、洋行买办、社会帮会组织及特务流氓等势力在上海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后来国民党政府及军队在撤走之前又作了周密系统的布置。在这种形势下，根据中国共产党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9兵团的命令，解放军第20军在结束上海市区的战斗任务后，立即部署警备上海的工作，以保障上海新政府接管城市工作的顺利实施。

解放军第20军在军长刘飞、政委陈时夫的带领下，自1949年5月25日开始担任上海警备任务起，至8月1日奉命移交第33军后撤离市区（移驻嘉定、太仓、罗店、南翔地区进行“攻台”水上练兵），共历时69天。在此期间，全军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光荣传统，依靠上海各阶层人民群众，进行了军事、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斗争，圆满完成了上级所赋予的各项任务。

按照第9兵团的命令，20军担任上海市第一警备区的警备兼任松江地区城防。第一警备区按照当时旧制行政区域划分共计有九个辖区即邑庙、蓬莱、嵩山、卢家湾、常熟、徐家汇、龙华、杨思、洋泾等区（相当于现在的黄浦、徐汇、闵行和浦东新区的沿江部分地区），人口约二百十万，占全市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六，其中外侨约两万人。在20军的警备区中，有贫民聚居的棚户区，也有官僚、资本家的公馆区；有繁华的商业区，也有偏僻的近郊区。整个辖区人员结构非常复杂，尤其是在曾由帝国主义势力长期统治的所谓“租界”内，政治情况显得更为复杂。

                         汾阳路79号20军军部兼淞沪第一警备区司令部

20军的军部兼第一警备区司令部，驻地设在汾阳路79号原法租界“公董局”（上海法租界的最高行政当局）的总董官邸洋房。全军基本上以一个团警备一个区的方案进行部署，属下的三个师(九个团)以原司政机关兼任各个分卫戍司令部。其中，第58师（曾如清任师长兼政委）担任浦东杨思区和洋泾区的警备（留一个团驻扎北蔡一线作为浦东地区的机动力量）；第59师（师长程业棠、政委张文碧）负责邑庙、蓬莱和嵩山三个区的警备；第60师（师长陈挺、政委邱相田）任常熟、徐家汇、龙华三个区的警备；军部警卫营和工兵营担任卢家湾区警备；军部侦察营担任松江地区城防工作。同时，军部在60师抽调熟悉上海情况的指战员组成两个营的兵力作为全军警备工作的机动力量（60师是一支上海籍和江、浙籍指战员居多的部队，它的前身是由浦东九百多名抗日武装南下浙东开辟抗日根据地而发展壮大起来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经历过泰安、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等一系列战役，是解放军中一支英勇善战的主力军。该部队非常熟悉上海的风土人情、道路交通和方言）。20军在这69天里主要做了四项警备工作：

一是看管城市重要设施和仓库物资、收缴敌伪高官房产，清除危险障碍物、保障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正常进行

    20军在辖区内接管了众多仓库、堆栈、码头、工厂、公司、63处敌伪官僚房产及一个飞机场，保护了私营企业的产业，保护了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当时20军副政委兼军政治部主任汤光恢同志交给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的林晖同志一项接管大官僚资本家房产的任务并给他一本国民党时期上海市的甲种户口薄，上面记载着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张群、毛森等公馆的详细地址，让他带一个警卫连去执行。汤光恢同志说：“你原是上海人，你按这个名册，把他们的房产接管过来。”林晖同志就坐了吉普车，带了几卡车警卫连的战士认真及时完成了这些公馆的接管工作。

国民党军队在败退于上海之时，埋设了大量地雷及爆炸物，大多数埋设地点是在交通要道、公路、学校、居民集聚区，上海市民因误触地雷被炸死炸伤者达几十人，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很大的危险。20军在辖区内清除了敌人设置的大量危险障碍物，单是军部工兵营就起出了各种地雷、拉雷一千余枚，炸药一千二百余斤，既保护了国家财产，又保障了上海市区的安全。每当解放军战士排除一颗地雷，老百姓就欢呼雀跃，称赞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民除害并激动地说：“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能这样冒死为人民”。

当时，马路上还有一些国民党军队构筑的防御工事，它不仅妨碍交通，还成为敌特份子隐蔽的处所。我军指战员在居民群众的帮助下，花费很大功夫进行拆除和清理工作，还给上海人民一个干净有序的生活环境，受到广大市民群众的交口赞誉。

二是收缴非法组织武装、搜捕散兵游勇和敌特组织

20军先后发现背景复杂、名目繁多的非法武装三十余股，每股数人至数十人不等。他们冒充我党地下武装，利用上海刚解放时尚未稳定的混乱局面，抢占敌产，捣乱社会秩序，破坏我党我军声誉。5月25日，“国民党国防部青年救国团义勇纵队第四支队”李朝俊等32名匪徒冒充“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先遣纵队第四支大队”名义，非法接管了邑庙区、蓬莱区的警察分局，搜缴枪支和物质，还借口搜查侵入民宅、勒索钱财，被我军一举抓获。在沪南的斜桥海惠寺内，盘踞着四十多个武装特务和流氓，他们冒充解放军胡作非为，担任警备的59师官兵在群众带领下，取缔了这支武装流寇。

在浦东一个小镇上，58师的两名巡逻战士听到街边群众报信：“对面米店排门板里厢有交关宁”，立即感到大清早米店内有许多人是不正常的现象。俩人马上分头监视米店和回部队报告情况（当时没有通信工具），这样，一举抓获了十几个企图潜伏在城乡结合部的国民党武装人员。

警备部队在街道里弄中对群众开展政策宣传，6月10日在马路上张贴《淞沪警备司令部治字1号布告》（公布溃散的国民党官兵前去报到的地点），发动居民对陌生人进行检举等活动。同时，加强昼夜的岗哨盘查。20军按照上级对非法武装“一律收缴、追究主脑、彻底解决”的原则，各师、团以坚决、迅速的行动，在短时间内，就将辖区内所有非法武装收缴完毕。至6月20日，全军共收容散兵游勇五千七百余人，其中国民党将级军官七名，校级军官七十名，为上海以后的社会治安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市民看上海解放布告

旧上海国民党各系统特务组织林立，他们在沪建立公开和秘密机构数十处，控制的大小外围组织100多个，在全市形成庞大的特务网络，已经渗透到了社会各个角落。敌特机关眼见大势已去，多在逃往台湾之前已作了应变布置、潜伏下来。例如1948年秋，国民党王牌特务机关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与第四处(主管电讯)处长杨振裔，在上海先后完成了“潜沪特一组至特九组”的组建，潜伏人员都是选择未公开身份的军统骨干，而且都有商人、教师、记者等社会合法身份掩护，并与保密局总台通信联络。在20军的辖区，6月上旬一周内曾连续发生偷窃、抢劫案件20余起，也有政治性暗杀事件发生。为此，全军各级部门都增加了保卫、侦察干部力量，加强了侦查破案工作，并与新上海市公安局联合办公。

上海市成立了军警联合办事处（第九兵团司令宋时轮任主任），各区也成立了治安委员会，使治安工作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明确的分工。6月29日拂晓，上海全市同时展开了重点搜捕的统一行动，20军在工人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及工商联合会等组织配合下，共捕获特务、盗匪一千二百余人。在搜捕中，由熟悉上海情况的战士带路、由会讲上海话的战士向房东及群众打招呼，各部队都能做到“进房有招呼，出门有交代”的规定，不仅对市民无所惊扰，而且又以实际行动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取得良好的效果。比如，60师的战士在常熟区搜查特务住宅时，注意不影响邻居，轻声叫开门后说明来意，在搜查中一切箱柜都让主人自己开启，搜查后交待本人清点无误并在检查表中签名盖章，真正做到文明执法。又如，部队在龙华一带搜查大片棚户区时，依靠当地工人和学生先做查访和宣传工作、摸清居民情况，再暗中进行侦察，结果很快搜捕到十一名躲藏的匪徒。

三是参加上海金融市场斗争、维护社会商品价格稳定

当时上海金融领域的斗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敌对势力利用群众担忧纸币贬值的恐慌心理，大肆散布谣言，刺激物价上涨，贬低新政权的人民币币值，阻碍人民币的流通，企图以此实现用银元操纵货币市场的罪恶阴谋。大量银元贩子在大街小巷敲着银元叮当作响，叫着“大头、小头要伐？”。仅解放后的10天里，上海银元的价格上涨了两倍以上，银价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上涨。在此后的三天内，批发物价指数跟着猛涨两倍。6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扰乱金融、操纵银元的投机者赶快觉悟”一文之后，立即得到全市广大民众的拥护，纷纷要求政府对金融秩序进行整治。号称当时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是上海金融投机活动的中心和指挥部，时任20军党委机要秘书的苏菲同志是参加包围汉口路422号上海证券大楼行动的亲历者，她回忆说：“1949年6月10日，我们分乘10辆大卡车，在一早包围了证券大楼”。现场被堵住的有千余人，上海市公安局长李士英宣布对其中经过事先摸底查证的238名投机商人进行逮捕审查，对一般工作人员具结登记后陆续放行。几乎就是当天下午，银元市场就从每枚2000元跌到了1200元。第二天一早，《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了《彻底消灭投机活动》的社论并配以照片，赞扬参加查封行动的部队布置周密，行动迅速，成绩优异。

20军政治部的林晖同志曾回忆说：“我带了警卫员和介绍信，驱车来到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对经理讲，把观众集合到一个地方，我要讲话。在东南角一个可以俯视到全广场的一个讲台上，各楼层数千观众都围着听我在麦克风前讲话。我用上海话把《解放日报》上关于取缔银元贩子、维护人民币稳定的重要性向听众说了一番，大家鼓掌表示赞同。后来，我又到大光明电影院和兰心大戏院去进行了演讲”。

军司令部的参谋潘锦国与何炳文俩人（原浦东淞沪支队战士）进行便衣化妆之后，在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机智地捕获了一个银元贩子团伙里的数名头目。时任58师172团政委的丁公量同志回忆说：“抓特务、打击投机倒把、团结外籍人士和资本家都是部队要忙的事情。当时有些米店老板囤积居奇哄抬米价，政府从根据地运来大米，公开挂牌出售，市场米价就应声大跌”。

6月上旬，20军战士在林森路（今淮海路）一些商店发现有人使用大量人民币购买紧缺的贵重商品，检查鉴定这些人民币是伪造的。军保卫部经过侦察，于6月16日破获黎明、周月英、黄浩（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上校谍报组长，后被判死刑）一案。搜查周月英家时，发现印钞机4架、大量纸币、手枪3支及子弹150发。7月1日，20军又破获伪造人民币一案，主犯李星宇（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任命其为上海潜伏第二挺进纵队司令）、蔡伯均（国民党海军谍报组上校督导员）、梁秉衡等12人当场被捕，并抄出大量伪钞及用于伪造人民币的铜模板6块。

在这场金融斗争中，20军各师、团都出动了宣传队，向市民群众进行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并逮捕了五十一名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的首要分子。在全市党政军民统一行动下，市场上的银元投机买卖得以迅速制止，市面上物价保持了平稳。这时，中央政府也从解放区调运来大米、棉花和煤炭（市民称为“两白一黑”）支援上海，更加稳固了新上海经济战线斗争的胜利成果。

四是模范执行城市政策，密切军民关系

警备期间，部队始终严格遵守城市纪律，普遍做到不进民宅，不使用货币买商品，部队吃的饭菜都由十几公里外的郊区送来。有些部队连自来水也不用，每天清晨排队去几里路外的黄浦江边洗脸洗衣物。7月24日，上海遭受到十二级以上台风侵袭（时值农历三十天文大潮期），这是上海自1915年以来遭受的破坏性最大的一次风灾，有很多战士在值勤路上被狂风直接吹倒在地爬不起来。据上海老年人回忆，当时外滩马路上的大水与黄浦江连成一片，江堤栏杆的铁链条都浸没在水里看不见了，市中心的南京东路积水深达1米。在上海市委及市政府的统一指挥协调下，全市上下立即投入了一场抢险抗灾的战役之中。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发布通令，命令所属各部队全力以赴协助当地人民救灾，厉行节约，与人民群众共患难。20军全体指战员奋不顾身，英勇救灾，帮助人民群众维修房屋、协助工厂仓库排水、与市政工程部门一起加固黄浦江堤。台风过境后，他们又自觉节衣缩食，接济受灾群众。驻邑庙区的59师部队官兵从受灾当日起，将原来一天两餐干饭一餐稀饭改成两餐稀饭一餐干饭，把节约下来的粮食全部救济灾民。许多群众深受感动，说道“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永远忘不了共产党的恩情”。

                          1949年上海台风，四川北路一带水漫金山

20军文工团的姚鹏和姚征人同志回忆说：我们团里大多数同志是上海出去参加新四军的，在警备上海期间，军党委要求我们“用革命的文艺去占领上海舞台”。当时舞台上都是才子佳人戏剧，我们文工团就组织对外公演歌剧《白毛女》。演出场地设在虹口区乍浦路的“文艺会堂”（后改为解放剧场）。我们连续演出一个月，取得了轰动上海滩的效果。

时任20军副军长张翼翔同志（49年10月任军长）对警备工作总结道：“部队从长期的农村生活转入城市，从战争转入和平，从作战转入警备，这是一个大的转折。入城后不久，整个部队发扬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模范地执行群众纪律和城市政策，得到广大人民的衷心爱戴，但也有极少数同志经不住城市物质生活的影响和侵蚀，对己要求放松，部队出现一些违纪事情。对此，军党委及时做出决定，在部队开展作风纪律整顿，及时克服了某些松散现象”。

第20军的指挥员中有许多南方人，其中60师的官兵中，上海人的比例非常高。他们熟悉上海的道路和语言，对全面完成上海警备任务起到比较关键的作用。最后，20军在将防务移交给33军的工作中，各级部门都以认真负责的精神，对警戒岗位，驻地政治情况作了清楚的交代，并介绍了警备工作的经验。对看管的物资、房屋、部队营房用具等等都仔细造册，逐件点交。解放军20军在警备上海的69天里，给上海市政府机关、人民群众和工商业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9年5月31日《解放日报》刊登了进入上海的人民解放军严格遵守陈毅司令员“在没有找到营房之前部队一律睡马路”规定的爱民事迹和上海人民热情欢迎解放军的多篇文章，一时间，解放军这支胜利之师、文明之师不入民宅睡马路以及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美誉传遍上海。

一年后，这支英勇的解放军第20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参加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又一次经历了战场上血与火的考验。全军涌现出了杨根思、周厚刚、任玉祥、卜广德、于泮宫、余新发、毛张苗、沈如根、魏玉德、孙振禄、张益仁、周文江、曹光景、车书琴、潘泽民等等众多闻名于世的英雄人物。

                         瞿敏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