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3年3月10日，迟浩田同志来我家里看望。坐下不久，他就问：“那年二十七军从朝鲜回国，你来我们二三五团采访，一起来的还有《人民前线》报的另一位编辑杨效周，是不是？”

我说：“对！你记性真好。”

二三五团即“济南第一团”，因为是英雄部队，记者去得比较多。那时浩田同志任团政治处副主任，通常由他接待来访的记者。

浩田同志又问：“杨效周后来去哪里了？你们还有联系吗？”

我说：“1958年他就去了北大荒，从此失去了联系。”

“哦，去垦荒了。”浩田同志似感惋惜：“这位同志工作很刻苦，文笔也是不错的。”

我解释说：“他有点历史问题，报社没法留了。”

迟浩田同志对杨效周的关切，引起了我对这位老战友的思念。我在《黑龙江日报》刊登了寻人启事。我知道杨效周每天必读报，希望他能注意到这则启事。

真让人高兴！几天以后，我就收到了杨效周的来信。他说，他一直在北大荒的八五三农场，起初当农工，后来当小队长，参加垦荒劳动。前年调到场部，参与场志的编撰工作。既是工作需要，也是照顾他年纪大了，体力差了。杨效周生于1921年，和我们党同龄。前年，即1981年，他已经六十岁了。

我们从此常有书信往来。杨效周的信，总是用毛笔小楷，整齐，漂亮。近日点检，我在不经意间存着他的来信十四封。

二

杨效周的历史问题，发生于抗日战争时期。

当年，日本侵略军和汪伪政府大量种植、运输、销售鸦片，用以毒害中国人民，同时赚取巨额利润。日伪的统治中心南京，毒品危害尤甚。1943年时，南京竟有烟馆数千家之多。

中国共产党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外围组织青年救国社，在征得党组织同意后，决定发动一场清毒运动。1943年12月17日晚上，中央大学的两百多名爱国学生，以厉恩虞为总指挥，组成两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王嘉谟，第二大队队长杨效周，游行到烟馆集中的夫子庙地区，一面向群众宣传吸毒的严重危害，一面砸毁了“逍遥阁”“云裳阁”等几家烟馆。第二天，在中央大学爱国学生的带动下，南京的大中学校三千多名学生又组织了盛大的游行，最后直奔夫子庙地区，冲砸了所有的烟馆和赌场，收缴了烟土、烟具和赌具，集中到国民大会堂门前广场焚烧。

南京的清毒运动，影响上海、杭州等大中城市，爱国学生群起响应，迫使汪伪政府不得不发布了禁烟条例。当然，这场清毒运动也引起了日军对爱国学生团体的注意。中共地下组织为此决定，让厉恩虞、王嘉谟、杨效周等领导骨干离开南京，到苏中抗日根据地去。一些年轻的同学，转移到上海继续上大学。其中有中央大学预科学生江泽民，他在杨效周那个第二大队参加了清毒运动。

杨效周进入抗日根据地后，参加了新四军，被分配到连队任文化教员。他参加的清毒运动，本是共产党领导的爱国行动，当年为了利用敌伪矛盾，争取了汪伪政府宣传部长林柏生的公开支持。他们究竟与汪伪有什么关系，就成了需要审查的历史问题。

三

杨效周在新四军，参加了多次反“扫荡”战斗和对日军的反攻，参加了解放战争初期的鲁南战役。在新四军改编为华东野战军以后，他又参加了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他作战勇敢，工作积极，有比较高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本来是连队政治指导员的合适人选。但他因历史问题迟迟未能入党，当然不宜担任这个职务。部队领导用心良苦，任命他为副连长，让他这个非党员也可以参与连队的领导。

1948年12月20日，杨效周在淮海战役前线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两年。那时不叫预备期而叫候补期，时间因人而异，有的三个月，有的半年，多则一年。杨效周的候补期长达两年，显然是因为他的历史问题尚需查清。

1949年4月的渡江战役中，第二十四军《火线报》编辑人员在登上长江南岸时踩响地雷，牺牲了几位同志。杨效周因而调任《火线报》编辑。他在这个岗位上参加了皖南追击战、郎广围歼战和大别山剿匪，直到1952年4月调来南京，参与华东军区《人民前线》报复刊。此时，他已先后立功七次，其中有两次二等功。但他的候补期一再延迟，在我们相识共事时，他仍是一名候补党员。

1952年全军的中心任务是文化教育。杨效周在报社文化教育组，参与“速成识字法”和“常青写作法”的宣传推广。我记得他曾建议，报纸可以刊登一些文盲战士脱盲以后的作文，用生动的实例鼓舞大家的学习信心。报社领导采纳了他的建议。许多刚识字的战士，写出自己的经历或连队的新事，满怀热情地向《人民前线》报投稿。

1953年部队转入以军事训练为中心任务。杨效周调任军事组编辑。我那时在政治工作组，不很了解他的工作情况，但知道他称得上编辑中的主力，编稿很多，还常有下部队采访的报道发表。

1954年春节，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慰问部队特别是海边防部队。我和杨效周都被派往守岛部队报道慰问活动。回到报社以后，我提议我们几个到海防前线采访的同志，合作写一篇反映海防战士忠诚保卫祖国的通讯。大家让我执笔。杨效周立即翻开采访本，向我提供他所见所闻的生动事例。这篇通讯题为《海防战士的心》，发表时由我和杨效周等同志署名。我和杨效周多次一起采访，只有这篇通讯共同署名发表，留下了记者生涯的珍贵纪念。

四

杨效周工作得很勤奋很快乐，但历史问题一直不能作出结论，也使他常感纠结。当年一起领导清毒运动的厉恩虞、王嘉谟，虽然在1945年已加入共产党，但也一直在接受审查。杨效周的候补期一次又一次延迟，已经不能再这样“挂”下去了，部队党组织只得决定取消他的党籍。接着，他被派去参加北大荒的开垦事业。

开垦北大荒，是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一项伟大工程。但在我看来，让杨效周这样一位老同志去从事农业劳动，是取消党籍又终止军籍以后的“发配”。出乎我的意料，杨效周自己却看成是从一个战斗岗位调到另一个战斗岗位。临行前，杨效周在黑板报上发表了一首《西江月·进军黑龙江》：“千万中华儿女，凝成祖国金汤，曾经杀敌在疆场，今又开荒北上。自古英雄气壮，哪堪儿女情长。看我饮马黑龙江，男儿志在四方。”读着这首词，联想到作者的经历，使人忍不住热泪盈眶。

杨效周在来信中告诉我，他们到了哈尔滨，黑龙江农垦局的同志介绍所辖各农场的情况，念了几句顺口溜：“要找对象去青年，要吃大米去密山，艰苦奋斗八五三。”杨效周立即决定，不去青年农场和密山农场，就去八五三农场。不为别的，就因为那里艰苦，那里需要奋斗。

杨效周给我写过那么多信，从来没有详述八五三农场的艰苦情况。我找来找去，只找到一句：“那日子可比新四军时期还苦多了。”但是，对八五三农场的进步和成就，他却津津乐道。他十分自豪地告诉我，八五三农场生产的绿色食品，已经行销全国各省市和香港、台湾，还销往许多国家，并且不厌其烦地一一写出了这些国家的国名。另一封信又说，八五三农场正在建设国家自然保护区和旅游胜地，欢迎老战友去北国游览和避暑。

1990年3月25日，杨效周寄来他参与撰写的《八五三农场志》。同时寄来的信上说：“我正在将这本三十多万字的场志缩编成十万字以内，用传统汉字即繁体字和英、法、德、日、俄、西班牙文在香港出版，使八五三农场这个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企业走向全世界。”

不久，杨效周又寄来他参与编辑的《塞北沃野雁窝岛》。雁窝岛即八五三农场第四分场。这本通讯集，记录了一群垦荒战士不畏艰难的奋战历程，谱写了北大荒拓荒史上感人肺腑的一章，也描述了如今雁窝岛的丰饶和美丽风光。

我给杨效周寄去了由我主编的《新四军战史》。他非常高兴地仔细阅读，连续几封信都是谈新四军。他对新四军的历史，颇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和别样的描述。例如他说：“新四军在敌、伪、顽的夹击中坚持斗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闯大海，如走钢丝。新四军真是走钢丝啊！一边是民族矛盾，一边是阶级矛盾。一边是统一战线，一边是独立自主。一边是中共中央的指示，一边是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和第三战区的指挥。稍一不慎，就会从钢丝上跌落下来。”他又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给新四军造成重大损失。但也有好处。他们不承认新四军了，新四军就不再走钢丝了，可以完全独立自主地放手干了。”

五

1998年初，中共南京市委对厉恩虞的历史问题作出复查结论，认定清毒运动是由中共南京地下组织领导、进步学生团体发动的爱国行动。消息传开，老战友们纷纷呼吁应该重新处理杨效周的党籍问题。接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南京党史》杂志1998年第5期发表了《忆厉恩虞同志》，再次宣告清毒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重新处理杨效周的党籍问题，摆上了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议事日程。八五三农场党委对杨效周在农场四十年的表现写出了鉴定。南京军区党委经过调查，于1998年12月15日作出决定，恢复杨效周同志的党籍。军区党委还指示报社，要派负责同志去北大荒，向杨效周当面宣布恢复党籍的决定，并代表军区和报社的同志致以慰问。

据人民前线报社去北大荒的同志回来说，杨效周感谢南京军区党委作出的决定，认为这再次证明我们党坚持了有错必纠的原则，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杨效周的生活相当清苦，身体也不好，但他将军区的一万元慰问金都交了党费。农场负责同志劝他留一些钱改善生活。他说，南京军区党委决定我恢复党籍，并不是重新入党，我应该补交四十年的党费。

恢复党籍以后的杨效周，对党的建设、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更加关心，常常写信与老战友讨论甚至争论。苏联东欧剧变以后，一些西方政客断言社会主义必然失败，不少人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杨效周读到一篇《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文章，立即复印分寄十几位老战友。他在给我的信中兴奋地说：“这篇文章是高级补品，可以使心理健康，导致身体健康。”

2001年5月间，我收到杨效周的又一封长信，讨论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怎样抵制西方价值观的侵蚀。此后，有几个月没有他的来信。起初我没有在意。不料11月29日，我得到八五三农场的通知：杨效周因病逝世，终年八十岁。

杨效周同志经历曲折，道路坎坷，但他从无怨言，从不消沉，从战场到农场，无论何种处境，无论多大委屈，他始终斗志昂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竭尽自己的力量。他无愧于共产党员和新四军老战士的光荣称号。

作者 丁星

发表于《大江南北》杂志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