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诗人萧三编辑的《革命烈士诗抄》，英烈们的遗作迅即在全国广为传诵。这本诗集的最后一首题为《龙华殉难者狱中遗诗》：

龙华千古仰高风，

壮士身亡志未穷。

墙外桃花墙里血，

一般鲜艳一般红。

这首诗，是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龙华看守所一间囚室的墙上发现的，当时以为是烈士遗诗。后来才知道作者是张恺帆，并没有牺牲。1991年张恺帆在编选诗集时将题目改为《龙华悼死难烈士》，并加注释说：“这首诗原是用铅笔写在龙华监狱的墙上，因为我睡的是双人床上铺，写得比较高，难以被人发现。解放后，我军在清理敌人监狱时发现了这首诗，误认为是烈士遗作。萧三同志在他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中收集了这首诗，署为佚名。后来，萧三同志发现是我写的，特来信向我说明并致歉。我在复信中说：我是幸存者，能获烈士称号，当不胜荣幸，何歉之有？”

张恺帆，1908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投入迎接北伐军的革命活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小学教师身份作掩护从事农民运动。

1930年12月张凯帆参与领导无为县六洲暴动。暴动失败后，到上海寻找党组织。1933年4月任中共吴淞区委书记，10月调任中共沪西区委书记，11月因叛徒出卖被捕。他在龙华监狱被囚五个月，和同室难友组织“扪虱诗社”，以写诗激励斗志，斥责叛徒。他还参加了抗议狱中非人虐待的绝食斗争。1934年4月，张恺帆以“危害民国罪”被判五年徒刑，移送漕河泾监狱。在移送的档案中称他“梗顽不化，不可救药”。1936年10月，又被解送苏州军人监狱。离开上海时，他在北火车站向群众发表演讲，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要求上前线抗日救国，还放声唱了《国际歌》。

张恺帆在狱中多次受到酷刑，动辄军棍殴打，又一直住在阴暗、潮湿、污秽的囚室，到苏州不久，就患了伤寒，高烧不退，几乎死去。看守已经决定把他抬到停尸房去，还请来修女为他作临终祷告。凭着顽强的意志和难友的照料，他终于活下来了。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形势下，张恺帆于1937年8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张恺帆在狱中三年又九个月，经历了生死折磨，坚持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那时还年轻的张恺帆，已经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铮铮铁骨。

二

张恺帆出狱回到家乡，参与了中共皖中工作委员会的建立，分工负责巢县的工作。1938年3月巢县县城沦陷，张恺帆和冯文华动员群众武装抗日，组建了巢县黄山游击大队，冯文华任大队长，张恺帆任政治委员。这是皖中的第一支抗日地方武装。他们勇敢地进行了小芙岭、夏阁镇、东山口、西山驿、河梢刘、龟山等地的战斗，虽然规模都不大，但是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民众的抗日信心，部队也在战斗中得到了发展。

这支游击队还有一项人们不大知道的贡献：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提供了帮助。曾任第四支队第八团参谋长的赵启民晚年回忆说：1938年8月第八团率先向皖东敌后挺进，越过淮南铁路，到了巢县的柘皋。那时对敌后的情况了解很少，不知道将会遇到什么环境。到了柘皋，得到了游击大队的迎接，见到了张恺帆。虽是初次见面，却是一见如故。他详细地介绍了当地的党组织工作、群众的情况、国民党方面的情况、抗日斗争的形势。[1]在游击大队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第八团一面对日军作战，一面向群众作宣传，迅速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赖，站住了脚跟。

此后，游击大队经历了几次改编，最后编为第八团的第一营。

1939年7月，以第八团为骨干组建新四军第五支队，张恺帆调任支队司令部秘书长。1940年10月，张恺帆任皖东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秘书长；1941年1月，兼任皖东津浦路东参议会秘书长，5月，又兼任中共皖东津浦路东区委秘书长。这就是说，张恺帆在党委、政府、军队和参议会都当过秘书长。这是一个事无巨细都要照应因而十分繁忙的岗位。张恺帆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曾任新四军第五支队政治部主任的张劲夫，对此作过生动的记述：“当时要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团结一切爱国的抗日力量共同对敌。在根据地未建立以前，部队的给养，除了派武工队到敌占区筹集外，主要靠在部队活动地区，向开明地主士绅筹措。对旧政权人员，在未公开反共时，还要向他们做工作，要他们帮助筹措。因此，就要用写信、派人联络、开会聚餐等方式进行统战工作，来完成这一任务。在这方面，是由恺帆同志主要负责的。恺帆同志旧文学根底很厚，书法也很好，凡遇到要和上述对象打交道的事，所有书信都是由恺帆同志办的。他构思敏捷，一挥而就，而且字写得漂亮，措词落落大方，不卑不亢，使收信者无不感到新四军真有人才，深为佩服。”[2]

张恺帆还作为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的代表，多次化装穿越敌占区，到国民党部队去做统一战线工作。他曾到苏北泰州，会晤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北伐战争时期，罗炳辉和李明扬曾在第三军并肩战斗，此行获得预期的效果，配合了陈毅对李明扬的工作。1940年2月，张恺帆去安徽省第六专员公署专员盛子瑾处联络，得知盛子瑾率所部三千余人南移。他和张爱萍紧急磋商，处置了这一突发情况，截留了盛子瑾部人枪。

三

1943年7月，皖中抗日根据地第一届参议会选举产生皖中行政公署，爱国民主人士吕惠生任主任。新四军第七师和皖中区党委的几位领导同志都认为，张恺帆在皖中人民群众和上层人士中有广泛的联系和影响，又和吕惠生是故交，因而向新四军第二师和皖东区党委提出，希望张恺帆回来，任皖中行政公署副主任和党组书记，还请求皖东支援一些干部。这年12月，张恺帆带领六十余名军政干部，强越津浦铁路，夜渡滁河，回到故乡投入了新的工作。这次和张恺帆同行的黄浩回忆说：“这一路上恺帆同志英勇机智，及时分析情况，果断作出决定，抓紧时间马不停蹄地离开危险地带，顺利地把这批干部带到了目的地。”[3]

在新四军各师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中，皖中行政公署是成立较晚的战略区政权机构。张恺帆和吕惠生团结一心，精诚合作，使皖中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地方武装建设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当年新四军第七师有“富七师”的美誉，不但自己供给充足，经费宽裕，而且还可上缴新四军军部和支援第二师钱物。这既是因为皖中本是鱼米之乡，更是因为皖中的财政经济工作做得好，大兴水利发展了农业生产，又善于在特殊环境用特殊手段开展贸易。张恺帆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皖中行署在无为县汤家沟镇设立了皖江贸易管理总局，对外称作集成号商行，管理对外贸易和物资交换”，“针对当时伪币和法币急剧贬值的情况，外贸主要是以货易货。为打破日伪经济封锁，贸易总局通过各种渠道，如建立贸易网，组织合作社，通过小商小贩和商业资本家等，用茶叶、黄麻、豆油等土特产品，从南京、上海、芜湖等敌占区换回机械、钢材、炸药、雷管、电讯器材、印刷器具、医药用品和食盐、布匹、大米等军需民用物资，以解决部队抗战和人民生活之部分需要。”[4]

1944年12月，张恺帆兼任中共皖南地委副书记，参与领导发展皖南抗日阵地。因为根据地已扩大到皖南，皖中行政公署改名皖江行政公署。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八个根据地一直被日伪军和国民党军所分割，虽然统称华中抗日根据地，并没有华中的政权机构。抗日战争胜利后，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个根据地联成一片，于1945年10月29日成立了苏皖边区政府，李一氓任主席，张恺帆任秘书长。他们发表了施政纲领，满怀激情地设想“领导全边区人民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创造一个战后繁荣、和平、民主、团结的崭新社会”。[5]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不要和平，不要民主，悍然发动了内战。1946年9月15日，国民党军四个师猛扑苏皖边区政府所在的淮阴城。张恺帆参加了淮阴保卫战，领导支援前线的工作。19日，根据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根据战略策略的需要，李一氓、张恺帆率领苏皖边区政府撤往山东。

四

1959年春天，由于浮夸风、高征购的恶果，安徽农村粮荒十分严重。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和副省长的张恺帆，要求省委听取他的汇报，研究应对措施。得到的回答是：“你为什么只看阴暗面，不看好的呢？”

这年7月4日，张恺帆再到巢县、无为县农村调查。在巢县，他看到公共食堂都是清水煮青菜或萝卜叶。在无为，很多人向他求救说：上头规定每人每天二两原粮，发到食堂，层层克扣，我们就一点见不到了。他连夜给省委写报告，建议“食堂暂时停办”。7月15日，根据救民于危难的需要，张恺帆提出“三还原两开放”的对策，即：吃饭还原，房屋还原，小块土地还原，开放自由市场，开放水面。农民欢欣鼓舞，张恺帆却撞在枪口上了。

这时候，中共中央正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安徽省委给中央写了《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8月10日，毛泽东作了极为严厉的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6]9月19日，张恺帆在经受了五十天的批判斗争后，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淮北濉溪县的一个林牧场劳动。11月底，他又被押回合肥软禁，接受审查。

突然降临的沉重打击，使张恺帆精神上十分痛苦，生活上相当艰难，甚至得了浮肿病。但他并不后悔，他自信他没有错，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共产党员理应讲真话，道实情，敢作敢当。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揭发了安徽省委工作中的严重错误。7月20日，张恺帆得到平反，恢复党籍、名誉、职务和级别。这时淮北发生洪水，他立即受命出发，参与领导救灾。

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张恺帆再一次被打倒，被押送到蚌埠、淮南、安庆、铜陵、芜湖、马鞍山等地巡回批斗，后来又到六安县一个农场劳动。直到1975年12月才恢复工作，任安徽省委统战部顾问。1979年1月，张恺帆重新当选安徽省委书记。1980年1月，他当选安徽省政协主席。

其实，在人民心中，张恺帆从来没有被打倒。有一件事是他自己不知道的。“文革”期间，一伙合肥的造反派来到无为县城，在街头张贴“打倒张恺帆”的大字报，当即被人从墙上扯下撕碎。“闻讯的农民蜂拥而至，群情十分激愤。有人把浆糊桶踢翻跺扁。有人把剩下的大字报撕碎。有人愤怒地高喊：张恺帆，我们喊他张青天，他是共产党的好干部，谁要打倒他，我们坚决不答应！”[7]目睹这个场面的无为中学教师马俊如，直到张恺帆于1991年逝世一年多以后，才在缅怀文章中作了记述。

五

这篇文章以张恺帆的一首诗开头，还将以他的一首诗结尾。

1985年之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一次讲话中讲到领导方法，大意是：领导干部要抓大事，不要什么都亲自抓，诸葛亮事必躬亲，结果五十三岁就累死了。胡耀邦的这次讲话没有公开发表，但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都发表了这个意思的文章。就连上海《新民晚报》也在3月1日发表了《且说亲自处理》一文。由我主持工作的报纸，也在4月7日发表了题为《不必亲校簿书》的署名短文。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我所在单位的“一号人物”竟认为这篇短文是讽刺他诅咒他的。不论我如何解释并说明背景，都未能使他息怒，坚持要我追查作者和编者。我当然要保护报社的编辑和基层的作者。于是，他又在大会上说我“顶了两个月”，是“闹独立王国”。8月，他找了一个说得出口的理由，提请免除了我的报社社长职务。

这场风波一时引起议论纷纷，甚至传到了合肥。张恺帆听说以后，给我寄来了一首诗：

能受折磨真战士，不为小我即完人。

神州今日红如许，多少英雄血染成。

我知道张恺帆有过一首类似的诗。那是1959年他被下放淮北劳动时，写了两首七绝明志，其一是：

能受折磨真战士，不遭人忌是庸人。

此行莫漫伤零落，霜叶如丹犹似春。

张恺帆以“真战士”要求自己，也以“真战士”对我勉励。和他受到的折磨相比，我的这一点委屈实在不值得一提。他的赠诗使我深为感动，深受教育。他的榜样使我心胸开阔，精神振作。不让编报，那就修史，我从此投入新四军史的研究，继续我所钟爱的笔耕。

今年12月18日是张恺帆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我梳理史料，写作此文，既是为了对这位前辈表达感谢和敬仰，也是希望通过《大江南北》杂志，让更多的人铭记这位为人民利益勇于直言敢于担当的革命家。

作者丁星

注释：

[1]赵启民：《怀念凯帆同志》，《赵启民将军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第367页。

[2]张劲夫：《怀念忠于人民利益的张凯帆同志》，1992年5月15日《解放日报》。

[3]黄浩：《忆凯帆同志往事》，《铁骨丹心》，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第213页。

[4]张凯帆：《皖江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皖江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265页。

[5]李一氓：《模糊的荧屏》，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383页。

[6]转引自金其恒：《张凯帆为查粮解散公共食堂》，2015年7月17日《扬子晚报》。

[7]马俊如：《清明怀恺公》，《铁骨丹心》第284页。

为纪念张凯帆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而作。发表于《大江南北》杂志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