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盛夏，我在豫鄂边界的鸡公山上避暑。9月回到南京，才见到新华社播发的彭林同志于7月24日在青岛逝世的讣告。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月，我仍然为失去这位可敬的师友而久久感到痛惜，并且想起了他的一段颇为特殊的经历。

彭林是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新四军将领之一。但是，在关于新四军的史书中几乎没有提到他，即使是新四军老同志也大多不熟悉他的事迹。这是因为，抗日战争时期，他有六年多时间公开身份是国民党部队军官，直到1944年才率部编入新四军。

彭林，江西省吉安县人，原名彭栋材。他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长征时，他已任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六军团模范师政治委员。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从延安被派到在上海的中共江浙省委军委做秘密工作，为此改名彭林。

1937年11月，中共江浙省委军委书记张爱萍派彭林和另一位共产党员王文林到浙江去，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准备力量。他们在吴兴结交了进步青年郎玉麟，一起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在取得当地爱国士绅和县长的支持以后，举办了抗日青年干部训练班。1938年元旦，又在训练班的基础上，在吴兴县南埠乡铜盆寺成立了吴兴县抗日游击大队。刚加入共产党的郎玉麟任大队长，王文林任政训员，彭林任参谋。这支名义上由国民党县政府领导、实际上为共产党所掌握的抗日武装，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打击日伪军，摧毁“维持会”等伪组织。他们首战妙西，夜袭南埠，伏击龙溪港，阻击南太湖的伪军船只，甚至夜间奔袭湖州城，很快扩大了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初步打开了抗日游击战的局面。

在浙西出现的这支抗日武装，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力图更好地加以控制。为了使部队能够合法地生存并得到发展，彭林和他的战友不得不接受一次又一次改编，一再地更换番号和驻地。1938年8月，游击大队被国民党专员公署整编为浙江省第一行政区抗日自卫总队第十二中队，郎玉麟任中队长，彭林任分队长。不久又改为第九中队，调到安吉县的小溪口整训。1939年5月，他们又从浙西被调到浙东，参加攻打萧山的战斗，不久改番号为浙江省第三行政区抗日自卫总队第七团第二连。1940年10月，他们再次被调到浙中的金华附近，改番号为浙江省保安第四团第一大队第二中队，彭林任大队副，共产党员俞慕耕任中队长。

在这六年中，彭林更为着急和苦恼的是同党组织的联系一再中断，得不到上级领导的指示。他和战友们常常必须独立自主地坚持斗争，千方百计地寻找党的关系。

第一次失去同党的联系是在1938年3月。那时吴兴县抗日游击大队成立还不满三个月，驻在湖州以西的渣树坞村。3月26日，他们突然遭到日军收买的红枪会数百人的包围袭击。王文林在这次战斗中不幸牺牲，由他负责的与中共江浙省委的联系因而中断。万般无奈，彭林试探着写信给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转董必武，用暗语汇报：“我们已开张营业，有一定基础，正在发展中。但朋友不多，与其他无来往。今后可能会遇到困难，也未想出妥善办法。你若有意见，请赐教。”正巧张爱萍此时在武汉，立即复信说：“彭林先生来信获悉。祝你们营业开张，一本万利，不断兴隆。希加倍努力。如有机会，叫人去看你们。”终于听到党的声音，彭林受到很大鼓舞。

1938年8月游击大队调防安吉，被整编为一个中队，上有总队、大队指挥，行动很受限制。怎样保存和发展力量？急需党的指示。幸而安吉邻近皖南，离新四军军部不远。11月，彭林化装到皖南泾县云岭，见到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向他汇报了在浙西建立抗日武装和开展游击战的情况。袁国平对今后工作作了指示，派孙秉夫、陈祖猛两位党员干部随彭林回浙西，还给了一份浙江省军用地图和五百发驳壳枪子弹。得到了党的指示，加强了骨干力量，彭林和战友们信心更足，对日伪军的袭击更加频繁。他们在菱湖伏击日军汽艇，在太湖边击沉日军船只一艘，歼敌一个班，缴获轻机枪一挺。

1939年2月，彭林和中共浙西特委书记顾玉良取得联系，接受浙西特委的直接领导。3月，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到浙西天目山视察并会见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彭林那个中队担任警戒任务。见到英姿焕发的周恩来从山路走来，他多么想走上前去，说说一年多来的工作，请周副主席给予指示，但他知道自己隐蔽在国民党部队，绝不能因此暴露，他只能将敬意表现在注目礼中。

得到了浙西特委的就近领导，彭林很高兴。但是高兴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部队又被调到浙东，而且显然不可能回浙西了。1940年5月，彭林和郎玉麟秘密到浙南的丽水，找到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汇报情况，请求指示。刘英要求彭林继续利用合法身份长期隐蔽，积蓄力量；要郎玉麟返回浙西，利用他原有的社会关系建立新的武装。携手共事两年多的战友从此分别。但此时连里已经有了好几位共产党员，还有更多的团结在党周围的积极分子，彭林并不孤单。

不幸的是，1942年1月，刘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牺牲。彭林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又一次中断。

这年5月，日军发起浙赣战役。驻守浙赣线上的国民党军纷纷败退。彭林所在的浙保四团也在夏家畈打了一仗以后溃不成军。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的危急情况，彭林虽然得不到党的指示，却沉着冷静地分析了形势。他认为，如果跟着国民党军继续后撤，几年来积蓄的力量很可能被打散；现在敌人后方非常空虚，正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大好时机，一定要掌握一部分队伍，趁着混乱脱离浙保四团，掉转头来到敌后去。

彭林将这个意见分别告诉了第四中队的孙秉夫和第七中队的徐国光，得到了他们的赞同。当浙保四团在松阳县境被日军打散时，彭林收容了一批官兵，把他们带到了永康县的新楼。孙秉夫也带着第四中队仅剩的三十余人，冲过日军的重重包围到了永康。徐国光则带来了第七中队的一个班，还有十多支步枪和一挺机枪。他们和正在永康养病的俞慕耕会合，组建成一支部队，在永康县境伏击日军。不久，又由俞慕耕的老上级、永康著名士绅吕师扬出面，把永康县各乡的抗日武装和武义县一个中队合编过来，取得了浙江省第四行政区保安总队的番号。这年年底，吕师扬以保安总队总队长兼任义乌县长，部队调驻义乌东乡。这支新组建的队伍，由于立足未稳，缺乏训练，在日军的三次进攻中伤亡、散失较多，1943年9月又缩编为义乌县抗日独立大队。经俞慕耕向吕师扬建议，由彭林任大队长，徐国光、张志萱、孙秉夫分任中队长。骨干重新集结，这支武装又成了共产党所掌握的队伍。

彭林就任大队长时，吕师扬叮嘱说：义乌的东北有一支“坚勇部队”有“政治色彩”，你们要特别注意。吕师扬要他们保持距离，有机会时把“坚勇部队”消灭。结果是适得其反，为彭林找党提供了线索。从此，彭林他们和“坚勇部队”主动联系，互通情报，配合作战。经过多次接触，反复观察，彭林终于肯定这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通过“坚勇部队”的帮助，彭林接上了已经中断两年多的与党的联系。

1944年3月23日，彭林率义乌县抗日独立大队三百余人，在义乌县大畈村与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会师。3月30日，宣布编为金萧支队独立大队，彭林任大队长，俞慕耕任政治教导员。从此正式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5月，他们就参加了诸暨县北部的墨城坞战斗。

这次战斗，金萧支队粉碎伪军独立第四旅的进攻，毙伤其副旅长以下两百余人。7月，彭林调任金萧支队参谋长，俞慕耕任独立大队大队长。他们积极寻找战机，又在诸暨县的三都、山前、赵家埠等地进行了打击日伪军的战斗。

1945年2月，苏浙军区成立，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改称苏浙军区第二纵队，金萧支队调往四明山区编入第二纵队第三支队。与此同时，将金萧地区的几支地方武装组建成新的金萧支队，彭林任支队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新四军江南部队奉命北撤。原浙东游击纵队于11月在苏北涟水改编为新四军第一纵队第三旅，彭林调任这个纵队的第二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新四军先后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彭林任第三十二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我在写作此文的时候，不时想起同样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其他新四军将领，例如声名显赫的王必成、陶勇、成钧、张震。抗日战争时期，彭林没有像他们那样统领精兵强将，驰骋大江南北，叱咤风云，令敌寇闻风丧胆。但是我想，他赤手空拳创建抗日武装，在日伪军的重重包围中战斗，在国民党军的营垒里周旋，同样需要大智大勇，需要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胆忠心，而且还需要为党的事业而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他多次失去同党的联系，在这样的困难处境中，仍能团结战友，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的。

1998年4月30日，彭林在审读《新四军战史》初稿后曾给我写来长信，对战史初稿中的一些史实作了订正和补充；接着就讲到他“八年抗战中有六年是做地下工作”的经历，提出“能否在战史中附带写上一两笔”。我认为他的这段特殊经历很有意义，但是限于编写体例，最终未能写进《新四军战史》中。为此，我一直觉得遗憾。现在彭林同志已经离去，我想我应该把所知道的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们了解彭林同志，从中受到启迪。

作者 丁星

发表于《大江南北》杂志200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