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0年）11月16日，是新四军将领、苏南抗日根据地主要领导人江渭清百年诞辰。新中国成立以后，江渭清长期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63年以后还兼任南京军区第三政治委员。像我这样长期在南京工作的人，是容易见到他的，但大多是他在台上，我在台下。后来十年动乱，江渭清遭难，就见不到了。直到他晚年从江西回南京定居，而我参加新四军军史的编写，才有多次近距离的接触和交往。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不像高官，不像将军，而是一位儒雅、敦厚、思维敏捷、胸怀开阔的长者。

一

第一次去南京市西康路上的江渭清寓所访问，是1986年的冬天。起因是我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国民党档案中，见到一封武汉行营主任兼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给江渭清的信，信中说：“你是有志之青年，过去误入迷途，现在幡然觉悟。政府站在宽大为怀、不咎既往立场，准予自新之路。望台端立即统率所部开赴岳阳，整训受编，连发三关饷，并授予台端上校军衔。进退由台端采纳。否则以武力解决。”[1]这封信将江渭清从1926年起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称为“误入迷途”，企图对他和他所率领的红军游击队诱降。我想知道这封信的背景和结果，当然先要问一问江渭清当年有没有见到这封信。

江渭清确认有这样一封信，时间是1937年8月，即七七事变发生不久。当时，他在湘鄂赣边游击区任中共西北特委书记和西北军分区政治委员。因为和省委失去联系，他不知道省委已与国民党方面在进行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谈判。根据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形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他向武汉行营发出了和平谈判的呼吁。江渭清告诉我：武汉行营来了两个人，一个是行营副官长，一个是岳阳警备司令，但不是来谈判，而是送来了这封信。把我们合作抗日的呼吁说成“皤然悔悟”，以封官许愿为引诱，又以“武力解决”相威胁。大家都很气愤，有人提出杀了这两个人。江渭清冷静地主张“不斩来使”，既要对国民党的诱降断然拒绝，又要争取双方坐下来谈判。他要那两个人带口信回去：我们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愿意共同抗日，才提出谈判的。要我们投降，绝对办不到。假如我们能被招降，就不会坚持到今天了。

我问：国民党是不是根本没有合作抗日的诚意？

江渭清说：也不完全是这样。日军大举入侵，国家危在旦夕。国民党也想让红军投入抗日作战。但他们容不得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独立存在，总想把我们“招抚”“收编”，分化瓦解，甚至用军事手段来降服。谈判的过程自始至终是一场尖锐的斗争。后来我们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这种斗争也没有停止，一天也没有停止。一方面合作抗日，一方面动刀动枪。

我受江渭清这次谈话的启示，写了一篇文章，记述国民党在新四军组建时的种种活动，题目就是《动刀动枪的合作》，发表在《民国春秋》杂志1987年第6期。文中也写到了何成浚给江渭清的那封信。

经过多次艰难的谈判，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终于和武汉行营达成协议，于1937年10月和11月到湖南省平江县嘉义镇集结，改编为湘鄂赣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1938年1月，他们再次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江渭清任副团长。2月30日，第一团从嘉义镇出发，开赴皖南抗日前线。江渭清参与了新四军的组建，是新四军最早的领导骨干之一。

二

1986年11月，我们将《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综述》篇的第八稿印成送审稿，分送新四军老同志和军史专家审读。1987年2月，应丛书编审委员会的邀请，近百位曾任新四军师、旅、团职务的老同志，按照军部、七个师和浙东游击纵队分为九个组，分别在北京、济南、南京、合肥、上海、武汉开会集体审稿。江渭清主持了在南京举行的新四军第六师老同志讨论会。

2月19日，讨论会开始。江渭清首先就会议的任务和开法作了说明。他强调：“这部《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对内对外，对子孙后代，都将产生影响，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我们应当以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集思广益，畅所欲言，为丛书的全面、正确、权威性负起我们应尽的责任。”他还说：“《综述》只能突出重点，不能面面俱到。因此我们在审查讨论时，一定要有全局观念，不争你这个部队有多大功劳，我这个部队有多大功劳。”江渭清还讲了些具体问题。事隔多年，我只能从当年的《编纂简报》上摘录以上几句。我在后来的编史工作中发现，老同志总是对自己所在部队了解多一些，感情深一些，往往要求在军史上将他那个部队及其领导人的贡献写得突出一些。这种愿望完全可以理解，但有时难免认识不一。所以，江渭清强调全局观念，不争功劳，是很有预见性和针对性的。

那次分组讨论中，有的老同志提出，皖东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创建的第一个根据地。这个说法立即引起不同意见。有的老同志说，新四军挺进敌后，最早是1938年6月陈毅率第一支队展开于镇江、句容、金坛、丹阳之间，7月第二支队展开于江宁、溧水、高淳之间，共同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那时第四支队还在皖中，到皖东已是1939年了。

2月25日，是第六师老同志讨论会的最后一天，我特地去列席参加，向他们特别是江渭清请教这个问题。

关于苏南抗日根据地，江渭清最有发言权。1938年6月他就与团长傅秋涛一起，率第一团随陈毅挺进苏南敌后。7月14日，他指挥了攻打南京近郊西善桥镇的战斗。8月14日，又率一个营攻打南京近郊的麒麟门。9月，第一团调回皖南。在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中，江渭清历经艰险，突出重围，于3月5日到达苏南的澄锡虞地区。此时新四军正在重新编组，活动在苏南东路的部队改编为第六师第十八旅，江渭清被任命为旅长。他再次驰骋苏南，指挥第十八旅进行了极其艰苦的反“扫荡”和反“清乡”战斗。10月，江渭清率第十八旅北渡长江，执行开辟江（都）高（邮）宝（应）新区的任务。11月，日伪军突然包围在溧阳县塘马村的第十六旅旅部和中共苏皖区委机关。旅长罗忠毅、政治委员廖海涛等两百七十余人在战斗中牺牲。正在参加中共中央华中局扩大会议的江渭清临危受命，被任命为第十六旅政治委员和中共苏皖区委书记，于1942年5月第三次来到苏南。这一次，他在苏南一直战斗到抗日战争胜利。1943年3月，他还兼任新成立的苏南行政公署主任，是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

对于我带去的问题，江渭清显然早有考虑。他回答说，什么叫根据地？根据地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我们初到苏南时，半年时间打了两百多次仗，胜利很大，部队发展很快，但是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我看可以叫做抗日游击根据地。后来建立了政权，才是真正的苏南抗日根据地。他还说，在新四军的活动地区中，皖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确实要早一些。

那天参加讨论的第六师老同志温玉成、王直、欧阳惠林、夏光、谭肇之都赞成这个看法。一度引起争论的难题迎刃而解。

三

1987年4月15日至18日，《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叶飞主持，江渭清等老同志应邀参加。我在会上汇报了老同志审读《综述》篇的意见和我们的修改方案。在讨论中，老同志原则上同意修改方案，但是对一些新四军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仍有不同意见。例如，对项英和高敬亭的评价，曹甸战役为什么攻而未克，豫皖苏边区反顽斗争失利原因，等等。

讨论相当热烈，有的意见还挺尖锐。这时坐在我旁边的江渭清，将我装材料的大信封拿过去，在上面写了一些字，又推到我面前。我一看，他写的是：“善始善终，任劳任怨。江渭清1987年4月18日”。他勉励我们“任劳”还要“任怨”，一定要善始善终地完成丛书的编纂工作。殷切之情，令人感动。

第二天，江渭清的秘书杨志明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江老昨天回去以后说，给你题的字，随手写在信封上，也没有题款，他另写一幅给你留作纪念。杨秘书取出一张宣纸展开，是毛笔写的“星火燎原”四个大字，两边还有端正的行书：“丁星同志留念”，“江渭清丁卯春”。我又一次被前辈的关怀深深感动，甚至忘记了请杨秘书转达我的谢意。

四

1987年12月，江渭清为《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回忆史料》篇撰写了《新四军第六师的战斗历程和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文中讲到，苏南抗日根据地西起宁芜，东至淞沪，北濒长江，南抵天目山麓，面积2.49万余平方公里。有一次我去看望他，谈起了这个话题。我说，1941年7月日伪发动“清乡”以后，苏南的苏（州）常（熟）太（仓）地区划归苏中管辖，后来沿长江各县都划归苏中，苏南抗日根据地只剩下沪宁铁路以南、太湖以西的一块，没有您在文章里所说的那么大了。

江渭清说，这正反映了苏南抗日斗争的尖锐和复杂。苏南在南京、上海之间，是日伪的心脏地带，也是国民党的必争之地。从1941年7月到1944年10月，日伪出动绝对优势兵力连续在苏南进行了四期“清乡”。这是其他根据地乃至全国所没有的。斗争很残酷，但是我们新四军在苏南站住了脚跟，范围超出了苏南。苏南行政公署管辖的县级单位，包括皖南的郎溪和广德，浙西的长兴，还有宣当办事处，就是皖南的宣城、当涂之间的一块。

我说，是呀!我一直觉得，苏南抗日根据地应该改称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

江渭清笑了。他说，主要部分还是苏南嘛！而且苏南抗日根据地这个名称是历史形成的，你们就不要改了。他接着又说，后来苏中领导的地区，也还是苏南抗日根据地。就像十六旅后来划归第一师指挥，而且又和二旅合编，但是六师的番号并没有撤销。我们是一直高举新四军第六师的旗帜战斗的。

那时江渭清正在戒烟。通常人们戒烟，会将香烟、火柴挪开，免得看见了引起烟瘾。江渭清与众不同，他面前的茶几上，还摆着香烟、火柴和烟灰缸。我进去刚坐下，他就取出一支烟递给我。自己也拿了一支，但并不点着，只是闻了闻，就放下了。那天下午我很不应该地在他面前抽了三支烟。他也几次拿起烟来闻一闻，但始终没有点烟。这是一件小事，却反映了他坚毅的自制力。我读过一则轶闻：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得知蒋介石从不抽烟，在和他会谈时就一直没有抽烟。事后蒋介石对陈布雷说，听说毛泽东烟瘾很大，他在我这里竟然可以一支不抽，此人不可轻视!我想，蒋介石的这一评语，也适用于江渭清和一切能断然戒烟的人。

五

1996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在《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的基础上撰写《新四军战史》，并请二十五位新四军老同志担任顾问。江渭清是其中的一位。1997年春节前的一天，我去给江渭清拜年，顺便汇报撰写《新四军战史》的工作进展。

那年冬天南京很冷，江渭清寓所的供暖设备需要检修，他临时住在金陵饭店一间不大的客房里。杨志明秘书告诉我，江老近来身体不大好，还躺在床上。我说，我只待一会，不影响江政委休息。

江渭清很关心《新四军战史》的撰写。他说，你们已经收集了那么多新四军文献，还有那么多老同志写了回忆文章，这是写战史的基础。编写工作中要注意的问题，比如抗日和反顽的关系，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新四军的关系，大家都讲过了。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写好的。

江渭清询问了几位新四军老同志的近况。忽然，他轻声地唱起了《新四军军歌》。他唱的是最后几句：“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唱着唱着，他陷人沉思，并将脸转向了窗外。

他的歌吟和沉思使我心潮起伏。我知道，对于我们，新四军是一段历史，一段应该珍视但却渐渐远去的历史；对于江渭清和他的战友们，新四军却是刻骨铭心的永远不会淡忘的记忆，任何时候想起来都会热血沸腾的经历。我想，此时此刻，我不应该打扰老人。我悄悄地退了出来。

作者 丁星

注释：

[1]何成浚给江渭清的信，后来在江渭清的回忆录中也有记述，见《七十年征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82页。

为纪念江渭清百年诞辰而作。发表于《铁军》杂志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