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组建初期，中共中央从延安派来了许多干部，通常称他们是经历了长征淬炼的领导骨干。其实这个说法只是大体正确，因为还有例外。新四军挺进纵队首任政治部主任龙树林，1932年7月由中共中央派往苏联，先后在克拉辛炮兵学校和伏龙芝陆军大学学习，1937年12月才回国并被派来新四军。这就是说，红军长征时，他在国外。

龙树林的经历只是个例，人数较多的是来自陕北红军的干部。他们也是既没有参加长征，又没有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而是在陕甘边区经历了同样艰难的斗争。他们中最著名的是1955年授海军中将军衔的赵启民。

 一

赵启民1910年生于陕西省蓝田县申家坡村。1927年1月小学毕业后到西安的药材行当学徒。同年5月，到陕军当学兵。192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学兵队的暴动，暴动失败后回家乡从事农民运动。193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再到陕军从事兵运工作。1933年春，赵启民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先后任排长、副连长、连政治指导员、师参谋主任。1935年10月在“肃反”中与刘志丹等同时被错捕。幸而不久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得到解救。获释后，赵启民任陕北省苏维埃军事部科长，延长县苏维埃军事部部长，独立二团团长。1937年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8年2月，赵启民到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任参谋长。第八团由桐柏山红军游击队编成，1月间刚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集中，3月和第四支队领导机关及第七、第九团会师，然后继续东进，到达安徽省合肥以西地区。这时，赵启民奉命作为新四军代表到合肥与国民党桂系的第二十一集团军联系，请示对日军的作战任务，并要求补充弹药。桂军参谋长接见了赵启民，要第四支队开到浦口外围，阻击日军沿浦口至合肥公路的进攻。至于武器弹药，当场说得很好，要多少给多少，但是要部队到合肥才能领取。赵启民思忖，我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他们却让我军去打阵地战，岂不是要将我军陷于被动境地？到合肥补充武器弹药，也有被缴械的危险。他向支队领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得到支队领导的赞同，认为决不能受制于人，毅然决定开赴皖中无为、庐江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这是赵启民到新四军后执行的第一个任务，反映了他已经懂得与国民党合作抗日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我军善于游击战的传统。

接着，第八团继续东进，在巢县烔炀河、花家集袭击日军据点，在店埠全歼伪军两百余人，又在东山口迎击来犯的日军一千余人。赵启民参与了这些战斗的指挥。

1939年7月1日，以第八团为基础成立新四军第五支队，赵启民任支队参谋长。8月，第五支队进军津浦铁路以东地区，执行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国民党顽固派对日军侵犯皖东退避三舍，对新四军在皖东的发展却视若眼中钉，策划由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率领的桂军和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部东西对进，将皖东的新四军消灭或者驱赶到江南。

1940年3月21日，韩德勤乘新四军第五支队主力赴津浦路西作战之机，纠集第一一七师两个团、独立第六旅、盱眙县常备旅等部共一万余人，分多路向第五支队驻地来安县半塔集地区扑来，妄图一举消灭第五支队后方机关和留守部队。

当时，半塔集只有第五支队后方机关、教导大队和特务营共两千四百余人，而且武器弹药不足，形势十分危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电令：半塔集留守部队应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守阵地，等待津浦路西的主力东援。第五支队领导决定，由赵启民赶回半塔集，传达江北指挥部的指示，部署固守待援的措施。

3月22日，赵启民进入半塔集，向留守部队传达了江北指挥部和支队的指示，研究了在敌众我寡条件下如何坚守，提出了七项措施：一、要发扬刻苦耐劳、连续作战的精神，并动员民兵参战；二、要节省弹药，严禁随意开枪，由特等射手和民兵中的猎手组成射击小组，有效地杀伤顽军；三、配齐大刀、长矛和手榴弹，准备近战；四、夜间派出战斗小组袭扰顽军；五、加固工事；六、组织教导大队女生队和地方少年先锋队负责救护；七、开展政治攻势，呼吁顽军枪口对外。[1]

从3月21日到27日，半塔集留守部队英勇抗击，浴血奋战，一次又一次打退顽军的进攻。27日，在津浦路西作战的第五支队主力、第四支队第七团和苏皖支队赶到津浦路东，向顽军发起进攻。在苏中的新四军挺进纵队西渡运河，星夜驰援，也在27日与顽军独立第六旅遭遇，歼其一个营。顽军全线动摇，于28日晚仓皇撤退。29日，新四军参战部队分四路全线反击，乘胜攻占盱眙县城、永丰镇、竹镇。此战共歼灭顽军三千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半塔集保卫战粉碎了国民党顽军东西夹击企图消灭新四军江北部队的阴谋，是新四军首次反击顽军大规模进攻的重大胜利，打开了皖东的抗日局面，为建立淮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半塔集保卫战创造了以弱胜强、固守待援的范例，对后来的郭村保卫战和黄桥决战都有重要影响。赵启民参与了这次战斗，特别是对固守半塔集做出了重要贡献，展现了他临危不惧的胆略和指挥才能。

二

1941年1月，新四军重建军部并组编部队，第五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第五旅，赵启民任旅政治委员。第五旅起初担负向东发展任务，赵启民兼任中共津浦路东地委书记和津浦路东军分区政治委员。后来又挥师向西，执行对西防御任务，赵启民兼任中共津浦路西地委书记和津浦路西军分区政治委员。

对西防御，主要是防备和阻挡驻大别山的国民党桂系军队东犯。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越来越感到兵力不足，因而加紧推行“以华制华”的策略，大量驱使伪军参加对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竭力挑动国民党军向新四军进攻和袭扰。在这种形势下，桂军的东犯更加频繁。把守好西大门，对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十分重要，还可以让苏中和苏北的新四军部队没有西顾之忧。对西防御如此重要，但是对赵启民和第五旅来说，却不是一项痛快的任务，甚至有些憋屈。因为防御战通常是被动应对，不像在津浦路东纵横驰骋，主动自如。和桂军作战，还要遵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节，就是适可而止，不能乘胜追击，因而不能扩大根据地，也没有什么缴获，不利于取之于敌改善自己的供给。尽管如此，赵启民和第五旅胸怀全局，勇于担当，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对西防御的任务。在移师路西时，还把得心应手的旅部机关留给了换防路东的第四旅。

为了变被动为主动，赵启民和第五旅决定采取“南防北攻”的方针。对陈兵于根据地南面的桂军，一再呼吁枪口对外，共同抗日，而且严格规定不准主动向桂军进攻；同时以县总队和民兵实行村村设防，军民联防，以主力部队一部部署于机动位置，一旦有事，可以及时支援。对北面的日伪军则以奇袭组织进攻，拔除日伪据点，歼灭其有生力量。实行这个方针的成效颇好。第一仗就在定远的东兴集、王圩子、陈圩子全歼伪军三百余人，并击溃从定远县城出援的日伪军六百余人。但是，每当第五旅在北面与日伪军战斗，桂军往往在南面乘虚而入，制造摩擦，有时甚至公然与日伪军配合，实行南北夹击。

斗争最为激烈的一次，发生在1944年11月。11月10日，日伪军近万人分七路合击根据地中心区藕塘镇。第五旅和津浦路西党政机关及时转移，跳到外线。日伪军扑空以后，改为兵分两路，东西对进，将第五旅构筑的工事一一摧毁。15日，桂军就和日伪军配合，在曹家岗一带对第五旅第十五团实行夹击。16日，又在青龙厂以北地区对第十四团和巢北支队南北夹击。16日日伪军开始撤退，17日桂军四个主力营就乘虚长驱直入，对占鸡岗地区展开攻击。

面对这一严重情况，赵启民召集第五旅和地委、军分区领导人紧急磋商对策。会上出现不同意见。有的认为，部队分散而且十分疲乏，桂军战斗力强，这次又是四个营集结攻击，应该避其锋芒。有的则认为桂军一向骄狂自大，绝不会料到疲乏的新四军还能反击，只要发扬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出奇必能致胜。赵启民决定采纳后一种意见，认为如果让桂军占领一个地区，筑上工事，就很难驱走，会给津浦路西根据地留下后患。他提出先守后攻，争取在野战条件下打掉这只出头鸟。要求在占鸡岗的一个团务必坚守一天，电令另三个团迅速集结，限一日内赶到。19日四个团全线反击，将桂军分割包围。战至20日下午，全歼来犯桂军两千余人，其中俘团长一名，营长三名。占鸡岗战斗的重大胜利，稳定了津浦路西的局面，而且使第五旅取得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宝贵经验。

大概是第五旅打防御战出了名，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以第五旅为骨干组建的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还是担负阻击任务比较多。孟良崮战役阻击老对手桂军，敌人飞机、坦克、大炮都用上了，战斗非常激烈。南麻战役的阻击战更加艰苦，以一个纵队阻击两个整编师，苦战三天三夜，弹药打完了，用刺刀、石头才把援敌挡住。因为纵队司令员成钧负伤，后来完全由纵队政治委员赵启民担负起指挥责任。南麻战役结束，刚架起电台，就收到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通知开会的电报。赵启民赶到野战军司令部驻地，会议已经结束了。陈毅司令员问：你怎么才来，是对打阻击有意见吗？赵启民说：意见是有一些，命令还是坚决执行的，路上塞满了特纵的大炮、汽车和民工的小车子，实在没法快马加鞭。陈毅接着说：决定打临朐的第八军，你们七纵的任务仍是打援，有什么意见？赵启民表示坚决服从命令，只要求补充五万发机枪子弹，给每个战士配四枚手榴弹。陈毅答应得很痛快：要求不高，照发。[2]但结果一颗子弹、一枚手榴弹也没有领到。原因是老天不帮忙，雨下个不停，山水横流，粮弹都无法运到部队。有一个星期部队是饿着肚子打仗，一边打，一边还得派人到山上摘野果子吃。

赵启民晚年回顾这段经历时说，解放战争时期我军虽然已有很大发展，但是在渡江战役之前，一直还是以少数兵力对敌优势兵力作战。要歼灭敌军，就要分割敌军，一口一口地吃。这就必须组成围歼攻击集团和阻击打援集团，协力分担同一战役任务。两个集团同等重要，但是感受是很不一样的。攻歼集团是集中优势兵力，以多打少，战果大，缴获多，物资和人员能得到补充，当然兴高采烈。阻援集团则是以少敌众，打得艰苦，消耗大，缴获少。所以，担负阻击战的部队，尤其是连续打阻击，必须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胸怀全局，服从全局，为全局的胜利而不怕一切困难，不计自己得失。

三

赵启民晚年以很多精力和时间关注军史的编撰，认为这是让人民军队优良传统代代相传的大事。他亲自动笔写了多篇回忆文章，还向军队和地方的党史军史机构提供了许多历史情况和宝贵意见。正是在那些年里，我和赵启民相识，在南京和北京四次聆听他对编撰新四军史的见解，还得到过他的十多封来信。

1987年2月18日，赵启民来南京参加《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的顾问会议。我到火车站去接他。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这天，南京下了一场春雪。赵启民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你们南京比北京还冷啊！”没有客套，一下子拉近了距离。

在顾问会议上，赵启民对编撰新四军史讲了许多他称为“建议”的意见。他提出要从抗日战争的全局来叙述新四军创建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和影响。新四军挺进敌后，以游击战主动积极打击日军，但毕竟兵力和武器装备处于劣势，因而初期的战斗规模都比较小。赵启民说，写新四军的对日作战，不能只看规模，只看战果，要看影响，要看作用。在“恐日病”“亡国论”流行的当时，新四军敢于在敌后作战，对全国人民的鼓舞是很大的，对正面战场的配合有重要作用。

赵启民还说，写军史，记述胜利和成功是主要的，但也不要回避挫折和失误，这样才能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经验教训。赵启民以他的亲身经历说，1938年第八团东进时，他带工作组在成钧任营长的第一营。到了皖中的庐江县，要求参军的青年络绎不绝。但当时受到项英提出的“精兵主义”的影响，对这些爱国青年不是热诚欢迎，而是极力劝阻，说新四军怎么怎么苦，缺衣少鞋没被子。那些一心抗日的青年没有被吓倒，回家拿了衣被鞋子又来报名了，十多天里来了一千多人。他和成钧商量给第一营留了一部分，送给团里八百人，结果多数被团里退回了。这种自己束缚手脚的状况，直到刘少奇来皖东，反复讲解党的正确路线，才转变为放手壮大抗日力量。

那次顾问开会，许多同志提出丛书要突出介绍他们的师长。这当然可以理解。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八个根据地长期被日伪军和国民党军所分割，老同志们最熟悉最敬重的，往往是他们那个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赵启民参加的第二师顾问组也是这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回忆着第二师两任师长张云逸和罗炳辉的功勋。那天我在这个组列席旁听。我注意到赵启民一直默不作声，似在倾听大家的意见，又似若有所思。直到大家讲得差不多了，他才发言说：“新四军各师的领导人都很杰出，都值得介绍，但是我认为这部丛书应该反映出新四军是一个统一的战斗集体，各个师，各个根据地，都是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和军部的统一指挥下协同作战。所以，丛书首先要介绍的人物，应该是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前三年是叶挺、项英和陈毅，皖南事变后是陈毅、刘少奇。其中，时间长贡献最多的是陈毅。陈毅是文武兼备的新四军统帅。”赵启民的这个意见，着眼全局，掷地有声，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赵启民对陈毅的爱戴，源自战争年代的亲见亲闻，艰苦岁月的切身感受，发自内心，出于公心。我们撰写《第三野战军战史》时，他读了征求意见稿的开头两章，就给我写信，认为我们对1946年11月的陈师庵会议写得“平淡”，建议“突出陈老总的领导作用和中共中央的支持”。他在信中首先论述了陈师庵会议的背景和成果：“解放战争初期，华东战场经过三个月的作战，给了国民党军以重大打击。另一方面，淮南淮北先后撤出，淮阴淮安相继失守，在部队内部也产生了一股不小的怨气和离心倾向。不克服这些思想问题，对继续作战很不利。有中共中央《三个月总结》的指示，有华东战场三个月的实践，再加涟水保卫战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抓住这个时机开会，总结经验，统一思想，是适时的。会议解决了战略思想的转变和山东、华中两支野战军的统一指挥。从此以后，真正做到了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打运动歼灭战。毛主席的英明战略方针，成为华东党政军民的共识。两支野战军统一领导，形成了有力的拳头。”

作为陈师庵会议的参加者，赵启民在信中强调：“陈毅军长对开好陈师庵会议的领导作用，应予肯定。他忍辱负重，坚持原则，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魄力，苦口婆心地做说服工作，使到会的领导干部统一了战略思想，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对敌。在大的战略转变中，产生不同观点是难免的。统一认识要有个过程，但战争环境又不允许久拖不决。能在短期内把不同的观点统一起来，证明领导的坚强，加上中共中央的支持，是开好这次会议的关键。”

陈师庵会议的具体经过没有留下档案。前些年，我专程去过苏北的涟水县陈师镇，那里已经了无痕迹可寻。赵启民用了“忍辱负重”“苦口婆心”这样沉甸甸的词语，透露出陈毅当年面对的是多么严重的分歧和争论，反映出要按照中共中央的意图和战争形势的发展，让山东、华中两支野战军统一思想，统一指挥，集中兵力，形成铁拳，绝非轻而易举。陈毅和他的战友们做到了，接着就是解放战争华东战场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赵启民拥戴统帅，同样热爱人民军队这个英雄集体的战友们。他在给我的又一封信中提出，战史要写指战员中的英雄模范。他说：“每次战役进行中，部队开进和攻歼、阻援战斗，指战员都是不怕苦，不畏难，英勇奋战，克服艰难。其中有特别突出贡献的英雄人物和英雄集体，应结合战役给予叙述，使战史更加生动，更能体现我军的政治本质和战斗作风。”他在另一封信里又说：“关于战斗作风，应多写几句。有好的指挥，没有作风过硬的部队也不行。”

1946年8月的泗县战斗没有打好，我们在战史初稿上说战斗失利的原因是缺乏攻坚经验。赵启民给我写信讲了不同意见：“泗县战斗我没有参加，但山东野战军第八师是有名的善于攻坚的部队，征求意见稿说他们缺乏攻坚经验，不确切。我看那次没打好，天下大雨是一个主要原因。解放战争的一个时期内，我军攻坚的手段主要是靠人送炸药包爆破敌军坚固的工事，是人的勇敢和炸药包的威力相结合。炸药包或导火索遇水就会失效，人就失掉了攻坚的武器。因下雨使炸药包失效而影响战斗的事例，在泗县战斗中有，在南麻、临朐战斗也有。”信中接着说：“回忆华东战场上比较大的几次消耗战，多是由于急躁、轻敌和对气象的影响认识不足，考虑不周。俗话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就三大要素的比较而言，并不是说天时不重要。风、雨、雪、电有其规律，掌握了就能避弊就利，如陷于盲目，忽视其可能造成的危害，往往使人力难以抗拒。气象对现代战争的影响更大，建议把这一教训在适当的章节中着重写一段。”我对这封信摘引得比较多，是因为讲得实在精彩，希望让更多的人读到，不要在我的收藏中埋没。

赵启民也曾对战史关于他的记述给予关切，体现了他一贯的谦逊和谨慎。1945年10月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第五旅和第四师第九旅先后北上鲁南，组成第二纵队。第二师师长罗炳辉任纵队司令员，第四师副师长韦国清任纵队副司令员，赵启民任纵队政治委员。赵启民看到战史初稿上的这一记述，立即给我写信说：“当年北上山东途中，陈老总找我谈话，催我快去纵队工作，并未说明担任什么职务，后来也没有见过我在第二纵队任职的命令或电报。我认为既然韦国清是副司令员，自己应该是副政治委员，多年来履历表上都是这样填的。”信中再三叮嘱我务必查考清楚，万万不可出错。我当即写信告诉他：1945年12月21日陈毅、张云逸、饶漱石、黎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3]1946年1月23日陈毅、黎玉给中央军委的电报，[4]两次报告山东野战军的干部配备，他的职务都是第二纵队政治委员。赵启民还不放心，嘱我将两个电报复印给他。过了几天，赵启民又给我写信说：“战争时期，情况变化快，人事变动也快。文字记录的电报、命令、报告也不尽周全。”总之还是将信将疑。后来，我又查到陈毅致中共中央的一封电报，其中说：“鉴于罗炳辉已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赵启民已率第五旅南下，拟逐步培养韦国清为第二纵队的核心。”[5]我认为这个说法反映了赵启民在第二纵队的职务高于韦国清。赵启民这才同意在战史上记述他曾任第二纵队政治委员。

赵启民把帮助我们写好军史看成是晚年义不容辞的责任。1994年1月，他担心重病使他来不及读完《第三野战军战史》征求意见稿，特地写信给时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傅奎清，嘱他就近对战史的撰写多加关心，务必将书稿仔细审读一遍。傅奎清在新四军第五旅组建时任组织干事，和赵启民一起战斗多年。我在傅奎清那里读到这封信，感动得热泪盈眶，一时不能自已。后来，赵启民仍然抱病将书稿读完了，而且边读边写，在书稿上注记了许多修改意见，寄给了我。在这段时间里，他还给我写过好几封信，对书稿补充和订正史实。前面提到的关于泗县战斗那封信，就是1994年2月20日在病中写的。

赵启民将军于1997年2月7日在北京逝世。二十多年来，我常常想起他，想起他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对人民军队的深沉热爱，想起他在战场或者平时总是以全局为重，为全局的胜利不避艰险，勇于担当，想起他那大海般宽阔的胸怀。今年是赵启民将军一百一十周年诞辰。我写下我所知道的一些片断，以表达对这位长者的敬佩和缅怀。

作者丁星

注释：

[1]郭述申、周骏鸣、赵启民、张劲夫：《粉碎韩顽进攻，胜利保卫半塔》，《战斗在淮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2]赵启民：《阻援战》，《赵启民将军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第286页。

[3][4]《新四军·文献》第5册，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第361页，第662页。

[5]此电存中央档案馆。

为纪念赵启民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而作。发表于《大江南北》杂志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