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9年11月的一天，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团长张道庸急匆匆地赶往溧阳县水西村，到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那里领受一项重要任务。奉命和他同去的，还有第二营营长朱传宝和政治教导员姜茂生。这一年，第四团打了几个对日伪军的伏击战，小有斩获。他们渴望投入更大的战斗，取得更大的战果。

出乎他们的意料，陈毅交给他们的任务，是为友军运送弹药。

驻泰州的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李明扬部，是苏北的地方实力派武装，一直受到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的歧视。泰州地区称得上鱼米之乡，部队的粮食不难筹措，弹药却很缺乏。李明扬通过熟人运作，总算得到了一批弹药，包括枪弹和迫击炮弹。但从皖南的第三战区弹药仓库运回泰州，一路上要经过日军严密封锁的公路、铁路、运河和长江，即使是国民党中央军和忠义救国军的防区，也难免雁过拔毛，被他们用这样那样的借口扣留一部分。李明扬万般无奈，给陈毅写信，申述联合抗日的情谊，要求新四军沿途保护他们运送弹药的民伕队伍。

陈毅以他政治家军事家的敏锐慨然应允，而且向李明扬提出，由民伕挑运弹药，长途跋涉，并不安全，不如由新四军派一支部队，与李明扬派出的部队合作运送，更为稳妥。陈毅把这个运送弹药的任务，交给了第四团团部和第二营。

给友军当挑伕，这也算重要任务？

是的。陈毅对形势和任务的一番分析，使张道庸他们恍然大悟。

中共中央提出的新四军战略方针，强调向北发展。北渡长江，开辟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才能在斗争中得到发展。但是，向北发展越出了国民党当局给新四军划定的活动地区，必定受到国民党军的阻挠甚至攻击。替李明扬部运送弹药，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到苏北去，至少沿途的国民党军没有理由阻拦。到了苏北，把弹药交出去，部队就可以留在长江北岸的江苏和安徽两省交界地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为新四军江南部队继续北渡建立一个接应基地。

张道庸连连点头。陈毅的话音刚落，他就大声应答：好！当这样挑伕，值得！

接着，副指挥粟裕对沿途要注意的问题，到苏北后要掌握的政策，一一作了交代。

陈毅最后说，到了苏北，你们可以打出苏皖支队的旗号，让国民党方面一时弄不清你们是什么部队。我们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但少一点麻烦也有好处，斗争要讲策略嘛！陈毅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又对张道庸说，你也改个名字，怎么样？就用你道庸两个字的谐音，改成陶勇，乐陶陶的陶，勇敢的勇，好不好？

张道庸对这个新名字很满意。朱传宝和姜茂生忍不住插嘴说，这名字太适合团长了。

走进水西村的张道庸，走出水西村已是陶勇。这并不仅仅是姓名的更改，也是他人生的又一次转折，走出阴影走向辉煌的转折。

二

1913年1月21日，张道庸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七岁那年，他就不得不到地主家放牛，十三岁时又当了烧窑工。就在这年秋天，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来到张道庸的家乡，传播革命道理，鼓动受剥削受压迫的人们组织起来，同地主老财作斗争。张道庸起初听得似懂非懂，后来逐渐明白了为什么有人不劳而获，更多的人却世代受穷，也明白了这命运并不是天生不可改变，要改变靠的是穷人抱团。

1929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反动民团来村里抓人。张道庸和两个乡亲离家出走，投奔大别山的红军。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那年，张道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是张道庸的第一次命运转折。他在战斗中迅速成长。因为勇敢机智、信仰坚定，他当了连长、营长、团长、师长。他和战友们从大别山进军川北，投入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时，张道庸任第九军第八十一团团长。

由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的错误决定，张道庸刚刚艰难地走出草地，又奉命南下，后来再次北上。三过草地，张道庸见到许多战友在泥泞中倒下了。他对长征途中的这种折腾心生疑虑，也听到一些议论。但毕竟不了解全局，不明白底细。他只是感到，光靠干部战士的英勇战斗和刻苦耐劳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正确的领导，才能引向胜利。

再后来，张道庸参加了西路军的征战。在甘肃的河西走廊，他们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特别是马家军的骑兵，昼夜苦战，伤亡惨重，许多连队拼到最后一个人。

在风雪交加的祁连山上，张道庸领受了最后的战斗任务：由他指挥第九军余部，牵制追敌，掩护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领西路军尚存的部队向新疆方向突围。张道庸懂得，局部的牺牲，是为了换取主力的保存。他和战友们转战在祁连山区牵制敌人，一天，两天，三天……最后只剩下了弹尽粮绝、疲惫至极的十来个人。他们决定，不论前途多么凶险，还是要去追寻红军。为了不让武器落入敌人手中，他们砸断枪支，然后支撑着走下山去。不幸的是，他们刚下山，就被追敌冲散了。

茫茫戈壁，一望无际，孤身一人而且赤手空拳的张道庸，坚持着向陕北方向走去。跌倒了，挣扎着起来再走。饿昏了，醒来后再走。记不清走了多少天，直到背后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和喧嚣的呐喊声。张道庸还来不及反抗，就被马家军的骑兵围住了。

当天，张道庸被押到凉州第二监狱。凉州，即甘肃省武威市。张道庸在监狱里，和同样被俘的西路军战友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不久，他们被移送到兰州监狱，后来又从兰州押解到西安。

此时，以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抗日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到西安的周恩来得知这里关押着几百名西路军干部，立即出面营救。张道庸和战友们终于走出监狱，见到阳光，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延安。

张道庸在抗日军政大学短期学习以后，被派往新四军工作。和他同去的，还有“抗大”的一些同学。他们的领队，是原在红四方面军任师政治委员的叶道志。张道庸和这些战友多年并肩战斗，彼此十分熟悉，现在又一起奔赴抗日前线，真是太高兴了。

这样的兴奋，很快就消失了。

到了新四军，分配了工作。张道庸任第一支队副参谋长。叶道志任第四团副团长。还有些同志任营长、连长或参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时，所有干部都降低了职务。叶道志以为，是张国焘的叛变牵连了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使他们不被信用，受到歧视。听说原红四方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他们都想去老部队工作。张道庸等人只是偶而议论此事，叶道志却时时流露。他的不满情绪很快引起注意，军部决定调他任特务营营长，又降了一级。

1938年7月29日，叶道志约了两位战友擅自出走了。8月17日，叶道志被追捕回来。张道庸知道，按照通常的军纪，临阵脱逃可是死罪。他赶快去找新四军领导人解释，说叶道志绝不会逃跑，更不会叛变，他只是想去老部队工作。张道庸的申述没有起作用。[1]悲剧终于发生，8月30日，叶道志被处决。

四十五年以后的1983年10月21日，叶道志得到平反。遗憾的是，张道庸没有等到这一天。

1939年5月，张道庸调任第四团副团长。这是叶道志留下的职务，但是张道庸已经顾不上去想老战友的冤屈。到了这个指挥岗位，他时时要思考的是怎样和侵略者战斗。11月，第四团团长卢胜改任团政治委员，张道庸任团长。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1月11日，已经改名陶勇的张道庸和卢胜一道，率领第四团团部和第二营，意气风发地向苏北挺进。他们，还有营连排干部和机关干部，都和战士一样肩挑百十斤重的担子。他们挑着李明扬部的弹药，也挑着用来打开苏北抗日局面的武器。秋雨绵绵，道路泥泞，勇士们不顾艰难，在雨夜里迅速通过日军严密封锁的宁杭公路，又用木船和门板渡过运河，在黎明前悄悄越过沪宁铁路。他们在江边得到新四军挺进纵队的接应，顺利地北渡长江天险。

一路上，陶勇盘算着到了苏北，怎样站住脚跟，怎样发动群众，怎样扩大部队。这几年他经历的曲折、苦难、疑虑、不安，都已经是偶而才会想起的往事。新的征战召唤着他。

三

1939年12月初，苏皖支队成立，陶勇任司令员，卢胜任政治委员。这支新出现的抗日武装，活动于扬州、仪征、六合、天长一带。他们向群众宣传抗日，带群众生产自救，寻找战机对日伪军袭击。老百姓从他们的行动明白：这就是新四军嘛！日军也引起了警觉。12月18日清晨，从扬州、仪征、六合城里出动了两百多日军，六百多伪军，兵分两路，向苏皖支队驻地月塘集扑来。陶勇和卢胜商量，敌人仗着人多势众，实行分进合击战术，我们还是用老祖宗留下的办法，“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于是，陶勇率主力转移到移居集伏击，卢胜留在月塘集组织群众疏散。这一仗，直打到傍晚，证明了苏皖支队能够在这里站住脚。

1940年春节刚过，梅嘉生、张震东率新四军挺进纵队第三团两个营编入苏皖支队，部队壮大了。

3月，陶勇率苏皖支队驰援皖东，参加了半塔集自卫战。这是新四军第一次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大举进攻。苏皖支队虽然不是主角，但陶勇从中懂得了一个道理：顽固派总是容不得人民的抗日武装，只有坚决反顽，才有抗日的立足之地。

不久，更艰难更紧张的反顽战斗开始了。

6月27日，陶勇收到陈毅从江南发来的急电：“苏北韩李等部集结十倍于我兵力，企图歼挺纵于郭村地区，着命苏皖支队火速驰援。”[2]

这个李明扬，不是讲好联合抗日，还请新四军帮他运送弹药，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后来才知道，城府很深的李明扬借故离开泰州，那个狂妄的副总指挥李长江，在韩德勤的唆使下，发动了围攻新四军挺进纵队的战斗。

火速驰援，理所当然。从月塘集到郭村地区虽然只有一百多里，但是要跨越天长至扬州的公路，要渡过邵伯湖，要通过仙女庙到高邮的日军封锁线，还有一段国民党军的防区，重重难关，怎样火速？

陶勇果断下令：立即出发！正在编组的新建部队，边走边编组。分散活动的第二营，尽快集中，随后赶上。陶勇自己率侦察分队先行。夜深人静，他们身着便衣，摸黑闯过天扬公路，很快来到邵伯湖畔。侦察员报告说，日军对渔船控制很严，入夜把船都集中到据点去了。陶勇相信痛恨侵略者的渔民一定会帮助新四军，就请他们白天打渔时将船隐蔽在芦苇荡里。当卢胜率部队随后出发，翌日傍晚来到邵伯湖畔时，陶勇已有十来条船，可以毫不耽搁地渡向邵伯湖东岸。

陶勇用这种分批出发的办法，为驰援郭村争取了时间。

渡过邵伯湖，天已破晓。横卧在前方的，是仙女庙至高邮公路。日军在路旁筑有碉堡，严密监视，还有巡逻队往来。怎么办？有人建议隐蔽起来，等天黑了再过公路。陶勇知道那是比较安全的办法，但时间宝贵，怎能在这里耽搁一天？陶勇认为，日军知道新四军惯于夜间偷袭，白天反而大意，不如利用敌人这种心理，出其不意，在白天闯过去。他命令一个排负责掩护，尽可能拖住日军巡逻队，部队跑步通过公路，向东飞奔。

这一场虎口夺路，又为驰援郭村争取了时间。

再往前走，要通过国民党军的防区。这支部队属于地方武装。陶勇预先有准备，派人做了工作。他们不想得罪新四军，只是朝天开枪装装样子。陶勇命令苏皖支队一枪不还，只顾赶路。用这个办法，又争取了时间。

就在郭村一场大战阴云密布之时，陶勇、卢胜率苏皖支队赶到了邻近郭村的杨家桥一带。

按照叶飞的统一部署，陶勇率苏皖支队坚守郭村的西南防线。有了这支援军，挺进纵队就可以专门对付顽军的主攻。打到第四天，叶飞决定趁顽军后方空虚，以挺纵第一团向扬州至泰州公路出击，由苏皖支队接过郭村的防守。经过多日交锋，顽军锐气已失。7月4日，全线反击的冲锋号吹响。陶勇指挥苏皖支队奋勇当先，一举攻下塘头镇，兵临泰州城下。

郭村保卫战关系到新四军能否在苏北立足的全局，又有许多精彩的情节，因而在军史和回忆录里，在话剧和电影《东进序曲》中，对苏皖支队的支援只是一笔带过，甚至略而不提。其实，这次日夜兼程的驰援也很精彩，陶勇的指挥艺术更是可圈可点。

四

1940年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北渡长江，改称苏北指挥部，将已到苏北的新四军部队整编为三个纵队。苏皖支队和郭村战斗起义部队、江都地方武装合编为第三纵队，仍由陶勇任司令员。

7月29日，陶勇指挥第三纵队经过一昼夜的激战，进驻泰兴县黄桥镇。高歌东进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着手创建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陈毅一再呼吁韩德勤联合抗日，还敦请多位爱国民主人士促进团结。但韩德勤一心反共，不断发动对新四军的进攻。9月3日，陶勇率第三纵队参加营溪战斗。9月13日，陶勇又率第三纵队参加姜堰战斗。10月1日，一场更大的决战摆到了新四军面前。

这一次，韩德勤组成了三路大军。右路军是李明扬部和陈泰运的税警总团。左路军为五个保安旅。中路军为进攻的主力，又分为三路：第八十九军第三十三师为左翼，进攻黄桥镇东面；独立第六旅为右翼，进攻黄桥镇北面；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亲率第一一七师和军直属部队为中坚，进攻黄桥镇东北。韩德勤志在必得，他在9月30日发布的命令中说，“现匪胆已寒，必不敢与我决战”，务求将新四军“包围而歼灭之”。[3]李守维则在作战会议上口出狂言：“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喝水。”

面对顽军以十倍于己的兵力气势汹汹地进犯，新四军别无选择，只能誓死应战。但是，绝不能全力固守，被动挨打。陈毅审时度势，决定采取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方针。他通过周到的工作，促使右路军李明扬部和陈泰运部保持中立。又判断顽军内部矛盾重重，左路军五个保安旅必定观望不前。这样就可以着重对付韩德勤的嫡系中路军。对中路军，又根据作战态势和地形特点，机动地转用兵力，逐个分割围歼。这样大胆而又周密的布局，加上指战员的英勇无畏，就可以弥补兵力的不足，求得以少胜多的战果。

根据这一作战方针，新四军以第三纵队守卫黄桥，吸引、迟滞、消耗来犯的顽军；以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作为突击力量，前出到顾高庄、横港桥地区埋伏，对顽军分割围歼。

叶飞曾经告诉我，当年他提意见说，三纵部队新，兵力少，守黄桥会很艰难，可以从他的一纵留下一个团归陶勇指挥，增加守备的兵力。陈毅不同意，说你们一纵和二纵穿插分割，围歼顽军，是这次决战能不能取胜的关键，一兵一卒也不能留下。

是的，埋伏突击，围歼顽军，是决战取胜的关键，但坚守黄桥则是取胜的前提。如果让顽军打进黄桥镇内，分割包围不再可能，观望的左路军和中立的右路军都会一齐杀来。那么，新四军真要被赶到长江里喝水了。

陶勇肩上的担子，真是很重啊！

黄桥是个大镇，当年就有五里路长。第三纵队兵不满两千人，枪只有一千五百支，说起来有个炮兵连，其实只有两门迫击炮三发炮弹。这样的守备战怎么打？陶勇得到粟裕的同意，作了十分大胆的重点守备部署。以第八团坚守东线。这个团只有两个营，要抵挡顽军第三十三师两个旅的进攻，以及随后赶来的第一一七师。以第三团守东南，面对那五个保安旅，主要任务是随时支援第八团。以第七团作预备队，兼顾西北、西南方向的敌情。北边是顽军独立第六旅的攻击方向，有第一纵队等着他们，陶勇只放了少数警戒分队。西北对李明扬部和陈泰运部，干脆唱“空城计”，只有一些机关勤杂人员担任警戒。

陶勇手里的兵力太少，仍然留下三分之一作预备队。如果第八团在大量消耗来犯顽军的同时，自己也伤亡过大，他可以逐次动用预备队和顽军反复拼杀。如果守备战打得顺利，预备队可以最后出击，与一纵二纵共同围歼顽军。这样的决心和部署，基于对战局发展的周密分析，也需要指挥员有敢于担当的胆略，有对战士们英勇顽强的坚定信任。

10月4日，决战打响。打惯了游击战的新四军，对阵地战毕竟缺乏经验。顽军兵多弹足，攻势猛烈。第八团两个营经过一个上午的苦战，丢失了黄桥镇东的小焦庄，发电厂也失守。在有些地方，顽军还突破了镇边的河沟。陶勇命令第三团扩大防区，投入激战。而作为预备队第七团，他仍然不肯动用，要准备应对更严重的情况。

到了下午，黄桥东门的争夺战愈演愈烈。陶勇在电话里向陈毅报告：顽军七次冲到了东门口！陈毅坚定地说：准备再打退他们的七次冲锋。为将之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就得敢于坚持正确的决心，不为突发的危急情况所动摇。陈毅坚毅，陶勇英勇！他们终于等来了独立第六旅进入第一纵队的伏击阵地，战局由此逆转，新四军处于主动。

陶勇的压力并未减轻。李守维久历戎行，毕竟不是草包。他得知独立第六旅来人求救，判断新四军必定将主力用于那个方向，守黄桥的兵力不会很多，正是乘虚猛攻一举突破的机会。他命令部队加强攻势，连山炮也用上了。第三纵队的工事大部被毁，伤亡越来越多。

陶勇指挥第八团和第三团誓死坚守，作为预备队的第七团也不得不投入战斗。进攻北门的独立第六旅已被第一纵队包围，那里只需留一个班警戒，原来守备北门的连队也调来东线参战。正在危急时刻，第四团第三营从江南赶来了。

第四团共有三个营，陶勇、卢胜只带了第二营北渡长江，第一营仍在皖南，第三营留在苏南。他知道这支老部队的战斗力，兴奋得大喊：“江南的增援部队来了，坚决打退顽固派！”他把上衣一脱，拔出那把缴获来的日军指挥刀，喊一声“跟我上”，亲自带领生力军勇猛反击，东门响起一片“杀”声。

这时指挥部通知陶勇，明天中午一纵二纵将向顽八十九军发起猛攻，三纵也要做好准备在顽军后路出现混乱时出击。这当然最合陶勇的心意。第三纵队虽然十分疲劳，伤亡也大，但接到待机出击的命令，立即精神陡增，人人磨拳擦掌。第八团团长姜茂生等不得了，已经率领部队开始反击，在收复小焦庄以后，又奔向大焦庄去了。

这场坚守黄桥的厮杀，陶勇十分满意战士们的刚烈和血性，也很感谢人民的支援。阵地上的土太薄，掩体、散兵坑上盖的木料、门板，都是黄桥镇和四乡民众主动捐献，自己抬来，其中甚至有老人的寿材。激战期间，乡亲们把饭菜、烧饼、汤水一直送到阵地。他们送来的不仅是粮食，更是巨大的精神力量。为人民而战，勇士们不惜流血牺牲。

黄桥决战以新四军的完胜落下帷幕。战后，新四军和八路军南下部队胜利会师，协力开辟了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

五

黄桥战役胜利以后，陶勇率第三纵队继续东进，在江海平原上纵横驰骋，打击日伪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了通如海启抗日根据地。

1941年1月，新四军在苏北盐城重建军部。2月，苏北指挥部及所辖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师。第三纵队为第三旅，陶勇任旅长。3月31日，在通如海启地区成立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由第三旅旅部兼军分区领导机关。

1943年4月10日，日伪在通如海启地区开始“清乡”，斗争进入最为严酷困难的时期。日伪选择这个地区作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既是因为这里与上海隔江相对，而且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是他们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必争之地，也是因为这里临江濒海，地势平坦，易于封锁隔离。日伪从江南运来五百多万根竹竿和大量木材，将南通、海门、启东和如东的串场河以南地区，扎起几百里的封锁篱笆，在封锁线内进行梳篦式的军事清剿，往返穿插，合击包围，继之以“政治清乡”和经济掠夺。

陶勇率主力及时跳出封锁区，在外线频繁攻击日伪据点，使日伪军顾此失彼。他还亲自带领小分队潜入封锁区，安抚受难的群众。7月1日，在陶勇的统一指挥下，部队分段警戒，军民一齐动手，在东起南坎、西至丁埝、南到天生港的两百八十里封锁线上，展开了大规模的破袭战，将拆下的竹篱笆和锯倒的电线杆放火烧毁，火趁风势，风助火威，一时封锁线如同一条火龙。

火烧竹篱笆，成为敌后抗日战争史上壮丽的一幕。

六

新四军时期的陶勇，还有一件奇功应该大书特书，这就是创建海防纵队，使人民军队有了第一支海上尖兵。早在陶勇率部东进时，陈毅和粟裕就一再指出，在临江濒海的这片平原上，要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必须组建海防武装，开辟海上的广阔回旋余地，摆脱背水作战的不利地位。陶勇心领神会，亲力亲为，为完成这一光荣任务坚持不懈地奋斗了多年。

1941年3月3日，陶勇将第三旅独立团在掘港的留守处和警卫分队改编为海防大队，要求他们控制苏中沿海港口，力争深入近海，开展对敌斗争，担负起保卫渔民盐民的任务。1942年11月5日，陶勇选调三个连与海防大队合编，在何家灶成立海防团，并亲自兼任团长。他带领海防团开展水上练兵。他们白天黑夜练游泳，练潜渡，练划桨摇橹，练行船时的射击和投弹，终于练出了一套驾船抢风的本领，使“旱鸭子”成了“水上蛟龙”。

陶勇还派海防团的干部战士到弶港、北坎一带访问贫苦渔民，发动他们组织起来反抗日寇的烧杀掠夺，反抗渔行的残酷剥削，在斗争中成立了渔民抗敌协会，组织了渔民抗敌自卫队。经过对敌斗争的锻炼，一批渔民自卫队员加入海防团，使海防团增添了熟悉海上行船的战士。

1943年春，陶勇又组建了水上公安纵队。

这一带的近海，自古以来就有海匪出没。此时由于战乱，海匪更多。他们称霸一方，平时抢掠过往货船，渔汛时向渔民强征保护费，时而从国民党方面取得番号，时而摇身一变投靠日伪。新四军要开辟海上根据地，要保护沿海人民安居乐业，清除海匪成为当务之急。

在这些海匪中，活动于如东沿海的孙二虎部是最大的一股，有一百余人，五条三桅大船。陶勇经过调查，知道孙二虎出身贫苦，为人仗义，起初当海匪只是迫不得已。如果能劝说他改邪归正，争取他参加新四军，不仅对沿海的治安大有好处，而且可以使海防团增添熟悉海情的生力军。陶勇的大胆设想，得到了陈毅、粟裕的肯定。

收编孙二虎部，经历了一波三折。

先是新四军奇兵突袭，捉住了到长沙镇索取粮食的孙二虎。陶勇亲自为他松绑，给他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在孙二虎表示愿意悔过自新后释放了他。第二天，陶勇不带警卫人员独自登上孙二虎的船去谈判，使孙二虎感受到了新四军的诚意和信任。接着，孙二虎去看望母亲，被伪保安队发现追杀。陶勇得知消息，亲自带部队赶去相救，又一次使孙二虎深受感动，终于下决心来归。陶勇将孙二虎带来的人和船编成海防团的一个大队，由孙二虎任大队长。

但是，孙二虎的一些弟兄，过不惯新四军既紧张又清苦的生活，一再违反群众纪律，甚至有人拦路抢劫。旅部决定对这个大队实行整训。这时陶勇在华中党校学习。孙二虎误以为陶勇不在，别的领导信不过他，于是受伪自卫总队总队长陈茂清拉拢，带着一些弟兄当了伪军。

陶勇从党校回来，力排众议，决定对孙二虎再次争取。他派干部化装进入伪军，劝说孙二虎赶快回头。听说孙二虎妻子的船在观本港沙滩搁浅，陶勇亲自登船做思想工作，解除她和孙二虎的顾虑。

1943年春汛季节，孙二虎借口出海解决给养问题，带着三百多人和六条大船，再次投奔新四军。经新四军军部和第一师批准，陶勇把他们和水上公安纵队合编为海防二团。孙二虎从此改名孙仲明，任海防二团团长。

有了收编孙二虎的经验，陶勇又对另一股海匪陆州舫部开展争取工作。1943年11月，陆州舫部拉出启东县观龙镇，集体参加新四军，编为海防三团，由陆州舫任团长。

有了三个海防团，新四军决定成立苏中军区海防纵队，陶勇兼任司令员，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吉洛（姬鹏飞）兼任政治委员。1944年8月7日，海防纵队在如东县丰利镇举行了成立典礼。

从海防大队到海防团再到海防纵队，这支海上尖兵活跃在苏中沿海，和新四军陆上部队密切配合打击日伪军。海防纵队通过英勇的战斗，控制了滩涂和近海，使苏中抗日根据地有了回旋余地和可靠后方。日伪“清乡”时，新四军的医院、工厂和后方人员转移海上，安全渡过最困难的时期。海防纵队还建立了从长江口到山东的海上运输线，武装保卫运输，运出苏中的粮棉，换来根据地急需的弹药和医药用品。

抗日战争胜利后，苏中军区海防纵队和盐阜区的海防大队、从浙东北撤的海防大队合编为华中军区海防纵队。1949年4月，又成为创建人民海军的骨干力量。陶勇自己从朝鲜战场归国后也调入海军，任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继续他钟爱的海防事业。

七

我和陶勇将军称不上熟悉，但有过一些交往。尤其是1959年春天，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率战区各军种兵种司令员巡视海防战备，我作为军事记者随行。我们于5月26日从浙东穿山半岛启航南下，在一个来月时间里，我天天都能见到陶勇。在军舰上，在大陈岛、洞头岛、南麂岛的军营里和山头阵地，我和陶勇都有过交谈。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他对祖国海防的关切，他对从将军到士兵所有战友发自内心的热情，他的直率、洒脱、风趣和开朗笑声，当时印象深刻，至今记忆犹新。

2017年是陶勇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遇难五十周年。谨以此文祭奠这位功勋卓著、可敬可亲的将军。

作者 丁星

注释：

[1]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的《陶勇将军传》，说叶道志被错杀前，张道庸即陶勇向项英申述叶道志是想回老部队，受到项英的训斥。这是误传。项英于1938年7月28日离开皖南新四军军部，赴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0月22日才回到新四军军部。叶道志是7月29日即项英离开军部的第二天出走，8月17日被追捕回来，8月30日被错杀。从叶道志出走到被错杀，项英都不在新四军。

[2]石言、吴克斌：《陈毅北渡》，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第19页。

[3]《新四军征战日志》，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31页。

发表于《大江南北》杂志2018年第3期和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