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是由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集结组成的。还有一支琼崖红军游击队，因为海峡阻隔，无法联络，留在海南岛上坚持斗争。但是，新四军仍有一些来自海南岛的干部战士。

曾任新四军参谋长和副军长的张云逸，是海南岛文昌市人。在新四军战斗十年的开国将军符确坚，也是文昌市人。他们都是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由中共中央派来新四军的。

另有一些海南岛人，在大陆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随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1955年授中将军衔的卢胜，可以称为他们的代表。

卢胜原名卢家扬，1911年10月生于海南岛乐会县芳岭村。乐会县和琼东县于1959年合并为琼海市，是红色娘子军的诞生地。

卢胜多年和陶勇并肩战斗。1989年出版的《陶勇将军传》，一再写到卢胜。这本书称卢胜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干部”，是作者的想当然。新四军确实有许多知识分子干部，但卢胜不是。

卢胜五岁失父，八岁丧母，从小跟随祖母务农。他十五岁参加农民协会，反对地主的压迫剥削。1927年初，卢胜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年4月发生反革命政变，卢胜参加农民自卫军，投身武装斗争。1928年夏，由于国民党军大举清剿，农民自卫军实在难以立足，乐会县的共产党组织决定分散隐蔽。卢胜得到一笔路费，乘船出国，到了新加坡。

卢胜在新加坡先当制胶厂工人，后来在轮船上给厨师当助手。他积极参加海员工会的活动，两次被捕。1932年夏，英国殖民当局将卢胜驱逐出境。他辗转到了厦门。

在厦门，卢胜在一家咖啡屋当店员，并且找到了共产党地下组织。1932年10月，卢胜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派卢胜去闽南的红色根据地，那里很需要懂军事的干部。卢胜在家乡多次参加农军的战斗，算是有些军事经验。1933年元旦，他到达驻在南靖、平和、漳浦三县边境的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第二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三团留在闽南坚持游击战争。后来，这个地区的三支部队，在军史上统称闽粤边红军游击队。

卢胜参与了新四军的组建。他的这段经历，颇为传奇，相当艰险。

1937年4月，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开始和当地国民党军进行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谈判。经过一再争执，于6月26日达成协议。闽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福建省独立保安大队。由中共闽粤边特委书记何鸣任大队长，卢胜任副大队长。

在南方各游击区中，闽粤边红军游击队最早和国民党谈判并达成协议。他们能够最早，是因为这个游击区距离厦门、香港不远，虽然多年失去与上级的联系，还可以从厦门、香港的报纸上了解时局。他们正是从一张香港报纸上，读到了中共中央的《抗日救国宣言》。还应该肯定，他们敏锐地判断日本侵华引起的形势变化，果断地实行战略任务的转变，主动地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正因为最早，他们没有经验，因而上当受骗。7月13日，他们按照国民党军的要求进驻漳浦县城。7月16日，国民党军以点名发饷为名，要他们到已有伏兵包围的体育场集中，结果人员被扣，武器被缴。史称“漳浦事件”。

部队下山进城，卢胜等人并不同意。何鸣认为如果不听从国民党方面的“命令”，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经过一番争论，大家才勉强服从何鸣的决定。现在被缴了械，卢胜他们更加愤慨。当夜，卢胜、王胜等二十余人潜出县城，回到山上。接着，连长符义山也带着一些人出来了。他们和留在城外的共产党员决定重建特委和红三团。卢胜任红三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王胜任参谋长。新的红三团宣传抗日，发动群众，陆续发展到三百余人。

中共中央对“漳浦事件”十分重视，电令正在南方为组建新四军奔走的张云逸向国民党福建省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归还人枪。又要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向国民党交涉：“退回何鸣部人枪，不得缺少一人一枪。”[1]10月1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云逸等：“国民党首先把何鸣部人枪交还，经证实具报无误后，方能谈判各游击区问题。”[2]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决定红三团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一营，卢胜任第四团团长。2月，他们到龙岩县白土镇和闽西红军游击队会合，以闽西红军游击队一部改编为第四团第二营。4月到达皖南歙县岩寺镇，以浙南红军游击队编为第四团第三营。一支斗志昂扬的人民抗日武装从此诞生。

1938年5月，第四团前移至泾县四坊村。卢胜到新四军教导队学习。第一支队副参谋长张道庸调任第四团副团长，主持全团军政工作。

当过农民、工人、海员、店员和游击队指挥员的卢胜，终于有机会坐下来学习了。他在教导队学习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关于抗日战争战略战术的论著，学习了兵器学、地形学等军事常识，学习了社会发展史等政治常识，还学习了民众运动、统一战线政策。

7月16日，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泾县石头尖村举行。卢胜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当选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遗憾的是，卢胜后来并没有参加党的“七大”。1943年3月，卢胜从苏中启程赴延安，走到苏北涟水县大黄庄，他们遭到日伪军的三面伏击。在突围中，卢胜的右腿腓骨被日军步枪子弹打穿。妻子和警卫员扶着他避入一栋草屋，用两枚银元分别绑在他腿上的两处枪眼止血。日伪军从门前过去，又从门前返回。敌情严重，他们都作好了牺牲的准备，幸而敌人没有进屋搜查。中午，趁着日伪军吃饭，村里的民兵用担架抬着卢胜，冲过一片开阔地，进入矮树林，又走了两里多路，来到一个新四军急救站。卫生员用碘酒棉球更换了银元。经过几天艰难的行军，他们到了淮南盱眙县黄花塘。卢胜住进新四军军部医院。代军长陈毅特地来看望，嘱他安心养伤。延安是去不成了，这年冬天，卢胜腿伤初愈，拄着双拐到华中党校参加整风。

1938年10月，卢胜结束在教导队的学习。此时新四军开始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卢胜改任第四团政治委员，张道庸任第四团团长。

张道庸经历了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历次征战。卢胜明白，他比自己有更多的指挥经验，由他任团长，有利于作战，有利于带出一支能打胜仗的部队。他和张道庸精诚团结，分工合作，努力做好政治工作，支持和配合张道庸的指挥。

1939年11月，卢胜和张道庸领受一项特殊任务，率领第四团团部和第二营，为驻泰州的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部运送弹药。为了执行这项任务，张道庸从此改名陶勇。

李明扬是苏北的地方实力派，在国民党军中一向受歧视。要将好不容易得到的这批弹药从皖南的仓库运到苏北，既要通过日军严密封锁的公路、铁路和长江，还会被沿途的中央军“雁过拔毛”。李明扬万般无奈，写信向陈毅求助。陈毅决定由新四军干部战士和李明扬派出的部队一同挑运这批弹药。这样做，既可促使李明扬部和新四军联合抗日，又可突破国民党军的限制，将一支部队派到长江北岸去，为新四军打开苏北抗日局面建立基点。

卢胜和陶勇都懂得，这是陈毅富有战略视野的大手笔。但是对许多干部战士来说，给国民党军当挑夫，是很难想通的。11月11日出发之时，卢胜作了动员，讲了此行的意义。一路上，他和陶勇同战士们一样挑着弹药箱。每逢途中休息，他就给大家再讲讲为什么要给友军运送弹药。有声的宣传，无声的榜样，形成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千里行军，风雨兼程，辛苦而且艰险，但是，战士们想到当挑夫是为了抗日，看着团长政委一样挑着重担，谁还能叫苦？谁还会嫌苦！

到了长江北岸，交出运送的弹药，卢胜和陶勇率领部队来到江苏、安徽两省交界的嘶马、大桥地区，与挺进纵队一部会合，组建为苏皖支队，陶勇任司令员，卢胜任政治委员。遵照陈毅的嘱咐，他们没有打出新四军旗号，免得国民党方面又说新四军越出了指定地区。陶勇指挥部队连续袭击大仪集、甘泉山等日伪据点和伪警察所。卢胜组织干部战士帮助老百姓挑水拾柴，边劳动边宣传抗日。原来满怀疑虑的群众，这时恍然大悟：这就是新四军嘛！

部队站住了脚跟，卢胜立刻着手建党建政工作，先后建立了中共仪征县委和陆集、谢集、东沟、月塘集、甘泉山区委，建立了区乡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日自卫队。许多青年报名参军，部队迅速扩大了。

1940年6月，新四军挺进纵队在郭村地区被李明扬部围攻。陈毅电令苏皖支队火速驰援。为了尽快赶到急待增援的郭村，陶勇率侦察分队立即出发，卢胜负责收拢分散做群众工作的部队，加快编组新发展的部队。他们中午出发，顶着骄阳快步疾行，傍晚就越过天长到扬州的公路。午夜，当陶勇在邵伯湖畔征集到十多条渔船时，卢胜率大部队正好赶到。部队在夜色苍茫中渡过邵伯湖，闯过日军封锁区，及时投入了郭村保卫战。

郭村战斗后，以苏皖支队为基础，扩编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陶勇任司令员，卢胜任政治部主任。

卢胜一如既往，尽力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还以很大的精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保障每一次战斗的胜利。在黄桥战役中，第三纵队担负坚守黄桥镇的重任。卢胜发动群众，掀起支援前线的热潮，保证部队吃饱饭，打好仗。他又将青年组成担架队，妇女组成看护队，及时抢救伤员，使英勇作战的战士们没有后顾之忧。

黄桥决战取得大胜，第三纵队东进南通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卢胜带领工作组深入农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建立基层的共产党组织和抗日人民团体。

卢胜也有指挥作战的时候。这年12月，第三纵队主力西调海安，伪军第三十二师师长徐承德乘机倾巢出动，围攻掘港。卢胜指挥留守部队顽强固守，苦战三天三夜。12月27日，陶勇率第三纵队主力回援。卢胜指挥留守部队全线出击，里外夹攻，给予伪军沉重的打击。

1941年1月新四军重建军部，整编部队。第三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陶勇任旅长，刘先胜任政治委员，卢胜任政治部主任。接着，第三旅兼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从1941年至1942年，卢胜以主要精力从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建立基层党政组织，发展地方武装。在反击日伪军“扫荡”“清剿”的斗争中，地方武装配合主力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4年12月，陶勇率第三旅南下浙西，卢胜调回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任司令员，不久改任政治委员和中共苏中第四地委书记。鉴于主力已经南下，卢胜领导军分区和地委开展扩军运动，迅速建立了新的各县警卫团。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卢胜和军分区司令员张震东指挥军分区武装发起对日军的反攻，先后收复海门、丰利、大中集等城镇，还冒着倾盆大雨，配合主力收复了如皋县城。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为迎接自卫战争，卢胜和张震东率第四军分区武装上升主力，组建为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第一旅，投入抗击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苏中战役。

苏中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华中野战军在连续战斗中也有较大伤亡。据卢胜的工作笔记记载，第一旅第二团战前为一千六百九十人，战斗中伤亡五百二十二人，陆续补充一千零八十九人，新成员约占一半。新成员中一部分是解放区的青年，大部分是从国民党军解放过来的。战斗频繁，形势紧张，没有充裕的时间和稳定的环境进行思想教育，迫切需要政治工作有一种新的办法，迅速鼓舞士气，动员战士们勇敢地投入新的战斗。

就在这时候，第二团政治处副主任赖少其提出开展立功运动。做法是每人有个功劳证，连队有个功劳簿，立功的还给家里发去功劳状。这“三证”发挥了极大的鼓动作用。有的战士上战场时说，这次我一定勇敢杀敌，别忘了给我记功。有的战士下战场就找连队干部说，这次我缴了四支枪，请给我记在功劳簿上。

卢胜十分重视立功运动，及时总结第二团的经验，提出立功运动要做到四个结合。首先要当前战斗和长期思想建设相结合，既保证当前任务的完成，又达到思想觉悟的提高。第二要和团结互助运动相结合，从个人立功向互助立功、集体立功发展。第三要和创造模范培养典型相结合，在人人立功的基础上树立标杆。第四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干部既要做立功运动的组织者，又要做立功运动的带头人。在旅党委和卢胜的领导下，立功运动在全旅推广，蓬勃开展。

1946年10月13日，新华通讯社报道了第二团的立功运动，认为“这是政治教育一个新的尝试和创造”。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评论提出：“为人民立功劳，做人民的功臣，这是一个革命战士的最大光荣，应当大大提倡和推广。”从此，立功运动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项经常内容，一直延续至今。

赖少其在新四军时就擅长木刻，后来成为著名书画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立功运动是他提出的。他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这项创举，应该载入史册。卢胜对立功运动的总结和推广，同样功不可没。

1947年2月，根据自卫战争转变为解放战争的需要，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卢胜的第一旅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师。卢胜任师长，再次走上指挥岗位。他指挥第十师参加莱芜战役、泰蒙战役和孟良崮战役，为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出生入死。

对卢胜更为严峻的考验，发生在外线出击期间。

1947年盛夏，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和第四纵队组成南部兵团，执行外线作战任务。连日大雨，把他们的衣服淋得湿透。日夜在泥水中行军，许多人的脚泡肿了。淋了雨的粮食发霉，大部分连队已经断炊。更为严重的是敌情，部队陷入了国民党军七个整编师二十余万人的三面包围。连连吃了败仗的国民党军，这次横下一条心，要在鲁南围歼华东野战军的这两个主力纵队。

统一指挥南部兵团的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决定，趁着国民党军的合围尚未完全形成，出其不意地调头向西，越过津浦铁路，进入鲁西地区。为保障主力突围，需要有一支部队留下来，迷惑、钳制、拖住敌人。叶飞和第四纵队司令员陶勇商量，这支掩护部队由第十师的两个团和第一纵队的一个新兵团组成，由卢胜和第十师政治委员韩念龙指挥。第十师战斗力最强的第三十团，随纵队部参加突围。这样的安排，当然是准备以局部的牺牲换取全局的胜利。

分兵那天，陶勇请卢胜、韩念龙到纵队部一起吃饭。陶勇给他们敬酒，深情地说：“这次留下你们孤军和几十倍的敌军周旋，实事求是地说，凶多吉少。为了全局，只能这样做。你们多多保重吧！”[3]老战友紧紧握手，依依惜别。当夜，主力部队轻装向西转移。卢胜肩负重任，率部向东，去堵截敌军。

7月25日，卢胜的孤军在枣庄东侧的鼻子山阻击敌军。他认为既然要迷惑敌军，就要摆出主力的架势，利用敌军求战心切的心理。他命令扩大防御正面，以顽强的抗击吸引敌军。这一天，他们打退敌军三次进攻，从早晨打到下午。为了保存力量，卢胜命令转移到峄县的半面山继续阻击。一次又一次恶战，战士们为了节省弹药，不得不推下山上的巨石来迟滞敌人。

7月26日黄昏，在完成了两天的阻击任务后，卢胜率部再次转移。他们在山里转来转去，今天在这个山口打一阵，明天又到那个村庄伏击。六天时间，打了大大小小十八仗，四千六百余人只剩下一千六百余人。8月3日凌晨，趁着国民党军调整部署，卢胜指挥部队从两敌之间的空隙冲出重围，直奔费县东南的解放区。此后，他们接受山东兵团的指挥，参加内线作战。直到1949年2月，才和第四纵队主力会合。

就在会师之时，迎来了人民解放军的统一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第四纵队编为第二十三军，陶勇任军长，卢胜任政治委员。他们随即率部南下，参加渡江战役。据卢胜晚年回忆，到了江边，望着滚滚长江东逝水，他和陶勇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十年前北渡长江的情景。陶勇说：“时间过得真快啊！从我们第一次过江，到现在有十年了吧？”卢胜说：“整整十年了。这十年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年前，他们率领北渡长江的部队只有三百余人。十年后，这支英雄部队已经发展为三万五千余人。他们将指挥这支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作者丁星

注释：

[1][2]《新四军·文献》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3月第2版，第27页，第36页。

[3]《卢胜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217页。

发表于《大江南北》杂志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