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必成驰骋大江南北

时间: 2022-03-20
作者: 丁星
来源: 铁军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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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8年1月，王必成从延安经武汉到南昌，参加新四军的组建。这位从大别山出来的农家子弟，1926年十四岁就参加农民运动，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从勤务员、传令兵起步，经历了创建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的历次战斗，在长征途中已任副师长。到了南昌，王必成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参谋长。他当即出发，前往赣州、吉安等地，将刚下山的红军游击队收拢编成营连，于3月抵达浙江省开化县华埠镇，与第一支队领导机关会合。接着在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的率领下，到了安徽省歙县岩寺镇的潜口村，抓紧时间进行出征前的军政训练。

早在这年2月15日，毛泽东已电示新四军：“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地。”[1]陈毅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于6月1日率第一支队东进苏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茅山北眺长江，南瞻太湖，左挽沪宁铁路，右枕宁杭公路，脚踏溧武公路，可以就近控制和影响苏南几道交通线，是威胁南京、镇江的战略要点。王必成和第二团6月13日来到茅山，首先开展热爱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活动。作为参谋长，王必成还抓紧时间熟悉地形，侦察敌情，捕捉战机，为尽快投入战斗做准备。

6月28日上午，王必成指挥第二营在丹徒县竹子岗伏击日军运输车队。经短促激战，击毁日军汽车六辆，击毙日军十余名，俘日军特务机关经理官明弦政南。这是新四军挺进江南首次俘虏日军。午后，他们又在孔家垅伏击前来报复的日军步骑兵，击毙日军二十余名。

首战获胜，士气大振。王必成率领第二营发挥游击战的特长，连续进行了多次主动、灵活的战斗。7月，夜袭镇江与丹阳之间的新丰车站，造成沪宁铁路全线瘫痪一天。这是新四军在江南的首次夜袭战，也是首次攻击有日军、汉奸、路警共同驻守的驻点。接着又在南京至句容间的新塘再次伏击日军车队，又以速战速决的手段袭击镇江与句容间的高资车站。8月，先在韦岗和竹子岗之间又一次伏击日军车队，在丹阳县珥陵伏击日军船队，又夜袭仓头镇日军，还派十七名战士化妆到南京近郊麒麟门，对正在操场上进行刺杀训练的日军突然开火，将其全部击毙。

为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陈毅决定攻打句容县城。此战由第二团团长张正坤指挥全团实施。王必成亲自化妆到城垣作了抵近侦察，并指挥第一营攻城。8月12日夜22时，主攻连架起八支长梯登上城墙，攻入东门和南门。到13日上午主动撤出，共毙伤日军四十余人、伪军五十余人。这是新四军在江南敌后首次攻克日军固守的县城。

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第二团声东击西，指南打北，打得日军晕头转向。人民群众欢欣鼓舞，新四军威望飙升，年轻人纷纷要求参军，第二团发展壮大到一千五百余人，还被第一支队评为“模范团”。年底，张正坤调任第一支队参谋长，王必成接任第二团团长。

王必成任团长后打的第一仗，是攻击溧阳至武进公路上的东湾日军驻点。1939年2月8日，王必成指挥第二团以一部正面攻击，主力则向据点侧后迂回夹击。战术的变化使日军猝不及防，经50分钟激战，全歼日军一个中队。重庆的《时论丛刊》以《东湾——日军据点的毁灭》为题作了报道。2月18日，农历除夕之夜，王必成又指挥一营长途奔袭延陵镇日军据点，以果断行动破门而入，俘全部伪军，接着强攻河东地主大院和昌国寺的日军，全歼守敌。延安电贺：“延陵大捷，威震江南。”

由于第一团在1938年9月就调回皖南，第二团成为在茅山地区战斗时间最长、对日军威胁最大的新四军主力。日军对第二团也恨之入骨，一再出动“扫荡”，而且不断变换战术。从1938年12月起，日军以七路、八路甚至十路同时从各个据点出动，对第二团实行“分进合击”。王必成指挥第二团以一部分连队和日军周旋，主力则避开日军锋芒，在日军分别返回据点时伏击其一路，攻其不备。日军几次“扫荡”一无所获，又改用“拉网合围”战术，同时出动多路重兵，合围一个地区。扑空以后，立即转向相邻地区。而且一改以往“扫荡”早出晚归的做法，网拉到哪里，就在当地食宿。敌变我变，王必成很快摸清了日军这种“拉网”的规律，迅速改变战术，在日军对某一方向“拉网”时，从两侧向敌发起攻击；待日军调整方向，第二团已转到他背后，打他屁股。日军“拉网”，提挈“网绳”的却是新四军。弄得日军来回奔波，精疲力尽，五六天下来连路也走不动了。于是，日军又改用更为凶恶的“奔袭合围”战术。

1939年3月15日，王必成率第二团驻在镇江的上下会村。日军得到情报，立即调集步骑兵两千余人，伪军三千余人，分多路于午夜出动，以急行军奔来将上下会村包围。拂晓时新四军哨兵发现敌情，日军已经逼近，相距不足五十米了。王必成临危不惧，处险不惊，迅速判明敌情，命令六连在下会村掩护，自己率领部队向东北方向突围。当到达白石山时，遭到周围高地日伪军的射击，处境非常危急。王必成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指挥一连与敌展开白刃格斗，夺占白石山，控制突围口。经过八小时激战，胜利突出重围。这一仗，第二团虽有较大伤亡，但是打出了面对强敌殊死拼搏的坚强，打出了敢于刺刀见红的血性，打出了气吞山河势不可挡的威风。江南人民更加热爱和钦佩子弟兵，亲切地称第二团为“老虎团”，王必成也有了“王老虎”的誉称。

二

有个问题我一直在寻求解答。

新四军是由南方红军游击队集结组建的。细细说来，各个团的编成又略有不同。例如，第六团由闽东红军游击队编成，团长叶飞原来就是他们的领导人，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彼此已经熟知。第二团则较为复杂，是由湘赣边、赣粤边、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和湘南游击区的湘粤赣游击支队组成。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在下山改编之前，已经分为北山、油山、信康赣（信丰、南康、赣县三县边界）、南山、崇仙、三南（虔南、龙南、定南三县边界）六支互相失去联系的小游击队。湘赣边红军游击队也分散在五里山、九陇山、铁镜山、棋盘山、柑子山。来自五个省众多山头的游击战士，互相不了解，习惯有差异，甚至口音也不同，交流不方便。而王必成则来自红四方面军，经历又不同。这样一支部队，怎么能很快融合？短短一年多时间，就锤炼成“模范团”，“老虎团”，新四军的主力团，江南人民抗击日军的中流砥柱？

多年以前，我请教过段焕竞将军。第二团组建时，段焕竞率湘赣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第一营并任营长，后来调任新编第六团团长，又和第二团多次协同作战。他说：“老二团的战斗作风，确确实实是王必成带出来的。”“他把打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团，带领成为能攻善战、能打大仗硬仗的野战兵团。”[2]近几年，我又读了张铚秀、康林、彭寿生、童炎生、杜屏等在第二团战斗过的开国将军的回忆文章。从他们的谈话和文章中，我对王必成怎样带出“老虎团”有了一些领悟。

用红军的光荣传统凝聚军心。王必成以打仗勇猛著称，也很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第二团组建之初，他就走访一个又一个连队，既了解情况，又做思想工作。他强调大家虽然来自不同的游击区，但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都是为人民的解放而浴血奋战，都有红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现在又是为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走到一起来了。时任四连副政治指导员的康林回忆说，连队刚组建，王必成参谋长就来了。他听完我们的工作汇报后作指示，首先提出要发扬三年游击战争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干部要率先垂范，以实际行动教育影响连队，使我们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在每一个战士心中开花结果。[3]共同拥有的红军传统，把全团干部战士紧密团结起来，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

用严格的军事训练提高本领。第二团组建时的侦察参谋张铚秀回忆说，当时大家从各个游击区汇合而来，建制不整齐，武器装备匮乏，有的还扛着长矛大刀，尤其是缺乏严格正规的军事训练。王必成周密计划，精心安排，完善营连的组编，充实武器的配备，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组织军事训练，废寝忘食，亲力亲为，一个多月就取得了明显的效果。[4]后来战斗频繁，王必成也抓紧战斗的间隙组织训练。他强调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每次战斗结束，都要总结经验，针对战斗中的不足加强训练。夜袭新丰车站时，日军冲出大门来进行白刃格斗。战后，王必成就要大家加强刺杀训练，进一步提高拼刺刀的技能。后来在上下会村战斗中，硬是靠白刃搏杀夺占了白石山。东湾战斗的一些伤亡，是不善于利用地形地物造成。战后，王必成就组织全团加强了利用地形地物的训练。战争的实践加上严格的训练，使游击战士们很快提高了杀敌本领。就连江南参军的新战士，也迅速掌握了射击、刺杀、利用地形地物等技能。

用胜利的战斗鼓舞士气。部队初到江南，面对的是新的战斗环境，新的作战对象。大家眼见国民党军在日军进攻时仓皇溃逃，对气焰嚣张的日军也有一些顾虑。王必成深知，此时需要思想教育，需要军事训练，更需要赶快打几仗，在战斗实践中使干部战士增加信心，提升士气。第二团1938年6月13日才到茅山，只经过了十来天准备，6月28日，王必成就指挥了竹子岗伏击战。一年多时间里，王必成指挥第二团淋漓尽致地发挥主动、灵活的游击战特长，打了公路伏击战，漕河伏击战，车站夜袭战，城镇攻坚战，长途奔袭战，围点打援战。1939年11月，他还统一指挥第二团、新编第六团和丹阳地方武装，在贺甲村打了新四军在江南的首次运动战，创造了敌后战场大量歼敌的新纪录。一连串战斗的胜利，鼓舞了士气，振奋了民心，尤其珍贵的是通过血与火的洗礼，战场上的协同配合，干部战士甘苦同尝，生死与共，促进了相互间的深刻理解和血肉情谊，来自不同地区的那点隔阂迅速化解了。

用高超的指挥赢得信赖。王直将军在回忆文章中记录了王必成的名言：“用兵需先爱兵。爱兵最重要的是爱护干部战士的生命，防止非战斗减员，不打无把握之仗，不盲目蛮干，不能因为打仗就不注意保存自己。”[5]王必成在战斗中的勇猛和果断，是建立在周密准备基础之上的。战前，他总是十分重视侦察敌情，熟悉地形，慎重决策。只要时间允许，他还开“诸葛亮会”发扬军事民主，听取干部战士的意见。战斗一打响，他总是尽量靠前指挥，以便及时掌握战场的变化，敌变我变，调整兵力。关键时刻，他还会奔到最前沿，亲率部队英勇出击。王必成的勇猛机智，率先垂范，时时感染着干部战士，激励着干部战士。几次战斗一打，干部战士就形成共识：王必成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王必成在哪里出现，哪里就是最重要的阵地；跟着王必成打仗，就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这种对指挥员的高度信任，是“老虎团”连战皆捷的重要保证，是“老虎团”形成英勇顽强战斗作风的重要因素。

三

王必成平时冷峻严肃，不苟言笑，很少谈及自己“过关斩将”的经历，偶尔提及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经四次横渡长江，也会流露出自豪的神色。

1940年7月8日，王必成率第二团北渡长江，和同时北渡的新编第六团、挺进纵队第二团合编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王必成任纵队司令员，刘培善任纵队政治委员。刘培善原是第二团副团长。新编第六团团长段焕竞，挺纵第二团团长徐绪奎，也都参与了第二团的组建和战斗。老战友聚集一起，亲密合作，齐心协力，根据中共中央发展华中开辟苏北的战略方针，共同为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投入新的战斗。

在陈毅的指挥下，王必成率第二纵队先期行动，分兵攻克泰兴名镇黄桥以北的蒋垛、古溪等地，拉开新四军东进的序幕。接着参加黄桥战役，和叶飞率领的第一纵队、陶勇率领的第三纵队并肩战斗，以七千兵力抗击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十万人马的进攻。此战，陈毅将一纵、二纵用于突击，以三纵坚守黄桥。10月4日下午，当王必成率第二纵队赶到高桥时，顽军独立第六旅已经过完。王必成立即机动灵活地指挥第二纵队插到南边，切断独立第六旅与顽军第八十九军的联系。在第一纵队歼灭独立第六旅以后，王必成又果断地指挥第二纵队插入顽军第一一七师和第三十三师的结合部，切断顽军的退路。第二纵队和第三纵队首先歼灭顽军第三十三师。第一纵队也投入决战，协同全歼顽军第八十九军军部和第一一七师。叶飞说：黄桥战役显示了第二纵队旺盛的攻击精神和勇猛的战斗作风，也显示了王必成是“既具有勇猛气质，指挥若定，而且又具有审时度势、果断机智的将才。”[6]战后，第二纵队挥戈北上，和八路军南下部队胜利会师，共同开创苏北敌后抗战的新局面。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在盐城成立新军部并整编部队，第二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仍由王必成和刘培善分任旅长和政治委员。他们进驻苏中地区的北端，担负守卫军部南大门的重任，多次参加反“扫荡”作战，并在战斗中创建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组建了兴化、东台等县地方武装。

1942年12月31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王必成率第二旅第四团及兴化独立团、盐城警卫团各一部南渡长江，于1943年1月12日抵达溧水县里佳山地区，加强苏南的抗日力量。这是王必成二渡长江。1月29日，第二旅南下部队和第十六旅合编为新的第十六旅，王必成任旅长，第十六旅政治委员江渭清仍为政治委员。第四团就是当年战斗在茅山地区的第二团。江南人民得知“老虎团”回来了，奔走相告，一片欢腾，大大提高了抗日必胜的信心。

王必成率“老虎团”重返茅山，引起了日军的惊恐，在连续多次“扫荡”以后，又发动了更为残酷的“清乡”。茅山地区的日伪据点由五十一个增加到一百个，据点的兵力由三千九百人增加到七千三百余人，并对茅山和太滆地区筑起竹篱笆，构成封锁线。国民党顽固派也乘机夹击，调集十二个团近两万人，气势汹汹直逼两溧地区。斗争形势陡然紧张，第十六旅处境极端凶险。王必成和江渭清镇定地指挥了反“扫荡”、反“清乡”、反“磨擦”战斗。以内线和外线穿插的战术，伺机袭击日伪据点。连续作战三个月，开辟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建立溧南、郎溪、广德、长兴四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王必成的虎将英名，再次威震茅山。

1945年1月，粟裕率新四军第一师一部南下到达浙西长兴地区，成立苏浙军区。第十六旅改称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王必成、江渭清分任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共中央在和国民党的谈判中，决定以让步换取和平，将新四军在长江以南的部队全部撤至长江以北。1945年10月9日，王必成、江渭清率领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离开茅山地区，在江阴北渡长江。这是王必成三渡长江。10月24日，他们到达苏中的东台，和地方武装两个团合编为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仍由王必成、江渭清分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内战以后，王必成指挥这支劲旅，参加了苏中战役和两次涟水保卫战。1947年2月，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这支劲旅改称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从苏北打到山东，又西进河南，先后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南麻战役、豫东战役和淮海战役。在这些大战中，王必成充分发挥了勇猛果断、机智灵活的指挥才能。

莱芜战役中，王必成指挥第六纵队强攻吐丝口，堵击逃敌，创造了一个纵队一次歼敌两万四千余人的纪录。

孟良崮战役中，王必成指挥第六纵队两天行军两百四十里，奇兵突现，抄敌后路，完成了对国民党王牌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合围，最后攻上山头，打进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的指挥所，击毙张灵甫。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是围歼黄伯韬兵团。陈仁洪将军回忆说，第六纵队向淮海地区进军时，黄伯韬兵团已仓皇西撤。王必成“来不及等待上级新的指示，便向部队下达截击命令，要求我们克服一切困难，昼夜急进，人不歇脚，马不停蹄，不怕建制插乱，不与小股敌人周旋，与敌人抢时间，阻击其与徐州之敌合拢”。王必成当时说，“要有超人的勇敢，能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困难，才能争取空前的胜利。”[7]在他的激励下，我们以一天五十公里的速度追截，终于将黄伯韬兵团迎头挡住，围困在碾庄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内，最后和兄弟部队一起将其全歼。

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四军，王必成是首任军长。4月20日，他第四次横渡长江。这次是百万雄师，浩浩荡荡，打过长江去，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王必成指挥的第二十四军，作为先头部队提前一天渡江，一举解放铜陵县城，接着挥兵疾进，在广德地区堵截了南京逃敌。5月进驻南京，担负警戒任务。

四

1960年5月，王必成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分管军事训练。那时我正负责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的军事工作宣传，因而在好几年里，和王必成有相当多的近距离接触。

王必成领导南京军区部队的军事训练，至少有两件事可以载入军史。一件是王必成总结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促成了全军的大练兵运动。1963年12月27日，叶剑英元帅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到镇江观看郭兴福任教的单兵和分队进攻战术作业情况。毛泽东高兴地说：“郭兴福教学法不仅是继承了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主要是发扬。”[8]又一件是王必成组织南京军区机关和部队进行野营拉练，练走，练打，练野炊，练宿营，增强了部队的野战生存能力。1963年4月12日，毛泽东途经南京，听了王必成关于野营训练的汇报，指示说：“你们这种方法很好，应该在全军用这种方法，应该推广这种方法。”[9]

郭兴福是第十二军的一位副连长。他在单兵和分队战术训练中教得细，教得实，教得活，而且善于做现场思想鼓动工作。王必成在1962年2月看到介绍郭兴福教学法的通讯，非常重视，立即调郭兴福和他的分队来南京做示范表演。王必成看了表演当场作了三条指示：一是军区步兵学校毕业班的学员，要把这一套教学法学会了才能毕业分配；二是军区司令部要组织郭兴福分队到全军区部队巡回表演；三是要做好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宣传报道工作。[10]这第三条，就是我和我的同行们的任务。

我没有亲见王必成在战场上的叱咤风云，但是亲历了他在训练场上的雷厉风行。一年多时间里，王必成先后在南京、滁县、杭州、镇江、湖州召开战术训练现场汇报会，大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在步兵分队普遍推广以后，王必成又研究郭兴福教学法是否适用于其他兵种，要求各兵种各专业都有一个班试点。这些试点班根据本专业的特点，运用郭兴福教学法的基本原则，训练成绩大幅度提高，当年被称为尖子班。王必成又及时提出，要让尖子的水平成为普及的水平。他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各兵种各专业试点班的教学演练。这些演练，除了通信兵的无线电专业可以在室内操作，其他专业都要在野外进行。那几年，王必成常常率领着我们在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奔走。记得有一年冬天，王必成到南京郊区汤山观看上海警备区的喷火兵试点班演练。那天寒风凛冽，天气非常冷。我们在山头看战士们演练，又听王必成讲评，手脚都冻麻木了。年过半百的王必成始终全神贯注，毫无倦色。

那些年我们南京军区机关晚上都要工作、开会或是集体学习，只有星期六晚上有时间和家人相聚，带孩子看场电影。王必成偏偏常在星期六晚上召集我们开会，研究军事训练中的问题。他认为利用星期六晚上，可以不影响我们参加本部门的活动。有一个星期六晚上，我去参加会议迟到了几分钟。王必成板着脸问我：“你干什么去了？”我回答说：“在家学习。”我的普通话不够标准，王必成听成了“在家休息”，脸色更难看了：“现在工作那么忙，你还有时间休息？”我赶紧解释，是学习，不是休息。他这才由阴转晴，嘟囔着说：“这就好，你坐吧！”待我坐下，又丢给我一支香烟，大概为刚才的误会表示歉意。这件事，多年后我对友人讲过，被军旅作家吴东峰写进了《开国将军轶事》。这本书出版以后很受读者欢迎，多次再版，知道这个故事的人很多了。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掀起的动乱越来越乱，“造反派”开始冲击军队。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避居大别山，政治委员杜平出任江苏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由王必成主持军区工作，几乎每天面对军内外“造反派”的冲击。有一次，我见到王必成被一群来自北京的“小将”推倒在地，拳打脚踢。在战争年代被誉为虎将的王必成，何曾受过这等凌辱！我看到他紧咬牙关，强忍怒气，满脸通红，满头大汗。我想，他明白如果一怒之下和“造反派”对抗，必定有许多干部战士起而支持，那就会造成军区机关和部队的混乱，使东南地区失去维护稳定的基石。他只能把委屈咽下去，忍耐再忍耐！

更让王必成委屈的是许世友和军区机关一些同志的误解。他们认为王必成和另两位军区领导同志对“造反派”让步过多，甚至指责他们是“投降主义”。

1969年12月，王必成调任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71年6月任司令员。他着手整顿“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陷于乱局的昆明军区机关和部队，一再要求各级指挥员密切关注边境的斗争形势，抓紧训练和战备工作。他多次深入云南边防察看地形，检查战备，边疆的山山水水，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

1979年1月，就在一场边境自卫反击战即将发起的时候，王必成奉命和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对调，从前线到了后方。

临阵换将，历来是兵家大忌。为什么换将？至今没有正式的解释。民间的议论很多，有一种说法是，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指挥东线战事，怕王必成和他在南京结下的疙瘩，影响西线和东线的协同作战。如果真有这样的顾虑，那是低估了王必成，也低估了许世友。对他们这样久经沙场的战将来说，一旦打仗，面对敌军，心里装的就是如何赢得战争的胜利，别的任何事情都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何况是老战友之间的那一点芥蒂！

王必成身在武汉，心系南疆。他把儿子、女儿、儿媳和身边工作人员都送上了前线。自卫反击战的序幕一拉开，他每天都到武汉军区作战室，仔细阅读战况通报，还在地图上比划。武汉军区的参战部队陆续回防，王必成立即率领工作组视察部队。这次视察历时五个多月，行程一万余公里。不但到了军师团驻地，还到了偏远连队，并到野战医院慰问伤员。王必成和干部战士一起总结作战经验，还带动大家从反面寻找教训。他语重心长地说：“无论是经验也好，教训也好，都是鲜血换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有教育意义。它可以从另一方面来促进我们的工作。”[11]

1989年3月13日，王必成在南京逝世，安葬于茅山脚下。长眠在那里的，还有他的老战友江渭清、吴仲超和段焕竞。他们曾经一同在以茅山为中心的苏浙皖边指挥战斗，创建抗日根据地，如今又在这里相聚。一年四季，有许多老战士还有更多的年轻人来这里献花，向他们致敬。人们记着他们的功勋，英雄并不寂寞。

作者丁星

2017年1月在海南动笔，2020年6月在南京写成

注释：

[1]《新四军·文献》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3月第2版，第22页。

[2]段焕竞的谈话，后由苏广义整理成文，以《王必成在茅山》为题编入《虎将王必成》，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64-70页。

[3]康林：《深情的怀念》，《虎将王必成》第77页。

[4]张铚秀：《王必成同志和“老虎团”》，《虎将雄风》，中国人事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53页。

[5]王直：《虎将之光》，《虎将光耀千秋》，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2012年2月出版，第44页。

[6]叶飞：《纪念王必成同志》，《虎将雄风》第27页。

[7]陈仁洪：《难以泯灭的往事》，《虎将雄风》第115页。

[8][9]张才千：《王必成同志在南京军区》，《虎将王必成》第406页，第4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