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3日上午，我一直坐在电视机前，兴高采烈地观看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以及阅兵的实况直播。不料到了傍晚，传来张震将军于17时逝世的消息，欢悦的心情顿时变为悲痛。转念又想，老将军享年一百零一岁，看到了祖国的强盛和民族的振兴，看到了胜利日大阅兵呈现的我军军威，看到了他多年浴血战斗的追求正在成为现实，他必定会感到欣慰，无憾地含笑离去。

张震是我们第三野战军的首位参谋长。我那时年轻，只能对他仰望。许多年以后，我在他的领导下参与编撰新四军史和第三野战军史，才和他有比较多的交往，才对他有近距离的了解。

为编撰新四军史倾注心血

1985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编纂《红军长征》《八路军》《新四军》三部历史资料丛书。《新四军》编审委员会以叶飞为主任，张震、唐述棣为副主任。当时张震正负责筹建国防大学，不久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工作很忙。但他对《新四军》的编纂十分重视。他参加了在北京和南京举行的各次编纂工作会议。他仔细阅读送审稿，其中的《综述》册，我们印过征求意见稿、送审稿、终审稿。他三次都看了，而且动笔作了修改。在外地召开的审稿会议，会后他都听取汇报。我们的书面请示，他都及时批复。他对新四军满怀深情，为编辑撰写新四军史倾注了大量心血。1985年11月11日，丛书编辑工作开始不久，张震在南京举行的会议上讲了话。我重读根据录音整理的讲稿，再次被他的深刻见解所折服。张震说：“要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编纂工作的指导思想。要尊重历史。要把历史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要懂得历史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对一切问题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阅读史料，提出论点，评价功过，总结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任务是在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配合正面战场。因此，研究和宣传新四军对抗日战争的贡献，不仅要讲歼灭了多少敌人，更要讲牵制了多少敌人。许多人不懂得敌后战场的战略地位，因而低估新四军的作用。张震指出：“要写出新四军在战略防御阶段的战役进攻。日寇来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是撤退甚至溃逃，我们则是向敌人后方挺进，迎着敌人的进攻前进。这就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进攻。”“至于到了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更是起着主导作用。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战场，抗击了百分之八十的侵华日军，百分之百的伪军。要把这个特点写出来。”今年纪念那场大战胜利七十周年，强调了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许多人为之耳目一新。张震在三十年前就已指出：“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战区。中国的敌后战场又是中国战场的重要部分。要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个全局来写新四军这个局部。要看到新四军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这样才能正确评价新四军的历史地位。”

关注新四军史编撰工作的方方面面

张震在红军时期已任团参谋长。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新四军竹沟留守处参谋长。1938年9月他参与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任参谋长。此后，游击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又改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再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张震一直任参谋长，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多年的参谋长经历，使他具有善于谋划的智慧，也使他养成了细致、缜密、严谨、周到的工作作风，综观全局、紧抓要点又并不忽略细节。在编纂新四军史的过程中，我屡屡领略了他的这一特点。张震每次参加编纂工作会议，既讲指导思想和编纂原则，也会关注编辑队伍的稳定和辛苦，要求我们边工作边学习，叮嘱各编缉组要互相交流，互相支援，更要主动争取所在军区加强领导，甚至讲到经费的筹措和节约，讲到编辑人员到各地征集史料应有出差补助。很有点婆婆妈妈的味道，但听着感到温馨。十五年编撰军史，有许多事令人难忘。

《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的《参考资料》册，有一个分册是日伪关于新四军的文电。1989年4月在北京开会，这一册的编辑组长孟军在发言中提到，他们托中国驻日机构买到一套日本出版的新四军资料，正在组织翻译，只是这套书太贵，花了六万元，至今没法报销。张震问了这套书的情况，问罢就走出去了。不一会，他回到会议室，对孟军说：“我给广州军区张万年司令员打了电话。你们买资料的钱，他同意报销。你回武汉以后去一趟广州，找张司令员签批。”接着又说：“你们这个编辑组，原来是武汉军区的，现在归属广州军区。他们不大了解你们的工作。你到了广州，要向张司令员汇报情况，还要向广州军区的有关部门汇报情况。”难题迎刃而解，老孟如释重负。

《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的《回忆史料》册，有一篇《窦楼战斗》，文中写道：“张参谋长身先士卒，亲临第一线指挥战斗，用苏制转盘机枪猛烈向敌人射击。”最后讲敌我双方伤亡，又写了“支队参谋长张震等十余人负伤。”张震看了送审稿，似乎有些不安，打电话来说：“窦楼战斗规模不大，要不要专门写一篇文章？”我们报告说，窦楼战斗是新四军游击支队的首次战斗，各个支队的首次战斗都有回忆文章。我们又将此文的最后改为：“支队参谋长张震、见习参谋程朝先、排长姚克等十余人负伤。”这才得到张震的同意。

编好文献为研究新四军史提供资料

文献是历史资料丛书的基础，大家都很重视。但是，文献怎样编？选哪些，不选哪些？是少选精选，还是多多益善？始终是我们很费掂量的问题。1990年9月15日，张震给我们写来一封长信，讨论与新四军第四师及其前身有关的文献问题。首先讲到的，是发生于1940年的所谓“东进西进之争”。《文献》编辑组认为，这是领导人之间的内部磋商，只需选用两份电报，说明事情的起因和结果即可。张震则认为应该向人们提供更多的文献。他在信中引用1940年3月16日和19日毛泽东的两份电报，介绍了当年国民党顽固派将反共重心从华北转向华中，企图消灭或驱逐新四军的严重形势，以及日军可能打通平汉线，华中面临的严重战争可能，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彭德怀在6月25日电示彭雪枫、黄克诚两部合编以后，先在新黄河以北巩固根据地，创造主力兵团，将来乘机发展豫南和鄂北，并称“这是发展华中的根本大计”。张震说：“八路军南下华中过程中，电报有数十份之多，始终贯彻了毛泽东同志的争夺中原、发展华中这一重要的战略思想。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可以从中受到很大教益。在黄克诚部南下之途中，少奇同志提出‘向东发展，向西防御’的方针，改变了黄部之原定任务，要克诚同志到苏皖地区向苏北发展。经过请示和商酌之后，克诚率部东进，雪枫率部执行向西防御的任务。这个问题本来就不应成为什么争论。可是，后来却无限上纲上线，对彭、黄批判达数十年之久。至今，这个问题的真相许多人搞不清。假若我们的《文献》只选用6月6日和7月30日两电，则这件大事就不易为人们所理解，也不利于党史军史部门的研究。为尊重历史事实，是否可将上述三电及彭、黄建议电略加增补？请考虑。”张震的这封信很长，举此一例，就可看出他对编选文献之重视，思考之周全。

文献怎样编？一开始就有意见分歧。《八路军》历史资料丛书以时间为序，两年编一册，八年抗战，共编四册。我们从新四军的特殊性考虑，拟编五册。其中，1941年有皖南事变、重建军部这样的大事，文献很多，需要单独编一册。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的番号继续保留，直到1947年1月，这个时期的文献也需增加一册。有的同志不同意，一再说：八路军是老大哥，新四军是小弟弟，新四军的文献不能多于八路军。这个意见分歧，在南京解决不了。我在去北京向叶飞、张震汇报编纂工作时，讲了这个问题。以前他们听取汇报，都是叶飞先作指示。这次一反常态，张震先明确地讲了意见。他说：“文献是整套史料丛书的基础，是最重要的部分，好容易找到的这些文献，重要的都要编印出来，需要几册就编几册，不必去和八路军比较，新四军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叶飞随即表示赞成。

真是一波三折！正当《文献》五册编成初稿的时候，从北京传来权威意见，说是为了保密，文献只能编选一册。在南京主持丛书编纂工作的唐述棣嘱我起草编审委员会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说明按照档案法，新四军的文献早就超过解密时间，已经没有保密的问题。报告送到北京，叶飞稍作修改签了字。张震在签署以后又说，这个报告送上去，也许不起作用，但是你们已经编成的初稿一定要保存好，现在不能出版，将来总是可以出版的。

1992年10月，张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他在11月19日就批示，由军委办公厅征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意见，并与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研究文献的编纂原则。军委办公厅于1993年3月9日提出“建国前的档案从宽，建国后的档案从严”的意见。3月10日，即第二天，张震就批示同意，并且强调了新四军的文献是属于建国前且多是1945年前的。《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的《文献》五册公开出版，为研究和宣传新四军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促成第三野战军战史出版

1990年2月，《第二野战军战史》出版。许多第三野战军的老同志要求编撰《第三野战军战史》。9月3日，张震向中央军委提出编撰三野战史的建议。他在报告中分析了此时编撰三野战史的有利条件，建议根据部队的沿革，由南京军区负责此项工作，由南京军区参加《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编纂工作的同志组成编辑室，“这样，在史料的搜集整理，在战史编写方法的掌握等方面，都有连续性”。

中央军委1991年1月28日批准了张震的建议。于是，我们在编纂《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的同时，又开始了三野战史的编撰工作。

南京军区党委常委于1991年5月10日举行会议，专题讨论了编撰三野战史的有关问题。会上决定由我专程赴京，将讨论情况向张震汇报。5月22日，张震在百忙中安排时间，听取了我的汇报。

第三野战军是1949年2月由华东野战军改称的，1950年1月就与华东军区合并，时间不长。我在汇报中说，这部战史应该从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应付全面内战写起，延伸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完成解放华东大陆的作战任务。张震表示同意。他说，这本书虽然称作《第三野战军战史》，其实是华东部队的解放战争史，应该从新四军在抗战胜利后实行战略转变写起。而且，新中国成立后，华东还有解放舟山群岛、解放一江山岛和大陈岛等作战，可以一直写到1955年4月华东军区改称南京军区。

张震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建议由第三野战军的军长、政委以上职务老同志任编审委员会顾问。南京军区党委讨论时，认为顾问太多，可能不便工作，主张请当年任兵团领导职务的老同志为顾问，每个兵团两人。军区党委还建议由张震任编审委员会主任。这两件事，也是我汇报的重点。张震说：“编审委员会还是由南京军区的同志组成，我当顾问就行了，该顾该问的我一定尽责。我的愿望是编写工作尽快上马，三野战史早日出版。至于编写机构的组建，顾问请哪些人，都请南京军区自行决定。不过有两位同志，你们要主动联系。一位是王德同志，他当过多年三野的作战处长，很了解那段历史。一位是谭肇之同志，他是三野的秘书处长，六十年代参加过战史编写工作。他们两位，对你们会有帮助。”我回答说：“是，我们写新四军史，就和王德、谭肇之同志一直有联系。”张震略一沉吟，又说：“每个兵团有两位顾问，三野的司政后机关也可以各有两位顾问。司令部是我和王德。政治部是钟期光和谭肇之。后勤部是邝任农和谢胜坤。这个方案好不好？”他随即要秘书打电话，询问钟期光的病情。

秘书说：“我正要进来报告，刚接到钟期光政委病危的电话。”

张震“啊”了一声，转身对我说：“我们就谈到这里吧！我要去301医院。”直到快下班时，张震回到办公室告诉我：“快到医院了，在车里得知钟主任已经逝世，最后还有什么交代也没听到。”看得出他对老战友的逝世心情很沉痛。我默默站了一会，听到下班的铃声响起，赶紧请示：“钟主任逝世了，三野政治部还需要另选—位顾问。”张震说：“请张凯同志担任。他到地方工作以前，也是野政副主任。”他一面往外走，一面叮嘱我：“这只是我的建议，你回去向南京军区党委报告，请他们决定。”

此后，张震对我们呈送的《三野战史章节划分意见》和《编写三野战史要研究的问题》，都及时作了批示。例如，1948年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和外线兵团的会师，究竟何时会师，怎样会师，说法不一。张震告诉我们：“会师是和济南战役的部署同时完成的。因为外线兵团第十纵队参加了攻济，其余的部队打援。”他还提示我们：为了坚持淮南、淮北的斗争，组建过江淮军区；濮阳会议时，成立了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后来没有执行南渡长江任务，番号就撤销了。这些部队虽然时间较短，战史也要记载。在审读三野战史初稿时，这样的提示更多。

我们用三年时间征集研究史料，写出三野战史初稿，又用两年时间广泛征求意见，反复推敲修改。1997年3月15日，在北京举行了《第三野战军战史》首发式。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张万年、迟浩田和叶飞等许多老同志出席。张震发表了长篇讲话，热情洋溢地回顾了第三野战军及其前身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战斗历程，肯定了三野战史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我军优良传统教育的又一部生动教材。

期望造就一批新四军研究专家

1996年3月20日，中央军委常务会议讨论了编写《新四军战史》的问题，认为：“为继承我军优良传统，使军战史齐全配套，抓紧组织编写《新四军战史》是必要的。”决定编写《新四军战史》的任务由南京军区承担，仍由我们这个工作班子组成编辑室。

新四军历史上需要统一认识的问题，在我们编纂《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的十年中，通过广泛征求新四军老同志和党史军史学者的意见，大多已经解决了。我体会到，征求意见的过程，就是相互交流、集思广益、统一认识的过程。因此，在这个基础上撰写《新四军战史》，我觉得没有多大困难。但张震仍然十分关心，经常给予指导。7月9日，他复信同意担任顾问，同时提出：“担任顾问的新四军第二师老同志，还可增加张劲夫。”这对我是个重要启示：不要只征求部队老同志的意见，还要向那些已在地方工作的新四军老同志请教。还有一次，他来信指示：“新四军第五师因离军部太远，后来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但仍为新四军的组成部分，战史中要有一定的份量。”

1999年2月26日，张震来信说：“《新四军战史》送审稿已看过。感谢同志们几年来的辛苦劳动。向大家问个好！”“修改意见都改在书稿上了，请你们在定稿时考虑。”翻开同时寄来的书稿，有许多订正、补充、修改的意见。特别是他亲身经历的新四军第四师及其前身的记述，改得更多。关于新四军游击支队的东进，关于新兴集战斗，关于萧永事变，关于豫皖苏边区反顽作战，关于朱家岗战斗，都有成段的增补。只是老将军的字迹太难认了，需要秘书逐字“翻译”在旁边注明。

张震有一枚印章，刻着“普通一兵”，听说是他最喜欢的。多年在他领导下编撰军史，我一再感受到他的平易近人。我还有一次经历，很能反映他的普通一兵本色。那是1987年4月20日，张震在南京参加丛书编审委员会会议以后，当晚偕夫人乘火车返回北京。我去车站送行。因为南京军区的保卫干部迟到，车站贵宾室没有开门。我只得在候车厅找了两个座位，请张震夫妇坐下。张震的秘书和我没有座位，就站着陪他们说话。候车厅人来人往，相当嘈杂。张震并不介意，一直神情平和，还亲切地和紧挨着坐的女旅客聊天，问她带着的孩子是不是孙子？是不是也去北京？这时那位保卫干部急匆匆赶来了，请张震夫妇去贵宾室坐。张震说：“不用了，坐在这里很好么！”接着，时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的新四军老战士傅奎清也来送行，对那位保卫干部迟到很生气。张震又一次说：“没关系，坐在这里很好么！”看来，他还和战争年代一样，喜欢同老百姓在一起。这就是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

张震在三十年前的一次讲话中说：“对我们每一个参加编纂工作的同志来说，编纂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要通过编纂工作，了解新四军的战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要用心学习，在座的同志都可能成为研究新四军历史的专家。我想，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几十个百把个研究新四军历史的专家，不算多。”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在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军史编撰任务以后，多年来继续从事着新四军研究和宣传。我们称不上专家，但我们铭记着老将军的嘱咐，努力不辜负他的殷切期望。

  作者 丁 星

发表于《铁军》杂志2015年第11期，后编入《张震纪念文集》，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