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8年我从淮南渡过运河封锁线到了苏北，成为苏北军区的一名战士。那时，陈丕显任中共华中工委书记和苏北军区政治委员。第一次见到他，我对这位领导人竟然如此年轻感到惊讶。后来听老同志称他阿丕，我再一次感到惊讶。我推想，他必定是少年时就参加革命，带来了这个从小就有的昵称。

我的推想是对的。后来我知道，陈丕显在1929年十三岁时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儿童局书记。1931年他十五岁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共青团中央儿童局书记。一些同乡战友，例如1928年领导长汀农民起义的罗化成，是看着陈丕显长大的，自然叫惯了阿丕这个昵称。罗化成任新四军第二支队政治部主任时，于1940年2月27日因病逝世。陈丕显在《抗敌报》上发表悼念文章，署名就用了阿丕。

中央红军长征时，陈丕显留在苏区，任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1935年3月，他随赣南省党政军机关冲出国民党军的重兵包围，到达赣粤边游击区的油山，是这次突围的少数幸存者之一。此后，他作为项英、陈毅的助手，参加了艰苦卓绝的赣粤边游击战争。

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丕显参与新四军的组建，为南方红军游击队集结改编作出了贡献。

赣粤边红军游击队于1937年9月先后在大余、赣州、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的代表举行了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谈判。谈判达成协议后，项英去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陈毅去其他游击区联络，由陈丕显和杨尚奎负责，将分散在各个山头的红军游击队集结整训，下山改编。当时，活动在虔南、龙南、定南三县边界的三南红军游击队，因为交通断绝，得不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信息，还在坚持战斗。陈丕显于10月下旬去寻找这支游击队，帮助他们跟上形势发展，实行战略任务转变。在此之前，他还受项英、陈毅委派，到闽赣边红军游击队去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动员他们下山改编。

联络红军游击队并动员他们下山改编，是一项十分艰险的任务，不仅要跋踄崇山峻岭，而且要经过国民党军和保安队的层层关卡，还可能被山上的战友们误解。红军和国民党军打了十年内战，牺牲了许多战友和亲人，结下了血海深仇，现在要握手言和，合作抗日，许多人思想上接受不了，感情上适应不了。赣东北红军游击队一再将前去动员他们下山改编的同志误作叛徒处死。陈毅到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动员他们下山，也被当作叛徒捆绑起来，几乎杀害。陈丕显找到三南红军游击队时，那里的领导人也不相信，一再拒绝他上山。经过反复工作，他们才被陈丕显说服。陈丕显去闽赣边红军游击队，要经过瑞金县城过夜，当晚就有一个保安大队的军官前来威胁利诱。1938年1月11日，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途经这里，与当地红军游击队的干部开会商讨改编事宜，竟被国民党军包围逮捕。第二天，国民党军又扣押了途经瑞金的新四军第二支队秘书长温仰春一行二十余人，经过新四军军部多次抗议和交涉，才被释放。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极度艰难困苦，红军游击队不得不分散隐蔽。陈丕显所在的赣粤边游击区，虽是项英、陈毅直接领导，实际上后期已分成油山、北山、南山、信康赣（信丰、南康、赣县三县边界）、崇仙、三南六支小游击队。有一段时间，还分成三五人一个小组各自活动。因而，在组建新四军时，究竟有多少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陆续前来集结，多年来一直说法不一。《毛泽东选集》第一版说，新四军由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组成，缺了闽中游击区。陈丕显的《苏中解放区十年》[1]说，新四军由南方八省十五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组成，这是把隔着海峡联络不上的琼崖游击区加上了。

1988年7月5日和6日，陈丕显在北京主持召开关于闽中的讨论会。我应邀赴京参加了讨论会。陈丕显在会议开始时说，我是福建人，而且自始至终参加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但是对闽中的情况并不了解。我问过叶飞同志，他也不清楚。他说他们闽东有一个团到了闽中，有可能闽中因此成了闽东的一部分。这个团的团长杨采衡同志今天也来了。他说当年突围到闽中时，只剩下二十余人，编入了闽中工农游击大队，并没有沟通闽中和闽东的联系。总之，闽中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游击区，请大家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进行论证。

两天的讨论会上，到会同志列举史实，详作分析，以翔实可靠的依据说明，闽中一直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工农武装坚持游击战争，有游击根据地，而且长期和上级失去联系，因而是一个独立的游击区。这个结论，会后经中央军委批准，也得到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认可。从此，新四军由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组建成为定论。这是陈丕显晚年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和新四军史的重要贡献。

三

新四军成立后，陈丕显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东南局）青年部长。但他的工作并不限于对青年的宣传和组织。1940年6月，陈丕显作为东南局的代表，从皖南赴苏南巡视工作。他从苏皖区党委书记邓振询那里了解到，太湖地区刚刚打开抗日局面，工作头绪纷繁，就主动提出去帮助那里的党组织开辟游击区。

7月，根据开辟苏北的工作需要，陈丕显北渡长江，到了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在的江都县塘头镇。他对局势稍作了解，立即参加东进黄桥的战斗，然后以黄桥镇为中心，在泰兴、靖江、南通、如皋创建抗日根据地。9月，苏北区党委成立，陈毅兼任书记，陈丕显任副书记。这段时间，工作十分紧迫。新四军既要反击日军的“扫荡”，又要应对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的压迫。10月4日，韩德勤率三路大军来犯，黄桥战役打响了。

在黄桥战役中，新四军以七千人对阵国民党军三万余人，以少击众，以弱胜强，创造了光辉战例。黄桥战役的后勤工作和支前活动，主要负责人是陈丕显。

从进入黄桥那天起，在短短的两个月里，陈丕显和战友们就把镇上的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妇女、商人都组织起来了，成立了各种抗日协会，连孩子们也有了儿童团。黄桥镇一万多居民，参加各种抗日团体的近七千人。又通过减租减息运动，把方圆几十里的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这就使支援前线有了组织保证。

决战前夕，在淅淅沥沥的秋雨中，黄桥镇上召开了上万人参加的战前动员大会。陈丕显首先在会上讲话。他说，省韩的部队虽然人多势众，但他们不抗日，反而来打坚决抗日的新四军，是理亏的，非正义的，因而不得人心，必然失败。开完大会，支前活动立即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

陈丕显对黄桥怀有特殊的深情。1988年那次闽中讨论会的休息时间，他走到我跟前说，今年我回苏中去看了看，到了黄桥。那里的黄桥战役纪念馆办得不错。但是，黄桥保留了粟裕的指挥所，没有保留陈老总的指挥所，这样很容易使后人误以为黄桥战役是粟裕指挥的。你回南京以后，替我带个口信给江苏的党史部门，陈老总是黄桥战役的总指挥，应该保留他的指挥所，作为纪念馆的一部分，这样才符合历史。

四

1941年3月，苏北区党委改称苏中区党委，先后由刘炎、粟裕、叶飞任书记，陈丕显任副书记。战争年代，通常是军队领导人兼任党委书记，以主要精力应对战争。根据地的建设，则由副书记主要负责。陈丕显领导苏中的百万农民投入减租减息运动，极大地激发了他们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推动了农村党组织和民兵武装的发展，也为民主政权的建设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1942年11月，著名记者和社会活动家邹韬奋到苏中抗日根据地访问。陈丕显陪他去东台县实地考察。邹韬奋因病回到上海后，接受记者访问说，他对抗日根据地最深刻的印象，“是民主政权的实现，三三制的彻底执行，使民主政权真正成为人民大众自己的政权。真使人兴奋极了！”[2]

1945年4月9日，因粟裕、叶飞相继率部南下浙江，陈丕显任苏中区党委书记和苏中军区政治委员。这是他参加革命战争多年以后第一次拥有军队职务，也是第一次全面领导一个战略区。他组织了苏中对日军的反攻，还为应对国民党即将发动的内战做了大量准备。

1992年11月15日，陈丕显夫妇来南京小住。当晚，我去看望他们。那时我正在主持撰写《第三野战军战史》。这部战史从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实行战略任务转变写起，实际上是一部华东部队的解放战争史。因此，我们那晚的谈话，就从解放战争谈起。

陈丕显仍然将解放战争称为自卫战争。这场内战开始时，国民党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向解放区全面进攻，新四军确实处于被迫自卫的态势。

陈丕显说，陈老总说过，苏中在自卫战争开始时坚持搞土地改革，这是政治水平很高的表现。这句话，讲的是事实。苏中的土地改革抓得早，一面打仗，一面土改，农民分到了土地，更加拥护共产党。国民党来进攻，地主跟着还乡，农民就站在共产党一边，支持子弟兵作战，保卫胜利果实。这是我们能坚持苏中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根本原因，也很能说明前方和后方的关系，战争的胜负并不只是在战场上决定。但是，这功劳不能归于哪一个人。苏中的土地改革搞得好，是中共中央华中分局认真执行党中央决策的结果。当时，华中分局为土地改革开过多次会议。

我们从苏中又讲到淮南。有人拿淮南和苏中对比，说淮南在国民党军进攻时，党政机关和部队不得不撤退，就因为没有搞土地改革，没有把农民群众发动起来。陈丕显说，淮南的土地改革抓得不紧，对坚持斗争当然是有影响的。但也要说句公道话，淮南撤退，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只叫淮南的同志负责。

陈丕显列举了其他一些原因。一是受和平气氛影响，战争准备不足。那时华中分局在淮阴，和平的气氛浓得很。我们在苏中，国民党军今天占一个地方，明天占一个地方，闹得很紧张。我们多次打电报给分局，就讲苏中并不和平。二是淮南的主力部队都调走了，没有武装，怎么坚持？三是抗日战争时期，淮南仗打得少些，没有苏中打得多，武装坚持缺乏经验。所以，淮南撤退要作具体分析，不要简单地扣什么帽子。这涉及到广大干部和群众，一定要实事求是。

1948年3月，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南下苏北，与苏中的第十一纵队、第十二纵队合编为苏北兵团，陈丕显任兵团政治委员。我向他提问：听说当年对苏北兵团的作战方针有过争论？陈丕显说，二纵与十一纵、十二纵会合以后，打了益林战役。益林一战，引起国民党军的警觉，集中兵力向两淮和苏中进攻。当时情况严重，在作战指导上，主力应该分散还是集中，有过不同意见。但是这个分歧很快解决了。6月，华东野战军在豫东包围了区寿年兵团。黄百韬兵团要赶去救区寿年，苏北的敌情就缓和了。

时间已经很晚。当我起身告辞时，陈丕显又叮嘱：你们写战史，要注意反映敌后的游击活动和秘密工作，他们对自卫战争的胜利同样作出了卓越贡献。

五

1949年4月渡江战役以后，陈丕显任苏南区党委书记和苏南军区政治委员。新区工作千头万绪，陈丕显必定很忙。我们这些苏南军区的机关干部，只听过他作的关于城市政策和关于土地改革的两次报告，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群众集会上看到他。直到1952年1月，才有一次近距离的交流。

当时，全国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苏南军区的三反运动步骤是：第一阶段发动群众对军区领导提意见，在军区领导检讨并取得群众谅解后，转入第二阶段，各人自我检查，揭发贪污分子，第三阶段为思想整顿总结，并对贪污分子结案处理。

不料，第一阶段就出现僵局。现在回顾，事情其实很小。我们进驻无锡以后，苏南军区司令员刘先胜住在近郊。为了便于他乘车上下班，修建了一条从他住所到机关的柏油路。有的年轻干部认为这纯属浪费，路不很远，司令员为什么不能步行上下班？刘先胜对这个意见不能接受，坚持不作检讨。此时，军区领导要求立即转入第二阶段，开始各人自我检查。机关干部更加不满，形成了领导和群众“顶牛”的局面。

1月23日上午，我接到通知，中午13时去参加陈丕显政委召开的座谈会。我到会议室一看，到会的军区机关干部有三十人左右。除了陈丕显，军区其他领导人都没有参加。

陈丕显开宗明义说，今天上午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打电话来批评我，说我平时地方工作忙，军区的事情可以不管少管，现在军区的三反运动闹僵了，我这个政治委员再不来，就是失职了。我今天专门来听你们提意见。把你们和周围同志对军区领导包括我在内的意见都提出来，不要有什么顾虑，敞开讲！这个座谈会，不限时间，你们什么时候把意见讲完，什么时候结束。

大家发言很踊跃。陈丕显边听边记，有时还插话，或对意见表示肯定，或要求讲得具体一些。讲了一下午，休会吃晚饭，饭后继续开。座谈会开到深夜，会议中间短暂休息，大家赶快到室外透透气。陈丕显还用这个时间找一些同志个别交谈。那时我主持苏南军区《战士报》的编辑工作，在发言中建议军区党委要加强对报纸的领导。陈丕显找我说，军区的几位领导人，打仗很有经验，可能不熟悉办报，你们有什么困难，特别是三反运动的宣传方针，可以去找区党委宣传部长汪海粟请示，就说是我让你去找他的。

夜已经深了，陈丕显还一再让大家继续讲。直到第二天早晨将近5时，大家都说确实没有意见了，陈丕显才简要地作了小结，肯定大家的意见很好，强调军区领导不论是谁，有错误就应该检讨。

座谈会结束后，听说陈丕显又主持军区党委会议，一上午和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下午，军区机关举行全体军人大会，由陈丕显作报告。他直截了当地说，军区领导还没有作检查，就要求大家自我检查，这是错误的。首长不带头，这个仗怎么打得好？

这一天，我又累又困，又对阿丕政委佩服得五体投地。你们不是对领导有意见吗？那就让你们敞开讲，尽量讲，讲完了，就应该和领导团结一致，把三反运动推向正道了。这是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民主作风，也是阿丕政委引导得法，当然还需要精力充沛，才能一整夜听取意见，接着一整天开会作报告。

25日，军区机关再开军人大会，听取刘先胜司令员检讨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错误。他一上来就说，陈政委要我作检讨，政治委员就是党代表，我服从党代表的决定。

有些同志对刘先胜这样讲仍有意见，认为这反映了他的检讨是被动的。我听了却很感动。要知道，无论是年龄、党龄、军龄，刘先胜都称得上是陈丕显的老大哥啊！刘先胜那年五十一岁，比三十六岁的陈丕显年长十五岁。刘先胜1922年任安源大罢工的矿工纠察队队长，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比陈丕显早七年。刘先胜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军龄与我军同长。这样一位老资格司令员，诚恳地公开地表示听从年轻政委的决定，这是人民军队接受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光荣传统的体现！也反映了陈丕显多年来在战斗和工作中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战友们的信任，树立了崇高的威望。

时光荏苒，今年3月，年轻的陈丕显也一百岁了。我想，到时候一定会有纪念活动，介绍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一生。我现在写下的，只是我所知道的关于阿丕政委的一些片断，权当作献给他百年诞辰的一束鲜花吧！

作者 丁 星

注释：

　　[1]陈丕显：《苏中解放区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

　　[2]《邹韬奋谈对苏北根据地的印象》，《新四军·参考资料》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

为纪念陈丕显百年诞辰而作。发表于《大江南北》杂志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