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新四军将领中，李一氓是相当特殊的一位。

李一氓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到陕北以后，他调任毛泽东的秘书，陪同毛泽东去和徐海东见面，近距离观察了毛泽东对直罗镇战役的指挥。若论从军之早，军事生涯之丰富，是新四军多数将领不可比的。但是，李一氓一直在领导机关做秘书工作、宣传工作或保卫工作，只是参与治军，始终没有指挥过战斗，更没有上阵厮杀，刺刀见红。长征途中，他有过两次身临前线的机会。一次是红军将要进入湖南时，中央军委抽调一批湘南籍的连排干部，组成一个湘南营，由一位湘南籍的团长任营长，调李一氓任政治教导员，想在湖南南部打几仗，然后分散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后来形势变化，这个计划取消，湘南营就解散了。又一次是遵义会议后，中央军委决心歼灭尾追川军，将机关干部分到战斗连队以加强领导，李一氓也分到一个连队当了副政治指导员。后来觉得打这一仗不利，机关干部各自回到了原来的部门。李一氓晚年写道：“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急风暴雨时期。今天想来，如果当时能直接参加前线的武装斗争，对自身的锻炼可能更有益处，可惜把这个机会错过了。”[1]

李一氓参与了新四军的组建。当年，新四军按照国民革命军的统一编制，军部设秘书、参谋、军法、军需、军医、副官六个处，同时继承红军的传统，将政训处改为政治部。李一氓任秘书处处长，兼任军法处处长，党内又是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东南局）秘书长。秘书处掌管文电，承办会务，还有协调其他各处的职责，重要性自不待言。军法处也很重要，因为新四军政治部起初还没有锄奸部或保卫部，纯洁内部、肃清奸细甚至地方上的反特斗争，都由军法处负责。李一氓做这两份工作，称得上驾轻就熟。北伐战争中，他就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和南昌总政治部秘书长。南昌起义时，他任参谋团秘书长。在中央苏区，他当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长。难的是另一项任务。离开延安时，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李富春特地嘱咐他：你和叶挺、项英都熟悉，到了新四军，要作为他们之间的缓冲人。那时他想不出有什么需要缓冲，后来才体会到这是难以破解的矛盾。叶挺给他写过一封信，说“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庙子的方丈”，[2]意思是自己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当不了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新四军的军长。项英则认为自己对叶挺已经是足够尊重，至于军权，当然要牢牢抓在他这个党委书记手里。直到皖南事变时三人诀别，李一氓还是遗憾地未能完成缓冲的重任。他自己说：“我作为缓冲人，明显地失败了。”[3]

李一氓在皖南事变中脱险到达苏北后，起初任淮海区党委副书记和淮海行政公署主任。后来淮海区和盐阜区合并为苏北区，他任苏北区党委副书记和苏北行政公署主任。新四军创建的八个抗日根据地统称为华中抗日根据地，但是并没有成立华中抗日民主政府，八个根据地各自的行政公署，就是最高的政权机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苏北、苏中、淮南、淮北四个根据地连成一片，于1945年11月成立了苏皖边区政府。李一氓任边区政府主席，淮北的刘瑞龙、苏中的季方、淮南的方毅和教育家韦慤任副主席。也就是说，在新四军时期，李一氓是职务最高的人民政权领导人。他拟定了雄心勃勃的施政纲领，还为中共中央要从延安迁驻淮阴做了许多准备工作。遗憾的是，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新四军不得不弃守淮阴，李一氓还没有来得及施展抱负，这个边区政府就在1946年9月结束了。

二

李一氓一生有许多遗憾，最遗憾的当然是皖南事变。他在晚年说：“皖南的山水景色优美”，“就是这样一个优美的地区，1941年我们万般无奈，被迫地把它作为战场，攻不能前，退又无据，只落得一个全军覆灭的悲惨结局，至今想起来，还是一件恨事。”[4]

1941年2月24日，李一氓在皖南事变中突围，经徽州、金华、衡阳、桂林到了广东韶关，请党的广东省委代他给中央发了第一号电报，报告“已安全脱险到粤”。他在广东省委看到了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在这个报告中特地表示：“我对中央的决定完全接受和拥护。”[5]从韶关到香港后，李一氓又给中共中央发了第二号至第六号电报，报告皖南事变经过和他的看法。这些电报是皖南事变亲历者最早向中央作出的书面报告，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这些电报表明，李一氓对皖南事变的教训有着清醒的正确的认识。

李一氓的第二号电报就讲到新四军北移行动迟缓的五个原因。“自决定北移后，项英同志始终动摇不定，有时想苏北，有时想皖北，拿保全力量作为不坚决迅速行动之掩护。我个人曾三次进言，催促行动，少数损失可毋庸顾忌，皆被拒绝，且以从苏南你可以穿便衣走，而枪杆子不能化妆之语加以斥责。”“后来中央书记处给项袁周的斥责电到了之后，同时得到情报四十师已进到泾县、旌德之线，才决定行动。那时还是十二月二十九日，但如果决心快，在三十一日或一月一日就出发，事情也不会闹到如此之糟。”“行动既决定，即应作行军部署。但不知何故，决定到四日晚出发。”四日大雨，五日又大雨，“到六日晚才行动，又迟了两天，使敌人有时间准备好而我反变为被动。”[6]

李一氓的第三号电报讲到，七日战局已“处于被动及不利的地位”，开会讨论进退。叶挺先后提出两个方案，都被项英反对。参谋处的李志高和叶超提出第三方案，接着又有第四方案，也都被项英否定。“反复讨论而项本人则无具体意见，但又反对别人的意见。”[7]这种犹豫不决，当然是兵家大忌。

李一氓的第六号电报说：“检讨这次战役的失败，主要的当然是项的政治领导的错误，但如果就军事来说，也犯了极大错误。”他一共列举了十一条教训，其中一条是：“估计敌人太低，估计自己太高。以为四十师不堪一击。”[8]他后来对此又具体说明：“蒋介石以七师之众，布置在皖南新四军的周围，形成一个大包围圈，他们肯定是要动手的。我们没有看重七个师比三个团的军力悬殊问题，而是认为我们可以对付某一个师，置其他六个师于不顾，安然就道。然而我们兵力不集中，地形不熟悉，所以栽了一个大跟头。”[9]

李一氓看到了行动迟缓、敌情不明、临阵慌乱、指挥不当必然造成的失败。他提出过意见，别人也提出过意见，都未被采纳。他对改变局势完全无能为力，只能眼看着英勇抗击的战友们一个又一个倒下。这种焦虑不安、无可奈何的心境，是很折磨人的。

让李一氓更为遗憾的，是1月10日晚上的错误行动。他在第四号电报中向中共中央报告，在战局最困难的10日晚上，项英派人找他，拉着袁国平和他的手就匆匆向后走。他起初以为是找地方开会，后来发现“项又要来他三年油山那一套”，而且没有叫叶挺同行。“我当即表示我不同他们走”，要“另想办法打游击”。后来找到秘书处、军法处的一些同志和地方党的同志共三十余人，也离开了队伍。11日下午遇见第五团，决定随第五团打游击。李一氓检讨说：“我承认我当时没有坚决反对项袁等的动摇，只是简单不满意，不与他们同行动而已。”“我受了他们的影响，没有到最后时机，便脱离部队，这是我的错误。”[10]1941年夏天李一氓到苏北盐城，又向中共中央华中局作了报告。华中局认为他“对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采取调和态度和自由主义，应该在组织上给一个警告”。[11]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意见。于是，又让他在华中局的会上正式做一次检讨，由刘少奇宣布给他口头警告处分。这是李一氓在1925年入党以后唯一的一次组织处分。虽然只是最低的口头警告，但他严肃对待，牢记教训，在此后每次填写履历表时，都会写上受过这次处分。

1981年是皖南事变四十周年。这年秋天，李一氓到南京望江矶的项英墓凭吊，写有七律一首：

秣陵秋染浅丹霜，独有荒坟卧望江。

麦饭篮空惭展奠，桐弦调走笑雌黄。

临危受命原无忝，到死方休亦可伤。

四十年间云岭怨，皖南山色自苍苍。

1982年清明，李一氓手书此诗，寄给了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不料有人看到后，认为此诗格调低沉，一直反映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弄出一场小小的风波。其实，项英这样一位老革命家，竟然在皖南事变中被叛徒杀害，李一氓作为亲近的战友，来到他的墓前，深感惋惜，流露伤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

也是1981年，一氓老赠我墨宝，写的是宋人孙浩然的《离亭燕》上阕：

一带江山如画，风物向秋潇洒。水浸碧天何处断？

霁色冷光相射。蓼屿荻花洲，掩映竹篱茅舍。

唐诗宋词，名家众多。孙浩然是很没有名气的一位，因为他只留有两首词，而且生平不详。[12]我那时对新四军和一氓老都知道很少，不懂得一氓老为什么写这首词。后来我参与撰写新四军史，又多次到云岭一带去过，这才恍然大悟：水浸碧天，蓼屿荻洲，竹篱茅舍，这些不都是皖南景色吗！一氓老喜欢这首词，可能就是使他想起了皖南。皖南，是他一辈子抹不去的情结。

三

1942年3月，李一氓从盐阜区到淮海区的沭阳县陈圩村，就任淮海行政公署主任。对李一氓来说，领导一个敌后环境的抗日民主政府，是完全陌生的工作。孔子说得好：“君子坦荡荡。”李一氓走出皖南事变的阴影，以坦荡的胸怀轻装上阵，去迎接新的挑战。

那时候，淮海抗日根据地已经创建一年多，但是保卫根据地的斗争还很艰巨。日伪军常来“扫荡”和蚕食，国民党顽固派不时闹摩擦，还有土匪的骚扰。从这年11月中旬起，由于日伪军的大规模“扫荡”，李一氓率行政公署转移到泗沭县的庄圩、里仁、北裴圩、穿城一带，有时一个月里数度搬迁。李一氓曾经自嘲：我们这个行署，真成了不停地行走的公署。在这种艰难的日子里，李一氓和农民同吃同住同甘苦，坚持了抗日民主政府的正常工作。

巩固和发展根据地，首先靠军事斗争。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和淮海军区司令员刘震，都以主要精力领导着反“扫荡”和反摩擦战斗。李一氓认为，作为政府，主要的任务是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军粮民食。军粮有了保证，农民生活得到改善，根据地才能巩固和发展。而要达成这个任务，必须搞好二五减租。

早在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已经提出减租减息的口号，后来又有具体的政策规定。但是一旦实行起来，还会出现新的问题。淮海区1942年开始减租，农民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又要求按照二五减租的标准，退还已经交给地主的1941年的租。李一氓亲自给中共宿迁县委的萧崧甫、陶白写信，要求他们切实掌握政策，可以由农民救国会出面支持退租，又不可有过高要求。总之，既要能够减轻农民的负担，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又要对地主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发展了，征收公粮就有了基础。李一氓发现，根据每家每户的田亩征收公粮，隐瞒、匿报、分散、转嫁的弊病很多。战争频繁，田地里挖了许多交通壕，这些已经不生产粮食的交通壕，面积还算在征收公粮的亩数之内，也不妥当。还要考虑人口因素，三口之家和六口之家耕相同的亩数，出相同的公粮，也有欠公平。于是，从1943年12月起，李一氓在淮海区组织了一次土地普查。以县为主体，以乡为单位，包括农会代表和士绅代表参加，对田亩进行实地丈量。他主持制订了淮海区《清查田亩实施纲要》，又制订了《淮海区征收公粮公草暂行条例》。力求既能提高公粮征收总额，又能家家户户负担公平。

1944年春，李一氓又领导淮海区人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大力宣传泗沭县和涟水县的先进典型，发动了劳动生产竞赛热潮。几年的辛勤努力，使淮海区在坚持反“扫荡”战争的同时，做到了农副产品和日用品自给，保障了军队的供给，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人民更加拥护共产党，更加热爱坚决抗日的新四军，从1943年冬天起，三次掀起参军热潮。李一氓代表行政公署，号召淮海区青年踊跃参军。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淮海区有一万两千多名青年参加新四军。

在淮海区，李一氓还用许多精力加强政权建设。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完善了各级参议会，完成了政府领导成员的换届改选，维护了共产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他作的《淮海区第二届参议会工作的报告》，共分十二个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权思想具体运用的总结，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1945年4月，淮海区和盐阜区合并为苏北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任苏北区党委书记，李一氓任苏北区党委副书记和苏北行政公署主任。在新四军第三师发起两淮战役时，李一氓组织民工支援前线，为古城淮阴和淮安的解放尽了力。他在这个岗位上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在淮阴城里邀请第三师全体团以上干部聚餐，为他们进军东北送行。平时不大喝酒的李一氓，作为留在苏北的党政领导人，一桌一桌地敬酒，几乎撑不住了。后来军队的同志又要回敬。幸亏黄克诚也不会喝酒，极力劝阻，只让一位同志代表全师回敬一杯，这才收场。他们在苏北共同战斗四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现在要各自奔赴战场，真是依依不舍。

送别了第三师，李一氓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李一氓在施政纲领中的设想未能一一实现。但是，在短短的十一个月中，也有不少值得一记的政绩。当时领导人的分工，李一氓总揽政府工作全局，并分管文化教育工作，所以他用许多精力组织了盛大的华中宣教大会。这个大会从1946年3月18日开到4月27日。前两个阶段是听取和讨论领导人的报告，了解形势，明确任务。从4月4日起进入典型报告，按宣传、教育、文艺、新闻、出版分组，在会上介绍经验的有淮南农民作家缪文渭，提倡农民写稿的《盐阜大众》报主编赵平生，依靠群众办学的沭阳县教师王干勋，改造私塾成功的兴化县教师孙阳春，阜宁县周门镇的妇女秧歌队，淮北大众文艺工作团。从这些典型的选择，就可以看出大会引导的方向。这是一次文化界的大检阅，大交流，也是一次大动员，大练兵。为在解放战争中坚持文化教育工作，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支援武装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6年6月内战爆发，李一氓和边区政府立即投入紧张的战争准备，组织了数以万计的支前队伍。9月苏皖边区政府撤离淮阴，李一氓在北撤途中还承担了两淮保卫战、涟水战役和宿北战役的繁重支前工作。

四

李一氓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如果按照这些职务来介绍他，肯定是不全面的，只能展现他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的一面。李一氓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兴趣广泛、博学多才的学者本色，潇洒豁达、率真坦诚的性情中人。李一氓不讲究什么份内份外，只要是对革命事业有益，又符合平素爱好，他就会主动去做，热情洋溢地去做。

1938年1月，李一氓带领从延安派到新四军的三十多名政治工作人员到达武汉。他在武汉偶遇刚从南京出狱的陈同生，就嘱他找些知识青年参加新四军战地服务团。过了几天，陈同生约了杜宣去见李一氓。李一氓又要杜宣尽量多约一些文艺青年参加新四军。据杜宣在回忆战地服务团的文章中说，他找来了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吴晓邦和韦布，又找来了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毕业的李增援和黄若海。[13]组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不是李一氓的份内事，但是他重视宣传文化工作，很自然的愿意出一份力。

新四军军部在皖南三年，李一氓掌管两个部门，又任东南局秘书长，工作是很繁忙的。但他还用了很多精力和时间，支持《抗敌报》和《抗敌》杂志的工作。

《抗敌报》几乎每期都有社论，其中涉及国际问题的社论，关于欧洲战争形势的社论，大多由李一氓撰写。此外，他还在《抗敌报》发表过多篇署名文章。国民党报纸造谣说新四军压低粮价，强迫封仓。李一氓发表了《皖南的粮食，农民与军队》，予以公开反击。在欧洲，法西斯德国进军波兰，苏联红军也进占波兰东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与法西斯德国“瓜分”波兰，引起新四军将士和许多人士的惶惑。这是一个必须解释又难以说清的问题。李一氓发表了《漫谈苏联红军向波兰进军》。文章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看清形势，接着具体地介绍波兰是一个亲德的执行法西斯政策的国家，残酷迫害东部的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然后得出结论，由苏联红军去解放波兰东部，总比整个波兰落入法西斯德国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在当时，这样的解释被大家接受，很解决问题。

《抗敌》杂志一共出版了十八期。李一氓在第三期发表了《在游击区内用军事方法与日寇作经济斗争》，主张破坏敌占区的铁道、公路和水运，用瘫痪交通运输的办法，来粉碎日军掠夺物质“以战养战”的阴谋。从第七期到第十二期，李一氓每期都有文章，有的谈民主和抗战的关系，有的谈欧洲战场形势，也有的谈哲学，谈艺术。

李一氓任淮海行政公署主任的时候，有一次参加联欢会，发现有些干部能唱京剧，还会表演，于是引发了组织一个京剧团的设想。他从沭阳县请来了一位闲居乡间的老艺人，抽调了一些会唱京剧的干部，有些干部本职工作离不开，就当票友，再选调淮海中学的一些学生，淮海实验京剧团的人员就齐了。当时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和天津市面萧条，有些剧团停业，行头闲在那里。李一氓委托给根据地采购军需品的商人，从平津买了两副戏箱回来，价钱也不贵。一开始，京剧团不能上全本戏，只能上折子戏，又不能上太无聊的戏，演出的剧目主要是《打渔杀家》《女起解》《贺后骂殿》《拳打镇关西》等。敌后的农村没什么文化生活，京剧团的演出大受干部战士和老百姓的欢迎。李一氓有空会到京剧团看排练，了解团员们的工作和生活。有时他甚至在排练场坐下来，手持板鼓锤打鼓指挥乐队，打得有板有眼，不了解的人看不出他竟是行政公署主任。这时，有人向华中局告了李一氓的状，说他买行头，唱旧戏，不艰苦奋斗。万幸的是，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学习文件发了下来。李一氓就依据这篇文章，写了一部京剧《九宫山》，作为配合整风的演出。这个戏先到新四军第三师师部去演，又到华中局和军部去演了几场。在一片赞扬声中，京剧团就站住脚了。

淮海地区有一种民间艺人走村串户表演的戏曲，从来不登大雅之堂。李一氓认为这种民间小戏很有群众基础，加以扶持和改造，将会对抗战的宣传发挥积极作用。这种民间小戏逐渐发展为淮剧，成为江苏省的六大地方剧种之一。

李一氓对戏曲尤其是京剧的爱好一直保留到晚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还写了长文《程砚秋论》发表于《文艺评论》杂志，后来收入他的《存在集》。

从1953年起，李一氓任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中国书记，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工作和生活了几年。这种由好些国家派代表组成的机构，经常的工作就是开会。据当年的翻译兼秘书陈乐民说，李一氓去开会时，通常带着一本线装书。如果是讨论原则问题，涉及中国的问题，他会认真参与，而且往往一语中的，语惊四座。如果是没完没了地讨论一些具体问题，他就翻开书来阅读。[14]我还知道，正是在维也纳，李一氓用业余时间将《花间集》的两种南宋版本，三种明代版本，以及王国维辑唐和五代二十一家词，仔细地比较文字的异同，斟酌文字的正误，整理出一种新的版本。《花间集》是唐末和五代的一本词集，是汉魏乐府的蜕变，唐诗流派的发展，宋词创作的先导。李一氓的这番校读功夫，是很有意义的。

以上是各个时期可以反映出李一氓另一面的一些例子。这样的事情当然还有很多。

我很喜欢三联书店用长仿宋字体精印的《一氓题跋》。这本书编入了李一氓对七十一种宋元明清古籍的题记，其中有诗集，有词集，有笔记，也有图谱。还有多篇为当代作品写的序跋，其中有淮阴地区抗日战争回忆录，有阿英文集，有邓拓书法集，有齐燕铭印谱，还有胡考的人像素描，丁聪的鲁迅小说插图集，潘絜兹的李白诗意工笔画，邹健东的摄影集，以及西湖十景、避暑山庄等图集。他还对朱德、陈毅两位老帅的诗写了评论。李一氓的《邓拓书法集序》，从汉字的形成、演变、发展，讲到书法的种类、风格、流派，洋洋洒洒，议论风生。对邓拓的书法，只说了一句：“均属行书，力求潇洒，不肆险怪，难能可贵，就在这里。”但序文最后却写了一件邓拓轶事。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时，在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中原有邓拓。但邓拓一再推辞，说应该把名额让给老同志，后来大会接受了他的意见。李一氓写道：“这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虚怀美德，同样难能可贵。”[15]在《齐燕铭印谱序》的最后，李一氓写到他和齐燕铭的交往，“既谈政治，也谈文化艺术，有时也言不及义。”[16]我想，老友相聚，难免会谈谈天气之类，这是常有的事；但是把“言不及义”白纸黑字写下来，印出来，这样的坦率、随意却是少见的。

我注意到李一氓的这些序跋，都写于1978年至1980年。这几年，李一氓任中共中央国际联络部常务副部长主持工作。他通过实地考察，向中央建议应该恢复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关系，后来又建议恢复和一些西欧共产党的关系，接着又提出应打破框框发展同各国社会党的关系，重视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都得到了中央的批准。李一氓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并不科学，并不符合客观世界的存在，更多地带有以我划线的主观随意性，从而把苏联看成了主要战争策源地。在那个年代，提出这样的意见，需要有足够的理论根底和改革勇气。中共中央慎重考虑了一段时间，同意这个意见。

这就是说，当时已经将近八十岁的李一氓，履行中共中央赋予的职责，思考的是战争与和平的大事，开拓国际关系的大事。与此同时，他还关注诗词、戏曲、书法、篆刻、绘画、摄影，一篇又一篇写出自己的见解。如此潇洒，如此勤勉，如此博学，如此有情趣，真是令人钦佩。

我也喜欢李一氓的回忆录《模糊的荧屏》。名人的回忆录，大多有人代寻资料，有人代为整理，因而史实难免失误，文风缺乏个性。李一氓则是自己动笔，写出初稿以后，才请一些知情者帮助把关，因而极具特色。

李一氓在回忆录里写了他记得的许多同学和战友的姓名，有些还作简要的介绍。对于牺牲的战友，帮助过他的战友，介绍得更加详细一些，唯恐随着时间的流逝，销蚀了他们的姓名。至于他自己，只用平实的笔调记述经历过哪些事情，做过哪些工作，没有一个字提及他的贡献和功劳。对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他也有一些议论，但一再说“很难说是准确的”，“我并不是党史学家，我只能表达一种极为粗浅的简单的意见”。[17]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实事求是和虚怀若谷，贯串于全书的始终。

李一氓的回忆录是晚年写的，但他记忆力极好。他记述的许多事情，对我们研究党和人民军队的历史颇有帮助。例如他写到，1930年5月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场设在白克路（现凤阳路）上一排楼房里。中共中央让李一氓夫妇和两个孩子住在那里做掩护。房子大，人口少，于是又派从苏联回国不久的赵毅敏和李一超，作为李一氓的弟弟和妹妹也住了进去。这位李一超，就是后来的东北抗联女英雄赵一曼。在赵一曼的传记中，在赵一曼牺牲的尚志县和家乡宜宾市的纪念馆中，都缺少她参加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工作的这一段，因而李一氓特地做了介绍。

李一氓在回忆录里写下的一些细节，可以称为掌故或者花絮。他记述他的中学同学，首先提到李叔薰，后来进上海大学，改名李硕勋。五卅运动时，李硕勋当选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又当选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还是李一氓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1931年李硕勋赴海南岛巡视游击队的斗争，不幸被捕牺牲。李硕勋是著名的革命烈士，很多人知道他的事迹。但是有一件事，就只有李一氓知道了。1919年他们在家乡成都考入中学时，李硕勋，李一氓，还有蒋留芳，三个要好的同班同学，曾经模仿桃园三结义，结拜为兄弟。李一氓还写到另一个中学同学孙良，小伙伴按他姓名的谐音，给他取了绰号“绅粮”，在四川方言里就是地主。这当然让孙良不爽。他去投考黄埔军校时，改名孙元良。北伐战争中他已任团长，因为打了败仗，蒋介石要杀他。他从江西前线逃到武汉找李一氓。李一氓劝他回四川躲一躲，还送了他路费。此人就是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自己侥幸逃脱的国民党第十六兵团司令。结拜兄弟，给同学起绰号，这些少年趣事，虽然不入正史，但读来有趣，使人感到亲切可信。

这部回忆录以《模糊的荧屏》为书名，也与众不同。李一氓在自序中说：“时过境迁，现在所能检索出来的东西，不过是一面模糊的荧屏而已。”[18]书中还一再有类似的表述。讲到北伐战争时从广东到湖南的徒步行军，他说：“这已是六十年前的事了，县与县之间究竟渡过什么水？经过什么市镇？每天在哪里宿营？已经不能确指了。”[19]讲到从上海到中央苏区：“一路行来，虽然很有些新鲜事物可记，但那究竟是当时的情形。现在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要去追忆怎样的新鲜，也就不容易了。”[20]甚至皖南事变一起突围的战友，有的也记不得姓名了。读着这样的表述，我对老革命家的坦诚、实在也很钦佩。我甚至认为，既然记不清的没有写，那么写下来的就是记得的，可信的，所以就全书来说并不模糊。

《模糊的荧屏》出版十年后，再版时已改名《李一氓回忆录》。我不知道更改书名的原因，但我认为大可不必。

 作者 丁星

注释：

[1][2][3][4][5][7][9][10][11][17][18][19][20]李一氓：《模糊的荧屏》，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自序第1页，第304页，第305页，第256页，第290页，第293-294页，第809页，第296页，第315页，自序第2页，自序第5页，第63页，第137页。

[6][8]《新四军·文献》第2册，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2月第1版，第184-185页，第189-190页。

[12]这首以“一带江山如画”起句的《离亭燕》的作者历来有不同说法。南宋范公偁的《过庭录》说是张昪。此后的宋词选本大多沿袭此说。到了清代，朱彝尊编的《词综》因为字形相近，误为张昇。近代张璋编的《历代词选》又误为张升，还作了简要介绍，说他是陕西韩城人，进士出身，宋仁宗时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并说他“词不多见，只有这首《离亭燕》比较著名”。胡云翼编的《宋词选》，又说作者是张昇，也有大体相同介绍，并说他“没有词集流传”。有所不同的是，此书加了注释，说“这首词黄昇的《花庵词选》题孙浩然作”，承认有另一种说法。《宋史》卷三百一十八有《张昇列传》，主要记述他忠直敢言，受到宋仁宗的重用，没有提到他有文学方面的成就。经查考，这首词最早见于王诜的一幅山水画。王诜，字晋卿，是宋英宗的女婿，封驸马都尉，能诗善画。他以这首词描写的江南秋色，作了《江山秋晚图》。楼钥的《攻媿集》卷七十《跋王晋卿江山秋晚图》，记述了王诜取孙浩然词意入画。此书卷七十七《跋王都尉湘江小景》，又讲到孙浩然。楼钥是南宋著名文学家，官至参知政事。他记述的是他的亲见。范公偁是楼钥同时代人，但他的《过庭录》是记录父亲范直方所述，并非亲见。黄昇也是南宋人。他的《花庵词选》编于宋理宗时期，比《攻媿集》和《过庭录》都晚。他应该是在两种不同说法中作了比较和选择，才认定这首词为孙浩然作。现代词学家唐圭璋主编的《唐宋词鉴赏辞典》，也说这首词的作者是宋代生平不详的孙浩然。我认为是正确的。

[13]杜宣：《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初创时的一些回忆》，《铁军轻骑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8页。杜宣，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派驻亚非作家会议常驻代表，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吴晓邦，新四军战地服务团舞蹈教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艺术学院舞蹈研究所所长，中国舞蹈家协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第四、第五届主席。李增援，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戏剧组副组长，创作和导演了多种反映新四军战斗的话剧，黄桥战役中写了《黄桥烧饼歌》，1941年2月21日和日军战斗中牺牲。韦布参加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不久，又到贵阳创办民众剧团，到桂林任新中国剧社理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事电影工作。黄若海后来是电影演员和编剧。

[14]陈东民：《潇洒氓公》，1996年6月29日《文汇报》。

[15][16]《一氓题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1月第1版，第94页-95页，第121页。

发表于《大江南北》杂志2019年第9期和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