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谭震林是新四军的高级将领，历任支队、师的主要领导和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他转战皖南、苏南、淮南，在敌强我弱、敌顽夹击的敌后环境中坚持战斗，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新四军的组建和发展，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建立了丰功伟绩。领导苏南军民进行反“清乡”斗争，是谭震林在这个时期最为艰难的一段经历。正是在这场极其严酷和复杂的斗争中，突出地显示了他的大智大勇，百折不挠，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扭转困难局面的能力。

一

1941年，中日战争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日军虽然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但是始终只是占据了点（城市）和线（交通干道），广大农村仍为我抗日军民所控制。日军一再发动的“扫荡”屡遭失败，要想扩大“扫荡”规模，又因兵力有限，力不从心。1940年3月登台的汪精卫汉奸政府，矛盾重重，帮不了主子多少忙。这就迫使日军必须变换花样，求得进一步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政策，“彻底改变占领区的治安状况”，“彻底开发并获取国防资源”[1]，以支持其在中国的长期作战和南进太平洋地区从事更大的军事冒险。所谓“清乡运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炮制出来的。

1941年3月13日，在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导演下，伪清乡委员会挂牌开张。为表示重视，由汪精卫自己兼任委员长。从4月14日到5月15日，这个委员会连续开了七次会议，研究“清乡”的目标、方法和步骤。会议的主角实际上是日军顾问晴气庆胤和小笠原。他们议定，第一步是“军事清乡”，即通过封锁交通、反复搜剿，对抗日军民进行血腥讨伐。第二步是“政治清乡”，即通过编组保甲、组训民团，以强化治安。然后是“经济清乡”和“思想清乡”，实行统制物资和奴化教育。企图通过这些手段，肃清抗日力量，培植汪伪政权，由点线的占领扩展为面的占领，掠夺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日伪最为头痛的是兵力不足，不得不将“清乡”分期分区进行。

二

1941年7月1日，日伪开始实施“苏州地区第一期清乡”，范围是吴县、常熟、昆山、太仓四县的部分地区，即苏南抗日根据地的苏常太地区。这个地区位于上海外围，钳制沪宁铁路，又是重要的粮食产地，因而日伪将它作为最先实施“清乡”的“实验区”。

因为是第一期，是“实验区”，日伪做了大量的周密的准备工作。6月18日，由日军第十三军参谋长唐川安夫和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李士群签订了《关于苏州地区清乡工作之日华协定》，规定参加“清乡”的伪军、伪警察均受日军指挥，并对作战、封锁、警备和“政治工作”作了分工。同日，成立了伪“清乡”委员会苏州办事处，接着又成立了苏州地区伪“清乡”督察专员公署和各县的伪“清乡”特别区公署。调集了日军第五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的十个大队共三千五百人，以及伪第一方面军、暂编陆军第二军和中央税警团共一万三千多人参加“清乡”。6月间，还举办了参加这期“清乡”的伪军营以上军官训练班和民众训练人员、特种教育师资等特务人员训练班。

苏常太地区和澄锡虞地区，当年称为苏南东路，是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活动区域。6月中旬，时任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的谭震林，与第十八旅领导同志共同研究了反“清乡”的方针和部署。他们决定主力转移外线，在“清乡区”外围积极行动，以求调动日伪用于“清乡”的兵力；以第五十四团第二营和警卫第二团共六百人组成东路支队，对外称第五十五团，在“清乡区”担任内线坚持任务，积极开展对敌纠缠的游击战。还组成了军政委员会苏常太分会，由第十八旅政治部主任张英为书记，领导“清乡区”内的斗争。6月28日，第六师师部和第十八旅举行反“清乡”动员会，谭震林作了动员报告。接着，张英也在常熟的东唐市召开县区领导干部会议，传达谭震林的报告，作了反“清乡”的具体部署。

动员和部署还没有来得及传达到基层，日伪的“清乡”就开始了。如此仓促上阵，反映了对日伪“清乡”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但也有必须提及的客观原因，这就是国民党军的扰乱。正当日伪紧锣密鼓地进行“清乡”准备时，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第四十师于5月21日、22日、24日连续向驻在溧阳一带的新四军发动进攻。谭震林亲自到第十六旅第四十六团指挥自卫反击，取得了新四军战史上著名的黄金山三战三捷。与此同时，国民党忠义救国军锡澄虞挺进纵队以及教导第一团，越过沪宁铁路进入苏常太地区，从6月10日起连续五次向新四军第十八旅部队发动进攻。国民党军蓄意挑起的摩擦，牵制了谭震林和新四军的精力，干扰了反“清乡”斗争的准备工作。

日伪对苏常太地区的“清乡”来势凶猛，先以绝对优势兵力分水陆两路实行大范围的封锁，沿公路、河道用两百万根竹竿扎起一百三十公里的竹篱笆，重点地区还架设了电网和铁丝网。然后构筑据点，在交通路口设检问所。以伪军负责巡逻和守备，由日军担任搜索和进攻。先在吴县和太仓“清剿”，然后合击常熟，以梳篦式的搜索日夜寻找新四军作战，以伏击和包围等手段搜捕化整为零的新四军人员和地方工作人员。在“军事清乡”之后，从集镇到村庄编组保甲，清查户口，组织“自卫团”，召开大会进行反共宣传，竭力切断人民群众与新四军的联系。

面对严峻的形势，谭震林一面指挥第十八旅主力在“清乡区”外围连续出击，并令第十六旅在西路也加强攻势，以求分散日伪的“清乡”兵力；一面直接掌握电台，指挥东路支队在“清乡区”内攻击据点，破坏交通，力争打乱日伪的“清乡”部署。在外线，第五十一团袭击了江阴西门外伪军，并攻克扬中六圩港、武进崔桥伪军据点；第五十二团攻克吴县的寺桥、白马涧等据点，直逼苏州城下；第五十四团攻克无锡近郊的西胶山、严埭等据点；警卫第二团和教导营则在沙洲多次攻击日伪据点。日伪虽受到打击，但坚持既定的“清乡”计划，并未从“清乡区”内调出兵力。内线坚持的部队初期虽尚能活动，但兵力过于悬殊，攻击成效甚小，反而屡遭损失。7月15日，日伪在完成对集镇的占领和搜查后，继续向乡村扩展，到处关押、毒打与新四军有关系的群众，甚至烧毁房屋，迫使群众不敢掩护新四军。此时分散坚持的东路支队行踪日益暴露，处境十分困难。

7月下旬，谭震林根据“清乡区”内的困难情况，电示张英组织分散坚持的部队突围，不要硬拼，避免牺牲，并要求妥善布置地方干部撤离。在向北突围遭受挫折以后，张英率两百余名干部战士向西从常熟县福山附近越过封锁线，于8月初到达澄锡虞地区。任天石等党政干部也历经艰险，分别转移到上海和澄锡虞地区。

三

1941年8月上旬，谭震林在无锡北部的蒲墅里召开中共江南区委和新四军第六师干部会议，总结苏常太地区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他没有因局部的失利而责怪任何一个同志，而是严于责己，在承担领导责任的同时，着眼于搞好今后的反“清乡”斗争，组织到会同志进行了讨论。他就日伪的封锁政策、战术手段、特务间谍活动等情况，仔细向苏常太地区突围的干部作了调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分区转移对付分区‘清乡’”的基本方针，确定在日伪到澄锡虞地区“清乡”时，部队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主力跳出“清乡区”向西转移；地方则采取“避开强敌，分散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策略，撤销公开的县区党政机关，转移公开的干部和党员。

新四军军部批准了谭震林提出的反“清乡”方针。8月13日，陈毅等致电第六师：“对敌之大举‘清乡’，应事先转移地区，仅留游击队与地方秘密组织；或者完全撤走，以后再去恢复。”[2]8月14日又电示：“敌对苏南‘清乡’是分区‘清乡’性质，六师各旅、团应以分区转移应付‘清乡’为指导原则，在原地只留秘密工作同志打埋伏，保持联络；或完全不留，俟‘清乡’过后再转原地工作。”“应付苏南危局，需要果断，同时需要灵活的策略。”[3]

根据军部的指示，谭震林率第六师师部和第十八旅主力，越过锡澄公路封锁线转移到丹北地区。澄锡虞地区的党政机关也有计划地撤出，到长江北岸的靖江县组建了江南办事处。同时在澄锡虞各县建立了中共地下组织，留下了特派员和联络员，准备以秘密工作方式坚持长期斗争。谭震林还派警卫第一团在沿江的沙洲建立反“清乡”桥头堡，并以第五十二团第二营与太湖游击队合编为第四十八团，留在太湖沿岸，开辟苏（州）西地区。这是因为，丹北地区狭小，一下子去很多部队，活动和给养都有困难；而太湖地区是日伪吹嘘的“模范区”。根据游击战争的历史经验，平常不敢去的地方，情况紧急时反而是比较安全之地。江渭清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这一分兵措施不仅保证了反顽斗争的顺利进行，而且避免了过多部队拥挤一处的被动局面，还开辟了太湖沿岸新区，不失为我十八旅在东路反‘清乡’斗争中的一着妙棋。”[4]

9月16日，日伪在澄锡虞地区实施“苏州地区第二期清乡”。参加这期“清乡”的有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和第十五师团的步兵第六十七联队，伪军仍是参加苏常太地区“清乡”的部队。由于抽调兵力发生困难，这期“清乡”实际上拖延到9月22日才正式开始。日伪集中兵力，先进行梳篦式的搜索。但是新四军主力和党政机关早已转移，日伪一再扑空，疲于奔命。

正当澄锡虞地区进行反“清乡”斗争的紧张时刻，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又来趁火打劫。9月22日，也就是日伪正式开始“军事清乡”的当天，忠义救国军公然与日伪密切配合，出动两千余人分三路进攻新四军第六师驻地江阴西石桥。谭震林亲自指挥这次战斗。他用“田忌赛马”的策略，以强对弱，以弱对强，着重打击顽军最弱的中路暂编教导第二总队，击毙总队司令梅明章。顽军全线溃退，伤亡惨重。

10月7日，新四军领导人两次致电第六师，在对苏南反“清乡”斗争作了分析和部署后，指示“除留一部在路西地区坚持外，必要时十八旅主力及旅部（或师部亦同来）即撤至江北泰兴以西之大桥、吴家堡、宜陵、丁沟地区活动。”[5]遵照军部指示，谭震林率第六师师部和第十八旅主力从10月28日起向长江以北转移。

四

谭震林北渡长江以后，仍然关注着、领导着苏南的反“清乡”斗争。

1941年11月，谭震林应叶飞的邀请，在苏中军区第三军分区营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江南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的报告。这个报告共有十二部分，长达一万多字，深刻地揭露了日伪实施“清乡”的战略目的，透彻地剖析了“清乡”不同于“扫荡”的特点。他指出，要教育群众，武装群众，给敌人“造成草木皆兵的现象”；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把一切可以作为敌人“清乡”力量的对象都吸引到我们反“清乡”斗争的任务上来。最后他满怀信心地说：“有了东路反‘清乡’斗争的一些经验，有相当时间的准备，大体上已看清楚敌人的手段，我们可以针对着敌人的弱点，去击破敌人‘清乡’的阴谋。”[6]谭震林的这个报告，对于苏中的反“清乡”斗争是很宝贵的启示和借鉴，对于仍在进行着的苏南反“清乡”斗争更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1941年11月28日凌晨，日军出动步、骑、炮兵共三千余人，向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旅部驻地溧阳县塘马村大举进攻。第六师参谋长兼第十六旅旅长罗忠毅、旅政治委员廖海涛在掩护旅部和党政干部转移后，陷入日军重围，突围中不幸牺牲。谭震林得到报告，十分悲痛，一面复电第十六旅布置应急措施，一面向军部要求亲去处理。军部复电同意他化装南渡。谭震林冒着牺牲的风险，只带了两个警卫员，化装渡过长江，越过沪宁铁路，闯过“清乡区”封锁线，于12月下旬到达第十六旅，着手整理部队。计算起来，谭震林离开苏南还不到两个月。在斗争最艰苦、形势最危急的时刻，他又义无反顾地回来了。

鉴于日伪即将对苏南西路实施“清乡”，谭震林在北移前就对西路特别是丹北地区的反“清乡”斗争作了部署。他要求各级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切实纠正一些过“左”的错误，善于团结地主士绅、帮会头领等人物，教育他们在日伪“清乡”中保持民族气节，还要争取伪军、伪警察和伪乡保长为抗日救国出力。在第六师师部和第十八旅北渡以后，丹北地区作为联系长江南北的交通枢纽，作用更加重要，争夺更加激烈。为此，谭震林强调，要着重加强长江南北、铁路南北这条交通线的工作，确保这条交通要道在任何困难条件下不致中断。

根据谭震林的指示，中共路北特委（后称丹北中心县委）领导军民抓紧进行反“清乡”的准备，开展了宣传、游击、破坏、锄奸四大群众运动。

1942年2月15日至6月20日，日伪在丹北进行“苏州地区第三期清乡”。参加这期“清乡”的日军有从第六十师团、第十五师团、第四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抽调的八个大队，以及伪军、伪税警、伪保安队，共一万一千五百人。日伪仍以优势兵力为先导，沿铁路、公路和河道实行封锁，逐个包围村庄搜索新四军。由于丹北军民已经有了充分准备，日伪的“清乡”收效甚微。就连一些地主士绅也闭门不出，拒绝参与“清乡”活动。有的还暗地里帮助新四军采购布匹、药品，营救被捕人员。日伪依靠军事镇压强行编组保甲。新四军就实行“一二一”政策，把原来替日军办事的“一面派”乡保长，争取成为既替日军办事、又为新四军办事的“两面派”，再进一步改造成只为新四军办事、表面上应付日伪的“一面派”。丹北“清乡区”共两百一十个乡，有一百七十二个乡即80％以上由新四军和抗日政府控制。

反“清乡”的军事斗争也日益活跃。留在丹北地区的第五十一团与地方武装密切协同，袭击“清乡区”的日伪据点，镇压汉奸、特务。4月30日，日伪军一千余人袭击丹北党政机关驻地丹阳县窅坝。第五十一团第二连坚守罗家新桥，三次打退日伪军的进攻，掩护了丹北党政机关安全突围。

1942年4月在溧水境内召开的中共江南区委扩大会议上，谭震林高度评价丹北地区的反“清乡”斗争，称他们为“铜墙铁壁”。

五

1943年3月10日，日伪开始实施“镇江地区和苏州地区第四期清乡”，矛头所指，主要是苏南西路的茅山地区、太滆地区和丹北地区。此时，谭震林已不在苏南。他于1942年5月去苏北，受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委托，巡视部队，指导地方工作。10月26日，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也是从这天起，新四军第六师与第一师合并，由粟裕统一指挥。

但是，谭震林总结的反“清乡”斗争经验，对茅山、太滆、丹北军民仍然起着指导作用。例如，谭震林说，要击破敌人“清乡”，就必须打破敌人的封锁政策。打破封锁政策的中心一环则是攻据点。据点攻破了，河流、公路、电网、竹篱笆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东西。西路的反“清乡”斗争正是这样做的。第十六旅用内外线穿插战术，经常伺机袭击日伪据点。在部队攻打据点的武装掩护下，民兵和群众火烧竹篱笆、破坏封锁线的活动搞得轰轰烈烈。6月22日，第四十八团第三连和苏南保安司令部第四、第六连百里行军，长途奔袭，攻克日伪在茅山地区的“清乡”指挥中心延陵镇，全歼伪保安队、警察署、区公所、特工站和“清乡政治工作团”，击毙伪军十余人，生俘两百五十余人，战果辉煌，影响极大。

六

多年来，谈到苏南反“清乡”斗争，常常被说成失利甚至失败。若论责任，谭震林不免首当其冲。其实，我们只要考察了苏南反“清乡”斗争的全过程，就会明白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起码是失之于笼统，缺乏具体分析。

应当承认，苏常太地区的反“清乡”斗争确实遭到挫折，人员受损失，地区缩小了。究其原因，客观上是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国民党军不断夹击，而且地形狭窄，河道纵横，敌人在地形上占绝对优势。更重要的是对“清乡”的特殊性、残酷性、持久性认识不足，还是用对付日伪“扫荡”的老办法去应对。谭震林在总结时认为第一个教训就是“对敌人对我的‘清乡’缺乏正确的估计与认识，没有认识敌人‘清乡’与‘扫荡’是不同的。”[7]这是符合实际的。应当说，这种认识不足，在初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苏常太地区是日伪的“第一期清乡”，谁也没有经历过。这里不妨举一个旁证。1941年7月3日，陈毅、刘少奇、赖传珠有个给谭震林的电报，对苏南的军事斗争作指示，虽然强调形势“较为严重”，但仍将已经开始的“清乡”称为“扫荡”，“是仿华北对八路军‘扫荡’方式”[8]。由此可见，对于“清乡”的正确认识，只能从反“清乡”斗争的实践中得来。

其次，苏常太地区的反“清乡”斗争只是部分失利，并非完全失败。陈毅在1942年2月7日撰写的《苏南反“清乡”斗争的总结》中说：“我六师十八旅及东路特委、各行政专署在反‘清乡’斗争中基本保持了我之主力及党政群众团体的干部大多数，还开辟了新区，恢复了非‘清乡’地区的失地，锻炼了自己，增强了坚持苏南敌后前线的信心。”[9]刘少奇在1942年3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华中局扩大会议上说：“苏南的部队，虽然在敌人及汉奸汪精卫政府新的斗争方式‘清乡’之下，部队受了部分的损失，地区亦有部分的缩小，但我们的主力是保存了，其他的基本地区亦保存了或重新开辟了。”[10]两位新四军领导人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因而是公道的。

第三，苏南的反“清乡”斗争，时间上从1941年延续到1943年，地区则自东向西分期展开，情况是很不相同的。如前所述，谭震林在1941年8月就根据苏常太地区的教训，提出了“以分区转移对付分区清乡”的新策略，因而澄锡虞地区在“清乡”中避免了损失，还分兵开辟了新区。丹北、茅山、太滆地区的反“清乡”斗争，取得了意义重大的胜利，不仅坚持了原有的抗日阵地，而且扩大了游击区，开辟了沪宁铁路与京杭运河之间的新区，为后来新四军向东南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 丁星

注释：

[1]伪清乡委员会第四次筹备谈话会记录（1941年5月1日），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3][5][6][7][8]《新四军·文献》第2册，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696页，第699页，第715页，第769页，第699页，第695页。

[4]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151页。

[9]陈毅：《苏南反“清乡”斗争的总结》，《先锋》杂志1942年第18期。

[10]刘少奇：《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第五部分《各根据地工作基本总结及其特殊任务》，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为纪念谭震林百年诞辰而作。发表于《世纪风采》杂志2002年第5期，后编入《谭震林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