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海纳百川汇聚抗日洪流

时间: 2022-03-18
作者: 丁星
来源: 铁军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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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9年1月17日，李先念化名李威，率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离开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南下，挺进武汉外围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这个游击大队，主要是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竹沟留守处的两个中队，还有从延安来的六十余名干部，共计一百六十余人。

一年以后，1940年1月3日，李先念率领的这支抗日武装改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已经辖有六个团三个游击总队，共计九千余人。

又过了一年多，1941年4月5日，李先念率领的这支抗日武装改称新四军第五师，已经辖有三个旅两个游击总队，共计一万五千余人。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时，李先念指挥的新四军第五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已经有主力部队五万余人，民兵三十万人，建立了八个专区六十六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他们从东南西北包围了武汉及其外围，筑起了坚固的抗日堡垒，在不足七年的时间里，共歼日伪军四万五千余人。

武汉承东启西，沟通南北，历来称为九省通衢，是兵家必争的战略重镇。1938年10月25日至27日，侵华日军攻占汉口、汉阳、武昌，接着又侵占武汉外围的二十八座县城和水陆交通线上的许多集镇。在这个地区，最多时驻有日军六个师团十五万人，另有伪军八万余人。国民党军在这里也有近四十万人，他们中的顽固派对日军实行消极防御，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则积极摩擦。李先念和他的战友们，就是战斗在这种敌强我弱、力量悬殊、敌顽夹击的艰难险恶环境。他们以大无畏的胆略深入敌后，不仅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而且在战斗中求发展，迅速壮大了队伍。

1940年5月5日，中共中央对李先念部的发展作了充分肯定：“武汉附近新四军挺进纵队（有九个团）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次经验证明了一切敌后地区，不论在华中或华南，我党均可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并且可以存在和发展。”[1]

新四军军部也对李先念部的发展评价很高。1943年11月，郑位三作为中共中央华中局代表到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工作。在11月24日的欢迎大会上他说：“军部的首长派我作代表给五师一个奖励。这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五师的同志在整个新四军整个华中发展工作是占第一位的；二是边区和五师在整个华中八九个单位独立工作的精神是顶好的。”[2]

李先念和他的一百六十余位战友，就像一百六十余粒火种，把抗日的烈火燃遍了中原大地。从一百六十余人到五万余人，这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发生在八十年前的这个奇迹，有许多动人的故事和宝贵的经验，至今仍然值得追寻，值得研究。

二

李先念作为新四军将领，肩负起到武汉外围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任，说来还有些曲折。

1937年5月1日，李先念率红军西路军余部历经九死一生，征服千难万险，翻越风雪祁连山，在新疆得到了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他在12月26日到达延安，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

1938年11月的一天，总政治部一位副主任找李先念谈话，说是派他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去当营长。李先念在1933年已任红军第三十军政治委员，现在改任营长，这显然是不公道的，是因为批判张国焘的错误牵连到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但是李先念想的是只要能上前线抗日，干什么都行。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

这个事情很快被毛泽东知道了。毛泽东把李先念找去，问他是不是认识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李先念说：“不仅认识，还很熟。”又说：“我跟他一起打过游击”，“还在一个铺上打过滚呢！”[3]毛泽东听着，满意地笑了。于是，李先念改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参谋长。

1938年11月23日，李先念离开延安，12月26日到达竹沟，准备从那里去第四支队。和他一同从延安来竹沟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一路上朝夕相处，多次交谈，认为李先念智勇兼备，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正是在豫鄂边区开展敌后抗日战争需要的领导干部。经报告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得到同意，李先念改任豫鄂区党委军事部长，领受了挺进敌后的重要使命。

只是，竹沟留守处组建的武装，9月间刚由彭雪枫率领东进，现在能够随李先念南下的，只有一百余人，而且只有九十支步枪和一挺机枪。这点兵力去打开敌后的抗日局面，显然困难重重。何况李先念前往的武汉外围地区，远离新四军军部和兄弟部队，无法得到直接的支援。李先念知道，他将是孤悬敌后，独立作战，但绝不是“孤掌难鸣”。沦陷区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必将成百上千地参加到他这支抗日队伍中来。他还知道，一些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已经各自组建了人数不等的抗日游击队，等待着他去联络和集结。

这样的机遇，很快就出现了。

李先念率游击大队南下，第一天到了豫南信阳县北部的尖山。他从中共信（阳）桐（柏）确（山）县委书记文敏生那里了解到，信阳县城沦陷后，信阳县长李德纯率县常备队一个中队和警察共两百余人，撤退到四望山北麓的黄龙寺，主动要求和共产党合作抗日，已经和中共尖山区委组建的抗日游击队等合编为信阳挺进队，并任挺进队司令。1月20日，李先念到达黄龙寺，当晚就会晤李德纯，两人作了彻夜长谈，谈抗日形势，谈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李先念晚年回忆说：“在四望山，我见到了李德纯。我们在碉堡里会谈。我说，你已经不能回信阳，而且回去又有什么好处呢？”“你想想，西北军第六十八军已经压过来了。你的部队如果不加入新四军，就很危险。因为西北军不敢打新四军，但他们却敢打县大队。”[4]李德纯对李先念的见解完全赞同，当即表示信阳挺进队交由李先念统一指挥。

李德纯把部队放心地交给李先念，拿了一封李先念写的介绍信，到皖南去找新四军军部了。他从此改名朱毅，成为新四军的成员。陈毅了解到他曾在日本明治大学学习经济学，发挥他的长处，派他主持苏中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1941年1月新四军重建军部，朱毅任新四军财政经济部部长。

真心诚意和共产党合作抗日的，还有应城县长孙耀华。1939年3月23日，朱理治致电刘少奇说：“目前应城、安陆一带友军完全退出。应城县长同情我们，并望我们新四军前去，给养都可以供给。”[5]不久，中共鄂中特委帮助组建了孙耀华任司令的应城抗日游击队。组成这支部队的既有应城县常备队的三个中队，也有共产党员领导的汤池游击队，还有愿意抗日的帮会武装。1939年5月1日应城抗日游击队夜袭云梦县城，就是由鄂中特委负责军事工作的陶铸指挥。李先念在1940年10月的一个总结报告中说：“四月下旬，我们攻进云梦城。勇敢坚定的蔡松荣、徐休祥同志及应城的孙县长都是当时英勇爬城的抗日英雄。攻克云梦的消息立刻轰动了鄂中，因为在豫鄂边，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攻克沦陷的县城。”[6]这里所说的孙县长，就是孙耀华。1939年6月李先念所部扩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应城抗日游击队的两个支队编入。

还有一位曾任恩施县长的杨经曲，此时隐居在汉阳。李先念得知他对伪中国人民自卫军汪步青部的两个旅很有影响，第一六五旅旅长黄人杰是他的外甥，就派张执一去动员杨经曲出山，争取伪军这两个旅反正。1940年8月，李先念还亲赴天汉地区再作具体部署。8月13日，伪军第一六五旅和第一六四旅的一个团宣布反正，在天汉地区军民的帮助下渡过了襄河和汈汊湖，改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第十团队和第十一团队。这两个团队和原在天汉地区活动的第四团队一起，合编为第四支队，由杨经曲任支队长。李先念在1940年10月的总结报告中说：“最近，在爱国人士杨经曲先生的影响和推动下，伪军汪步青部所属一千五百余人高举义旗，参加我新四军。这是震动豫鄂边的壮举。”[7]

还应该提到汉川县长向岩。向岩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汉川居住。1939年10月日军从武汉出动两万余人沿汉水实施“扫荡”，汉川县长龚熏南等军政人员弃城逃跑，全县陷入混乱。年已六十七岁的向岩挺身而出，自请担任汉川县长。他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立志“在汉川搞一个国共合作的典型，为全国军民示范”。[8]他邀请共产党员参加县政府工作，又组建汉川县国民自卫团，自己兼任团长，任命共产党员吴师筑、谢威为副团长。自卫团很快发展为拥有五六百人枪的抗日武装，引起了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觊觎，阴谋通过内奸将自卫团拉走。向岩及时察觉，邀请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四团队派人对自卫团进行整顿，后来又将自卫团编入第四团队，大大增强了天汉湖区抗日根据地的武装力量。

三

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能够迅速发展壮大，更主要的是因为汇合了由共产党员组建和掌握的许多抗日武装。

李先念晚年回忆说：“我们到了敌后，确实发展很快。这当然同这个地区原来党的工作有一定的基础有关。还在徐州沦陷、武汉危机时，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的指示，中共河南、湖北省委就曾派了一批干部到豫南、鄂中、鄂东等地，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准备开展游击战争。”[9]

李先念还说：“我们在从豫南向鄂中挺进的征途上，汇合了信阳地区危拱之、刘子厚、文敏生、王海山等同志组织的武装，还有罗厚福同志以二十八条枪（新四军四支队七里坪留守处警卫大队）为基础扩大起来的武装，鄂中陶铸、杨学诚等同志领导的以蔡松荣同志八条枪起义而发展起来的武装，和许子威等同志领导的武装，还会合了张体学、刘西尧、杨焕民、郑绍文等同志领导的武装。所有这些，成为以后发展、坚持豫鄂边抗日游击战争的基础力量。”[10]

虽然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会合并不容易。要寻找，要联络，要宣讲党的路线方针以求统一思想，要排除一些不同倾向的干扰。有些游击队取得了国民党军的番号，是否放弃这种合法名义，统一打出新四军的番号，在领导人中也有意见分歧。李先念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各级党组织的努力，对促成会合起了重要作用。

李先念从竹沟南下的第一站是信阳。他向当地党组织和部队的领导人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光辉论断。为了增强南下的力量，他希望从信阳挺进队调一个中队，编入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李先念和中共信阳中心县委书记危拱之对能不能顺利调成都没有把握，商定由危拱之去做朱大鹏的思想工作。朱大鹏原是潜伏在国民党第七十七军的共产党员，后来率领第七十七军桐柏山工作团编入信阳挺进队，任副司令。朱大鹏回忆说：“危拱之找我谈话，她开始讲了许多大道理，诸如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组织的决定，一个党员能不能服从党组织的决定以及他执行党组织的决定是否坚决，就是对他的党性的考验。她和我讲话态度是很严肃的。我当时心里不禁大吃一惊，十分着急地问，拱之大姐，党有什么决定，快说吧，我保证坚决服从。”危拱之这才转入正题，说明要调人调枪。朱大鹏回答：“我在旧军队里搞兵运，钻下层，是为什么？就是为党搞枪嘛！现在党要了，我会不同意吗？要多少调多少！”[11]

这年2月底，李先念率部离开四望山转而东进，在罗山附近与罗厚福、熊作芳领导的第六游击大队会合。此前第六游击大队已经接到中共鄂东特委书记郑位三的电示，要他们统归李先念指挥，所以见面后立即研究工作，决定派他们沿平汉铁路东侧向黄陂、黄安以南敌后地区挺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李先念还嘱他们设法联系张体学等领导的第五大队。第五大队这时用的是国民党军的番号，称为第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李先念要他们尽快离开国民党控制地区，深入鄂东敌后去组织群众抗战。

和许金彪领导的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会合，甚至颇有点戏剧性。

5月初，李先念率部到达小悟山的杨家湾。听说附近驻有国民党第十九游击纵队刘梅溪部，李先念亲自前去拜访，希望合作抗日，共赴国难。刘梅溪顽固反共，没有达成协议，反而提出：中和乡有一个绰号许大人的红军伤员，拉人拉枪，胡作非为，贵军如能为民除此一害，刘某定助一臂之力。李先念思忖：红军伤员组建的部队，怎么会胡作非为？刘梅溪这个反共老手，为什么想要消灭他们？他决定向这支部队靠拢，弄清楚这个许大人是什么情况。黄昏时分，他们来到小悟山南大门的青山口宿营。就在这时，许大人派出的联络员先找来了。

许大人就是许金彪，曾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1938年3月，他和几个红军伤员回到家乡孝感，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以抗日保家的名义，成立了抗日防护团。8月，参加的人多了，改名抗日自卫队。武汉沦陷后，捡的枪更多了，队伍也扩大了，就改称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并且在大别山和桐柏山交接的中和乡建立了根据地。许金彪在长征中就和李先念的参谋长周志坚熟悉，也知道李先念。一见面，他就双手捧着珍藏的党证，激动地对李先念说：“政委，我离开党一年多了，今天才找到了你们。现在我把这支武装和这块根据地交给党，请党严格地全面审查我的工作。”[12]

根据许金彪提供的情况，李先念接着组织了“联曹打胡”战斗。曹，指的是曹省三领导的游击队，有两百多人枪，和许金彪有合作关系。胡，指的是驻白沙铺的土匪武装胡翼武部，有人枪两千余。他们同日军勾结，是新四军西进开辟平汉路西抗日根据地的绊脚石。5月7日，三支部队协同作战，歼灭了胡翼武的主力，占领了白沙铺，还打退了前来援助胡翼武部的孝感伪军。战后，李先念率部进驻安陆、应山、孝感三县边界的中心集镇赵家棚。

5月底，中共应山县委军事部长杨焕民率应山的两个中队前来会合。先后到达赵家棚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和应山县两个中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团。这是豫鄂边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实现统一整编的开始，为尔后的更大汇集奠定了基础。

6月6日，陈少敏从四望山来到赵家棚。她带来的部队两百余人，随即编入新四军挺进团。接着在京山县的养马畈举行了鄂中区党委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李先念、陈少敏都主张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要公开打出新四军的旗号。李先念说，再也不能把自己陷在顽军的窝窝里，那样不仅不能发展，而且很危险，要尽快跳出来，打出自己的旗帜。6月19日，刘少奇、朱理治来电指示：“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于最短期内扩大与创立一支五千人以上的党可直接领导的新四军。只有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才能在目前及可能的长久磨擦环境之下，确立我党在鄂中之地位，才有可能应付各种事变。”[13]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的这一指示，会议决定将鄂中、豫南党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鄂中区党委书记陈少敏任政治委员。

10月，朱理治、任质斌率领豫鄂区党委机关和部队六百余人，从竹沟南下四望山与李先念会合。在11月举行的四望山会议上，决定豫南、鄂中、鄂东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辖六个团队和信应游击总队、鄂东游击总队、应城抗敌自卫总队。在这前后，又有活动在信阳、应山、随县边界的国民党军两个中队和一个分队，在共产党员徐达三的率领下编入。中共钟祥县委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也前来会合。

四

李先念率领的这支新四军部队挺进武汉外围，一路上寻找战机，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打击日伪军。他们边战斗边发展，以战斗求发展，在发展壮大后更有力地打击侵略者。

1939年1月27日，李先念率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刚从河南进入湖北，就在应山县的余家店攻击前来“扫荡”的日伪军，毙伤日军二十余名。这是他们对侵华日军的首次战斗，战果虽小，影响很大，破除了流行一时的“恐日病”，鼓舞了人民群众抵抗侵略者的信心。接着又在花园至安陆公路上的憨山寺伏击日军车队，在罗山县朱堂店击退日军进攻，在京山县的新街和前来偷袭的日伪军奋勇搏杀，毙伤日伪军一百八十余人。胜利的战斗是最好的动员。战斗中，就有人民群众主动前来支援。战斗后，许多青年要求参加新四军。爱国青年的踊跃参军，使这支孤悬敌后的新四军部队不断增添新鲜血液。1943年他们在淮河以南的信阳、罗山地区开展扩军运动，半年就补充新战士八千余人，其中有不少来自淮河以北地区。这些敌占区的青年，互相串联，以赶集、走亲戚的名义作掩护，远道南来参军，显示了新四军的威名已经深入人心。

一次又一次战斗的胜利，在伪军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尤其是那些并非心甘情愿当汉奸的伪军官兵，对新四军从好奇到好感，一旦当了新四军的俘虏，经过教育，就选择留下来，调转枪口去打侵略者。还有一些伪军部队，在李先念派人联络以后，毅然反正加入了新四军。

1939年3月，李先念率部到了大悟山的周家畈。那是周志坚的家乡。经过周志坚做工作，收编了伪区长李道怀率领的伪军，编为新四军的特务大队。

7月，李先念又争取了安陆县青龙潭伪军周叔屏部。抗战开始，周叔屏收捡国民党军溃败时丢下的枪支，拉起了一支队伍，被安陆县长彭炳文委任为游击大队长。后来因为对彭炳文的排挤不满，又投靠了伪军。但周叔屏痛恨日军的侵略暴行，正在彷徨苦闷之时，李先念向他伸出了热情的手。7月23日，周叔屏率领三百名官兵参加新四军，编为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一团队的第三大队。

1940年1月，李先念又争取了伪鄂西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郭仁泰部反正。郭仁泰原是应城膏盐矿的工人，后来当了把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在矿区和湖区收罗帮会武装，拥有千余人枪。李先念刚到鄂中时，和他有过联系。这时，新四军要在天汉湖区和矿区开展抗日斗争，必须扫除郭仁泰部的障碍。考虑到以前和他有过交往，李先念派陶铸去做策反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争取，郭仁泰决定率部反正。1月24日，举行了郭仁泰部改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六团队的成立大会。

曾在豫鄂边区采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这本书中记述：“我到达这块游击区不久，就目睹了挺进纵队第六团的成立。”“这一千五百人，战前是应城的保安团，汉口陷落后成了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政府的傀儡部队，现在转到了挺进纵队的旗帜下。他们从不曾真正当过汉奸，因为他们的军官（其首领是一个盐矿工头）一直把日本人给他们的命令通报给游击队。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他们是在走钢丝。他们终于发动兵变宣布反正。”[14]

陪同史沫特莱采访的安娥，记下了郭仁泰在第六团队成立大会上的发言：“先前我们有眼睛等于瞎子，好的，坏的，美的，丑的，都分不出来。今天李司令和陶先生把我们的眼睛拨开了，使我们认得哪是好的，哪是坏的，哪是美的，哪是丑的。我们既有了眼睛，就不能再像以前的瞎子了。好的，我们就要向着他走，向着他学。坏的，我们就不要靠近他。李司令和陶先生就是我们走夜路的灯笼。我们只要跟着这个灯笼走，一定会走到光明的前途。”[15]

并不是所有的伪军都有这样的醒悟。有些顽固不化的伪军必须给予打击，在打击以后再作争取。京山县的平坝镇是通往鄂中各县的门户，是巩固和扩大白兆山抗日根据地必须控制的地方。盘踞平坝的伪军丁巨川、谢占奎部以为平坝的地势易守难攻，对李先念提出的和平解决方案一再搪塞和拒绝。1940年6月22日，李先念下令强攻平坝，激战一小时即予攻克，击毙谢占奎，俘丁巨川以下三百余人。李先念和丁巨川作了长谈，耐心地以民族大义教育他。丁巨川表示愿意戴罪立功，和他的三百余旧部一起参加新四军。

1940年12月7日发起的侏儒山战役，是对伪军实施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的成功范例。侏儒山处于汉川、汉阳、沔阳三县交界，是开辟川汉沔地区，从西线包围武汉必须夺取的战略枢纽。盘踞在这里的伪定国军号称万人，但是与其他伪军矛盾重重，其实比较孤立。战前，李先念就派第十五旅政治部主任张执一率一个营直插汉阳近郊，一面侦察地形，一面对伪军进行分化争取。张执一是汉阳人，关系较多，通过各种渠道争取了一部分伪军反正。第十五旅还派出小分队四处散发传单和“反正通行证”，宣传共产党、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告诫伪军识时务及早反正。通过宣传，不断有伪军前来投诚。对于顽抗的伪定国军，李先念提出：战役上以少胜多，战斗上则以多胜少，通过多次战斗，把数倍于己之敌一口口地吃掉。新四军采取穿插分割、迂回包围、拦截包抄等战术，对伪军实施连续攻击，又分兵一部阻击来援的日军。到1941年2月4日，侏儒山战役胜利结束，共歼伪军五千余人和日军两百余人，投诚和生俘伪军九百五十余人。

发展襄南，收编伪军更多。襄南，即襄河以南、长江以北那一片江汉平原。武汉沦陷后，日军已占领这里的所有县城和较大集镇。1943年2月，日军又全歼驻这里的国民党第一二八师。整编第六师师长金亦吾不战而降，大部分编为伪军，一部分溃散成匪。3月，新四军第五师决定进军襄南，开展河湖港汊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李先念制订了分化瓦解伪军的部署：争取曾尚武部暗中为我所用以稳定西线，争取李正乾部反正化敌为友，集中兵力歼灭顽固不化的朱秉坤部。4月，通过江陵进步人士的联络，争取伪军曾尚武部的谈判获得成功。5月23日，潜江伪军李正乾部八百余人反正，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第三军分区第一纵队。6月7日，一举歼灭已陷孤立的熊口伪军朱秉坤旅。两个多月里，共俘虏、瓦解、收编伪军和土匪武装四千余人，使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都得到很大补充；开辟了以熊口为中心的襄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向洪湖、洞庭湖滨发展的基础。

五

李先念率领的这支新四军部队能够迅速发展壮大，是因为他们认真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高擎抗日的旗帜，英勇无畏地挺进敌后，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克敌制胜，因而对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有着极大的感召力，影响力，吸引力，凝聚力。李先念作为这支英雄部队的杰出代表和主要领导人，以他的雄才大略，以他海纳百川的胸怀，使这种力量得到了充分发挥。在中原大地，共产党人组建的抗日武装，都愿意团结在他的周围；爱国人士领导的抗日武装，纷纷投奔他的麾下；争取伪军反正的工作，也一再卓有成效。

这些先后聚集的部队，怎样融合？怎样巩固？李先念注重党的建设，加强政治教育，还有一套用人之道。

新四军第五师没有成建制的红军部队做基础，但是有一百多名红军老战士，有的是参加长征从延安来的，有的是在当地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有的是从国民党监狱出来的，有的则是因伤病回到家乡。李先念把它们作为依靠的力量，像播种一样安排到各部队的领导岗位，通过他们传承红军的优良传统，在战斗和建军中发挥带头和骨干作用。

李先念对知识分子也很重视，根据他们的特点，主要安排在政治工作和技术工作岗位上，大胆发挥他们的作用。有些知识分子干部有轻视基层工作的倾向，就有意让他们到基层工作，在基层得到锻炼和提高，其中有些人成了优秀军事干部。

对于鄂豫边区土生土长的工农干部，李先念主要把他们配备在军事工作和后勤工作岗位，因为他们既了解地形地貌，又熟悉乡土民情，和人民群众联系密切。

李先念还从民族战争的利益出发，正确对待反正、投诚、收编的特殊人员，坚信革命熔炉有冶炼人的灵魂、改造人的思想的威力。由李先念兼任校长的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先后从俘虏中选招过一百六十余名学员，把他们培养成了新四军干部。

李先念任人唯贤，用人公道，而且作风民主，待人宽厚。1939年就和李先念在一起战斗的郑绍文回忆说：“在李师长面前，可以无拘无束，可以和他吵架，有什么说什么，”“尽管看法不同，他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也不影响对干部的使用。”“张体学每次来都骂老子，一骂十几里，但他并不因此不信任张体学。因此五师没有自由主义，有的是公开议论。”[16]

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在李先念的领导下各得其所，人尽其才，而且生活在可以畅所欲言的民主氛围里，因而心情舒畅，团结一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齐心协力。干部的团结带动了部队的团结。虽然部队发展迅猛，虽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始终十分巩固，斗志旺盛。这应该是李先念能够创造奇迹的一个答案。

作者丁星

注释：

[1][5][13]《新四军·文献》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3月第2版,第559页，第544页，第5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