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0年7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军事情报工作的曾希圣受周恩来派遣，从重庆到皖南泾县参加新四军。新四军军部分配曾希圣去江北指挥部工作。10月初，曾希圣乘小船北渡长江，到达皖中无为县白茆洲，等待转道去皖东。不料军部的电报追踪而来，说是军部及皖南部队将从铜陵、繁昌一带北渡长江，需在无为组建接应渡江指挥部，任命曾希圣为指挥长，统一领导各方面的接应工作。

这是曾希圣在新四军的第一个职务，但是这个职务和他的专长并无联系。曾希圣是红军的情报专家，特别是破译敌军电报密码的能手。早在1930年，他就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的谍报科科长。1932年他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总参谋部侦察科科长。不久侦察科扩建为第二局即情报局，曾希圣任局长。在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和长征中，曾希圣领导第二局作出了重大贡献。周恩来称他是人民军队情报工作“创业的人”。毛泽东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1]

受命后，曾希圣将指挥部设在无为县的临江坝，立即夜以继日地投入接应的准备工作。

首先要有接应的部队。军部及皖南部队北渡长江，可能受到日伪军的阻击和国民党军的袭扰。这是必须预有准备的。曾希圣的指挥部已经有一些部队。9月，新四军第三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第五团第三营从皖南来到无为，先后攻克石涧埠、严家桥等伪军据点，控制了无为和巢县的沿江地区。此时扩建为挺进团，驻防庐江、桐东一带，控制三官山要地，执行对西边桂军的警戒任务。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孙仲德也率一个大队，从淮南来到无为和巢县交界的任家大山，与当地抗日武装合编为无为游击纵队。还有第五团第二营副营长马长炎率领的一个连，驻在无为县南乡，也可参与接应工作。

还要筹集渡船。中共无为县委发动群众，征集到二十多条大船和几十条渔船。马长炎的那个连，也在驻地征集到一些船只。指挥部还筹集了大量门板、稻草和粮食。

万事俱备，曾希圣焦急地等待着军部及皖南部队的到来。等到12月30日，等来的是军部决定改变北移路线东进苏南的电报。接着传来的是令人震惊、痛心、愤怒的皖南事变消息。

曾希圣和指挥部的接应准备，还是起了作用。他们在一百多里的沿江北岸设了许多联络点，接应了一批又一批皖南事变突围北渡的人员。1941年1月18日凌晨，他们就接应了一支近百人的突围队伍，其中有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黄火星，特务团团长刘别生。不久，第二纵队又有二百余人在营长巫希权率领下北渡到达无为。这是皖南事变突围人数最多的一支队伍。3月初，身负重伤的中共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到了无为。直到4月，还接应了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第二纵队参谋长谢忠良等。在无为的沿江北岸指挥部共接应了七百余名皖南事变突围人员。

二

皖南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军委迅速决定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将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部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的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第七师由张鼎丞任师长，曾希圣任政治委员。3月17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致电曾希圣，指定以无为游击纵队、挺进团和皖南事变突围部队编成第七师。

张鼎丞正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曾希圣只能独自挑起组建第七师的重担。

新四军的其他六个师，都有原来的部队作基础，从领导机关到所辖旅、团都是原有的，大体上只是改换一下番号。而第七师需要将皖南事变突围人员和接应渡江部队溶合在一起重新编组。更困难的是，其他师的领导人和所辖旅团干部都已共同战斗多年，互相知根知底，甚至营连干部也大多熟悉；而曾希圣与即将共事的干部相识才几个月，对他们的经历、特点、秉性都不甚了解。曾希圣知道，皖南事变突围人员大多是久经磨炼的干部，是未来第七师的骨干，首先要消除皖南事变留给他们的阴影，使他们振作革命精神，保持旺盛斗志，有决心有信心在这块不大的根据地坚持抗日斗争。

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军部对组建第七师十分关心。4月15日，陈毅、刘少奇致电曾希圣和江南各级干部，分析了皖南事变后的全国形势，指出“皖南及无为、庐江、桐城一带，在战略上有极重要意义”，必须坚持阵地，创立根据地，“决不可轻易放弃”。接着很有针对性地指出：“同志们绝不要因部队小，地区不大，而有任何不愿在七师工作与坚持的情绪。应了解今天以极小的部队，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发展为极大的部队。”电报还肯定：“皖变突围的同志表现了英勇和坚持斗争的决心，目前应继续为创造七师，恢复皖南阵地而斗争。”但是，“突围同志中仍有少数人悲观失望情绪浓厚”，“这种倾向党绝不容许”，希望“实行严格的自我批评”。[2]

4月间，曾希圣在无为县的长坝坞和巢县南部山区两次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新军部的有关指示，对坚持皖中、恢复皖南抗日阵地的重要性，能不能在这里站住脚并得到发展，怎样才能站住脚并得到发展，组织了反复的讨论，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曾希圣着重指出，皖中、皖南处于华中的心脏地带，扼制着长江下游咽喉和淮南铁路两侧，迫近南京和芜湖，是新四军在敌后的战略要地。在这里坚持抗日斗争，不仅对日本侵略者打击、威胁甚大，而且使新四军有了向西、向南发展的前进基地。还应该看到，这里从1927年起一直有共产党的组织，人民群众积极支持新四军抗日，在这里坚持斗争是完全有条件的。[3]

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1941年5月1日，新四军第七师在无为县白茆洲的胡家瓦屋村组成，全师一千九百余人。先辖第十九旅（由孙仲德任旅长，曾希圣兼任政治委员）和挺进团（仍由林维先任团长）。考虑到第七师初建时的主客观情况，曾希圣提出，采取隐蔽发展的方针，先站住脚跟，积蓄力量，稳步向四周发展。

当时第七师所在的巢无地区，地域狭小，南有长江，北有巢湖，西有白湖，四周日伪据点星罗棋布，部队难有回旋余地，而且与邻近的兄弟师之间都有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阻隔。从1941年9月起，曾希圣指挥第七师，先后向西南、东南、东北三个方向发展，以求打通与第五师、第六师、第二师的联系，改变第七师的孤立局面。

这一年，曾希圣先后派出五批干部和小分队，到皖南的铜陵、青阳、南陵、繁昌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皖南事变后留在泾县、旌德、太平、绩溪山区的游击队，也与第七师取得联系，更加活跃地进行战斗。

第七师还派出部队向东北发展，在含山、和县、全椒等地创建根据地，与第二师打通联系。1941年秋冬，他们就攻克黄山寺、陶厂、关门镇、戚桥等十多个伪军据点。进入1942年，又计取螺丝滩，再打百旺市，连战告捷。含和地区此后成为第七师的重要根据地。

三

1942年2月，在皖南事变中突围的傅秋涛来第七师任副师长。次年9月，谭希林调任第七师代理师长。有了主持军事工作的搭档，曾希圣和他们亲密合作，共同指挥了皖江地区的抗日反顽斗争。

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困难的一年。这一年，新四军第七师也经历了日军的连续“扫荡”。3月17日，日军从南京、江浦、芜湖、铜陵调集六千余人，加上伪军三千余人，分八路对巢无中心区“扫荡”，企图将第七师领导机关和直属部队挤压在巢县南部的银屏山区围歼。曾希圣和傅秋涛指挥第七师主力与日伪军激战。黄昏时分，银屏山各处烽烟四起。曾希圣判断这是日军发出的总攻信号，当机立断，指挥部队和群众冒着狂风暴雨，分三路突围，使日军的围歼计划完全落空。从3月18日起，日伪军在银屏山区搜山，大肆烧杀抢掠。第七师部队和地方武装、民兵在敌侧背开展游击战，不断地袭击敌人。在含和、沿江、皖南的部队也乘日军后方空虚，连续发动攻势，袭击日伪据点。经过两星期的反“扫荡”，毙伤日伪军三百余人，迫使日伪军全线撤退。

4月30日，日军又调集约两千人，加上伪军数千人，对巢无中心区进行第二次“扫荡”。第七师在东西王家、万家端、柑子树、朱家渡等地奋力阻击。日伪军于5月4日退至开城桥。

5月11日，日伪军一千余人，向驻在白茆洲的第七师皖南支队机关和直属部队突然袭击。6月10日，日伪军一千余人又向含和地区发动“扫荡”。第七师部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粉碎了这两次“扫荡”。

1943年7月，日军突然撤走了白湖南北两端的黄姑闸、盛家桥据点，阴谋让大别山的桂军靠近新四军第七师，从而挑起磨擦。第七师从组建之日起，就处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夹击之中。此后，同桂军的斗争更加频繁和激烈。11月2日，桂军第一七六师一个团由盛家桥出动，突入巢无中心区的严家桥、牌楼等地。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与日军无异。根据地军民奋起自卫。桂军未敢久留，于11月4日撤退。

11月20日，桂军变本加厉，又以第一七六师和第八游击纵队五个团分三路向槐林嘴、笑泉口、魏家坝一线进攻，并带了整套党政人员，企图对巢无中心区长期占领。曾希圣和刚到职的谭希林指挥第七师，在数万民工的支援下，构筑了绵延近四十里的防御阵地，以阵地阻击战消耗桂军有生力量，相机出击歼灭其一部，共歼来犯桂军一千一百余人，取得空前大捷。

四

曾希圣在指挥军事斗争的同时，也对根据地建设倾注了许多心血。1943年3月，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决定，新四军第七师军政委员会和皖中区党委合并为皖江区党委，曾希圣任书记。从此，他更加重视对根据地建设。

早在1941年5月，曾希圣就筹划成立了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敦请在中学和乡村师范任教多年的吕惠生任县长。1942年7月成立皖中行政公署，吕惠生当选主任。由于根据地已经发展到皖南和皖西，第二年改称皖江行政公署，仍由吕惠生任主任。曾希圣对这位党外知识分子十分尊重和信任，积极支持他的工作。

无为县东乡的黄丝滩，与日军占领的芜湖隔江相望，大堤年久失修，堤内已成沼泽。1943年10月，吕惠生召集水利会议议定修建黄丝滩新堤。吕惠生亲自主持这项重大工程，动员二十一万民工，完成土方四十万立方。次年5月建成的新堤，长十三华里，高一丈九尺，成为皖中沿江七县一百多万人民生命财富的可靠保障。筑堤过程中，曾希圣提出“武装保卫修坝”，派出大批部队参加劳动，多次打退日伪军的骚扰。工程胜利完成，人民欢欣鼓舞。皖江参议会决定将新堤命名为惠生堤，以表彰吕惠生的功绩。

1945年9月，吕惠生在北撤途中被国民党军逮捕，11月4日在南京被秘密杀害。翌年4月，这个不幸的消息才传到山东。曾希圣满怀痛惜写了悼诗。诗中说：“亲爱的战友！我们相见在抗战艰苦的时候……我是新到皖江的战士，你是当地学界的泰斗，为民族解放，为民主自由，我们紧紧携着手战斗”，“亲爱的战友！我们永别最难受。你被捕在这样的时候，正是大军转移阵地，想尽办法也无法营救”，“亲爱的战友！你的鲜血染红了长江的洪流，你的绝词将永留千秋”，“你好好安息哟！八万健儿会为你报仇。”[4]长歌之悲，过于恸哭。

曾希圣诗中所说绝词，指的是吕惠生在狱中所作绝命诗，诗云：

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

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

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

且喜天破晓，竟死吾何求！[5]

皖江抗日根据地的水利工程，还有无为的季家闸、黄树闸、陈家闸及黄泥岗河道，含和的白渡河工程，湖东的大新圩山河和三十多段圩堤，临江修塘一千零二处。大兴水利促进了农业的丰收，还利于在沿江洲滩和山区开垦荒地。1944年，皖江抗日根据地新增耕地约十万亩。

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商业也很活跃。按照“以物易物，以出养进”的方针，通过和商人的合作，与大别山国民党统治区和日军占领的芜湖、南京、上海都有贸易往来。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第七师和皖江抗日根据地以富裕著名。在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中取得这样的成就，是皖江军民的伟大创造。其中，曾希圣对经济建设的重视和领导功不可没。据叶进明回忆，1942年10月他作为新四军供给部副部长到第七师筹措军饷，曾希圣恳切地动员他留下来，兼任第七师供给部部长，还嘱他为第七师引进财政经济干部。1943年元旦，曾希圣又找叶进明说，将在行政公署设财政经济处，由叶进明兼任处长。财政经济处下设粮食总局、货物管理总局、贸易管理总局、垦荒局，领导工厂的经济建设科，大江银行，还有一个合作事业指导室，负责发展农业互助组、变工队和手工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从这些机构设置，就可以约略看出当年皖江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规模。

领导着富裕的皖江抗日根据地，曾希圣却过着俭朴的生活。1993年10月，我去无为县徐岗乡的三水涧村，那里曾是第七师师部驻地。半个世纪过去，当年的大操场已经不见，但保留着曾希圣住过的草屋。他在这里运筹帷幄，指挥作战和建设，也在这里结婚，但屋里只有一桌一椅一床，简单得不能再简了。可喜的是，草屋前曾希圣种下的三株棠梨树，如今已经枝繁叶茂，似是象征着皖江的欣欣向荣。

曾希圣要求自己和战友们厉行节约，忍耐艰苦，是因为他想着全局，想着人民。财政经济处成立那天，他就指出：“今后财经工作的任务，既要保证第七师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又要尽力满足军部对我们提出的要求。”[6]1942年，第七师上交军部七百四十九万元。1943年战事频繁，又遇水灾，仍然上交军部一百九十一万元。此外，还向军部送去了药品、布匹等大批物资。

曾希圣强调藏富于民，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普遍切实地改善群众生活。他在抗日战争胜利时回顾说：“皖江人民从实际生活中懂得，只有依靠七师，壮大七师，他们的生命财产和幸福生活才有确切保障。”[7]人民热情地参军，使第七师日益壮大。1945年6月，第七师重建第十九旅，10月又编成第二十旅、第二十一旅。初建时不足两千人的第七师，经过抗日烽火的淬炼，发展到三万余人。

作者 丁星

注释：

[1]《红色破译之父曾希圣》，2013年9月24日《南京晨报》。

[2]《新四军·文献》第2册，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794-795页。

[3][7]曾希圣：《皖江的抗日斗争》，《新四军在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第125页，第145页。

[4]《曾希圣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第40-41页。

[5]转引自《曾希圣文选》第41页注释。

[6]叶进明：《皖江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工作》，《皖江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318页。

发表于《大江南北》杂志201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