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华琬同志是1940年秋末英勇牺牲的。这么多年来我们曾花了不少功夫，但仍找不到她的尸骨。残暴不仁的反共丑类把她的遗体抛到哪里去了呢？多少次春水秋雨连绵,她的遗体早已和泥土化在一起了!

华琬是地方妇女工作干部，是只有一年党龄的新党员。在短促的一年中，她不曾有更多更大的贡献给党。但是，她却将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了革命，献给了人民，为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她那威武不屈、从容就义的大无畏精神，说明了她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

华琬是湖北省安陆城关人，1916年8月生。她幼年父母双亡，在其叔父的资助下，毕业于安陆中学。1935年考入湖北省武昌女子职业学校，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学校被迫停办，她只得离校返家。1939年8月参加革命，在桑树店铁石墩一带从事妇女工作。因为她是本地人，有些社会关系，地方情形又熟悉，所以当时在铁石墩一带她是最了解下层情况，最得乡村一般妇女爱戴的妇女干部。同年12月，华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的时候，她高兴得跳起来，天真活泼得像春天飞舞的蝴蝶，对同志们说：“我盼望很久了，但是我不敢说，我从城里跑出来时就下了决心参加党，直到今天才完成了心愿。从今以后，我和你们一样都是共产党员了!在党的教育领导下，我将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也就是在这时，我和华琬认识的。当时我正在铁石墩主持妇女工作会议。华琬第一次在我们队伍中出现，看起来她还是一个身材娇小、举止伶俐、一双乌溜溜大眼闪闪有神的小姑娘。她喜欢唱歌，总听到她唱:“十月的高空，太阳照耀着……疯狂了的敌人，在张牙、在舞爪、在向全世界的人民凶恶地咆哮……。”这时，我只觉得她很活泼，很逗人喜欢罢了。

在我到铁石墩领导工作之后，我们才渐渐熟悉起来，慢慢地我发觉她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同志们十分热情，她实在不愧是党的新鲜血液。事情也很凑巧，有一次我突然在马家榨附近病倒，日夜高烧不退。当时在这穷乡僻壤，碰到这样急病自然是很危险的。这时华琬一面忙着工作，一面照料病人，我躺在床上烧得糊里糊涂，也不知她从哪里请来了医生，并且天天自己熬药，亲自动手给我弄东西吃，白天黑夜衣不解带地看护着我。我的病渐渐好转了，内心十分感激她。记得有那么一天，我在床上醒来时，窗外阳光灼灼，天近中午，肚子很有点饿，叫了几声不见答应，心里以为华琬出门去了。我勉强爬下床来，走出房门，缓步走到屋后土坡上坐下。我住的房子建筑在高坡上，所以看得很远，很清楚。在中午的阳光照耀下，这一带山川草木景色如画，很有些清新的感觉。这时，我忽然看到华琬从对面山坡上下来，她手里拿着一簇什么花，匆匆忙忙地几乎是在路上跑起来。我躲在树丛背后想看清楚她到底在做什么。她走上坡来了，已经听得到她那细碎的脚步声，她走近来，我看到她累得满脸汗珠，双颊红朴朴的，眼睛里闪着幸福的光辉，在她手里是一束刚采摘下来的蒲公英。那蒲公英娇黄嫩绿，十分鲜艳。我突然想起来了，这蒲公英是做药引子用的。顿时我心里热乎乎地冲激起一股深深感动的暖流，许久以来一个谜语一下子被揭开了，我忽然觉得不知在什么时候早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小妹妹。在这以后不久，我们便结了婚。虽然由于工作环境动荡和工作关系，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实在太少，但我们一旦碰在一起，哪怕只是闲谈一下，心里也感到莫大的幸福。

1940年4月，因工作关系华琬被调到京(山)安(陆)县担任京七区平安乡分区区委妇女委员。当时的大山头是京(山)安(陆)县我党仅有的基本区，我们曾决定把它建造成全县的模范区，所以抽调了一批强有力的干部来进行改造，华琬就是其中一个。在这里工作期间，她工作努力、学习积极、生活简朴、态度温和、能团结同志，进步很快。在她和同志们的奋斗中，创造了光辉的成绩，京安县首次总结工作时，大山头地区被划为模范区。

同年夏，国民党军突然进攻我大山头地区，我们县委机关为了工作便利，从大山头附近转移到姚家大湾一带。这时，华琬仍随区委在大山头前线坚持斗争。从姚家大湾到大山头前线约有20多里，前线时起时伏的枪炮声隐约可闻。在这样的日子里，县委战勤动员工作异常忙碌。我除同大家一样关注着前线的动静外，还非常挂念华琬，因为面对这样的战争局面在她还是生平第一遭，一些人处在这种情况下都不免会有些慌张的。我很有些担心:她经得住这种考验么？该不会出什么危险吧？但消息传来却很令人兴奋：她在前方坚持斗争中极为活跃，不仅一般战勤工作做得出色，而且多次深入敌后侦察情况，受到大家的赞扬。

大山头真是多事之地。当时顽固派是下了决心和我们争夺这个阵地的。第一次进攻以后，又在酝酿第二次。顽匪的一些小股武装经常摸进来骚扰试探，便衣队到处乱钻，武装搜索不断。华琬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战乱环境中履险不惊、机智勇敢、从容自如地出入敌后开展工作。有一天傍晚，华琬在离开部队较远的地方工作回来，被三个便衣跟踪。为了摆脱敌人，她便进入了一个村内，顺手牵住在村口玩耍的两个孩子，煞有介事地朝村内走去。亏了她的机敏与智慧，才免遭敌人的毒手。她那种镇定沉着的精神，在县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得到了所有同志的称赞。

大山头第二次事件后，华琬因病入院，后来因为不习惯医院生活便出院休养。在养病中，她仍担任区委机关秘书，不曾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努力完成任务。她终日不辞劳苦，把区委机关安排得井井有条，使区委同志更能专心致志地工作。

1940年夏，白兆山的战斗胜利后，鄂中抗日根据地日益扩大，力量发展很快。但京山、安陆一带的国民党的所谓“游击队”，如晏永宽、谢指良、雷镜若等纷纷投降日寇，认贼作父，借敌人的庇护，向我抗日根据地四处骚扰。我们面临的敌顽夹击形势日趋严重。这时为了开辟新区、扩大战果，县委决定派我到以赵家棚为中心的安(陆)北地区担任区委书记，而华琬却被派到以喻家城为中心的京(山)北地区担任妇女委员。我们从县委机关动身的那一天，彼此心里都兴高采烈，因为革命形势在飞跃发展，我们都怀着一种兴奋情绪在准备胜利出征。中午，我俩在晏店街上吃了东西，说实在话，当时我心里很有些恋恋难舍，但害怕勾起她的难过，所以只好只字不提。那天她穿着一件新的阴丹士林旗袍，容光焕发，还故意笑嘻嘻地开我的玩笑，说什么：“先生，分别以后，你的诗稿可一定要大大丰收呵!”可能她也有许多话没有说出口，当时只以为这不过是暂时的分离，万万想不到这次竟成了永别!

京北喻家城本是个山野小店,，它紧挨着漳河，和晏店隔水相望。这里是从白兆山到大山头的枢纽地带，也是匪徒晏永宽的老巢。华琬他们来到这里以后，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改造了乡公所，创造了小型武装，组织了五个保的人民自卫队，他们都能担任巡更放哨，盘查行人的工作。由于他们的劳苦奔忙，使这个久遭反动派蹂躏的小乡，很快恢复了安宁秩序，工作局面迅速打开。

新政权、新秩序初步建立，人民群众欢天喜地兴高采烈，但是却引起了靠绑票勒款、打家劫舍、蹂躏人民为生涯的“黑匪”晏永宽们的惊恐不安，而把华琬他们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8月22日深夜，晏匪爪牙吴宽裕带一中队匪徒偷袭平安乡区委机关，华琬和区委四位同志不幸被捕。

华琬被捕以后，吴宽裕带着她及其他一些被捕人员向大洪山深处转移。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之下，有些人经受不起残酷刑罚的考验叛变了，有些同志也有些意志消沉。面对这种严重的局面，华琬他们几个同志却更加坚强。他们被敌人捆牵着一路上不时遭拳打脚踢。白天审问，敌人施以严刑拷打，饭不让吃饱。晚上被捆绑着躺在地上，不能入睡。在这黑暗苦难的日子里，有些同志想起党的温暖和亲人的牵挂，暗地里不知流下多少泪水，华琬却安慰大家要坚强，要挺住。有时为了振作大家的精神，她甚至还低声唱起歌来。正如敌人所形容的：“她虽然年纪轻轻却很有些‘老革命’的气魄!”处在如此暗无天日的匪巢里，她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但对同志她依然谈笑自如；对敌人她始终冷若冰霜、轻蔑鄙视，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她的爱憎分明的革命立场和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巍峨气魄!

吴宽裕对华琬施尽了所有酷刑，但是没有用。后来他们又哄骗她，说：“只要你愿意写信告诉你认识的人，就说你在这里很好，说我们愿意帮助青年学生到大后方去，我们就保证真的送你到大后方读书。”华琬一口拒绝了。她坦然表示：共产党员的立场是不能动摇的，生和死不算什么，随你们便！她从敌人的残暴和无耻中看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脆弱，而对自己为之献身的事业的正义性认识得更清楚了，从而变得更加坚强。

敌人的威胁利诱都失败以后，便用屠杀来吓唬华琬他们。在秋末的一个傍晚，他们被押解到一个山坡上，全副武装的匪徒排成一队站在面前。华琬明白自己为党的事业光荣牺牲的时刻来到了，她这时虽然蓬头垢面，骨瘦如柴，却仍然挺起胸腔，从队伍中站出来，放声高喊：“同志们永别了!活要活得硬朗，死也要死得光荣!”“共产党万岁！”她侧转身来，面频上热泪横流，激愤地正要对晏匪的士兵讲话，怯懦的敌人慌忙向她开枪。在一阵密集的枪声里，华琬扑倒在地上!我年轻、美丽而勇敢的伴侣华琬同志，就这样为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华琬从事革命事业的时间虽然很短，我们共同生活的时间更短，但她刻画在我心头上的痕迹、战友的痕迹、爱的痕迹却是很深很深的。作为活生生的人，她已经去世了，但她的精神却是一朵永不凋谢的鲜艳的红花，永远激励着我、鞭策着我，永远活在我心灵的深处。

五师分会 萧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