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 龙

陈毅是军中的元帅，毛泽东是党的领袖，两人情谊至深，诗词交往频繁，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留下许多佳话。创作风格及诗歌理论既有相似之处，又各具特点。他们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为现代诗歌创作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陈毅推崇毛泽东诗词，毛泽东关注陈毅诗作

陈毅和毛泽东既是战友，也是诗友。陈毅对毛泽东的诗词十分推崇和珍爱，毛泽东时常关注陈毅的诗作。

早在井冈山时期，陈毅就是毛泽东的诗友，每有余暇，他俩便在一起谈论诗词或诵读中国古典诗词。

陈毅第一次读到毛泽东的诗词，就倾心折服。毛泽东的诗词常把壮怀激烈的战争生活与古老的诗词形式完美结合，使陈毅耳目一新。陈毅珍藏的毛泽东当年书赠的诗词手稿《西江月·井冈山》《如梦令·宁化途中》（后来发表时改为《元旦》），因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环境，实在无法保存，十分可惜地散失了。

毛泽东诗词对陈毅的诗歌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陈毅诗歌形式的转换上。陈毅早年对旧体诗词兴趣颇浓，后受到文学运动的影响，不作旧诗了。直到上井冈山之前，陈毅所作几乎全是白话诗。1921年从法国回国途中的《归国杂诗》四首，1925年为悼念孙中山先生而作的《西山埋葬》，是其早期白话新诗的代表作。毛泽东诗词的成功示范，使陈毅感到以往“不再作旧体诗”的决断有失偏颇，重新开始了旧体诗的创作。

陈毅在红军时期的诗作，大部分是律诗、绝句或古风。1929年5月，红四军在毛泽东指挥下，第二次由赣南进军闽西，打下汀州、龙岩，千里进军，节节胜利，群情振奋。陈毅遂作五言绝句《反攻下汀州龙岩》：“闽赣路千里，春花笑正红。败军气犹壮，一鼓下汀龙。”

毛泽东读罢，觉得诗意境、气势都不错 ，只是第三句的“败军”一词尚有不妥，即拿出铅笔，在“败”字上划了一个圈，意思是建议修改。陈毅经毛泽东指点，觉得此“败”字确是败笔。红四军在向闽西进军中虽打过败仗，士气仍然高昂，但这样写就显得消极而无力。改用“铁军真是铁”来誉称红军，立见劲健雄伟，有所向无敌之力，与结句“一鼓下汀龙”更显一鼓作气，势不可挡。

30年后，1960年春，陈毅重读《西江月·井冈山》一词，充满战斗豪情，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感受在词后写成一段跋文，其中写道：“读此词令人增长志气，可视敌军如草芥。我认为新中国人民应有此气概，而且已经有此气概。真可喜可贺。至于此词选词之当，遣词之工，描绘之切，乃其余事。例如在战争中尝有炮声雷鸣而敌已开始逃跑。此敌之起身炮也，此我之送行炮也。不可不知。”

陈毅是井冈山时期红四军领导人之一，《西江月·井冈山》使他备感亲切，欣赏不已。这段跋语对词中所表现的豪迈气概和写作艺术的精湛作了精彩的评论和阐释。

1945年10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应柳亚子之请，书赠了他写于1936年的诗作《沁园春·雪》，柳亚子步原韵写了《沁园春·次韵和毛主席咏雪之作》。1946年2月，正在山东解放区领导战事准备工作的陈毅读到毛泽东的咏雪词和柳亚子的和词，创作了总题为《沁园春·山东春雪压境  读毛主席柳亚子咏雪唱和词有作》。其一《和咏雪词》：“两阕新词，毛唱柳和，诵之意飘。想豪情盖世，雄风浩浩；诗怀如海，怒浪滔滔。政暇论文，文余问政，妙句拈来着眼高。倾心甚，看回天身手，绝代风骚。山河齐鲁多娇，看霁雪初明泰岱腰。正辽东鹤舞，涤瑕荡垢；江淮斤运，砌玉浮雕。池冻铺银，麦苗吐翠，冬尽春来兴信饶。齐欢喜，待桃红柳绿，放眼明朝。”

词的上阕，陈毅满怀“倾心甚”的敬仰，热情赞颂毛泽东“豪情盖世、诗怀如海”，作为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具有扭转乾坤的“回天身手”，其《沁园春》词作是古往今来无与伦比的“绝代风骚”。词的下阕描绘出一副齐鲁大地“霁雪初明”的壮丽画卷，与毛泽东词作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中畅想的“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的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

陈毅热烈推崇毛泽东的咏雪词是始终不渝的。他将书有《沁园春·雪》的字轴悬挂家中厅堂，时时诵读。1962年6月，应日本友人之请，挥毫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书为条幅相赠，借此名句向全世界显示中国人民无往不胜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陈毅的诗歌创作。1964年春，陈毅陪周恩来出访亚非欧十四国，后又访问了亚非三国。三届人大期间，毛泽东与陈毅谈起诗歌，陈毅对记叙出国的诗作了加工修改，将《六国之行》五律七首送毛泽东。毛泽东阅改后，于1965年7月21复函陈毅。其中，《西行》一词为：“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通途。海酿千钟酒，山裁万仞葱。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西行》的基本立意属于陈毅，经毛主席修改之后，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很大提高。这首诗是对六国出访情况的总述，在飞行途中俯瞰寰球大地的壮观景象，以及由此所触发的豪情，其丰富的思想内涵，高度完美的艺术形式，成为陈毅出国访问诗的代表作。

二、创作风格上，同中有异，个性鲜明

“大气磅礴”“豪放奔腾”是毛泽东对陈毅诗词主体风格的准确概括。诗格如人格。陈毅胸怀博大，性格爽直，感情热烈，在长期的艰苦战争环境中，这种性格锻炼得更加鲜明。豪爽的个性气质，表现在其诗词中，就形成豪放、雄伟、气势磅礴的艺术风格。如陈毅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生死关头写下的《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诗中运用的浪漫主义的手法，雄奇壮丽的想象，气贯长虹的语言，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诗人坚不可摧的革命意志和信念，“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英雄气概。感情奔放，气势雄伟。可谓正气万丈，笔力千钧。

毛泽东喜爱陈毅的诗词，关注陈毅诗词创作，并多有评论、赞赏。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谈诗的信中，他赞扬陈毅诗词：“你的大作，大气磅礴。”1975年，他在重病中与陪读的芦荻谈诗，再次赞赏陈毅诗词说：“陈毅的诗豪放奔腾，有的地方像我。陈毅有侠气，爽直。”这是毛泽东对有着几十年诗交的老战友的人格和诗格的高度评价。

毛泽东诗词以雄奇瑰丽著称，他的艺术欣赏趣味是“偏于豪放，不废婉约”。1930年1月的小令《如梦令·宁化途中》：“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毛泽东当时即将《如梦令·宁化途中》抄给陈毅。陈毅因参与指挥了此次红军行动，对这首词非常喜爱，自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年后的1947年春，陈毅率华东野战军接连取得鲁南、莱芜大捷后，为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又辗转于沂蒙山区作巧妙的周旋。行军途中，陈毅触景生情，作《如梦令·临沂蒙阴道中》一首：“临沂蒙阴新泰，路转峰回石怪。一片好风光，七十二崮堪爱。堪爱，堪爱，蒋贼进攻必败。”

这首词生动地反映了我军主动灵活地转战于山东战场的情景。陈毅诗词的构思、表现手法和情趣、格调都与《如梦令·宁化途中》十分相似，连标题、句式也相同。自然，在借鉴的同时，陈毅也写出了新意。

陈毅诗词与毛泽东诗词主体风格比较相近，深得毛泽东的欣赏，所以他说陈毅诗词“有的地方像我。”人格与诗格相近，也正是这两位革命家兼诗人友情与诗交甚深的主要原因。

1957年1月，毛泽东将自己的18首旧体诗词交由《诗刊》创刊号发表。

陈毅将20年前的旧作《赣南游击词》《诗四首》（即《梅岭三章》和《赠同志》）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毛泽东很高兴地读到陈毅的这些诗词。国庆之夜，毛泽东和陈毅在天安门城楼谈诗，称赞陈毅近年来发表的旧作“有诗味”。这是毛泽东对陈毅诗词艺术的高度赞赏。

三、诗歌理论上，各有建树，相映成辉

毛泽东和陈毅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熟悉中国古代典籍，爱好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诗词，都终生相伴，对旧体诗的研究，各有独到的见解，并从中吸取精华。

关于诗词格律。陈毅的主张是：“不为古人奴，浩歌聊自试。师今亦好古，玩古生新意。”

陈毅主张好古师今、摧陈出新与毛泽东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理论和主张是一致的。陈毅的旧体诗词少数格律较严，大多则较宽，甚至介于旧体与新体之间。有的词作用词牌句式而不依词谱平仄。毛泽东曾两次对陈毅说，你会写“自由诗”。还对他说，你还可以写新诗。“自由诗”，是指陈毅诗词中常见的那种格律大幅度放宽，介乎旧体与新诗之间的比较“自由”的诗体。这是陈毅的一种可贵的探索，也正是陈毅个性使然。毛泽东对陈毅的这种“自由诗”和新诗，都持肯定的态度，鼓励他在诗体改革创新上大胆探索。关于陈毅的律诗，毛泽东则认为他某些作品在“讲平仄”的要求上有所不足。毛泽东认为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客观地讲，陈毅是懂得律诗平仄格律的，他的一些优秀律诗作品，如《三十五岁生日寄怀》《孟良崮战役》，平仄格律都是严谨的。毛泽东的评价也是客观的，毛泽东与陈毅在格律上的宽严不同，主要原因是在于对待格律的主张不完全一致。

毛泽东的诗词格律较严，尤其律诗的“讲平仄”，凡经亲自审定发表的，都极少突破。赵朴初曾说：“在格律方面，毛泽东的诗词一般是严格的，但他绝不为格律所束缚。”

关于诗歌的主张。陈毅的诗论，诉诸文字的，主要有两篇。其中一篇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写于1942年11月的五言诗《湖海诗社开征引》：“人民千百万，蓬勃满正气。斗争在前茅，屈伸本正义。此中真歌哭，情文两具备。”湖海诗社（后改称湖海艺文社）是抗战期间苏北解放区的一个文艺团体。这篇开征引以五言诗的形式扼要精辟地讲述了诗歌创作主张。陈毅认为，诗歌要表现千百万人民群众生气蓬勃的斗争生活，诗人应该站在斗争的前列，为正义而歌，诗歌要抒写真情实感，做到文情并茂。

毛泽东强调文艺应该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毛泽东提倡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谱写社会主义文学的雄伟乐章，赞赏陈毅诗词“大气磅礴”“豪放奔腾”，与陈毅的诗歌审美取向，可谓不约而同。

《七律·长征》《梅岭三章》等诗篇是20世纪无产阶级诗歌的典范。

关于新诗的发展，毛泽东主张，新诗人读旧诗写一点旧诗，又主张老诗人读新诗写一点新诗，这样互相学习补充，对中国新体诗的创造必大有帮助。

1965年11月8日，陈毅致北京大学王力教授信中，对新、旧诗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中国诗歌问题40多年来未获解决，写旧体此路已走不通，写新体也未能使人满意……写旧体最难摆脱书卷气，沾上这个气便是骸骨迷恋，写新体常与中国诗歌传统脱节，容易流为洋八股……”

谈到新诗与旧诗这个问题，毛泽东曾说过，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陈毅同意毛泽东“以新诗为主体”的主张，都认为“写旧体此路已走不通”“束缚思想”“不宜在青年中提倡”。

在创作主张上，他们又有所不同：陈毅既读旧诗，也读新诗，既写旧诗，也写新诗，并对新诗创作作了有益的探索；毛泽东的兴趣则侧重于旧诗。毛泽东提倡，应该在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1965年11月，陈毅在致王力信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我主张写旧体，也写新体，也写民歌。三条腿走路，走的人多了，自然会开辟一条新的诗歌道路……”陈毅因为有探索新诗改革的实践经验，对于新诗发展道路有独到见解。

毛泽东、陈毅，一位是元帅诗人，一位是领袖诗人，他们的诗词和诗论，都对中国诗歌繁荣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

          卞 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