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前的黄桥决战，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上的著名战例。1940年10月，陈毅、粟裕领导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以7000人（真正的战斗人员仅5000人）的兵力，战胜了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装备精良的3万之众，歼灭其1.1万余人，取得了黄桥决战的胜利。这一胜利奠定了苏北抗战大局，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发展华中”的战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黄桥一战以军政并用、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特点驰名中外，不啻为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相配合的成功典范。

一、陈毅开创了新四军的东进序曲

1939年春季，陈毅指挥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张鼎丞指挥的新四军第二支队挺进苏南，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张云逸指挥的第三支队进抵皖南长江沿线，策应苏南部队。毛泽东早在1938年5月4日给项英的指示信中指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文字很简短，陈毅却从中领会到一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即从长江南北两面向东向敌占区发展，夹江而阵，正好扼住华中日军运输兵员、供应品和掠夺品的咽喉，对扼制日军有很大作用。但是，从全局看，新四军所处的战略态势仍然不利。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以后，把七个师团和一个独立混成旅团部署在长江中游地区，武汉、南昌周围的一些主要城市。尽管日本侵略军的主要意图是针对那些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但是，新四军主力驻扎在皖南，日军在南面对新四军构成了威胁。长江下游的苏浙皖地区，还有日本侵略军的四个师团和三个独立混成旅团。

苏北敌后，国民党军队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指挥的约10万兵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排斥和迫害苏北地区的抗日力量。新四军主力驻扎在皖南，而长江沿岸据点被日军占领，军部背后是第三战区司令部驻地，左右两侧也有国民党军队密集布防，可说是一面临敌、三面受围。其活动区域被限制在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镇这个横宽约100公里、纵深不过50公里的狭长条带，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政府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发生了严重变化，新四军必须冲出国民党第三战区所设置的牢笼，向东发展，向北发展。

1939年4月，陈毅从军部返回茅山，传达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后，积极进行东进准备。在仅有两个团兵力的情况下毅然决定，由第二团担任茅山地区游击战争的任务，抽出第六团向东路地区发展。他把东进任务交给了正在茅山地区活动的新四军第六团团长叶飞、副团长吴焜，明确要求第六团与“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简称“江抗”）会合。为了冲破国民党的限制，部队以“江抗”的名义东进，把苏南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由茅山地区扩展到锡澄公路以东、沪宁铁路两侧的平原水网地区。相机壮大队伍，武装自己，筹集经费，独立自主地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创建游击根据地。

　　古镇黄桥南临长江、东靠黄海、北通广大的苏北平原，位于如皋、靖江、泰兴、姜堰、海安等县(市)的中心，自古以来，是商贾云集、贸易集散之地，更是举足轻重的军事重镇。以黄桥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便于与我江南部队相呼应，对于控制长江通道，威胁日寇和切断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与江南之敌的联系，奠定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打开华中抗战的新局面都有其重要的意义。为了执行党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江南新四军于1940年春挺进苏北，在江都大桥、吴家桥地区粉碎了日伪的两次“扫荡”，拉开了东进黄桥、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序幕。

和中国共产党相反，蒋介石确定了“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反动方针，秘密下达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反共文件，将摩擦中心由华北移向华中。新四军挺进苏北以前，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37年12月，继南京大屠杀以后，日寇占领了长江沿线和大运河沿线的中小城市；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勾结日寇，积极反共，欺压人民，无恶不作，有歌曲唱道:“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下有个韩德勤，手下白养百万兵，放着鬼子他不打，专门反共反人民”。黄桥地区被顽保安四旅何克谦盘踞，有民谣称:“黄桥是人间的地狱，何克谦是杀人的魔王”。黄桥人民迫切盼望新四军去解救。

 1940年5月，新四军挺进纵队为了对付敌伪“扫荡”，移驻郭村休整。而盘踞在泰州的地方实力派、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李长江，却在韩德勤的挑拨下借口我军占了他的地盘，无理拒绝谈判，扣留我方代表，于1940年6月28日纠集十三个团的兵力围攻郭村。地下党员、年仅19岁的郑少仪不顾个人安危、连夜泅渡七条河，把情报送到郭村。新四军在叶飞、管文蔚的率领下奋起迎战。战斗期间，陶勇同志率领苏皖支队从安徽天长一带飞奔驰援；地下党员陈玉生率领一个团起义、参战；地下党员王澄率领一个营举行港口暴动。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消灭了李军三个团，一直追到泰州城下。7月3日，陈毅赶到郭村，下令叶飞收兵于泰州城郊，派朱克靖会见李明扬、李长江，表明我军“击敌、孤韩、联李”的方针不变，归还了全部俘虏和枪支，要求李明扬保持中立，协助我军东进抗日。

 1940年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渡江北上。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下辖三个纵队。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叶飞、王必成、陶勇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司令员。7月25日，新四军由郭村东进黄桥，途中，歼灭顽保安四旅何克谦部和税警总团陈泰运部2000余人，解放了黄桥及其附近地区。从此，黄桥得到了新生。

新四军到达黄桥后，着手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黄桥中学工字楼成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驻地，陈毅、粟裕、钟期光等领导同志在这里运筹帷幄，领导抗日斗争。同时，成立了苏北区党委。抗日民主政府——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设在黄桥丁家花园内，在竹影映明月、桂香满庭芳的金秋时节，陈毅在此多次会见了苏北著名绅士朱履先等各界代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为黄桥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黄桥地区的工抗会、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商抗会以及儿童团等群众团体也纷纷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大力进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8月中旬，新四军攻打了黄桥以南孤山、西来的日伪据点，歼灭日军30多人、伪军100多人。新四军声威大振，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黄桥蓬勃掀起。

 新四军进入姜堰后，陈毅邀请八县十绅召开和平会议，呼吁大家团结抗战。而韩德勤却拒绝出席，一方面准备全力攻打黄桥，一方面要挟说：“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先退出姜堰！”陈毅为了在政治上不给韩德勤再次挑起摩擦的借口，军事上便于集中兵力对付韩德勤南犯，果断下令，新四军退出姜堰。在和平会议上，陈毅慷慨陈词，表明我军合作抗日的诚意，揭露韩德勤挑起摩擦的阴谋，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极大地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

新四军退出姜堰后，即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有利地位：第一，揭露了韩德勤积极反共、破坏抗战的罪恶阴谋，我军忍让求全的态度，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极大同情。第二，加深了苏北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增加了地方实力派在韩我之间中立的可能性。第三，新四军能够缩短战线，及时集中兵力，处于进行自卫反击的有利地位。我军虽然人数较少，但军事素质却不是顽军所能比拟的——被迫自卫，背水作战，“哀兵必胜”。

二、陈毅力求于和、立足于打，政治军事双管齐下

　　武汉会战（1938年）后，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更加困难、更加严重的阶段。国民党投降派抬头，主动与日本讲和。亲英、美的顽固派妄图一面抗日、一面反共，并在华中开始掀起新的反共浪潮。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仍然以民族大业为重，坚持团结抗战，竭力避免大规模内战爆发。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新四军在向苏北发展、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坚持“政治先行、军事后盾”的原则，对苏北的各派势力又联合、又斗争，力求于和，立足于打，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双管齐下，成功地完成了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为争取苏北绅商各界人士的支持，积极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拓展新四军的政治空间，陈毅亲自趋前拜访苏北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士绅韩国钧、朱履先等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使其消除疑虑，从而争得了苏北上层人士的支持，赢得了政治上的先机。对苏北的国民党顽固派则晓以抗日大义，力求与其和平相处，提岀加强团结、共同抗日的口号。

黄桥决战前，新四军英勇作战，先后取得了郭村保卫战、营溪反击战、姜堰战斗的胜利，为准备黄桥决战打下了好的基础。当时，苏北的政治军事形势极为复杂，韩德勤掌握江苏军、政、财大权，拥有嫡系主力第八十九军、独立第六旅以及由散兵游勇组成的10个保安旅。他自诩实力雄厚，称王称霸，并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坚决反共，是死硬的顽固势力。处于韩德勤指挥之下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部是地方实力派，有两万余人；税警团陈泰运部有三四千人，深受韩德勤的排挤，与他有难以克服的矛盾。而新四军所掌握的军事力量无论是数量上还是武器装备上都处于劣势。

在此情况下，新四军针对不同对象，区别对待：日军是必打对象；韩德勤是死硬的顽固派，也是斗争的对象；而李明扬、李长江及陈泰运等人属于中间派，可成为争取、团结的对象。由此，新四军积极贯彻毛泽东“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的策略思想，决心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团结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派韩德勤，并确定釆取“击敌、孤韩、联李”的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抗日根据地。

当时，管文蔚奉陈毅之命去见李明扬，李表示严守中立。陈毅听了汇报之后说：“我们打胜仗，他不会动；我们打败了，他就会来抢黄桥了。我们一定要打好第一仗，才能稳定他的中立。”在部署战斗时，陈毅又派朱克靖、黄逸峰同志到泰州安抚“二李”，并时刻警惕蒋介石、顾祝同、韩德勤方面及日伪方面派来的说客。陈泰运、各保安旅团也都派了我方人去。这就稳住了左右两路约1.7万人的兵力，使得我军能集中全部力量对付敌中路军的进攻。

三、陈毅利用矛盾、打拉结合，分化瓦解反动联盟

　　1939年秋至1940年春，陈毅以非凡胆识与智慧三进泰州，与驻城国民党地方派系部队就联合抗日谈判成功，结成统一战线，为与韩顽的决战创造了有利的军事态势。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争取“二李”和陈泰运保持中立，是新四军军事上成败的关键。在黄桥决战中，由“二李”及陈泰运组成的整个进攻右翼一直保持中立，使韩在军事上陷入孤立，大大削弱了其军事进攻力量，从而使新四军集中兵力去打击韩的嫡系部队，创造以少胜多、以劣胜优的奇迹。

 1940年9月30日，韩德勤纠集了26个团共3万多兵力分三路进攻黄桥。而我军仅有7000多人，其中战斗人员不过5000多人。战争的阴云密布。新四军面临着生死考验，要么下长江喝水，要么奋起还击。然而为了抗日，为了生存，只有背水一战！面对数倍于我军的顽军，陈毅、粟裕精心筹划，决定以黄桥为轴心，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方针。

 决战前夕，我军迅速开展了动员、练兵、瓦解敌军和统一战线工作。陈毅亲自起草了《黄桥决战告指战员同志书》，在苏北指挥部广场上召开了动员大会。派管文蔚到溱潼继续和李明扬谈判，争取二李和税警总团陈泰运部继续保持中立。陈毅、栗裕迅速进行了战斗部署，命令叶飞率一纵隐蔽集结在黄桥西北的张庄、横港桥一线，待机出击；王必成率二纵隐蔽集结在顾高庄、蒋垛一线，等顽军进入包围圈时，迅速出击，切断顽军退路，分割包围，各个歼灭；陶勇率三纵坚守黄桥阵地。

 决战期间，驻扎在泰兴的日本鬼子来到姚家岱“坐山观虎斗”，李明扬部派人日夜在通扬河上了望，一旦我军失利，他将来黄桥分享渔利；黄桥附近的一些杂牌军也蠢蠢欲动，妄图“落井下石”，形成了两方对战，多方围观的奇局。面对这种情况，我军必须速战速胜。

  10月4日，号称“梅兰芳式”部队的王牌军顽独立六旅首先从高桥南下向黄桥以北进犯。我军一纵突然袭击，用“黄鼠狼吃蛇”的方法将顽军的“长蛇阵”斩成几段，各个歼灭，妄图抢头功的独立六旅顷刻间瓦解，旅长翁达兵败自杀。

与此同时，顽三十三师经加力、分界向黄桥以东进犯。我军顽强阻击，多次组织反冲锋，打退了顽军的几十次进攻，胜利地坚守了黄桥的阵地。此刻，我二纵从顾高庄、蒋垛一带悄然向东，直插分界，截断了顽三十三师的退路，配合三纵将顽三十三师围歼于黄桥以东焦庄、小二房庄一带，师长孙启仁被我军活捉。

 顽八十九军并一一七师在中将军长李守维的带领下，将军部安顿在黄桥东北的野屋基，企图最后进击黄桥，坐收渔利。新四军一、二、三纵于10月5日黄昏对野屋基发起了总攻击。李守维狗急跳墙，组织突围，战斗十分激烈，双方进行了七次肉搏。李守维战前扬言，要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去喝水，而战中他自己却淹死在黄桥以北的挖尺沟里。10月6日，新四军全线追击；7日，攻占海安；10日，在大丰境内的白驹镇与八路军第五纵队胜利会师。黄桥决战，我军共歼灭顽军1.1万多人，缴获山炮3门、追击炮59门、轻重机枪189挺、长短枪3800余支。

在敲定黄桥决战方案时，陈毅主张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方案。不是以主要兵力守黄桥，而是以少数兵力（约占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坚守黄桥，吸引、迟滞、消灭敌人，主要兵力（约占总兵力的四分之三）则置于侧翼机动位置，当敌人遭我军大量杀伤后，择其一路歼灭之，并继续扩大战果，以求全胜。对中间势力稳定其中立；对日寇据点则大胆不管，只派少数侦察部队进行监视。有人担心，这样是否有风险？陈毅分析：当顽军大举进攻时，日寇会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而韩德勤也不敢公开要求日军直接参与向我军进攻。只要此战能速战速决，日、顽联合攻我的局面不会出现。对此，陈毅恢谐地说：如果战胜了，苏北大局就定了．我们就可大发展；如果失败了，那就算了。他对黄桥决战充满必胜的信心。

黄桥决战的胜利也与黄桥人民的无私支援是分不开的。当时，全镇13家磨坊、66家烧饼店和80辆小车为支前通宵忙碌。黄桥人民把黄桥特产“黄桥烧饼”等物资都集中到支前点，然后冒着被顽军炮火封锁的致富桥，转送到前线。一曲《黄桥烧饼歌》，传颂着军民团结奋斗的鱼水深情。

黄桥决战期间，人民群众掀起了支援前线的热潮，黄桥工抗会组织了4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负责侦察敌情和维持社会秩序。在黄桥上空弹片纷飞的时刻，黄桥镇上60多家烧饼店夜以继日地赶做烧饼，保证前线需要。连远离黄桥几十里的地方，也有很多人家赶做油饼、烧饼，车推担挑送往前线。

“黄桥烧饼黄又黄，黄桥烧饼慰劳忙。烧饼要用热火烤，军队要靠老百姓帮。同志们呀吃个饱，多打胜仗多缴枪……”这一曲黄桥烧饼歌，是一曲人民战争的胜利凯歌。可以说，人心向背是黄桥决战成败的关键。陈毅在总结黄桥决战胜利原因时也说，黄桥之战的胜利，不仅是新四军几千人的胜利，而是几十万军民共同战斗的胜利，这个功劳不应该光记在新四军身上，而应该记在几十万军民的身上。

    陈毅在总结黄桥决战胜利时认为，华中，半塔保卫战是固守待援的范例，半塔的胜利是苏北胜利的先声；郭村转危为安是奠定了站稳苏北脚跟的开始。有了半塔，有了郭村，才有黄桥决战这一创建苏北根据地的大胜利。黄桥决战的胜利和八路军南下与新四军会师，为确立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并对以后抗战形势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军部分会 石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