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98年春节期间，祖孙三代一起吃晚饭，大家边吃边聊，罗列着这几天父母亲做的传统家宴。一大家子情意融融，欢声笑语中评论着哪道菜好吃，哪道菜最有特色。老爷子津津乐道听着，脸上露着幸福、慈祥。时而参评，时而指点传统菜的做法，我们细心领会生怕漏掉……。
不知什么时候话题转到过去年代的往事，各自谈着有趣的经历。酒后的父亲更加兴致，成为讲述经历的主角。说今年是父母的金婚年，共同渡过风雨50年值得纪念和回顾：自己是
1917年阴历3月12日出生，年已八十有余。1937年参加革命，在统计何年何月参加革命时，由于具体月份说不清，只记得出来时穿夹袄，文书说算9月吧，结果父亲后来定为抗日干部。
我们议论在湖南穿夹袄不该是9月，应是2、3月份呀。（说来也巧十年后的2008年，廖辉的子女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父亲赠送廖辉参加革命时穿夹袄的一张照片。这印证了父亲没有记错，确实是穿夹袄参加革命的。后来二叔向广治来信回忆提到父亲是在3、4月离开家乡的）。母亲说文革后，父亲见过带他出来的老首长江渭清，但压根儿没提这事儿，他觉得与牺牲的战友相比够幸运的了。我们认为父亲就是名副其实的红军！母亲说你们的爷爷那才是老红军呢。
爷爷向仕俊1894年十月初八生，湖南衡东白莲镇人。1926年参加湖南军械局工人纠察队。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逃往湖北汉阳兵工厂做工。1928年参加红军第五军，在鄂东南省军区修理枪支和制造弹药。1930年在鄂东南新县成立修械部任该部主任，由何长工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任湘鄂赣省兵工厂主任，邓洪任政委。 1934年任湘鄂赣省兵工厂政委兼厂长。1937年由傅秋涛、张振坤签署任命为新四军后方修械部主任。1938年部队北上抗日成立后方留守处。向仕俊因病由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队部团队长傅秋涛、副团队长张政坤、留守处主任黄耀南签名盖章于1938年4月2日签发退伍证书，携家眷离开部队。为了不暴露身份党证关系存留守处，后来留守处遭到国民党彻底破坏，因此与当地党组织失去联系，改名向英在湘鄂赣区漂流打工养家。解放后在家乡农机厂工作直至1971年2月19日去世，没有享受过任何相应待遇。（邓洪曾证明向仕俊是老红军、党员）我们没想到默默无闻的爷爷竟是如此“老资格”。
正是在爷爷的影响下，1937年父亲向瑞桃参加了湘鄂赣红军游击队。队部设在平江嘉义岭一座庙里，父亲在队部当油印员。10月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父亲所在的湘鄂赣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1938年1月，组织决定由江渭清带领父亲等三人到新四军军部学习报务，到军部后住在南昌三眼井左侧巷13或15号，父亲被分配到电台，电台队长袁德鈞，见习报务员刘发海。每天工作送电报、摇马达、打扫卫生、背电码符号和英文字母。1938年4月部队开进岩寺，在那里成立了新四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曹丹辉找父亲谈话任训练班班长。在云岭正式上课。全班20人于1938年9月18日结业，成为新四军培养的首批无线电报务员。
父亲回忆：
我先在军部二台见习。二台在云岭井村，电台队长是电总队副队长吴志恒兼，还有李树政，胡正伦、周光华是见习员。该台负责联络三战区，电台呼号“XCT”固定不变。十月底我调到一台见习，一台又称总台，住在张家庄，队长曹丹辉兼，郭龙飞是报务主任，报务员有赖平、黄瑞兴。在军部我还见到老报务员温良章（温诤）、温凤山、肖良贤。军部三科长是二科长胡立教同志兼任。军部机务室有张相友、张福根、郭季田、陈焕新。
1939年1月，我调到一支队电台工作。支队部住在溧阳宋巷里，有一部15瓦的电台，用手摇马达，电台队长是电中队长李景瑞兼，报务员有郭日中、邹日先。支队部电台是一个单独伙食单位，称电中队，李景瑞中队长，还有指导员。
1939年6月，我调到“江抗”，活动在嘉定、太仓、武进等地区。“江抗”指挥部电台队长是廖辉，报务员刘家福。分配我到“江抗”二团工作。电台队长是王大鉴，功率2.5瓦，信号很小，主要联络廖辉台和一支队台。
1939年11月，“江抗”部队向西调至扬中休整了一个时期，过年前我们到了江北，占领了大桥镇。吴家桥、七里长庄一带有我们“江抗”和管文蔚、梅嘉生的挺进纵队，谢吉奎是挺进纵队电台队长。
1940年春节，廖辉从“江抗”指挥部调回军部，这时江抗和挺纵合并称挺纵，原江抗指挥部的电台也就成了挺纵指挥部的电台，谢吉奎接替廖辉任队长。陶勇同志率领的二支队四团两个营渡江到了苏北成立了苏皖支队。在天长、六合地区活动。这时我调到苏皖支队电台，队长是邱登龙，电台功率5瓦。我原在江抗二团的2.5瓦电台留在江南，后来成立了新江抗，王大鉴是队长。
1940年6月下旬，我从苏皖支队调回苏北，因为泰州国民党游击军李长江指挥十三个团的兵力向郭村我军发起突然进攻。挺纵和苏皖支队在当地群众的全力支援下，先后歼顽军三个团，李部的陈玉生部起义，李部向泰州溃退，我们一直追到泰州城下，6月26日我们取得郭村保卫战的胜利。战斗中，挺纵和苏皖支队两部电台都在工作，而且相距很近。
不久，李景瑞把我调回苏北指挥部一台。一台队长李景瑞兼，报务员有赖平、廖昌林、吴茂达等同志。十月三日，苏北黄桥反顽战役开始，历时五天，歼顽韩德勤部主力一万一千多人，解放了泰兴到海安等一线地区。并建立了苏北根据地。在苏北黄桥反顽战役以前，缴获顽军一部15瓦的电台，成立了苏北指挥部二台。我调二台当队长，报务员有颜飞、王志强。
我们主要对下联络，也联络军部。
1940年7月，江南指挥部改为苏北指挥部，下辖一、二、三个纵队。（由挺进纵队、苏南增援之第二团、新六团及苏皖支队改编）。苏北指挥部下辖的一纵队电区队长是谢吉奎，二纵队电区队长程希道，三纵队电区队长邱登龙。
皖南事变后，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统一整编华中部队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苏北指挥部改为新四军第一师，纵队改为旅。1941年1月，我调到一师二旅任电区队长，接替程希道。电台是15瓦的下辖：四团电台队长陈问心，五团电台队长徐翔，六团电台队长邹日先。团里电台大部分都是5瓦的。皖南事变时，我们与军部失去联络，李景瑞让所有电台都组织守听，听到了要立即报告。
1943年1月，在东台潘家边三叉河驻训，过了年，我们二旅率两个团南下与江南的十六
旅合并，旅长王必成，政委江渭清。下辖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五十一团，茅山保安团、太湖独立二团。我们离开东台时，留下两部电台，电台队长是王立人、应荣华，女报务员苏平、见习员张跃山。我到了十六旅旅部后，电台区队长王大鉴，我任副区队长，报务员有孟克、顾舜、周维克、李日洪。
1943年4、5月间，敌、伪、顽都来打我们，情况很紧张。王大鉴和一部分报务员到军部去了，留下一部电台，我当电区队长，报务员有瞿中和、陈友堂、朱辙。下属四十八团有电台，队长是吴应华，四十六团电台队长孟克，四十七团电台队长何坤，茅山保安团电台队长王墨，太湖独立二团电台队长翁履康，（后不久到了旅部台）。旅部有通信连，有电话排，有司号排。我未到旅部之前就开办了一个电训班，学员有十三人，我去后接着办，于1943年春毕业。
1945年1月13日，粟裕同志率领南下部队在长兴成立苏浙军区。日本鬼子想打通浙赣线，国民党部队都跑了，我们部队也撤离南京周围地区，开进浙江天目山区。三月，我们进浙西后，把驻守孝丰地区国民党五十二师消灭了，因为他们是皖南事变中国民党部队的主力，欠下了我们的血债。那时十六旅（一纵队）还是一部电台。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部队本来准备打南京、上海。10月上旬，根据中央指示，苏南、浙东等部队向苏北转移。四纵队电台队长许圣和同纵队部乘一大轮船(中安轮)渡江北上，快靠岸时船沉掉了，许圣和同志牺牲了，我还保存他一张照片。看得出父亲对许圣和非常怀念。（后来我们知道在这次沉船中牺牲的人员还有我们的舅舅狄群伍）
1946年下半年，我们取得苏中“七战七捷”的胜利。以后又打了莱芜、孟良崮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部队首长对电台人员是很重视和关心的，因为电台几乎是唯一的通信手段。电台人员的生活比其他干部好点，每部电台都有一匹马，有夜餐费，有技术津贴，还发个皮包装文件，行军到了驻地，首长有时亲自安排报房。
那时用的发报机功率小，收报机是自装的再生式。信号很小，工作时动动脚信号都会变，
要求报务员有较高的技术，才能完成任务。无线电器材奇缺，爱护器材象爱护眼睛一样，谁烧坏灯泡（真空管）要受处分，还要扣几个月津贴。解放战争时期能缴获到“V101”型和“284” 型报话机，但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使用。
无线电联络文件由李景瑞制定，发到旅和团，旅对下的团由旅部编拟。更换联络文件的时间是不固定的，但如果丢失了联络文件，则马上更换。友邻间的联络由上级规定或双方商定.“台密”用的时间不长，皖南事变后不用了，改用机要电报。
报务工作制度还是比较健全的。如报务会议，根据需要召开，一个战斗结束后一定要召开。由队长主持，司令员、政委视情参加，参谋长每次都参加，并作些指示。那时全军使用的电报等级分为：万万火急报SSS，特急报SS，平报S，万万火急报不长，收发此报，首长通常在身后等着。
交班制度。电台联络情况，收发电报情况都要填写在报务日志上交接清楚。
万万火急报予告制度。遇有万万火急电报，从起草电文到机要部门翻译和发到对方要全程予告，做好准备。
我的印象中开过两次大的工作会议。华中军区在淮安时(1946年2月下旬)，李景瑞、廖昌林召集旅以上通信部门干部开过一次通信工作会议。莱芜战役后，华野在淄博戴康里开了好几天通信会议，李景瑞召集，纵队以上通信负责干部参加，总结几个大的战役的通信工作经验，同时拟制讨论各通信专业人员职责和通信工作条例。这个会议后，所有的通信手段都归通信科管。
通信器材的来源。一是缴获敌人的，主要是国民党和伪军。二是购买，我们电台需要电池、灯泡写个条子给首长，首长交给供给部，再通过商人的关系去购买。三是自己装配一点。
通信系统的上下级是业务上的指导关系。要调动人员，通信系统提意见，人事部门办手
续。职务任命事项是本级首长委任，我当十六旅电区队长就是旅长政委任命的。战役通信问题。我印象深得是第二次黄桥决战，那时我在二台当队长，晚上十时李景瑞送来万万火急的电报，报文不到一百字，是向军部请示打不打的问题。电报很快发了出去，军部也很快复了电。整个电报来往就个把小时，下半夜一点钟就打响了。
1943年是迎接发展的转折年。父亲重点说起以茅山为中心苏南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清乡、反扫荡、抗敌顽围剿艰难坚持抗战的经历：
十六旅电台全体同志，不怕牺牲，不怕艰难，克服了重重困难，圆满地完成电台的联络任务，保障了部队及时顺畅地指挥。粉碎了日、伪“清乡”以及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保卫了江南抗日根据地。保障了部队向南挺进，开展了郎广地区和浙西天目山地区的根据地。1943 年夏，我们在第三游击区（江宁、龙都地区）活动，白天隐蔽，封锁消息，夜晚行动转移他地。在这样紧张情况下我们有四十五天未解过背包、解过绑带睡觉。那时警觉性很高，我们台架设、撤收动作特别迅速，预先有思想准备，分工负责，一有紧急情况，马上集合转移。有一次我们旅部及直属队深夜到达赤山下一个村庄宿营地，下半夜敌寇奔袭驻地，杀害我哨兵闯进村口。我们在拂晓前实施突围，天刚亮，日本鬼子占领村庄山头，太阳旗插在山头上。敌人的机关枪不断向我们扫射，我利用敌火力死角地形，带领电台人员从山下菜园沟里冲出去。在突围中电台摇机员老班长王兴国同志，因年龄较大体力不足，背着手摇马达跑不动，天又热，汗珠不断冒，我把他背的马达夺过来，背着跑出十多里，就这样安全地脱离危险。
1943年秋，部队向郎(溪)、广(德)地区挺进。有一天下午部队行军通过白马桥的官塘 ——日本鬼子据点附近时，被敌人发现就向我们打炮。一发炮弹沙沙地飞过来，正落在我们电台队列的稻田里爆炸。我头部中了弹片，鲜血直往脖子里流。当时也不觉痛，用手按着头，指引电台战友前进，跑出数里后才把伤口包扎好，照样工作。此后弹片一直留在头里，没有取出。这两次遇险果断处理都得到旅首长的表扬。
提起孟良崮战役，父亲仍记忆犹新:
六纵如何插到敌人心脏，合围74师并彻底消灭74师，完成上级给于六纵任务的：记得我们纵队在鲁西南地区活动（泰安西南），接到上级电令立即向鲁东南前进。一路上用急行军小跑的方式专走近路小路，第二天早晨占领费县即向北挺进，我们纵队第一个到达抢占垛庄的地点，完成包围敌军“王牌74师”的任务。飞奔200多华里，只用了一个整夜和一个上午的时间。当同志们已疲劳饥饿，但没有饭吃，搞不到粮食，因为老百姓都跑了，直到下午才搞到一点点粮食。同时又在孟良崮山下找到几匹死马，割了几条马腿，方充了一下饥。
我们纵队的指挥所设在垛庄南面。（公路南山坎上）四、五家破矮房子里，房前后有几棵枣树和一些槐树。我们电台就设在这里，以几棵树作为隐蔽。但敌机不断在盘旋，怕敌机发现目标，又把天线的高度降到离地面仅一公尺左右并用树枝伪装起来。由于天线高度不够，故信号就比较小，给工作带来了困难。但电报来往十分频繁，且均系万万火急和加急电报，工作是十分繁忙和辛苦的。我们电台人员挤在一个屋里，有的隐蔽在槐树下。但仍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我们纵队对上下级及友邻部队的联络，除了用无线电通信外，对下属各师进入战斗阵地后，即设法沟通有线电话联络及骑兵，徒步的联络，这样就保障了歼灭74师的任务。我记得纵队在占领垛庄后的下午两点就开始向敌军发起总攻。重炮打得孟良崮山岭上烟火四起，把敌人帐篷掀上天空，人仰马叫乱作一团。到下午四点战斗结束干净利索彻底的歼灭了蒋家王朝的这块王牌。战役胜利结束我们纵队立即向北转移,但我们电台还有加急电报未抄收完，但这时援救74师的敌军离我们不远了。情况万分紧急，为了把加急电报收完，纵队首长指示派一个连担任电台警戒。待电报抄收完毕我们迅速向北转移。
我们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父亲讲述这样的经历。那种不计个人得失，不畏艰难，
不怕流血牺牲，有危险勇敢冲在前，顿时让我们感到震惊和自豪，瞬间父亲成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
席间母亲插话:你们的父亲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技术精益求精。严以律己、宽厚待人、爱护战友、帮助同志、平易近人。不管是报务员，见习员，摇机员，饲养员，通信员，都觉得他可亲可敬。他配有坐骑，但他不骑，总是让身体欠佳的同志骑。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通信兵部一位参谋，家里孩子小，家属无工作生活很困难，父亲常将节余下来的粮食、钱票接济他们，逢年过节请他到家里吃饭，体现了对部属关爱。
最后，父亲细数我们儿时的顽皮事。一桩桩、一件件他用玩笑的语气说着，已没有过去的严肃劲儿，对过去所做的淘事，听的出褒扬的多了些，至少认为我们还是有出息的，其实我们和父亲有许多兴趣志向是相同的。如今他就像孩子似地与我们交流，为我们的成长感到欣慰。此时倍感与他接触太少甚至陌生。
1999年母亲病倒卧床不起，父亲一直守护在她身边形影不离。从此没有看见他欢笑过。
想与之交流也没有把握住机会。2002年、2004年大家庭的两位主人相继离世。我们再也吃不到父母做的饭菜了，只能通过舌尖的记忆尝试他们做的味道。在1998年那顿难忘的晚餐中，父母给我们留下一段深情难忘的回忆，他告诉我们后代不能忘记反抗外来侵略者和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历史、珍惜今天来之不易中国、继承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传承老一辈未尽的事业！
六师分会 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