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10年多了，每每听到《钢铁部队进行曲》，就仿佛看见年轻的父亲创作这首歌词的情景——“晓星借着月光席地而坐，在膝盖办公桌上写下了《钢铁部队进行曲》……”（引自徐光荣《永恒的魔力》）。
“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钢铁的意志，钢铁的心。秀水河子歼灭战，队伍打成钢。大小几百仗，仗仗有名堂。三下江南，打得敌人胆破心又慌。四战四平街，威名全国扬。我们越打越硬，越战越强，跟着英明的毛主席，嘿！勇猛的向前进。”这是父亲1948年在四平为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现解放军某集团军前身）创作的献歌，刘炽连夜为其谱曲。后经中央军委批准，这首歌作为某集团军军歌，传唱至今。
这首歌唱出了“一纵”指战员英勇善战、所向披靡的豪情壮志，唱出了“钢铁部队”喋血疆场、百战百胜的磅礴气势，唱出了“万岁军”的光荣历史和豪迈情怀！无论是遥远的战争年代，还是今天的和平环境，这支猛将如云的英雄部队指战员，高唱这支战歌，打过山海关，跨过鸭绿江，转战南北，屡建奇功。这首战歌成为激励将士们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
然而，这首传唱了60年的军歌，我直到2006年9月父亲病重时才学会。尽管我在他辞世前天天给他唱，但我为没能在父亲清醒时唱给他听，感到痛心疾首地愧疚。在陪伴他的过程中，我发现对他了解得太少太少，遗憾与思念之情至今难以释怀。我试图用这首歌词去解读父亲一生的追求，去触摸父亲的精神世界，去掂量父亲作品的分量，去探索这颗词坛“晓星”从战士到作家的心路历程。
父亲原名孙德培，祖籍浙江宁波， 1923年12月10日生于上海。他幼年丧母，为逃避继母虐待，13岁中断学业，当上童工。从小自食其力，铸就了他倔犟的个性和刚毅的性格。他虽然辍学，但求知欲促使他经常走进书店看免费图书。在那里，他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知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知道了共产党、毛主席。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他18岁投身革命，19岁到苏中军区新四军(后更名为抗大九分校)任文化教员，随即把名字改为“晓星”。
父亲之所以改名，是因为他把自己比作一颗拂晓的星辰，在黎明前呼应着解放劳苦大众的太阳毛主席和共产党，当太阳升起来（革命成功）的时候，这颗星星就融入了阳光普照的苍穹。在他看来，拂晓前最黑暗的时候，星星也能够光照路人。
1943年2 月，为粉碎日寇对苏中军区的扫荡，抗大九分校奉命南渡长江，进入苏浙皖边区新四军六师驻地。蒋介石得知苏北新四军南下，调集了5个师的兵力围剿溧水、溧阳地区，妄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父亲所在三队的任务是镇守铜山。4月12日铜山战斗打响之前，未满２０岁的父亲写下平生第一首诗：《战士琐语》――“无论立在危崖绝壁，或面临天险地渊，莫为彷徨的懦夫，只顾及一己的安危，而是流血不流泪的英雄，万死不惧的好汉！”
是夜，敌人在迫击炮、轻重机枪的密集火力掩护下，以15个团（3倍于新四军）的兵力，黑压压地扑向铜山阵地。尽管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敌人还是遭到新四军战士的迎头痛击。在“死守铜山！”“人在阵地在！”“与阵地共存亡”的口号鼓舞下，仅有步枪、手榴弹和石头的新四军战士打退了敌人无数次进攻。狡猾的敌人见正面进攻不成，迂回到后面，向新四军进行机枪扫射，许多官兵倒在了背后射来的子弹下。经过艰苦的鏖战，活着的战士已弹尽粮绝，腹背受敌。全体官兵宁可战死，也不愿当俘虏，指挥员决定进行最后的突围。突围时，父亲被敌人的枪弹击中，步枪被打断成两截，人匍匐在血泊之中。
敌人以为他已战死，嚎叫着从他身边跑过，幸免于被敌人刺上一刀。天渐渐黑下来，他咬紧牙关，用胳膊撑地，艰难地爬出尸横遍野的战场。他在稻田边吸饮泥水的时候，因失血过多，昏迷过去。直到深夜，前来增援的主力部队发现并唤醒了他，问清部队番号，把他送进了野战医院。医生剪开他浸透血污的军装时发现，他身中4枪，7处伤口流着血，却依然活着。这是他钢铁般的意志，创造的生命中的第一个奇迹！
父亲的右手拇指筋骨断裂，在他的恳求下，医生没有为他截指，把外翻的皮肤包裹住指头勉强缝合。拇指算是留住了，但没有任何知觉和功能，落下了终身残疾。
养伤期间野战医院随时转移。一次在溧水县的一个村庄遭遇日寇搜查，十几名重伤员来不及撤离，老乡们冒着生命危险把伤员们掩藏在挂满农具的夹壁墙中。墙里面一片漆黑，日本鬼子的手电光透过缝隙清晰可见，处境十分危险。在老乡的掩护下，伤病员终于逃过日本鬼子的追杀——死神又一次与父亲擦肩而过！父亲常说：“没有乡亲们的救助，我早已是日本鬼子的刀下之魂了。”
部队以为他牺牲了，把他的名字写入阵亡烈士名单，并把他的书和笔记本摆放到追悼会现场。追悼大会上，同志们高唱沈亚威同志为纪念铜山战斗牺牲的烈士创作的悼歌——《英雄们还活着哩！》。当他三个月后伤愈归队，战友们见到“死而复生”的他又惊又喜，高呼“你是铜山战斗没死，却被我们开过追悼会，唱过追悼歌的生者！”每当唱起《英雄们还活着哩！》这首歌，他就想起那些牺牲了的年轻战友，想起那场英勇卓绝的战斗。他常乐观地说自己“是到马克思那儿报过到的人。” 刚毅的性格铸就了父亲顽强的毅力和果敢的作风。他晚年多病，时常住院。每当家人对医疗方案举棋不定的时候，他都勇于面对风险，积极配合医生治疗。说来也奇，每次他都在医生不详的预言后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他65岁时接受皮肤癌切除术；75岁时接受前列腺手术；80岁后两次接受心脏支架手术；接受痛苦的放化疗。医生对他反复出现峰回路转，起死回生的奇迹感到惊喜，也佩服他敢于与疾病叫板的气魄。为了给父亲鼓劲儿，母亲经常同他一起唱《钢铁部队进行曲》，并称他为“钢铁战士”。父亲也用这支歌激励自己，顽强的与疾病进行斗争。
父亲最后一次住院是２００６年8月中旬。肿瘤伤口局部感染，折磨得他苦不堪言。他为不影响别人，从不喊疼，实在顶不住了，就向医生要颗止疼片。他不仅有肿瘤，还有心脏病、陈旧性脑出血、糖尿病，且年事已高。医生为之感叹，说病情如此之重，如此错综复杂，心态却如此平和的老人十分少见。他总是尽量把笑脸展现给大家。
也许是被病痛折磨的太厉害了，他不顾全家人的反对，毅然要求医生为他进行手术，并做好下不了手术台的思想准备。就在他行将手术的前两天，突发脑梗塞，人很快就陷入深度昏迷。医生当即宣布他不可能醒来，且最多只能存活10天，让我们即刻准备后事。在他们看来这种病无药可施，体力和功能像燃烧的蜡烛一样，会很快被耗尽。
几分钟之前还在说话，怎么突然间就不省人事了呢？无论医生进行怎样“科学”的论断，我都无法接受他不能醒来的事实。病情虽然严重，但全家依然像以往一样祈盼他会康复。我们不断地跟他说话，一遍遍在他耳边唱《钢铁部队进行曲》。尽管他一动不动，但直觉告诉我——他听得见！好几次我唱这支歌时他情绪躁动，甚至眼角流出泪水。他闯过了10天、15天，到了第18天，父亲竟然睁开了眼睛。这是那些日子里最令人振奋的消息，尤其令医生感到震惊！因为医院基本放弃了治疗，连维持生命的营养液也给得很少。
即使是在这种条件下，他还是渐渐的有了思维和表情。他可以用点头表示赞同，用微笑表示满意，用歪头表示拒绝。当我唱错了歌词的时候，他咕哝着嘴唇，显然是要纠正。他的老朋友看望他时，给他介绍文艺界的情况，他倾听和赞许的表情显示出思维完全正常，临别时还有力地回握了老友的手。
10月底医院室内气温很低，护理条件极差，感冒菌凭借着穿堂风在病房中肆虐、蔓延。很快父亲发起高烧，浑身抽搐，并消化道出血；接着是严重的肺部感染和心肾功能衰竭，并伴有严重的尿道出血。父亲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心脏监视仪上时有呼吸停止现象。2006年11月5日凌晨，父亲膀胱大量出血，全身的血管已找不到，无法输液，呼吸越来越弱，心脏最终于18点16分停止了跳动，永远地闭上了那双明亮而睿智的眼睛。那天风很大，天很冷，全家人的心随寒风呜咽，冷到了冰点。
尽管我们最终没能从病魔手里夺回父亲的生命，但他在医生“不可能醒来，活不过10天”的冷酷断言下，不仅醒过来，还能与人交流。他是在没有有效治疗，营养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靠拼体力足足挺过了50多天啊！即使年轻人不吃不喝也坚持不了几天，更何况一位重病的老人呢？因此我坚信，是精神力量产生的作用，是他的《钢铁部队进行曲》和对亲人的眷恋，激励着他钢铁般的意志，创造了生命旅程中最后的奇迹！
父亲的离去使全家陷入极度悲痛。父亲为人谦和宽容，思想品行超凡脱俗，是我们十分倚重和敬仰的人。当年毛主席去世时父亲痛书“柱折桅绝……天倾地缺……”，当我们失去他时，才真正体会这种感受。父亲的音容笑貌挥之不去，对我们的培养、教育和呵护更是铭心刻骨。
文化大革命初期，家里门窗被造反派糊满大字报，屋子里黑乎乎的，吓得我们不敢出门，以为末日来临。父亲非常镇定，在家里墙壁贴上毛主席“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的语录，使我们冷静下来，经受住了考验。当社会上流传“共产主义虚无缥缈，也是迷信”的说法时，他以非常浅显的分析告诉我：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是唯物主义的科学实践；而宗教是麻痹人们思想的精神控制，是唯心的臆造。“相信群众，相信党”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父亲一生弥足珍贵的信念，也是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鲜明坐标。
父亲十分崇敬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他追随毛泽东的思想，赞赏毛泽东的才华，钦佩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智慧和气魄。凡是涉及毛泽东的书他都收藏，并且认真研读。他敬佩周恩来的人品和亲民作风，喜欢陈毅“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的诗句，要我们学习松树的品格，顶风雨，冒冰雪却依然正直而挺拔，根深而叶茂。正是有了这种教育，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以始终不变的执著，经受住了挫折、磨难和锻造。
父亲对我们既疼爱，又培养。小时候在周末，我们几个常像小鸡围着老母鸡一样，跟随父亲爬山、散步、郊游。那些时光里，我们通晓了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一千零一夜、普希金童话；聆听小布头奇遇记、白雪公主、神笔马良、小红帽、金鱼和渔夫的故事；背诵许多童谣和古诗，敲开了文学知识的大门。父亲古诗词功底超凡，精通平仄、词牌，不仅能背、能写，还能“搜索”。即使到了晚年，不管你从哪儿抽出半句很陌生的古诗句问他，他都可以告诉你出自哪首诗词，作者是谁，并能立即查出全诗。这一点不仅使我们获益匪浅，也令很多人叹为观止。
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勤劳自立，很早就教会我们自己钉扣子。他工资不低，但很节俭。记得当年妹妹个头比我高，拣不上我的旧衣服，家里就把我们穿小了的衣服接长了袖口或裤腿继续穿（印象里小时候我们穿的衣服总是补丁和接头）。那年妈妈“四清”去了不在家，妹妹没有合适的衣服，爸爸乐呵呵地拿出自己的中式灰上衣，把下沿缝进去两寸，袖口扎上松紧带让她穿，脚上又踏上一双后跟缝进半寸的他的黑布鞋。小女孩这身打扮去上学，想想能让人笑掉大牙，可当时妹妹穿着特别得意——因为没有接头和补丁。上世纪70年代初，父亲下放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一天，年幼的弟弟跟他骑着三轮车到河滩拉鸭粪。父亲不知道骑自行车的技巧和驾驭三轮车不一样，结果迎面躲车时，连人带车翻进了河堤。
他用身体挡住了砸向弟弟的三轮车，造成自身锁骨骨折，但依然忍着剧痛，把弟弟和车拖回干校。
父亲感情丰富，但从不“儿女情长”。我初中毕业随大流去山西插队，他送我上火车时没觉得有任何难舍的表情。在我期盼的家信中，他写给我一首《五律》：“十七辞京华，千里去学农。羞为温室花，愿作山里红。父母叮咛切，领袖教导重。翱翔天地间，作为大无穷。”我完全把它当作父亲鼓励女儿响应毛主席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教导了，根本没体会他的思女之情。但听他的同事讲，我走后他常常一个人面对墙壁发呆。９０年代初因工作需要我被派往国外，弟弟也出国学习。
期间我们分别收到父亲写的一首《归国谣》：“情切切，两地梦魂寻觅觅。云程万里关山隔，他邦游子无归迹。长相忆，家乡慈母依门立。”接到这首诗我流泪了，我想他是借母亲之名，抒发他的思念之情。带着对他的思念我熬到了回国。当我们真的到他身边时，他却没有什么特殊表示，唯一的不同是已经不进厨房的他，坚持亲自下厨房做几道菜。只要我们回家，他就会下厨，并像变魔术一样，一会儿功夫就做出一桌美味。他烧的大汤黄鱼，是我农村插队时精神会餐的主菜，也是全家聚会必不可少的菜肴。
父亲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每次住院，都积极配合医护人员，从不提额外要求。一来他不愿意干扰医生的决策和治疗方案，二来不愿给人添麻烦。病友们喜欢听他唱歌、讲笑话，愿意同他聊天。
他不管多么难受，多么痛苦，只要有需要，他总是忍着剧痛，把欢乐带给大家。
父亲对劳动人民充满感恩之情，常常尽己所能帮助外来务工人员。病重期间，他为了让护工夜里多睡一会儿，坚持自己起夜；为让护工多攒些钱带回家，他总是把饭菜省下来给护工吃。这位护理过无数病人的护工每每回忆起他的仁慈和善良，都止不住地流泪。所有跟他接触过的人，都十分敬重他的人品，钦佩他的人格。父亲很小被继母赶出家门，但建国后从有收入开始，他一直为其父亲和继母提供赡养费，直至他们辞世。
我们是他生活中最亲近的人，却从没听他提及自己的功劳和成就。我们只知道他一生勤奋、好学，历史知识渊博，文学功底扎实，却不了解他的学术成就。虽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他很早教我们背诵的诗句，但我们对他颇具建树的论著浑然不知，也不会唱几首他写的歌。
我们知道他原名叫孙德培，却不知道他为什么把名字改为“晓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们对他的漠然和忽视，但从另一角度讲，是父亲一生虚怀若谷、淡泊名利的情操使然。
从父亲的作品中，我们感受到他高深的文学修养，体会到他爱党爱国爱民的拳拳之心，看到他潜心治学，甘于奉献的高尚境界，但对他的全面了解，还是在父亲离去后，通过协助中国音乐家协会撰写他的生平所得。
父亲１９４１年参加新四军，曾先后任新四军文化教员、军直政治部宣教干事、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文工团干部。1946年春，四平保卫战开始，父亲被调到《自卫报》当战地记者，后调入东北鲁艺任教，参加了北满刁翎地区土改运动。1948年初，他奉调到东北鲁艺音乐工作团工作，并参加了吕骥率队的创作小组，深入到四野“一纵”（当时被野战军总部命名为“钢铁部队”）体验生活。
当时这支部队正在四平，为攻打锦州、长春、沈阳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经过四进四出激烈争夺战的四平街断壁残垣，满目疮痍，“一纵”的司令部就驻扎在此。司令员梁兴初、政委梁必业和政治部宣传部长李欣向他们介绍了部队情况，陪同他们观看了炮兵攻坚、步兵爆破、突围、孤胆作战等演习，还参加了战士的诉苦会。这一切，激发起他强烈的阶级感情和创作冲动，随即奋笔写下给“一纵”的献歌——《钢铁部队进行曲》的歌词。作曲家刘炽拿到歌词，连夜为其插上音乐的翅膀，随即这首歌唱响了“一纵”军营。
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及后来的岁月中，他与吕骥、瞿维、寄明、劫夫、李尼、刘炽、张棣昌、安娥、马可、丁鸣、鲁黎等老一辈音乐家一道，创作出《攻大城》《再加一拳头》《解放全中国》《调转枪口打老蒋》《我们是人民子弟兵》《剿匪胜利之歌》《翻身秧歌》《工人翻身联唱》《工人大合唱》（合写）《火车头》《农民舞曲》《普天同庆开国日》《打击侵略者》《给我一支枪》《紧紧追赶美国狼》等革命歌曲，在东北地区广为传唱。建国后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与众多音乐家合作，写出《油田颂》《林业工人歌》《众家姐妹植棉来》《唱刘庄》《为革命来种田》《大河涨水小河满》《石油地质尖兵之歌》《决战决胜之歌》《越南人民武装之歌》《亚非拉人民反帝进行曲》《毛泽东颂歌》《伟大领袖毛泽东》《歌唱科学的春天》《歌唱焦裕禄》《像王杰一样成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峨嵋天下秀》《我爱巴蜀好山水》《草原颂》《中国女排之歌》《东海渔村真好》《比先进学先进》《大陆通向世界》《歌唱科学的春天》等弘扬主旋律，维护世界和平，催人奋进的歌曲。他创作的歌曲全部在报刊发表，并多次获奖。只可惜这些作品在出书时，因为技术上的困难，只收录了他的歌词、歌曲作者及发表的时间，没有配上谱子。没想到这成为他的终身遗憾。
父亲小时候没念过几年书，但勤于钻研和积累，参加革命后更是求知若渴。他业余时间最喜欢做的事就是遨游书海。印象中他只要是有钱肯定是先买书；只要有时间肯定是看书。不管什么时候，他只要拿起一本感兴趣的书，一切事情都抛在了脑后。
记忆中小时候我们家除了一个现代人连装碗都不用的小矮柜和两张大床算是家具，其余的就是装满书的书箱、书桌和书架。在被书包围的斗室里，父亲用那只拇指失去功能的右手，记下了1万多张卡片，写下５０余本读书札记，为日后的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在音乐研究所工作期间，他曾先后到山西和内蒙古等地对当地民间歌曲进行深入调研和采风，陆续撰写了《河曲的“山曲”与生活》《论鄂尔多斯民间歌曲》《鄂尔多斯文学艺术概述》《达斡尔族文学艺术》等论文和《河曲民歌采集调查工作报告》；主持编写了《河曲民间歌曲调查研究专辑》和《鄂尔多斯民间歌曲选》等专集，为抢救和传承祖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采集和研究工作。一位调查河曲山曲的记者这样写道：“在我的采访过程中，能索要的关于河曲山曲的资料少之又少。最权威的资料还是由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出版的《河曲民间歌曲》一书，该书的作者原《词刊》主编晓星于１９５３年到河曲采风，精心编写了这部河曲民歌经典专著。这部书详细记录了晓星同志在河曲生活的３个多月里，从农民口中收集和记录下来的最原始的河曲山曲。在河曲人民的手中，这部专著一印再印，历经了半个世纪的风雨，至今仍为研究河曲民歌最基本的资料。”（作者注：父亲当时率音研所一采访组赴山西河曲调查，并任组长。）
父亲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实践，遵循毛泽东文艺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写出《音乐领域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也谈无为而治》《论田汉与革命歌曲》《围绕音乐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场论战》《论歌词创作问题》《烽烟指出即课堂——忆吕骥同志在东北》《读歌偶感——海涅“西利西亚织工之歌”给我的启示》《发展民族的新音乐》《略论歌词创作问题》《歌唱人民，歌唱时代》等文艺理论文章，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艺方向。他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300余首古体诗词，抒发了他不同时期坚定信念、鼓舞士气，歌颂真善美、鞭笞假恶丑，以及热爱大自然的内心感受。瞿维伯伯（歌剧《白毛女》作者之一）在介绍他的文章中生动地写道：“几十年来，他就是用那只端过枪，并且受过伤的手，写下了大量诗文。对他来说，不管用枪或是用笔，都是在战斗。”
父亲格外珍惜时间。他常用韩愈的话“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激励我们，鞭策自己。他在34岁时，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学业。
父亲对待工作精益求精；待人处事高风亮节；写出文章儒雅绝俗。
敬业务实是父亲坚守的从业原则。他出任《词刊》首任主编时，正值艰苦的创业阶段，一切从零开始。当时《词刊》的办公室设在东四八条一幢老楼内，几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但他很知足。那时他已经快60岁了，从提申请、跑审批，到注册刊号、选定印刷厂，每天骑车风雨无阻，早出晚归，乐此不疲。记得一天晚上，他下班后骑车去王瑕举老先生家取其给《词刊》封面的题字，路很远，正赶王老没在家，他饿着肚子一直等。当他拿着题字回到家，我们已经睡醒了一觉。他顾不上吃饭，津津有味地边欣赏，边向我们炫耀“词刊”那两个字（《词刊》杂志沿用至今），快乐得像个孩子。看得出，他为歌词界终于有了自己的园地而兴奋，为能得到名家支持而深受鼓舞，为自己和同行的努力有了实质性进展而跃跃欲试。“丹心如砥柱，歌起发雄风”，是父亲在为之倾注大量心血的《词刊》问世时，以首任主编的名义写下的铿锵之言。诗句表达了一个党的文艺战士对党的事业之耿耿忠心；抒发了一个词坛耕耘者的辛勤劳动终于获得承认之感慨；发出了歌词界要为祖国、为时代讴歌之呐喊。
甘为人梯是父亲恪守的职业道德。在任音乐家协会《歌曲》编辑部副主编和《词刊》编辑部主编期间，他为投稿人修改发表了数不清的稿件，但从不揽功。当大型纪录片《话说长江》的主题歌词经过他的加工、润色，配上音乐唱响祖国大江南北的时候，我问父亲哪句词是出于他的手笔？他只说歌词基础不错，绝口不提自己的功绩。
刚直不阿是父亲可贵的品格。他宽容厚道，善解人意，但在是非问题上观点鲜明，立场坚定。文革期间他奉调到国务院文化组大批判组工作，这当时是令很多人仰慕的地方。但父亲看不惯“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倒行逆施，更不愿充当其打击、诬陷老一辈革命家的工具，于是冒着被打击报复的危险，清醒而果断地离开了当时被认为可扶摇青云的岗位，转到中国艺术研究院，身居陋室，潜心做起学问。父亲如果认定“道不同”时，决不会违心地与之“为谋”。一旦让他背弃信仰，反党、反马列、反毛主席、反周总理，他会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坚决斗争！粉碎“四人帮”后，父亲被任命为文化部理论组负责人，他用手中的笔狠狠揭批了“四人帮”极左思潮和文化专制主义，捍卫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纯洁性。
父亲１９８５年加入作家协会。他系统地钻研了中国古代入乐歌诗的发展历史，发表了题为《中国歌诗发展纪略》的专题论文。他的专著《清浅居歌吟》被列入中国文联首批《晚霞工程》，于1996 年出版；他还出版了《中国歌诗发展纪略——清浅居文集》和《晓星词曲论集》等专著。这些作品收录了他100多万字的专业论文、调研文章、文艺评论、歌词、古典诗词等作品，凝结着他六十多年的厚重积累和心血，也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建国后，父亲一直享受着革命残废军人的荣誉和待遇。1993年国务院授予父亲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并颁发了政府特殊津贴。父亲的简历被收入《中国艺术家辞典》《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国大百科专家人物传集》《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中国诗歌大辞典》等辞典中，但他从不自傲，而是时常用刘禹锡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漫天” 的诗句勉励自己。
父亲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他钟爱的事业，离休后，仍笔耕不辍，并不断有佳作见诸报刊。直到去世前，他一直兼任《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全国编委、特约编审和《中国歌谣集成》特约编审，先后审看了2000多万字的稿件，每次都认真写下意见和建议，并撰写了《编选民间歌曲的取舍标准》，从理论上阐述了坚持“批判地继承”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编选原则的必要性。最后一次住院时，父亲的写字台上还留着尚未审完的稿件。
２００６年8月27日，父亲在医院接受了家乡宁波大学沈浩杰教授的专访。当时他虽然身体虚弱，但思路敏捷，言语清晰。他半躺在病床上，完成了一个多小时的访谈。采访即将结束时，他用浑厚的男中音又一次字正腔圆地唱出了《钢铁部队进行曲》。当他舞动双臂，饱含激情地唱完这首歌时，在场的人都为之震撼了----没有人相信那铿锵有力的歌声竟出自一位重病的83岁老人之口。感谢沈教授录下了这感人的一幕。这是父亲声情并茂的形象最鲜活的记录，是父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纪念。
父亲去世时，我们收到北京军区某集团军（38军）政治部的唁电，电文写到：“晓星同志1948 年为我部所写军歌《钢铁部队进行曲》，至今为部队官兵广为传唱，成为激励我们加强部队建设，不断提高打赢能力的精神动力。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清理他的文稿时，我们在一本黄旧的夹子里发现了他当年创作《战士琐语》时写下的附注：— —1943年4月12日于抗大九分校铜山战斗打响之前。是役，国民党反动派顾祝同部队以十五个团兵力包围苏浙皖边区之新四军，即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刻。”从《战士琐语》里，我们找到父亲不屈不挠，追求理想的精神支点；看到父亲捍卫信仰，精忠报国的铮铮誓言；体会到父亲无怨无悔，献身革命的崇高境界；感受到一个革命者视死如归的豪迈情怀。《战士的琐语》是他不满20岁时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是他创作《钢铁部队进行曲》的原动力，是他对党和人民磊落坦荡，赤胆忠诚的精神源泉。
父亲的一生正像他的名字——拂晓天空中的星辰一样，朗对日月，默默闪光。我们在父亲的墓碑上刻下“正气贯人生，才学在书行”的短句，希望能概括他坚毅而高洁、传奇而丰硕的一生。
亲爱的父亲，您从来不曾，也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您灿烂的笑容是我们心中最美的记忆；您高尚的境界是我们不懈的追求；您钢铁般的意志是我们战胜困难的力量之源；您的《钢铁部队进行曲》是我们永远高歌的强音！
您是一颗不灭的星辰，永远在我们心头闪闪发光。
六师分会 孙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