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司令员兼华东军政大学校长，1949年10月，曾在大学干部会议上讲：“从抗日战争后，我们的学校起了它应有的作用，培养了大批的干部。那时，学校就有专人负责，从党政中分出了一批干部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成了专家，像余立金、刘清明等同志就是这样的。他们不像前线的指挥官，打了胜仗就登报。他们长期安心在军队学校埋头苦干，在培养干部工作上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种精神我们要大发扬”。并誉刘清明为教育战线上“桃李满天下”的师长、“红色军事教育家”。

    《刘清明将军》一书不仅记述了刘清明从参加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和平时期的军事院校，亲历了我军各个时期军事教育工作，成为新中国军事教育界的卓越代表，被誉为我军办学的“四代元老”，还记载了许多军事教育故事，折射出我党我军军事教育事业的光辉历程。

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1912年3月，给予《刘清明将军》一书很高的赞誉，称:“该书是一部很好的传记，史料详实、文笔流畅、图文并茂、较为完整地展现了刘清明将军戎马和军事教育生涯”。

现从该书摘选新四军第4师办抗大的部份内容。

风雨征程

    1940年初，日本加强了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集中兵力搞“铁壁合围”、“梳篦战术”，直至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妄图破坏抗战的大好形势,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为了克服危机，力争时局好转，毛主席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提出“在敌后办学”。这是抗大教育为战争服务的一个重大措施和英明决策，使抗大教育更加联系斗争实际，更有利于学生就近入学，并在实际工作和战争环境中，吸收和培养更多的干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

    华中地区是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其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对整个抗战前途关系甚大。 因此，抗大延安总校在到达晋东南蟠龙镇后不久，接到中央关于为了实现“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组织一支能独立执行办学任务的派遣队伍，随2纵队南下华中，“妥慎地送往雪枫处”，支援和加强抗大第4分校办学的命令。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抗大总校很快抽调了200余名教职骨干，组建第1华中派遣大队，赴华中豫皖苏边区的抗大第4分校，任命刘清明为大队长，李干辉为政治委员。  

     大队长刘清明清楚，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时候，我军在日、伪、顽的夹击下伤亡很大，根据地日益缩小，物质供应也十分困难，被称为“黎明前的黑暗”。敌后办学比在延安困难更多，危险更大，责任更重。加上要徒步走700多公里远的路，跋山涉水不说，途中还要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这支200多人的队伍，虽经过短期军训，但仍缺乏行军和战斗经验，武器装备简陋、稀缺，沿途教学、安全、线路选择和吃喝拉撒睡等都须统筹考虑、周密安排，稍有不慎，决策失误，后果不堪设想，这绝非一桩易事。但是，他没有退缩，勇敢地挑起了重任。

    派遣大队的成员主要来自抗大总校，少部份是从抗大1分校抽调的干部。比如刘清明的爱人方坤，早在1938年4月学生时就秘密加入共产党。为了实现抗日救国的夙愿，1939年春她不顾家庭的反对和个人安危，放弃考名校继续深造的愿望，背井离乡，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1939年7月辗转至太行山抗大1分校。1940年3月，经抗大1分校何长工校长亲自批准，方坤调入总校，成为第1华中派遣大队的一员。除大队机关外，还组建了一个学生中队，其中多数是抗大总校第五期毕业生，也有部份新任职的在职干部。大队的代号是“天山”，仅配有少量枪支弹药。 

    1940年4月19日，大队通过平汉线时，天已拂晓，这里是敌占区，随时都可能出现敌情。因此，刘清明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加快行军速度，迅速离开这个危险地区。上午8时许，又越过第二条封锁线——邯（郸）邢（台）公路。  

    4月20日，刘清明带领部队，沿卫河西岸，在大名县以东向西南方向前进，日行夜宿，到达预定驻地——南乐。派遣大队在南乐的两周中，一面休整，一面进行《新民主主义论》的学习，同时还参加驻地群众农忙期的田间劳动。  

    到达鱼台后，他们休息了两天，然后在砀山县以东黄口附近越过陇海铁路，通过了最后一道封锁线。他们一面行军，一面战斗，在过萧县时，黄口的敌人又向他们奔袭，击溃了敌人后，他们又向西南永城方向前进。

    刘清明带领的第1华中派遣大队，一路上经过6省23个县，通过敌伪重重封锁的平汉、陇海（兰州—连云港）铁路线（6条铁路、公路封锁线），穿过6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沿途护送部队打了4仗，日夜风雨兼程，行程700多公里，历经73天长途行军，终于在6月下旬，带领全队人马胜利到达豫皖苏边区麻冢集北的二郎庙。刘清明第一次独立地率领部队，面对敌人的层层封锁线和极度恶劣的环境，临危不惧，胜利完成了中共中央和抗大总校交办的挺进华中、支援豫皖苏边区抗大第4分校办学的任务，且全队无一减员，受到高度赞扬。

艰苦办学

    7月初，刘清明带领的第1华中派遣大队人马驻扎在永城。大家正要入睡，突然接到支队司令部的通知，要刘清明和李干辉等第二天上午到支队部去。6支队部的驻地新兴集是一个比较大的集镇，距大队驻地约5公里。

    进镇后，他们来到一所平房大院，新四军游击6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副司令员吴芝圃、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肖望东都在屋里。

    首长们见到他们，笑容满面地同刘清明、李干辉一一握手问好。他们坐下后，彭司令员亲切地说：“你们来了很好，欢迎你们。”他首先介绍了抗大第4分校（原随营学校）发展的过程，然后说：“在敌后办学校，有利于吸收广大知识青年就近入学，其他根据地早就开始了。但是，如何办好学校，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新课题。

    此后，刘清明任抗大第4分校副教育长兼训练部部长（一个月后接替方中铎任教育长，学校党委副书记，负责抗大第4分校的日常工作），因为当时其他校领导都是兼职，所以学校的日常工作主要由教育长负责，李干辉任分校政治部主任，分校其他领导兼职不变。

    抗大第4分校地处豫皖苏边区，远离上级抗大总校，是黄泛区的边沿地区，群众生活十分贫苦，经常遭受敌伪顽军的侵凌和“扫荡”。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办学，刘清明深深感到自身职责之重要，使命之艰巨，而且这是他第一次全面独立主持工作，很多问题需要自己迅速作出准确判断，果断采取相应措施，如果决策稍有失误，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增强抗战力量，加速培养大批军事、政治干部，力争时局好转，争取抗战的早日胜利，刘清明勇敢地担起了重任，而且，6支队党委和领导十分重视办学工作，更增强了他以忘我的精神完成这光荣任务的信心。他到校后就着手下列工作：

    1．建立适应战争环境发展的教学机构

    抗大第4分校在第1华中派遣大队未到之前，虽已初具规模，但是当时各级干部太少，特别是有教育经验的干部更少。有好多连队只有一个干部兼任连长、指导员、支部书记三职，教员更感缺乏，全校仅有一名专职教员，大部份都是支队和当地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兼任教员，因他们本身工作忙，难以全面兼顾教学工作。

    刘清明到分校后首先是组建教学机构，建立以适应战争环境的组织形式和一整套制度，行政管理、教学组织、干部配备都着眼于适应分散、流动条件的要求。机关人员连队化，按班、排、连编成，教学组织实行教员驻队，队干部兼军政教员，或教员兼任队干部。这样，共编为3个大队，9个队，其中包括1个防化学队和1个女生队。女生队队长仍为解少江，尹锡珍（解放后任中央组织部组织局副局长）接替范野萍为女生队指导员，黎坷任副政治指导员。女生队下设3个区队，9个班。1区队队长是白希清，2区队队长是方坤，3区队队长李琳。每个区队3个班。

     2．继承和发扬红军学校和抗大总校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刘清明遵照毛主席对抗大总校提出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为准则来建校，以及彭雪枫同志号召的学员要立志成为一个“政治的军事家，军事的政治家”的精神，来培养学员成为军政兼优、德才兼备的干部。在教学实施中，把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贯彻始终。具体做法是：

   （1）根据不同对象分别编队实施教学。由于学员的年龄、出身、经历、文化和思想水平各不相同，根据这些特点，学校将学员分别编为以知识分子出身的学员为主的政治队和以工农出身的学员为主的军事队，并根据各队的特点，分别制订教育计划，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

    （2）成立教研组，编写统一教材，按照抗大的教育计划对分校教育计划实施修改，使学校的教学工作逐渐走向正规。

刘清明根据抗大的经验，十分重视培养一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员队伍。他对教员信任尊重，放手使用，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在全校养成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学校还开办了军事教员研究组，多方收集作战的资料，充实教课内容，提高理论水平和教授能力。要求教员干部平时要以身作则，注意保持严格的军事生活，不断提高军事素质和教学水平。

（3）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学员们在学习中接触实际，毕业后能胜任所分配的工作，在复杂的环境里能迅速打开局面，成为能文能武的“全才”干部。军事干部会做政治工作，政治干部也会做军事工作。这样，毕业后的学员无论分配到部队、县、区、乡地方政权机关、民运部门以及做财务税收工作、做妇女工作都能迅速地在复杂的环境里打开局面，胜任工作。

（4）在教学方法上，强调实践第一，教练结合。鉴于平原地区敌骑兵部队运动快速的特点，还加强了跑步锻炼，使学员急行军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0—13公里，培养了学员的快速应变和应战能力。

    在当时敌我双方短兵相接的战争环境下，在教学中加强提高单兵射击训练，不仅可以节约弹药，还是提高战斗杀伤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刘清明十分重视在学校加强射击训练的教学，开展培养优秀射手运动，并组织射手比赛，学员平均命中率达92%以上，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由于，学员数量激增到1000多人，一部份来自6支队的军事政治干部，大部份是河南、安徽等沦陷区的革命知识青年，人员多，责任大，加上分校所处的环境十分艰苦，战斗频繁，物质匮乏，又远离总校和上级组织，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错综复杂问题摆在他面前，需刘清明独立面对和解决。诸如：

    解决校舍和上课的问题。分校学员激增，教学器材相当缺乏，固定地点和教室也难寻。除借用民房外，晴天，学员在树林下上课，背包当凳子，膝盖当桌子，还要抓紧时间进行阅读、抄写和整理笔记，雨天，只能分散在住室内讨论或自学看书；晚上，摸黑进行讨论，联系边区的斗争实际，加深理解，不断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指挥能力。

    敌情威胁严重。学校驻地在麻冢集，距离日、伪据点只有十几公里，常常可以听到枪炮声，随时会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和土匪势力的袭击扰乱，且又离我军部队驻地较远，一旦突发敌情，我部队鞭长莫及。为了应对这一险恶环境和敌情，刘清明根据彭雪枫司令员兼校长“一面战斗，一面教学”的指示，在学校制定了各种应急预案和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加强战斗准备的措施：把每个干部和学员武装起来，配发了虽老掉牙的枪支和几粒子弹，但比一无所有强，并加强了平日的战斗训练和演习，以便能进行自卫。

学校提出加强军事生活和落实的具体规定：学员每天要在临战状态下生活，出操、上课和吃饭做到武器、背包不离身，休息不解绑腿，和衣睡觉，随时准备打仗。把课堂当战场，学校还采取教学编组与军事编组相结合：战时，学员大队担负战斗团的职能，中队、区队分别担负战斗连、排的职能。大队、中队干部既能组织领导教学，讲授部份课程，又能组织指挥战斗，以保证战斗和教学的顺利进行。

分校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做到学习、战斗、生活一体化。平时经常进行夜间“紧急集合”，女生队也不例外，不许开灯，摸黑着装，打背包，跑步集合，按班排连任务，迅速追击，进攻，冲杀，像真正发生了敌情一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一个大队（营）在夜间紧急集合只需8分钟，就可以连炊事员一起从各个村庄跑到预定地点集合完毕。1940年8月1日，全校举行了一次战斗演习，取得很好的成绩，深得支队领导的赞扬。

    面对没有津贴的艰苦生活条件，刘清明带头以高粱、谷子、红芋和窝窝头等为主食，油盐和青菜极少吃。全校教职学员齐心合力，克服重重困难。有的学员还节衣缩食，设法帮助驻地生活困难的群众。尽管条件艰苦，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每天晨曦初照，大地刚刚苏醒时，学员们唱起《黄河之滨》的校歌，气壮山河的歌声响彻学校的各个角落，激励大家勤奋学习，苦练杀敌本领，随时准备上战场。

    面对更加动荡的学习环境，由于分校经常处在战斗、流动、分散的环境中，有时一天转移几次，只有妥善安排，周密计划才能完成教学任务。因此，刘清明要求分校全体教职学员积极工作和学习，努力完成以教学、战斗为中心的各项任务，总结、创造一套适应分散、流动环境下的施教办法，设法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教学部署。除尽可能按计划进行教学外，还结合战斗任务安排应急训练。要求是：挤时间，抢时间，见缝插针。原则是：干什么及时讲，需什么讲什么，有问题随时讲。在环境比较安定的时候，一切应服从教学，抓紧时间进行教学，弥补战时没有学习的内容，以确保教学计划圆满完成。在战斗时，教学服从战斗，把“以战教战”纳入正课内容。教学活动都是利用战斗间隙或在行军途中实施。

    抗大第4分校校长彭雪枫是6支队司令员，全面担负豫皖苏边区党政军繁重而艰巨的工作。在津浦路西日、伪、顽夹击情况下，还是在路东日、伪、顽频繁“扫荡”和进攻时，无论他肩负的担子多重，工作多繁忙，都对学校工作十分重视，挤出时间听刘清明等汇报学校的情况并及时给予指示；还抽时间到学校作形势与任务的报告，鼓励全体同志在敌人后方办学的信心和勇气。凡是学校开学和举行毕业典礼，以及一些全校性的重大活动（如学生会的成立等），彭雪枫一定会抽时间参加并作报告。

    第一期学员经过6个月的学习，取得了好成绩，于1940年9月18日毕业，分赴部队和地方政权机关工作。分校对学员的学习成绩、实践活动及政治思想表现，认真作了鉴定，并颁发了毕业证书。彭雪枫校长为学员题写了“事非经过不知难”的赠言。根据形势的需要，之前陆续分配了400余人，坚持到毕业的学员还有600余人。

经受反顽考验

    豫皖苏边区位于津浦路、陇海路、黄河及淮河之间，是华北与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联系的纽带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不仅是日军“扫荡”的重点地区，也是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攻的主要目标。

    蒋介石除了原部署在豫东、皖北的第12军、骑兵第2军外，又从豫西调来国民党嫡系第31集团军作为骨干力量，总计9个师，达10余万人，以相当于新四军第4师7倍的兵力，由南往北进攻我豫皖苏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企图一举围歼4师主力。

反共形势日益加剧，矛盾错综复杂,4师和分校都面临日、伪、顽三面夹击，在这种险恶形势下，摩擦有一触即发之势。

刘清明组织全校进行“作好战斗准备，抓紧进行教学”讨论，特别强调干部、学员要作好反顽和反敌伪“扫荡”的战斗准备。 根据形势，学校流动性更大，采取了小型分散（最少以一个中队为单位）隐蔽的办学办法，同敌周旋，阻击，牵制和袭扰日伪军。师生随敌情的变化，昼伏夜行，不断转移，处于战备状态，只能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教学。

1941年1月4日，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其后，日军进一步扶植南京汪精卫政权，并趁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之机，纠集兵力向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挤压新四军第4师退出豫皖苏边区。

战云密布，形势严峻，敌后抗战进入了最困难时期。刘清明奉命带领4分校向淮上转移，以利于应变。

2月间，当日军的疯狂“扫荡”被粉碎后，国民党顽固派又疯狂进攻、步步进逼，妄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豫皖苏边区顿时笼罩着乌云。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新四军第4师奉华中局和军部的命令，撤出安徽省涡河以南地区，转移到津浦路东淮北苏皖地区，以巩固和扩大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                       

刘清明奉命组织抗大第4分校参与粉碎敌伪“扫荡”和顽军进攻，转移到淮上地区。由于分校是首次长途行军，刘清明在学校作了深入动员和准备。

1941年2月9日，分校从何老家出发了。那天，阴云密布，后来细雨蒙蒙，朔风凛冽，同志们的衣服背包都被雨淋湿了，腿脚冻僵已不听使唤，紧接着又飘起雪花，纷纷扬扬洒落下来。他们只能顶着急风骤雨，强行军，经过3天的急行军，傍晚到达涡河的北岸渡口。这时，天昏地暗，北风卷着鹅毛大雪，大地一片白茫茫的。渡口只有两三条小木船，大队人马仅能靠这些小木船渡涡河，因此需要一定的时间。各队学员按照建制一队队排列在岸边等待渡河。

在刘清明井然有序地总指挥和调度下，校部其他干部也在雪地里东奔西跑，忙碌着指挥学员渡河。雨水雪水汗水交织在一起，在他们的头发、眉毛、衣服上结成一层薄冰。刘清明的爱人方坤此时身怀六甲，步履维艰，因刘清明要指挥全校近千名师生职工转移，情况十分危机的关头稍有疏忽，会危及全校的安全和生命，肩负的责任大，无暇顾及她。但是方坤顾全大局、毫无怨言，发扬自强不息吃苦耐劳的精神，在战友的帮助下，和全校员工一起安全渡过涡河，进驻到周圩子。这次行军经历，对全校干部和初来校的学生都是严峻的考验，难以忘怀。  

    此后，分校一边在可能的条件下进行某些教学工作。一边配合主力部队迎击反顽的战斗，

3月中旬，学校在涡河北的黄家凹，根据师部指示，决定暂时把学校干部、学员和后勤人员统一整编为3个工作团（梯队）。每个工作团300人左右，由分校领导干部带领：第1工作团、第2工作团、第3工作团分别由刘清明、吴剑和李挽伦、政治部主任张明河率领，分别随师部、10旅和11旅在河南省永城县以东和东南地区，采取分散隐蔽活动的办法同敌人周旋。

工作团分散活动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地方政府筹粮、扩军；做群众工作，支援战争；同敌人进行游击周旋，以保存有生力量。

    这时的学校流动性更大，白天分散隐蔽，晚上向另一驻地转移，如预计在一个地方可能住一天以上，就更加抓紧教学。所以，干部、教员、后勤炊事人员和学员都很紧张、艰苦。但是，学校在敌、伪、顽夹击中，分散活动，扩军筹粮，一个半月动员了300多人参军，筹集军粮10万斤，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4月底，学校各工作团已先后从各分散活动地区撤出，返回师部驻地附近集中，待命行动。这时候，国民党顽固派更加肆无忌惮地勾结日伪，调集30万大军向我华中抗日根据地发动疯狂进攻，并将主要矛头指向我4师和豫皖苏边区。我边区军民奋起自卫反击。

为了顾全大局，4师部队从津浦路西转移到皖东北根据地，同原在该地区活动的张爱萍、韦国清同志所领导的3师9旅会合，并组成淮北军区。抗大第4分校也随师部转移到了路东，指定在洪泽湖东西两侧地区活动。

    5月1日，刘清明接到师部指示：学校再入“淮上”地区，待命东进。分校于当晚出发，经20多公里的急行军，2日晨各工作团到达指定地点。由于情况不明，与友邻11旅失去联系，据学校侦察员报称，顽军骑兵已部份渡过涡河，离他们有20多公里。根据这个情况，刘清明和其他校领导决定：仍分成3个工作团，于当晚迅速而秘密地分向西北方向行动，靠近敌伪据点，伺机而动。

     5月2日晚，刘清明率领的第1工作团大约300人，奉命随11旅通过宿（县）蒙（城）公路日伪军据点封锁线，转移到蒙城北面的苗庄，待命东进。

    不料，3日晨，第1工作团的哨兵发现国民党李品仙部两个骑兵团，从东南方向朝西行进。由于哨兵过早向其射击，暴露了驻地，顽骑随即调转方向，朝苗庄扑了过来。于是他们面临一场敌众我寡、武器陈旧的恶战。这一带是平原地区，有利于敌骑兵运动作战，却对我军十分不利，形势十分危急，指挥稍有闪失，就可能全团覆没。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刘清明当机立断：令校部武器配备较好、有战斗经验的第1中队，另加一个排牵制和阻击敌骑兵团，掩护校直属队和女生队向西北地区的11旅靠拢，待大队伍转移后，即分批掩护交替撤退。

    时值春末夏初，地上庄稼不高，树木较少，平原地带隐蔽条件差，刘清明临危不惧，指挥校直属队和女生队迅速撤退，急行军30多公里，终于安全地撤出了危险地带。

    但是，第1工作团撤出不久，其1中队正待分批撤退时，突遭到敌骑兵冲击。全队在武器差、弹药少的情况下，英勇顽强、坚定沉着，用步枪、手枪和手榴弹迎敌拼搏，在村头麦地与敌人拼刺刀，在村落院内进行殊死搏斗，伤亡很大，弹药也耗尽了，但为掩护战友撤退争取了时间。激战一个多小时后，他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保障了校部和女生队的安全转移。全队大多数同志壮烈牺牲，只有指导员杨致平等几个受重伤的同志在敌人撤走后，校部派人打扫战场时，才被抢救回来。他们在抗大第4分校的史册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这在抗大第4分校校史上称为“五三”战斗，虽已过去70多年了，当时的学员每当回忆起这段不寻常的遭遇战，都赞扬和感谢刘清明教育长决策果断、指挥得当，也深深感谢英勇抵抗顽敌的1中队同志，为了掩护女生队的撤退，他们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些英雄永远值得怀念。

    抗大第4分校是抗大总校在新四军中创办最早、历时最长，吸收华中和江南革命知识青年最多，坚持在豫皖苏边区平原游击战争艰苦条件下办学，成绩显著的一所分校。这所在淮北洪泽湖畔发展起来的军政干部学校，在条件艰苦、战斗频繁、流动性大的极其艰难情况下，付出了巨大牺牲，克服了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想方设法坚持教学，完成了一期又一期的教学任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抗战急需人才，为新四军第4师和淮北地区培养大批抗战救国和革命干部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刘晓飞 （4师分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