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当获悉北京新四军研究会4师分会已组织、恢复了当年彭雪枫师长在抗日战争时期组织、创办的《拂晓剧团》，思绪又再次把我带回到那战火纷飞、风起云涌的抗日战场……

记得，那是1940年底，我从新四军抗大四分校毕业。组织上根据我的特长和性格特点，决定让我留校并分配到分校《抗大生活剧团》工作。这是一个新成立的文艺团体，成员大都是刚从抗大学校各队抽调而来，团长为宋启鹤，导演为张宝善。起初，同志们虽说还互不了解，但工作热情很高，团员们有的去搜集资料编写剧本，有的到兄弟剧团学习并索回资料，还有的团员已在开始排练小节目……剧团的工作就此迅速开展起来。

剧团除完成演出任务外，还有计划地积极推动全校文艺生活的开展。如组织联欢，开展各类歌咏比赛和文艺节目比赛等等，一时间，学校里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欣荣景象。剧团所开展的一切宣传、鼓动活动，都有力地鼓舞着全校师生的工作和学习热情，从而奠定了师生们对敌斗争的坚定信念和为人民求解放而树立起的、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

1941年，对敌斗争形势愈发紧张。国民党蒋介石非但不抗日，反而以汤恩伯九十个师的兵力，调动30万大军向我根据地大举进攻。尤其是在“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猖厥，竟诬蔑我新四军是叛军，威逼我新四军部队退出豫皖苏根据地，我军被迫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你死我活的斗争。

新四军4师与豫皖苏区人民一道，经历了三个月的“反顽斗争”，期间进行了“马回子战斗”等一系列战斗，之后又遇“耿、吴、刘叛变”……虽取得了一些战斗的胜利，但必定寡不敌众，新四军4师被迫从津浦路以西向津浦路以东作战略转移。

在那紧张残酷的战争年代里，艰苦斗争的日日夜夜中，我们《抗大生活剧团》，除开展战地宣传、鼓动和发动群众进行支前工作外，还要不间断地把耳闻目睹的战斗实事材料，随时记载下来，编写成小节目、快板书等，及时向新四军部队和人民群众宣讲、传播。

战斗间隙，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抗大生活剧团》还曾几次参加了全师组织的文艺汇演。每次汇演，对我们每一位团员来说，都是极大的促进和鼓励。在参加汇演的各剧团之中，我们《抗大生活剧团》虽然演员不多，而且道具也较差。但从演出效果来说，我们的节目短小精悍，且能紧密结合当时的对敌斗争形势，既反映出战士们的思想、生活状况，又歌颂了指战员们在战斗中的英雄形象；同时又表现出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之情。因此得到大家的普遍赞扬。

转眼到了1942年。根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上级领导决定：把《抗大生活剧团》并入新四军四师的《拂晓剧团》。从此，我们随剧团离开抗大，走进了《拂晓剧团》。

《拂晓剧团》（其前身是在河南确山县竹沟的青年先锋队），是彭雪枫师长于1938年12月17日亲自组织、创办的。《拂晓剧团》被誉为彭雪枫师长建军的“三宝”之一（三宝即：拂晓报、拂晓剧团、骑兵团）。

彭雪枫师长对《拂晓剧团》非常关心，他百忙之中经常抽空来到剧团，仔细了解团里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状况，问寒问暖。彭师长根据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求我们把握好党的方针、政策，明确文艺方向和剧团的工作对象，希望我们在工作学习、思想作风、身体健康及战斗实践中不断进步，茁壮成长。彭师长的要求和希望，成为剧团工作的强大动力，不断激励我们努力工作，发愤图强、勇往直前!

《拂晓剧团》的工作对象，主要是部队指战员和地方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了鼓励指战员们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奋勇杀敌的雄心壮志，为了唤起广大民众的觉醒，激起各界抗日救国的热情，《拂晓剧团》的同志们一面演出，一面广泛搜集资料，编写剧本，并随时、不间断地编排小节目。

例如，我们编排了各类街头剧，如《丁赞亭》、《老三》、《打渔杀家》、《流寇队长》、《良女劝母》等等，其演出形式即有街头剧，也有快板书、相声、双簧等。比如，《良女劝母》这个剧，是抗大四分校原宣传干事苏坤同志编导的，此前，我们在《抗大生活剧团》曾演出过数次，来到《拂晓剧团》后，我们继续排演此剧，每次都颇受观众的欢迎。该剧演出形式简单，剧中仅有三个人物，其内容是，女儿劝说母亲去动员嫂子参加抗日斗争，是一部说理的故事。演出中，演员语音宏亮且富有激情，表情真实动人，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的心。剧中人物是采取以演员的真实姓名相取，如扮演母亲的刘氏秀玉，真名即叫刘秀玉；扮演嫂子的黄氏俊玲，真名即为黄俊玲；我扮演女儿“昭兰女”，采用的就是我本人的名字。这就使得演出效果更加真实可信，每每都博得观众的阵阵掌声，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曾演过很多节目，扮演过诸多不同的人物角色，如少女、青年、中年妇女，也曾获得过不错的效果，然而，我却是因这部《良女劝母》剧而出了名，或许是与剧情内容吸引人，以及剧中人物采用了演员的真实姓名有关。不仅是《良女劝母》这部剧，尤其是该剧中的“良女—昭兰女”这个人物形象，曾经在新四军部队和华中广大群众中造成过轰动效果，所以，“昭兰女”也随之广为流传。我离开剧团后，该剧还一直在演出。至今，老战友们见面，仍会以“昭兰女”的称呼，对我这个老太婆开玩笑。

通过宣传演出，我们以多种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撕破国民党不抗日、反而打内战的丑恶面目。同时又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我新四军的性质、任务，宣扬我新四军奋勇抗日、救国救民的英雄事迹，对激励部队和广大民众的抗日激情，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1942年间，我军不断拔除敌人据点，恢复失地，屡战屡胜。日本鬼子不甘失败，实施了更加恶毒的“三光政策”，并伙同伪顽军向我军猛烈进攻。新四军4师在彭雪枫师长带领下，会同根据地人民，与敌寇展开英勇搏斗，取得了节节的胜利。

在那抗战的艰苦年代，不论是在三十三天的“反扫荡”斗争中，还是在那大大小小的战斗中，战争的实践的确考验和磨练了我。听惯了噼噼叭叭、轰隆隆的枪炮声，习惯了在寂静的黑夜中、荒野中、乃至插入敌人后方的急行军，我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唯一遗憾的是，我没能实现奔赴前沿战场，直接与敌人面对面拼杀的愿望。

抗日游击战虽没有明确的前后方之别，但也有直接作战与间接参战的区分。我们《拂晓剧团》的任务，不是端起枪，子弹上膛，直接与敌人面对面地搏斗，而是要在行军中，在战斗中，在激烈的枪炮声中做宣传鼓动工作，虽然与敌寇斗争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抗战的目的一致。这点道理，我们还是能够想明白的。   

为了不断地适应形势的变化，《拂晓剧团》时而化整为零，分散活动，见缝插针；时而又集中起来，机动灵活。如在行军时，我们分成多个组，前后组相互呼应，以快板书形式做宣传鼓动工作；在打仗时，我们就搞后勤服务，并组织民工支前等；在休息时，我们便敲起锣鼓，搞起小型演唱节目。当情况许可时，我们就召开军民联欢会，搭个临时土台子，后边用席子围起来，两边挂上块布，台前放两盆食油，盆内放几根线绳或棉花条，点着火作灯光照亮（后来用汽油灯）。服装道具向老乡们借，化妆很简单，女的戴上假发（长辫或纂子），脸上抹点红颜色，男的则画几根胡子。演出时没有扩音器和高音喇叭，我们只能凭原嗓大声讲演，仰天高唱。演出一结束，立即送还老乡的东西，这当然是在顺利的情况下。不顺时，我们还会碰到如节目将要开演，或正在演出时，突然发现敌情，谁都顾不上卸妆，立即投入迎战准备。所以，我们《拂晓剧团》每日都是在战斗中做宣传，在宣传时还战斗。《拂晓剧团》既是一支宣传队，又是一个战斗队！

抗战时期的文艺工作，不同于今天和平时期。那时，每名团员都要扮演多种角色，既演剧，又唱歌，还要做后勤工作。有时要到连队和战士一块活动，体验生活，丰富感性知识，了解和学习战士们朴实、高尚的思想品德和英雄事迹，以编写歌曲、快板、小节目来颂扬英雄，鼓舞部队斗志！

《拂晓剧团》一直随4师师部转战南北，以毛主席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战术方针，与敌人往返周旋。常常是昼伏夜行，少则几里、几十里，多则可达数百里。一次，敌人猖狂向我军挑衅进攻，我军则与敌军兜起了圈子，行军、急行军，不断变换行进方向……整整走了一夜，估计足有一百多里的路程。后听老乡说，从起点到终点的村子，相距仅有十多里路。那时候，和敌人兜圈子、绕道行走，已经不是什么罕见的事。再者，行军打仗，其季节和气候谁也无法选择，有时是阴雨、大雨天，有时是大雾天，夜晚更是漆黑一片，道路坑坑洼洼十分难行，行军中深一脚浅一脚地，一不留神就会跌进水沟里或摔倒在土路旁。遇到下雪天，深夜的大地上铺盖着一层白茫茫的积雪，使道路壕沟难辨，方向难选……我们女同志更是无法顾及经期的疼痛和考虑诟病的后果，在大雪、大雨、暴风中行军、打仗，照样和男同志一样攀荆棘、登高山、洒汗水，卷起裤腿冲激流，经受着雨雪的淋漓，抗击着狂风的激荡！

那时的部队生活没有规律，时而行军打仗，时而休息整顿，饮食更是饥一顿，饱一顿。在行军时，有很多同志曾因饥渴、饥饿、疲累、困乏而昏倒！记得有一次，我难得弄来些红薯，放在锅里煮，想美美地饱餐一顿，可就在我刚端起茶缸里香喷喷的热红薯要吃，突然一声紧急集合令，我竟一口没吃到，又将红薯倒回锅里了，真是令人遗憾呐！

每当夜深人静行军，四周没有一点声响，唯有部队行进的“嗄嘎”声。这步伐的嘎嘎作响，似在有节拍地诱人入困……我迷迷糊糊的眼睛总也不听使唤，一闭眼便会打个盹。因为怕掉队，我常以惯用的解困办法，揪自己的耳朵、咬咬嘴唇、抓抓头发……一旦传来“原地休息”的口令，我立即放下背包，和同志们背靠背地眯上一会儿，你可知道，此时这一小会儿，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地宝贵，多么地过瘾啊……

平日，我们晚上休息，有时住在老乡家，常住厨房、磨房；有时就拱在草垛里；有时却只能露天而营。由于长期在潮湿、阴暗的地上睡觉，又没有条件换衣洗澡，我们许多女同志的头发里，身上都生出了虱子，大家戏称其为“革命虫”。同志们的手指缝里、大腿内侧，还常常长满了疥疮，一堆堆红疙瘩，一层层小脓疱，流水发痒，搔痒钻心，恨不得将指甲抠进肉里抓，可抓重了又疼！疼痒交织，火辣辣的滋味实在是难忍……但是，那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解放全中国的革命信念，始终在推动着、鼓舞着、坚定着我们的战斗信心，使我们焕发出无畏无惧的革命精神！

部队走到哪里，《拂晓剧团》就将宣传演出送到哪里。我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主张，宣传新四军的优良传统和战斗作风，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我们的宣传、演出和耳闻目睹的事实，深深感动于新四军部队的所作所为，认识到，新四军才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从内心里爱戴、尊重、信任和支持着自己的军队。每当部队离开驻地出发时，总会有老人送儿子、妻子送丈夫来参军的；也有一些受压迫的童养媳、女青年偷偷跟着队伍走，非要参加新四军……因此，我们部队不断增加新生力量，从而日益发展壮大！

 1944年4月，由于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全面反攻，英美军队在太平洋战场由防御转入进攻，日寇节节败退。日本侵略军企图以中国大陆作为垂死挣扎的基地，乃发动豫湘桂战役，大举进攻河南。国民党汤恩伯部几十万大军一触即溃，使河南广大地区的人民群众沦于日寇践踏的灾难之中！彭雪枫师长闻讯后，满腔愤怒，连续数月率4师部分主力部队，冒酷暑西征。他以卓越的指挥才能和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率部狠狠打击了来犯的敌寇。彭师长指挥作战屡战屡胜，全军部队及百姓们无不欢心鼓舞……但没想到，就在胜利的凯歌即将奏响之时，1944年9月11日，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彭师长，不幸被流弹所伤，壮烈牺牲！

为了不影响部队作战士气，师部做出暂缓公布噩耗的决定，而将彭师长遗体默默运回了路东。当《拂晓剧团》的同志们听到彭师长英勇殉国的噩耗时，顿时嚎啕大哭，泪飞化作倾盆雨，一片万分悲痛的惨景……

彭雪枫师长的追悼大会和安葬仪式，是1945年2月7日（与延安同时召开追悼大会）在淮北洪泽湖畔的半城大王庄的一个广场上召开的。会场临时用席子搭起一个大棚，大棚北头隔出三个室，中间是灵堂，两侧由我们《拂晓剧团》的女同志负责布置，一边是卧室，另一边是遗物室。灵堂外侧，即大棚口前面的两个角，是按照当地人民群众的风俗和要求，用砖砌成两个大香炉……2月4日至6日举行了公祭，当地各界人士和百姓们，纷纷前来为彭师长烧香叩头，许多白发老人，手柱拐杖，步行几十里路赶来悼念彭师长。军民吊祭彭师长整整进行了三个昼夜，场内外一片痛苦悲哀之声！在灵柩下葬时，淮北万千军民，随柩痛哭送别，泣不成声！

彭师长牺牲时年仅三十七岁。他德才兼备，智勇双全，是一位优秀的、天才的军事指挥家和政治家。他的牺牲，是我党我军的巨大损失，人们无不万分悲痛和惋惜！彭师长那潇洒儒雅，朴素大方，高昂的军人英姿，时时映在我们的眼帘，人民深切地怀念他！

《拂晓剧团》的同志们和彭师长的感情尤其深厚，他走了，我们就象失去了慈母，极为悲痛！然而，人死却不能复生，我们只有化悲痛为力量，挺起胸膛，扛起刀枪，大力做宣传；我们要奋勇杀敌，为彭师长报仇雪恨！追悼会过后不久，《拂晓剧团》接受了新的任务，团员们迎着黎明的曙光，再次整装出发……

《拂晓剧团》是活跃在华中抗日战场上的一支文艺轻骑兵！不论是在前方或后方，不论是在行军或打仗，不论是在风雪交加的寒冬，或是在酷暑炎炎的夏日里，随处都可看到我们《拂晓剧团》战地演出的身影，随时都可听到我们《拂晓剧团》嘹亮而雄壮的抗日歌声！《拂晓剧团》的足迹，遍布了豫皖苏乃华中大地，《拂晓剧团》那坚韧不拔的歌声振奋着人心，激励着华中广大军民，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在抗击日寇和顽军的战场上，奋勇当先、英勇杀敌！

《拂晓剧团》是由彭雪枫师长亲自创建的，她从抗日的烽火中走来，创造过辉煌！我们今天恢复、重组《拂晓剧团》，就是为了继承、传承她的光荣传统，担负起历史责任，弘扬铁军精神，让《拂晓剧团》再树殊荣！

我今年已是94岁的高龄，我非常热爱文艺工作，它可以陶冶人们的心灵，唤起民众新的觉醒；它能大力传播党的方针政策，它能有效地传承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在《拂晓剧团》的几年中，党培养我做文艺工作，使我对文艺事业特别喜爱，并与《拂晓剧团》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很愿意战斗在党的文艺战线上，为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永远炽热发光。但后来，由于工作需要，1945年组织调我离开了《拂晓剧团》。在临别的那些天里，我和战友们有表不尽的依恋，诉不尽的情怀……终含泪而别！

时至今日，我还常常怀念和回忆起《拂晓剧团》，时时惦念和我风雨同舟、情真意挚的战友们。每当想起他们，我都会鼻子发酸，眼圈湿润，在《拂晓剧团》一切的一切，油然浮现在我的眼前……

 孟昭兰    （4师分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