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春夏之交，湘鄂边区的南县、安乡、澧县面临狂风恶浪，局势危急。

南安澧地区北枕长江，东倚洞庭，南通潇湘。境内众多河渠湖塘滋润着肥沃的土壤，其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历史文化灿烂，素有“洞庭明珠”的美誉。同时，它也是抗战时期日军进一步南犯的主要通道和获取军需物资、实现以战养战的重要目标。因此，这块土地自然就成为当时敌、伪、顽、我激烈较量斗争的场所。

日军占领武汉、岳阳、临湘并南下欲进犯川东，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1941年1月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第二次反共浪潮，限制、监视、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人士的活动变本加厉。南安澧许多共产党员被捕，党组织瘫痪，民众高涨的抗日热情被强力压制。悲观惊恐之情四处弥散。

1941年春，受第二次反共浪潮的冲击，号称“江南抗大”的湖北省第四区简易师范学校（设在松滋）的许多共产党员被迫撤离。我作为教师支部委员，是湖北省政府主席兼六战区司令陈诚电令松滋县长王一鸥重点缉捕对象，因而首先撤离。撤离前夕，李东波（松枝宜中心县委负责人）代表湘鄂边特委，指示我前往湖南省北部的南县、安乡、澧县工作，担任南安澧中心县委书记。任务是恢复发展党组织，团结抗日积极分子，为新四军五师挺进江南抗日做好准备。

初到南安澧，所见所闻是百业凋敝，人心惶惶，四下逃难的人群不绝于途，大量真假莫辩的战场不利和恐怖传闻铺天盖地。昔日的“洞庭明珠”黯然失色。严重的是，当地党组织在反共浪潮中被彻底破坏了，个别侥幸逃脱、零星散落的党员认为前途迷茫；一些基本群众也说，几十万国军尚且守不住上海、南京、武汉，如今日寇已过江占领了临湘、岳阳，难道你们几个书生，几条土枪能挡住日本兵？

在为县委机关选址的过程中，发生了一起不曾预想的事：事前定下的地址是安乡城边的一家刘姓的铁匠铺，主人曾是三十年代初湘鄂西苏区的基层干部，后因肃反扩大化怕受株连而借故脱离，但仍参加我党组织的某些外围活动，据反映表现尚可。初见时我们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但寒暄几句之后他便流露出了明显的不安，或许他察觉到了什么。先是他老婆带孩子找借口出走，一夜未归；隔夜清早他也径自走了，没有留下只字片语。刘某的突然消失使我们紧张，决定立即离开。事后了解到，刘某并没有去告发，当他知道我们走了，他们全家也就回去了。而我们又几经转辗最后在安乡南部的七星垸的黄姓家中落脚。

日军大兵压境，汪伪宣传蛊惑，国军接连败退，顽固派积极反共，苏区肃反扩大化等消极影响交织在一起，使得完成任务的环境变得非常复杂困难。个别同志不免沮丧。

我和赵福生、李良柯、朱汉卿等委员认为，首先要坚定自己的信心。广大群众是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只要在抗日救国保家园的旗帜下真正为他们服务，诚心诚意为他们解决困难，他们就一定会团结在我们周围。这是抗日战争的民众基础，也是恢复和发展中共组织的基础。我们商议，由于环境变了，过去搞12.9学运号召抗日的方法也要改进：换下洋服长衫穿短衫，脱了皮鞋穿布鞋、打赤脚，努力改掉书生腔，深入村落田间，与农民、工人、商贩问寒暖、交朋友，帮困扶弱。也要团结争取当地的开明绅士、中小地主。

思想统一了，我们就编为几个小组，分赴南安澧的7、8个乡村点。我化名李文龙，以教书先生的身份为掩护，由一位可靠的刘姓老乡陪同，到了距七星垸不远的安乡天星洲，住在他的一个亲戚家里。户主是一位小有家产，有几分国学功底，又有民族气节的老乡绅。当他听说我是北平清华的学生，因日寇入侵而南下，准备在此处义教宣传抗日时，表现十分客气，安排周到。

由老人介绍，我结识了几位因战争失学在家的大专学生，我们组织起一个临时识字班。为了动员当地青少年积极参加，提出了“识字学文化，不做亡国奴”的口号。根据学生文化层次不同，我们将识字班编为初级班和高级班，并分别印了两种简易教材。两种教材内容深浅虽不同，但其共同点是，通过介绍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讲述屈原投江、“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等历史典故，解析安乡读书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颂扬抗日爱国情操，斥责汪伪汉奸言行，启发群众争先抗敌的热情，并含而不露地揭示顽固派反共卖国实质。当地国民党政府出于防共、限共、反共的目的对教材严格检查，除了对“兄弟阋于墙”一节表示严重疑虑之外，也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后经我们联合各方据理力争，终于使教材通过了检查。

识字班学生年龄从十岁左右的孩子到三十多岁的成人。授课具体内容从认字、写字，到历史文化，再到时事战局分析。根据沦陷区的实际经验，我们还讲授了战乱中乡民的自我组织、自我保护、自我抵抗的方法。这些都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学生人数由最初的十几名发展到四十几名。

课余时间，我们带人以探访、辅导为名深入到学生家庭和所在村镇。为患病和有困难的学生送去一点钱物药品；给缺劳力的家庭提供一些帮助：修补房屋、田间农活；给儿童带去自制的玩具，给老人们送上一声问候和祝福。这一点一滴的活动使我们了解了社情民意，民众也了解了我们；在一点一滴的言谈话语中讲述大敌当前，日军暴虐，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不欺压中国人，中国人要帮助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道理，使这个道理自然而然地渗入每个普通人心里。

记得几个家中有田出租的地主，在佃户要求和我们的动员之下，仿效其他抗日地区将租额调减20%—25%，他们的行为得到我们的肯定并加以宣扬。

还有几个即将被征入伍的士兵表示，上前线要努力杀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向抗日的中国人开枪。

更多的积极响应来自乡镇下层，这些乡民们说，有钱有关系的一走了之，我们无处可去，只有靠自己才能防敌防匪自卫自保。识字班的老师有文化有能力，应该牵头组织。一些老乡把自己家中的长矛大刀土枪磨光擦净拿给我们，个别人甚至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积蓄拿出一部分来支持我们。

“战争最雄厚的伟力在于民众之中”，这是毛主席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指出的，也是陶铸同志在汤池训练班给我们传达时反复强调的。群众的这种共同抗敌求存的强烈意愿和行动就是我们进一步开展工作的基础。

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我物色了王某、张某等作为今后恢复发展组织的重点对象。他们都是临近村镇的青年人，彼此熟悉，知根知底；他们在识字班的各项活动中积极，思想表现进步，其中还有人表示，要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我在平时闲谈中有意识地向他们介绍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论持久战”的战略观点，讲述“皖南事变”的事实真相。并请他们担任识字班的课外辅导员，充分肯定他们的工作成绩。他们也积极地配合掩护我。后来，当我的身份再一次暴露、顽固派追寻而至时，是他们冒着风险把我转移到自己亲戚家中隐蔽。……许多年以后，听说他们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以游击方式积极配合中国军队参与了1943年的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在行动中先后被汉奸出卖，死于日寇枪下。

我与中心县委赴其它乡村点的同志定期见面，见面地点多在安乡七星垸，但也不绝对，要看情况而定。特委曾派曾惇来与我们研究工作，传达指示，记得有时会议就在夜深人静的荒野里举行。我们共同商讨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这些同志以各种合适的职业身份，利用各种有利的社会关系开展工作。用朴实无华又紧贴乡情俗理的言谈举止在乡镇各阶层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一致对外的思想，在政治上反击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进而把一批富有报国热情、不满正面战场现状、向往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团结在自己周围。

几个月后，当我和从南县、澧县回来同志最后一次在七星垸见面时，就不是初到此地时形单影只的几个人，而是聚集在我们周围的二十几名骨干，在这些骨干身后则又有几百上千名基本群众。后来的事实证明，在湘北沦陷后，这些骨干和基本群众有的奔赴桃花山参加了新四军5师的江南挺进纵队；有的参加了潘哲夫、李东波同志领导的湘鄂边抗日游击总队；有的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打入日伪地方政权，从事抗日活动；有的则自己组织独立隐蔽的小股抗日武装，昼伏夜出，破坏、骚扰日伪的后勤运输补给。他们的战斗融入了我党领导的全湘抗日游击战争的熊熊烈焰之中。

1941年秋我因身份暴露，奉中共南方局的指示撤离南安澧。

                                             李寿慈  （整理人：李楠  5师分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