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佬”，原名汪振丰，又名汪美林，祁门县南乡棕里舍会山（今属祁红乡）人，是祁门县革命老区的一名舍生忘死多次立功的老红军。生于1898年，1973年离世，享年76岁。他出生于贫困农家，其祖上原系祁红乡汪家（现属汊口村）人氏，约在清代中后期为避战乱，迁至该乡棕里舍会山一个名叫王家下坞的地方居住。世代给大户人家放牛，租种地主田地。他9岁丧父，10岁起就在母亲的带领下，靠放牛和租种田地谋生。

1932年春，受红军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谢则才（祁红乡永胜村小源坑人，是“土佬”同乡，曾担任中共祁门地下县委第二任书记，1937年3月牺牲）指引，秘密地参加了红军，担任皖赣边界四县（安徽祁门、休宁和江西浮梁、婺源）地下交通员。第二年由肖龙开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舍会山区第一个党小组长。因其穿着土气，为人纯朴憨厚，操着满口的祁门南乡土语，故被红军指战员昵称为“土佬”。

“土佬”参加红军后，主要担任交通送情报以及后勤工作，为部队筹办粮食、药品、被服等物资。有一次送情报归来时，在皖赣交界处一个地名小岭的地方，不幸被国民党瑶里自卫队抓住了，在押解的途中，他利用熟悉的山林地形，趁敌人不注意时就势滚下山坡，躲过了一劫。他的身份一直是保密的，后来，为了能在祁浮两地顺利出入，“土佬”设法买通了瑶里自卫队队长，从此这个岗哨的敌人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来往也就便利了，机智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送情报任务。有一次，“土佬”在黄昏时接受了一个任务，必须在翌日天亮前将一份重要情报送交江西鄣公山地下党。他连忙腰系一把草刀，吃下两碗玉米糊，带上两个玉米馃急忙赶路。为了争取时间，避开敌人，他翻山越岭抄近路，在黑夜里翻越六七座大岭，在山林间匆匆行进。到下半夜两点时分到了最后一个山岭的顶上，他知道下了岭就是四通八达的大道，再走二三十里路就到目的地了。他摸摸胸口装有情报的茅管，拉开大步直奔山下。突然山下一阵阵狗吠声传来，一簇簇火把正在山下大路上游动，敌人在清山，怎么办？绕过去已别无他路，折回去是前功尽弃，在山上躲避一阵，天亮前情报又不能送达。“土佬”寻遍全身也没有找到能藏情报的地方。他知道在凶恶的敌人面前不能有半点侥幸，他毅然将腊封的情报从芦管中取出，绾起裤管，解开绑带，用锋利的草刀在腿肚子上兀地划开一刀，顿时鲜血直流，他咬紧嘴唇，用左手掌捂住涌血的腿肚，右手将蜡封的情报细管揿入血乎乎的肉中，再扎紧绑带，外面涂抹上烂乎乎的泥土，他忍着巨痛，壮着胆子朝山下火光走去，趁夜色躲避过沿途敌人的搜查，终于在拂晓之前赶到了鄣公山。他将这份重要情报从腿上划开的口子中取出来交给了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圆满完成了任务。

红军部队在舍会山一带活动。有一天部队政委交给“土佬”30块大洋，叫他想办法为部队搞1000斤稻谷以及盐和食油，要躲开敌人的眼睛，“土佬”十分肯定地签应：“好，我搞得来”。半个月后，1000多斤稻谷、50斤食盐和20多斤食油便经过“土佬”的肩膀送进了舍会山的深山密林中。从1933年到1938年这5年当中，经“土佬”之手为红军筹集的粮食达18000多斤。当“土佬“看到红军在山上煮吃带壳的稻谷时，便将自己家里的石磨分两次翻山越岭背上山，让红军战士碾谷取米。每次挖来野菜，“土佬”总是自己先尝，没有毒性反应了再让战士们吃。

1935年春，红军主力北上，为了轻装前进，留下50杆步枪，2挺机枪，5支手枪交与“土佬”，请他妥善保存。他在家里将这些枪支用棕皮箬叶包好，码放在一口新棺材中，这一切都在绝密中进行。第二天“出殡”，除党小组的同志外，其他村里人都以为是为牺牲的红军战士送葬。“土佬”就这样把武器安全地掩埋在地下。此后几年中，“土佬”先后用装入木箱掩埋、嵌入石壁岩洞等不同的方法为红军掩藏枪支20次，共300多条枪。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时，300多名新入伍的同志来到舍会山，就是取出“土佬“掩藏的这些枪枝，武装起来奔赴抗日前线。

1936年5月，皖赣特委副书记李步新率领红军战士50余人，由舍会山出发，前往马口开辟新区，途中与国民党四十五旅相遇，一场激战，敌强我弱，部队被打散，李步新臀部受伤，无法行走，隐蔽在一个山洞里。“土佬”得知后，心急如焚，决心拼着命也要将李指挥员救出来。“土佬”冒着生命危险翻山越岭，绕过敌人的明岗暗哨，日夜兼程，历尽艰辛，终于赶到作战地点的一个山洞里，找到了李步新同志，二话没说，背起他就走。“土佬”不顾自己的疲劳和体力透支，硬是背着李指挥员一步一艰险，又在山路上往回跋涉了100余里，终于安全地到达红军活动的舍会山地带。

国民党军队围剿皖浙赣边区，实行“移民并村，五户联坐”，烧毁民房，妄图切断军民联系，困死红军。并重金悬赏捉拿“土佬“，扬言抓住“土佬”“切四块，祁休浮婺各一块”。“土佬”家的房子被焚，他就带领全家上山和红军一起坚持斗争。他的妻子占秀凤为部队洗衣做饭，护理伤员。其间，“土佬”曾多次下山为部队探听情况，送情报。

1938年，“土佬”有次在前往景德镇联络站执行任务途中不幸被捕。他在狱中不为威胁利诱所动，严守组织机密，机智地采用装傻、发呆的方法死不开口，任凭敌人用尽“上夹棍”、“打土擂”等严刑拷打，衣服被打烂了，打的他皮开肉绽，血如泉涌，他宁死不屈，始终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没有吐露一个字。后来经多方营救，他才获释。解放前夕，“土佬”受党组织派遣，只身打入浮梁伪自卫队，策动副中队长张剑超率部起义。

    全国解放后，“土佬”历任棕里村农会主任，阊头乡乡长，党支部书记，祁红公社主任，双平区副区长。1951年当选革命老区代表，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1983年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顾问的李步新同志谈起当年的“土佬”，他十分感慨地说：“……他为党做了许多工作，虽然没有文化，但对党忠诚，能够努力学习，动员贫苦农民参军，为红军带路，积极为红军送情报，隐蔽红军伤员，弄来草药为伤员治伤，他忠心耿耿……，特别是在国民党大举‘围剿’，实行移民并村、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他还是冲破阻力，想方设法送粮送药上山……”。20世纪60年代，国家防空任务很重，江西浮梁县政府在皖赣交界处的安平山设立了一个土墙房改建的防空哨所。离“土佬”原居住的王家下坞1公里左右。“土佬”听说后，主动要求承担起防空哨所职责。当时哨所有3部电话，2部接江西，1部接安徽。除非必要的下山，他都在哨所日夜值班。一直到他得重病后才离岗。“土佬”当时月工资50元左右，在基层干部中算是较高的了。晚年他不再从事重体力劳动，在哨所周围种玉米、红薯、蔬菜，也养养猪。他从不喝酒，但烟瘾很重，抽的都是自己种的黄烟叶。“土佬”一生简朴清廉，不修边幅，也不爱夸夸其谈自己的革命经历，不居功自傲。常年穿着黑色老布鞋、土布衣裤，唯一穿过的一件毛衣还是家人偷偷为他买的，因为他还要到区里、县里出公差，衣着实在太寒酸。为此当时他还大发雷霆，说儿子为他买毛衣是“败家子”！这件毛衣他一直穿到袖子破成丝丝缕缕也舍不得脱掉。“土佬”对自己与家人很“抠”，但对村里做好事，修桥补路都要无偿拿出自己的积蓄来捐助，村里人有困难户他都送些钱去，把自己种的玉米、红薯送给缺粮的村人救急，直至1972年冬，他才因重病下山。“土佬”患的是食道癌。得病后，家人想将他接下山送到县里去检查和治疗，但他坚决不同意，他说：“一住院就要花国家的钱，我不忍心，我这么大年纪了，也可以走得了。”家人只好步行几十里，去药店买些中药回来煎熬给他服用。“土佬”虽然享受公费医疗，实际上一辈子几乎没有花国家的医疗费。

1973年4月，“土佬”因患癌症逝世，祁门县革委会召开追悼大会，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步新等特来电吊唁，江西省亦派代表与会吊唁。全县人民为之悲恸，撰挽联以表怀念：“土佬终生为革命，丰翁虽死犹泰山”。

方兆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