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父亲改名的由来

我的父亲昂士友，1924年2月出生于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庙岗乡后徐村。在昂氏家族族谱上，我的父亲属“仕”字辈（即是“荣”字辈，“仕”是“荣”的分支）。

我的祖父昂家发、祖母童氏育有三子一女，他们给三个儿子取名的最后一个字分别是：清、洁、净。我父亲排行老二，本名叫昂仕洁。

    我的父亲家庭成分是中农，祖父除种自家地外，还要给财主家扛长活。大伯很小就分担起家庭重担，没有经济条件上学是个文盲。

祖父是个开明人，虽然家境一般，在我父亲10岁左右时，一家人省吃俭用供他读私塾。塾师方茂初先生是个地下党员，在他的影响熏陶下，1939年父亲15岁就偷偷跑离家乡参加了新四军。

父亲失踪后，一家人心急如焚，经多方打探获悉父亲行踪后，祖母跑了百十里路找到队伍上生拉硬扯把父亲拽回了家。父亲回家后不再安心读书，一心只想着寻机逃跑。转年，趁着家人看管松懈，父亲再次跑回到队伍上。

   日伪顽分子得知我父亲参加新四军后，向反动当局告密，反动派把我的祖父祖母抓入牢中吊起来严刑拷打，逼他们交出我父亲。

为了家人不再因我父亲的牵连而受到伤害，我的祖父祖母被迫选择登报声明与我父亲脱离父子关系。我父亲只得改名为昂士友。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参加共产党闹革命，除了要有自我牺牲的勇气，家人也要承担巨大的伤害风险。

二、隐瞒半个多世纪的荣誉

我的母亲王翠英，1930年出生，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县人。她15岁入党，1947年入伍，和我父亲一个部队也曾是我父亲的下属。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环境中相识、相知、相爱结成革命伴侣。

    我的母亲个头不高，身体偏弱。性格开朗、温柔，柔中带刚。为人热情、率直。说话总是细声慢语面带微笑，一副慈眉善目的模样。

在我的记忆里，我的母亲从小没有动过我一个手指头，也没有脸红脖子粗地高声责骂过我。虽然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但她对我并不溺爱。她管教孩子的方法是注重言传身教，和风细雨地摆事实、讲道理，以平等、温和的方式处理矛盾。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教我做饭、洗衣服，培养我的独立生活能力。

父母亲很少向我们子女提及他们的革命经历以及他们身上有何动人故事，因而我也缺乏像同院小朋友一样炫耀他们父亲打仗故事的谈资。唯一能让我在小朋友面前吹嘘的一次，是我对他们说我妈妈认识电影“地雷战”的主人公赵刚的原型“爆破大王”于化虎。那是因为我给母亲模仿电影地雷战的台词“不见鬼子不挂弦”后，母亲告诉我赵刚的原型叫于化虎，是个有名的爆破大王，当年她曾见过他。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将这一情况向小朋友们炫耀。

后来母亲的同乡姜阿姨告诉我：你妈妈很小就参加了儿童团，还是个头头，15岁就入了党，被评为少年模范，胸带大红花和于化虎等英模一起参加区里的英模表彰会，还登台作过报告呢。我很惋惜知道这个情况太晚，否则我在小朋友面前该有多么露脸。

令我们子女悲痛和惋惜的是：1992年母亲因患癌症，年仅62岁就早早地离开了我们。

我的父亲身高接近1.8米，身材修长。为人老实、正直、谨慎，性格内向、不苟言笑、不善言谈、不擅交际、不谙人情世故，烟酒不沾，唯一的兴趣爱好是逛书店、买书、看书，家中藏书很多。

父亲常常引经据典或者以他的经历、经验来教育我如何做人做事。因此，我比两个姐姐对父亲的经历多了一些了解。

由于当时部队上医务人员极度匮乏，组织上就动员有文化的父亲改行做“医官”。父亲不计较个人得失，服从组织需要，由一张“白纸”在战争的实践中，成长为一名出色军医。父亲的老战友们赞誉他外科医术高超，是七十四师的“一把刀”。

和父亲同时期担任同职级政工干部的战友，后来都成了他的上级，从军职到大军区职都有。我曾经问过父亲：如果当年你不改行，以你的资历、能力、文化水平和曾在首长身边工作的经历，你如今的职级是否至少会高一二级？父亲回答说：干医务工作同样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作为共产党员要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安排，不能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和我同期参军的乡亲，有的已经在战场上牺牲，有的早早回乡务农，和他们相比，我能够活下来并能够享受到今天的待遇就很心满意足了。

2016年父亲病故，享年92岁。整理父亲遗物时，在带锁的老式樟木箱子底层有一个用红绸布包裹的木匣子，里边是父亲珍藏的许多奖章和证书。我吃惊地发现其中一枚勋章和颁奖证书是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于民国三十七年九月（1948年）授予我父亲“一级人民英雄”的证章。这枚沉甸甸的勋章和破旧泛黄的证书在箱子里沉睡了半个多世纪，我们却从不知晓。直到那一刻，我才恍然明白了为何父亲生前常说：功劳不说跑不掉，缺点不说不知道。

更具传奇的是2017年我的战友在微信中给我转发了一个战争年代二十五军司令部、政治部编纂的“全军第三届英模大会光荣册”的图片。战友告诉我一等功臣名单中有我父亲昂士友的名字，我在查找父亲名字过程中，意外惊讶的发现我母亲王翠英的名字也在一等功臣之列。

母亲立过大功？我们做子女的闻所未闻。我们多方查询仍健在的母亲的战友方知，母亲是因在战场上冒死将数个伤员背下火线而荣立一等功。霎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英雄儿女中王芳的画面和美国大片“血战钢锯岭”中的镜头。我母亲以羸弱身躯冒着枪林弹雨在战火中抢救战友的高大形象油然升起。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编写的七十四师师史和二十五军军史中均遗漏了我父母亲立功受奖的情况。特别是我的父亲因何突出事迹荣获华野授予的“一级人民英雄”这样崇高荣誉，由于父亲的老战友大多离世，我们已难以查证。

我的父亲、母亲居大功不邀功、不炫耀、不自傲，甚至将这份殊荣对子女都隐瞒了一生，这就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在昂氏大家族历史上：古有昂氏父子同进士，今有昂氏夫妻齐立功。文武益彰传美名，光宗耀祖跨时空。

三、清白老实、廉洁奉公是家训

父母给孩子所起的名字表面上是一种符号，实则蕴涵某种寓意，更多的是寄托着某种期望。我理解我的祖父、祖母之所以给我父亲兄弟三人取名为仕清、仕洁、仕净，就是期望他们做人做事要清、洁、净。父亲喜爱梅花，敬重寒梅的品格、气质。因而给两个女儿取名为“梅鲜”(我大姐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中出生)和“梅莉”。

父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们：做人要清白、老实、本分，做事要踏实、勤恳、敬业。不搞歪门邪道，不沾公家便宜；听党的话，不讲条件地服从组织安排。我提干任连队司务长之后，父亲三番五次来信中引用陈毅元帅的话叮嘱我：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父母亲不仅注重言传更加注重身教。20世纪70年代初，父亲在天津医学院（今天津医科大学）“支左”任革委会副主任。那时候取消了高考招生制度，大专院校面向基层、面向工农兵自主招生，采取按区域定向分配招生名额，考生由相关基层单位推荐保送，学校严格政审、简单考试的录取方式。当时我大姐在某部队医院任卫生员，她们单位恰巧又属于天津医学院定向招生的范围。学校负责招生的同志自作主张给我大姐所在单位多划拨了一个“带帽”招生指标，指定接收我大姐入学。事后该同志将此情况汇报给我父亲，未料想我父亲却让他马上收回给我大姐的指定指标并对他讲：我感谢你为我的女儿着想，但是我处在这个位子上要秉公办事，不能利用权力为自己的女儿上大学走后门，否则是要被群众戳脊梁骨的。

父亲讲原则，拒绝为女儿上大学行方便。可是当不在学校招生区域的老部队找到父亲帮助解决招生指标时，他却利用权力大开绿灯。我大姐对他有意见，父亲解释说：为自己的女儿上学走后门是以权谋私，而为老部队解决上学指标走后门是以权谋公，两者的目的和性质不同。

我大姐夫的爸爸陈叔叔是父亲的老战友，曾任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我父亲有位老部下夫妻两地分居多年，一直未能解决丈夫工作调动与户口迁入天津的问题。他们夫妇带着水果点心到我家求我父亲帮忙。我父亲说：你家的情况在政策上介于可办可不办范围，咱们是战友我愿意帮忙，但是你们给我送礼就把战友关系庸俗化了，所以要把礼物拿回去，否则我就不管你家的事情了。他家的困难通过我父亲找陈叔叔帮助很快得到了解决。夫妇两人拎着大包小包再次登门感谢，我父亲照样不留情面让他们将礼物悉数拿回。

我的母亲在天津市卫生局医政处工作期间曾接手处理过一个多年悬而未决的医患纠纷案。患者非因公意外受伤，经医院抢救后成为高位截瘫。患者家属认为这一结果是因医院抢救过程中处置不当造成的，要求鉴定为医疗事故并给予评残和相应的赔偿。患者是个普通工人也是家庭唯一稳定的收入来源，因长期瘫痪在床断了收入。其妻无固定工作靠缝补和绣花获得不稳定的微薄收入。女儿上学依靠的是困难补助。这个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几年来为解决医疗纠纷，一家人被拖得精疲力竭。最后她们辗转打听到我家住址，抱着一线希望登门向我母亲申诉。我母亲一方面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深入调查取证，积极协调各方关系，另一方面拿出个人的钱、粮票，力所能及地为患者家庭提供生活援助。在我母亲的不懈努力之下，这起医疗纠纷案件最终得到了公正圆满的解决。患者家属拉着我母亲的手，感动地称她是她们全家的恩人，并拿出亲手绣制的绣品表示深深的谢意。我母亲同样是收下了她们的心意，而拒收礼物。

我的父亲母亲等老一辈共产党人，为了建立新中国不惜流血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担任一定职务、掌握一定的权力，仍然不忘初心、牢记宗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严于律己、克己奉公。他们中的大多数去世后都没给子女留下什么丰厚的物质财富，他们给子女所留下的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今共产党内的那些蛀虫，他们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不仅辱没了共产党员的称谓，也让我们这些革命后代寒心、痛心，更让九泉之下的革命先烈、革命前辈不得安息。

清白做人、干净做事、清正廉洁、克己奉公是我们家的家训和家风。对于国家这个大“家”而言：贪奢是倾厦之源，清廉是固基之本。

四、道是无情却有情

在很长一段时期，我对父亲有着很深的误解。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过于正统、缺乏温情甚至不近人情的父亲。

我小时候是个比较听话懂事让父母省心的孩子。学习上是“学霸”，小学生时是“大队委”，曾被评为区级“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初中时入团并担任班长。在别人家长眼中我可能是个出色的好孩子，而在我父亲的眼中我浑身上下净是毛病，于是他不停地挑我的毛病敲打我。我不服气顶撞他或有了缺点错误不肯认错时，他就对我实施肉体惩罚。他边打我边说什么“恨铁不成钢，道是无情却有情”之类的话。我不滿16岁在他的老部队参军，他让我下连队锻炼。我母亲担心我年龄小难以适应连队的艰苦生活，和他商量把我调到师医院工作他极力反对，我母亲背着他找老战友把我调到师医院既成事实后，他又严厉地把我母亲批评一顿。我父亲战争年代是七十四师卫生系统的老领导，我在师医院工作期间的院领导都是他的老部下，照理说我在医院会得到某些关照，可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当时同年入伍的干部子女几乎全部被院里安排参加了师里为应考军校而举办的文化集训队，唯有我不在名册之列。有人问我为何不找老爹给院领导打个招呼？我摇头苦笑，因为我很清楚他一定不会张这个口，而且还会教育我要服从组织安排。我在部队期间考学、入党、提干全凭的是自己的努力，没有沾上父亲半点光。

父亲老家的亲戚们对他也是一肚子意见。凡是老家来人或来信请求父亲帮助解决参军、找工作这类事情的，父亲不但一律婉拒，还常常写信教育在农村的晚辈们要安心务农，在符合政策条件的情况下，自己争取参军和招工的机会。或许是因为父亲在这方面问题的处理上对家乡的亲人讲原则不讲情面，伤了一些亲友们的心，使他在内心深处感到某些愧疚，从我记事起到他离休之后大约有30多年的光景，父亲从未回过故乡探亲。

另一方面父亲又是一个传统观念很强的人，他孝敬父母、尊长携幼，在生活方面力所能及地为家乡的亲人提供帮助。自打部队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直到我祖父、祖母离世，父亲每月固定给两位老人汇款20元。大伯、姑姑家中遇有困难，父亲马上给予经济上援助。我的小叔比父亲小十几岁，父亲不仅资助他读书到参加工作，而且经常写信从政治上关心他的成长。我小叔是20世纪50年代的中专毕业生，曾在安徽省政府机关工作多年，退休前是省旅游总公司的领导。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安徽省是重灾区，饿死了不少人。我的爷爷、大伯还有父亲的几个堂兄弟，因为吃野菜、草根、树皮浑身水肿。父亲得知后马上把他们接到了部队，并给家乡的亲属们汇款和捎去粮食，使亲属们安然度过了灾荒之年。因此，我奶奶常对我说：你爹爹是昂家的救星，没有他家里还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

由于我和父亲之间芥蒂很深加之性格叛逆，20世纪80年代末我转业回天津工作后不久，就寻机南下去深圳外企应聘工作。此时我丢掉了铁饭碗和转业干部身份，无户口、无住房，异地他乡，举目无亲，一切从零开始。但是我不畏惧且非常自信。因为父母亲从小就培养锻炼了我的独立生活能力，在我成长过程中他们也从未提供过拐杖给我支撑，我坚信如果有能力到哪里都不会生活的太差。

我已在深圳生活了30年，拥有了比较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我逐渐地理解和重新接受了我的父亲。他对我不近人情的严格管教，让我尝到了凡事靠自己最好的益处，他过去教育我的那些典故、老话，让我在成长中获益匪浅。我体会到了父亲的良苦用心，更深理解了“道是无情却有情”的涵义。

父亲母亲虽然已离开我们，他们的音容笑貌不断地在我们的脑海里浮现，他们的谆谆教诲不停地在儿女耳畔回响。我们为有这样平凡而又不平凡的英雄父母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他们是我们子女一生学习的榜样。

           昂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