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舫光

2019年4月，父亲陈健吾与世长辞，享年100岁。

父亲1919年4月出生于安徽省巢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他从小吃苦耐劳，好学上进，青年时期接触到进步思想。七七事变后，在党组织的影响下，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日斗争中。1938年初，历经艰难，他带着队伍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巢县人民抗日自卫军，任巢抗巢南大队二中队中队长。1938年5月，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于1939年率领中队近百人的队伍正式编入新四军江北纵队，遂任新四军江北纵队二大队四连连长。1940年起，历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直属政治处宣传干事、军法处指导员，新四军二师野战司令部直属队教导员，新四军二师十八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政治处副主任。1947年起，任华东野战军十二纵队三十四旅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1949年，任第三野战军三十四军一〇二师三〇六团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参加了津浦路阻击战、盐城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等战斗，身先士卒，勇敢作战。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被授予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独立功勋荣誉奖章。

新中国成立，父亲所属部队编入南京警备区负责城防；1950年起历任第三野战军教导师二团政委、华东军区公安十三师三十八团政委。1953年起，历任公安十四师、十五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任职期间，曾被评为南京军区建军先进分子并荣立一等功。

1959年，为打开新中国的军事外交局面，国防部从各部队选拔了党性强、有文化、懂军事的优秀干部在北京集训。父亲被调到北京学习，毕业后调任总参二部，成为代表新中国形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外武官。

1960年起，历任我驻印度尼西亚和朝鲜武官，为促进我国与驻在国的友好合作，以及友好军事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曾先后两次被授予朝鲜国家二级功勋章。

1971年，父亲调任总参二部三局政委。1973年起，任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方委员。1978年调任南京外国语学院副政委，直至1983年离休。

父亲一生追求真理，无畏牺牲。记得老人家曾经跟我们说过，自1938年拉起队伍加入“巢抗”时，就积极向共产党靠拢，多次申请带队加入新四军。因党内右倾主义的阻挠，始终不能如愿。1939年年初，队伍中一部分被国民党顽固派收买和策反的人员突然发动了哗变，妄图清除部队中的共产党员，控制这支抗日部队。叛变人员扣押了父亲和战友罗伯伯，并准备枪杀他们。紧要关头，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积极参与营救下，父亲摆脱了敌人的扣押，迅速地控制了两个小队的武装，瓦解了国民党的阴谋。并抓住这个契机，带领100多人的队伍，加入了新四军。

父亲一生不改初心，坚持原则。在驻朝鲜使馆任职期间，正值“文化大革命”，个别驻朝使馆人员受国内造反派思潮影响，在使馆内出现不服从党委领导、不遵守外交纪律，甚至批斗大使等现象。父亲坚持党性，坚持党的领导原则，对这些无视党的领导、违背外事纪律的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以至于回国期间遭到无端的报复和批斗。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严于律己。他不求功名利禄，不吹牛拍马，不阿谀奉承，面对错误的事情，他不低头，敢怒敢言，对于不合理的事情坚持原则，直面而对。在父亲任部党委委员期间，正值“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进入拨乱反正，干部更替，百废待兴的阶段。个别领导干部想利用职权，越级提拔自己家人到领导岗位。父亲在部党委会议上，直陈利弊，抵制歪风。为此，在以后的工作中，父亲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父亲的爱是深沉的、绵长的，他和母亲的爱是个传奇。从1923年母亲一出生，他们就定下了娃娃亲。我母亲13岁那年到父亲家做童养媳，20岁时跟随父亲到部队参加了新四军。直至离世，两位老人一生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父亲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榜样。他用一生告诉我们，做人要忠诚老实，做事要脚踏实地。这就是我们家的传承。我们要继承父亲的爱，把父爱延伸。

陈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