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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魔送瘟神 促健康保民生 ——新四军在盐阜区防控传染病的启示

  • 时间:   2020-04-11      
  • 作者:   李晓霞      
  • 来源: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三师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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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注定是有特殊意义的年份。2020年的春节,人们是在一场与新冠肺炎疫情的顽强较量中度过。这不禁让我们回想起20世纪40年代,新四军三师在盐阜大地与瘟神进行的另一场殊死搏斗。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毛主席在《七律二首·送瘟神》里曾用这两句诗来形容传染病的危害。1943~1946年间,在盐阜区肆虐的黑热病造成的危害十分巨大。老百姓称此病为“团子病或痞块病”,当时的盐阜区几乎村村都有病人,有的全家老小均有此病,患病人数达总人口的30%,严重地区发病率甚至达50%,病死率高达80%,有的全家死绝;75%的病人在两三年内因极度贫血和衰竭而死于并发病。而国民党反动政府置群众水深火热于不顾,连年“剿共”内战,加上日伪军的“扫荡”,盐阜大地民不聊生,极度缺医少药,老百姓无可奈何只好用巫师“跳大神”这种愚昧落后的把戏来治病,最后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亲人死去。

黄克诚领导的新四军三师当时就驻扎在盐阜区、淮海区,在缺医少药的盐阜地区,面对传染病疫情肆虐,新四军三师通过强化党的领导、坚持广泛宣传、建立专业的防治院和休养所、开办防治传染病培训班等方式,综合施策,群防群治,取得了抗击传染病战斗的胜利,留下了很多宝贵的可供借鉴的经验。

一、坚持以人为本,广泛宣传防治知识

群众利益无小事,卫生防疫是民生的重中之重。早在1941~1942年,新四军就积极关注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针对盐阜地区特殊的气候条件,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对盐阜区作出“天气渐热,病菌易于传播,对于夏令卫生亟待提倡,以维护公共安定健康,推进抗战事业”的指示,要求各地制订公共卫生公约,1942年创办了《卫生科普康报》,向人民群众广泛宣传健康卫生知识。1943年,在黑热病爆发流行阶段,新四军三师迅速组织专业人员编写了有关黑热病病原体、感染途径、症状、防治办法等宣传材料,发给连队卫生员及各休养所或门诊部,组织新四军指战员广泛向群众宣传并提出具体的防治要求。这种病的媒介虫是白蛉子,因此一方面要求所有人都要尽可能使用蚊帐,尽量避免被叮咬,切断传播媒介,降低致病率。另一方面要求只要发现黑热病人就必须迅速送往休养所诊治,不得拖延,争取救治时间。

二、坚持阵地先行,积极收治更多病人

传染病的救治离不开专门的场所。面对疫情肆虐,1944年,三师卫生部在黄克诚师长的要求下,在阜东县(今滨海县)成立临时黑热病院(1946年改称阜东县人民医院,1949年11月并入滨海县人民医院),后因敌人袭击将防治院划为四个防治所(组),分散到各区开展防治工作。同时,为了收治更多的病人,又在阜宁县小庄杨村(今在阜宁县境内)开办了当时新四军唯一的专科休养所——黑热病专科休养所。黑热病休养所由时任新四军三师医务主任章央芬(著名医学教育专家,后任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主持,采取各种措施防治黑热病。休养所成立后,很快就在盐阜地区声名大振,老百姓不顾路途遥远,也不顾通过敌伪封锁线的危险,有的病人甚至从几十里外被抬着来。病人在不断的增加,但是休养所的设备却非常简陋,战士们自己盖的几间茅草房不够用了,只好又借用当地老百姓十几间茅草土墙屋作为门诊室、手术室、药剂室和制剂室。1945年夏,上海公共卫生医学博士余新恩教授(曾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卫生学教研室副教授)来黑热病休养所参观,他站在几间茅草房前,在章央芬主任再三邀请下才走进屋里,他被眼前的情景震惊了:屋顶和四壁都是白纸糊的,一尘不染,设备虽然简单,但清洁、整齐地摆放在几张操作台上,工作人员白衣白帽手套齐全,正在聚精会神地操作,流程规范,有条不紊,他参观后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了不起。到1945年12月底,休养所共治愈病人1150人,出色地完成了当时当地的黑热病救治工作。

三、坚持科学施策,培养专业医疗人才

传染病防治既要有为民情怀,更要有科学方法。黑热病休养所共有20多名部队培养的医务人员,其他的护理员则是从部队战士中挑选来的,没有医学基础,处于边工作边学习的状态。为了应对黑热病,新四军三师卫生部从各区的下属医疗单位抽调部分医务人员进行了短期的专门培训,为全面开展防治黑热病工作培养医务骨干。轮训班的理论课由时任新四军三师卫生部部长吴之理(著名的军事医学专家,后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第二军医大学校长、教授)和章央芬主任夫妻两人共同承担,他们编写了黑热病诊治教材、胸骨穿刺的注意事项、锑制剂的毒性反应及注意事项等资料,印成单行本发给轮训的医生或别的休养所作为学习教材,还有些刊登在《先锋医务》杂志上,指导其他地区的黑热病防治工作。

央芬主任还负责带领轮训班医生实习,安排每位受训医生负责10多名病人的诊疗工作,不仅要求写好完整病历,还需要每天记录病情变化,填写用锑制剂后的反应情况表格等。章主任在师卫生部处理完工作后,每天都骑马到黑热病休养所来查房,查看医生们的病历和记录,和他们讨论疑难病人治疗方案,并且手把手地教他们做胸骨穿刺和做涂片,在病人腹部画脾脏图等。另外,化验师李启宇主要负责轮训学员如何找L-D小体,药剂师洪振声和吕家杰主要负责培训制造酒石酸锑钠注射剂的技术人员。受训医生大多数都是20岁出头的青年,革命热情高,干劲足,通过这样的临床实践,很快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投身到各地的黑热病防治工作中去了。

四、坚持自力更生,配制特效治疗药物

当时治疗黑热病的特效药是锑剂,分为五价锑和三价锑两种,五价锑就是当时德国拜耳药厂生产的新斯锑母霜,简称“新霜”,用它治疗黑热病疗程短,疗效好,且毒性小,副作用少,但价格昂贵,加上敌人封锁,很难购买到。绝大多数病人都用三价锑——酒石酸锑钾或锑钠进行治疗,当时盐阜区也没有成品的三价锑制剂,只能通过商人到上海购进相关粉剂,再由药剂人员制成1%的静脉注射液。时任三师卫生部药材科科长洪振声带领部队的几个年轻人在自盖的几间草屋内用最简单的设备自制合格的酒石酸锑钾或钠注射液。据当时的制剂员施勇回忆说:“这位科长可厉害哪!对我们从洗刷器械,一直到配制注射剂的整个操作过程,要求都十分严格,完全按照消毒规范来操作,一丝不苟,稍有疏忽,就要推翻重做。我们工作时真是战战兢兢,毫不放松任何一个环节。”

为了避免副作用,当时规定此药须当日配制,当日使用,剩余的要倒掉。他们每天早6时上班配制,病房8时来领取药品给病人注射。三价锑毒性较大,需要先小剂量静脉注射,再逐渐加量。在治疗过程中,不少病人在用药后出现恶心、吐、胃肠不适等反应症状,严重的还发热头痛。对这些病人,就要立即停止用药,并注意观察,两天后根据病人情况继续用药,并把病人反应情况记录在案。病人一般每天注射一次,一个疗程需要注射几十针才能治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确定病人不发热,胃口好,肚子里摸不到团子,化验检查红血球、白血球、血色素恢复正常,血内基本上找不到原虫,就可以先出院了,6个月后再来复查一次,确定是否痊愈。

五、坚持同舟共济,彰显军民鱼水深情

军民同心,其利断金。在黑热病防治中,新四军指战员坚持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齐心协力共战疫魔的强大合力。由于没有集中的病房,病人一个或几个分散住在农民家里,每天上午集中到治疗室注射锑制剂后再各自回住所。医生在注射后,还得满村子跑,到病人住的地方去观察病情,若有个别病人注射时药剂漏出血管,哪怕一小点,局部就会肿胀疼痛,医务人员就得日夜守护,用热、冷敷交替的方式来减轻病人的痛苦,对一些重病人或有并发症的病人还另外增派了护理员照顾病人的生活。

黑热病病人尤其是中晚期病人,容易产生惧怕、悲观的心理,时任休养所指导员张平同志就以黑热病治愈患者的身份协助医务人员现身说法给病人解释、安慰和鼓励。他还经常教病人学唱革命歌曲,进行革命乐观主义思想教育,鼓舞病员与疾病作斗争的勇气。时任休养所管理排排长邹维钧,患黑热病治愈后留在休养所工作,他深深体会到黑热病治疗中营养的重要性,他天天东奔西走购买蔬菜、鸡蛋,还动员全体工作人员都参加种地、养猪,养鸡等副业生产。黑热病休养所的伙食办得比哪个单位都好,每周都可以吃几次荤菜。老百姓来休养所诊治,他们都很穷,只带粮食在附近农家吃住,休养所经常给病人发鸡蛋和猪肉,一直到他们病愈离所为止。当时的医务人员人手短缺,工作繁重,但是这批医生从不叫苦叫累,把病人看作自己的家人,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和辛苦,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许多治愈出院的老百姓以最质朴的方式——磕头来表达他们内心的感激之情。

新四军三师在党的领导下,70多年前就在苏北大地上挽救了千百个患黑热病的老百姓,不仅维护了军民干群生命安全,更坚定了群众跟党走,信赖和拥护共产党领导的决心,在新四军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新四军三师抗击疫魔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坚持党的领导,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动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团结一心,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就一定能够降伏新冠肺炎疫情,夺得这场没有硝烟战斗的全面胜利。

 

参考文献:《新四军第三师卫生史》

                              李晓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