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我在延安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四队学习，8月上旬调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作战局。开始在第一科学习有关军事情报，后转到第二科学习机要工作。11月上旬组织决定我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还没上任又改派我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因我是南方人，口音接近，工作方便些。但我向领导提出，一是回前方部队去；一是留延安。但组织不同意。有的同志说我是个傻子，生活好的地方不去偏要到艰苦的地方去。

11月中旬，项英、叶挺同志到延安请示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整编和行动问题；同时要求军委为新四军调配军司、军政、军需的全套干部和各团营干部。毛泽东主席批准了他们的要求。决定从军委和学校中调一批干部充任。当时二科决定派一位同志到新四军机要科工作，但这位同志却坚持要去办事处，可是组织上又不同意这位同志去办事处。于是，我再三请求，同这位同志对换到新四军工作。直到调去新四军工作的干部集中的前三天，肖劲光副参谋长才找我谈话，同意了我到新四军军部机要科工作。

从延安到西安一路三险

从延安调到新四军工作同行的干部有周子昆、宋裕和、李志高、谢忠良、余光茂、张铚秀、罗炳辉、赖传珠、何凤山等60多人。

    我们原定12月初到西安，再转车去武汉。这时正处严冬季节，整个西北地区大雪纷飞，延安地面有的地方积雪达一米多厚，汽车和牲口都难行走，我们只好就地待命。一连等了半个月 ，雪停天晴。1937年12月19日清早，我们在周子昆等首长带领下，分乘三辆嘎斯51敞篷汽车，迎着明媚的阳光从延安出发。与我们一同去西安沿途要经甘泉、富县、洛川、黄陵、宜群、铜川、耀县、三原等8个县，全程370多公里。那时官兵平等，周子昆、罗炳辉都没有随员，每人一个背包作为坐垫。我和周子昆、袁国平、李志高、罗炳辉同车，李志高是临时车长。罗炳辉是车上的长者，参加过北伐战争、吉安起义、五次反“围剿”、红军长征。职务比我们高，他平易近人，喜欢同年轻人谈天说笑。每次上车他因体胖，总是坐在车后头，大家开玩笑说：“你老胖，坐在后面压车，汽车不会跳动”。从延安出来的公路路基极坏，到处坑坑洼洼，加上路面一层冻冰，汽车极难行走。快到甘泉上小山坡时，车打滑上不去，反而向后滑行，不能紧急刹车，如急刹车将会导致车翻人亡。司机果断地喝令大家跳车，在车后用力把车顶住。罗炳辉身体胖跳不下来，司机叫他跑到车头保住驾驶棚顶。经过大家努力，汽车倒滑了20多米才停住，险些翻进几十米的深沟，避免了一场翻车事故，这是第一次遇险。过后司机告诉我们这个地方险要，周恩来副主席遭到土匪袭击就是在此地。

    到甘泉日已正午，这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县城，不逢赶集就没什么东西卖。大家肚子又饥又渴，每人买到一个玉米窝窝头，一碗稀糊和一块咸菜，啃完窝窝头我们又继续上路。雪后天气，寒风刺骨，推车上山又跑路，内衣汗湿淋淋，大家冻得浑身发抖，直到太阳下山才到达富县。西安和平解放以后，这里曾驻过红军，群众比较热情。我们一车人分住几户人家，房东为我们做了晚饭，每人有一个白馍，还有一碗高粱粉加辣椒的咸糊，这比中午的窝窝头好吃多了。临走时，每人给房东两角伍分伙食费和伍分热炕费。

    20日早，我们从富县出发，道路依旧难行，汽车不是打滑就是陷进泥坑，不时要下来推车，走了一天才走80多公里路，当晚住在宜君。为赶21日到达西安，第二天天刚破晓我们就上车出发。走出宜君不远的地方，正在修路改道，车子下坡时，突然发现眼前是断头路，司机立即刹车，可车子惯性仍然往下滑，副驾驶员迅速拿出了三角木码脱下身上老羊皮袄用力顶住，才避免翻进断头大山坑。这是第二次遇险。

    过了耀县，道路平坦，车速加快了。这时突然有位农民牵着一头黄牛横穿公路，刹车来不及，把黄牛的两条后腿和半边屁股压碎，农民看到黄牛撞了汽车，跪在地上一再磕头，连说对不起老总。我们把他扶起来，问他买条这样的牛要多少钱，他说七八块大洋。我们一再说明我们是红军，从延安来的，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损坏东西一点要赔偿。他说，自古以来只有老百姓向军队赔不是，红军真好。他说牛肉、牛皮都可以卖钱，坚决不让赔。彼此经过一再推让，最后只收三块银元。这是第三次发生的事故。

    21日下午四点多钟，我们到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此前先到的同志已于19日离开西安。我们一下车，董必武同志就已在门口迎接。进屋后，董老说：今天欢迎你们从延安到新四军工作，本想留你们多住两天看看西安城，因为出发时间被耽搁了，武汉已来过几次电话催问，等待你们去组建军部，而且火车票也已定好了，不能改变，所以请你们马上吃晚饭赶火车，请大家原谅！这顿晚餐非常丰富，是我们从来未见过的。席间，董老和办事处领导频频向我们敬酒，一再预祝我们一帆风顺，在抗日战场上取得新的胜利！

武汉成立新四军军部

12月21日晚，我们从西安乘火车去武汉。22日早晨出潼关不远，发现多架日寇飞机轰炸，车又退回山洞里防空。停了很长时间才进行运行，在一个小站停靠时，发现车顶有人痛哭，随车宪兵上去查看，原来是火车在洞里防空时，车顶有人被烟熏昏窒息而死。晚上，车出洛阳不远的一拐弯处时，突然发现第三和第四车厢的右边车轮脱轨，东来西往的列车全部不通，我们在旷野等候了一个夜晚又一天。23日拂晓火车才继续运行，下午到郑州，在这里转向平汉路。这时站方通知，要等候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的专列通过后才能开车。我们在这里等候了十几个小时，直到24日拂晓火车才启动。进平汉路后，沿线群众抗日情绪极其高涨，特别是看到我们佩戴八路军臂章更是热烈欢迎。因为八路军于9月25日在平型关对日作战取得的大捷，歼灭板垣师团精锐部队3000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的士气。列车进入湖北境内鸡公山进车站停靠时，发现后面两节车厢脱钩下滑，又等了很长时间那两节车厢才重新挂上。从西安到武汉全程只有1025公里，由于路上七停八等，竟走了三天三夜，至24日晚才到武汉。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设在汉口太和街26号日租界一所洋行里，我们所有人员都安排在这里住宿。

25日下午，在办事处三楼一间大房间里，召开了新四军军部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赖传珠、李一氓、宋裕和及先期到汉口的军部全体干部。会上，叶、项讲了话，分析上海、南京失守后全国的抗战形势，布置了当前的工作任务，对部队的集中和编组进行了研究。

随后，叶挺军长在汉口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陆军新编第四军已正式成立，并告诉各界，军部不日将移到江西南昌办公，希望各界继续支持本军。

1938年1月4日早饭后，我们在项英、周子昆的率领下，在汉口的英租界登上开往九江的轮船，当时因日军飞机常来轰炸，中国船只都停在英租界长江中。我们在船上等了一天，于黄昏时分才起锚开航，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于1月5日清晨到达九江。我们迎着朝阳离船上岸，这时突然发现日军多架飞机来轰炸，我们幸好早些下了船才未受损失。在九江等候了一天，尽至傍晚才登上一列开往南昌的货车。我们近百人挤在两节载货的车厢里，大家都很疲惫，在冰冷的铁板上也就睡着了。

1938年1月6日拂晓，火车到了南昌。我们下车后，一起步行到三眼井高升巷的新四军军部住所。项英、李一氓和作战科、机要科同住一幢楼，项英住三层，我们机要科3个人住二层，各地来开会的领导人也住在二层。我们一到就打扫整理办公室，晚上就打地铺睡在办公室。开头四天没有开伙，每人一天发三角伙食费，自己上街买饭吃。成立伙房后，每人一天一斤大米，8分菜金，一周可吃到一次少量荤菜和一块豆腐。

1月7日军部在南昌正式挂牌办公，每科只有三四个人，工作繁忙紧张。记得办公前还郑重其事地开了一次全体干部会议 。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都在会上讲了话。项副军长着重讲了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并提出了对各项工作的要求，同时讲很快还要派人到各地区去做联络部队的调动集中的工作。

1月16日，项英副军长带领胡发坚和我及警卫员曾和生等十余人从南昌经吉安去莲花。与各地游击队研究改编问题。我既负责机要工作，还有兼做秘书和保卫工作。我们走了约四五十里路，在梁上找到了谭余保同志领导的坚持湘赣边的红军游击队。该部主要领导有段焕竞、刘培善及刘别生等同志。这时，他们已和国民党和谈成功了，所以能集中在梁上。我们在他们那里住了五六天，了解了部队的情况。经过几天工作，解决了部队行动计划和有关问题后，我们又转到大余县地区，到了坚持粤赣边的部队。并在大余的池江圩设立了新四军临时办事处。项英指定我负责办事处的工作，具体任务：一是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二是负责接待各方面来的人员；三是处理军部来往工作。我们在池江圩住了十多天，完成任务后回到南昌。

跟随叶挺军长身边工作

叶挺军长到南昌之后，日夜为新四军组建问题呕心沥血，他凭着自己的声望和老关系，积极向国民党当局争取编制、经费、装备、给养。他胸怀坦荡，他情操和人品是新四军全体将士所敬仰的。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一段时间，有许多事情让我终身难忘。

1938年初，傅秋涛同志趁湘鄂赣红军和平谈判成功，扩充了数百名新兵。3月中旬，全团一千多人，从湖南平江出发，步行到江西樟树，准备乘火车，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为阻止新四军北上抗日，趁机想牵制这支红军队伍，调集了一个保安团和其他地方武装近千人，埋伏在樟树车站周围，准备缴第一团的枪。一团因途中遇大雨，滞留了一天，得到了地方党组织和派出的联络员报告，发现火车站有国民党军队埋伏，便暂缓登车。叶挺军长获悉后，即派李志高科长持部队登车的命令去樟树。第二天，叶军长带谢忠良科长和我们几位干部，驱车直奔江西省政府，叶军长不等通报径直去见熊式辉。

叶军长一见到熊式辉就说：“今天特来请主席到樟树检阅新四军准备开赴前线的第一部队”。熊啊了一声问：“今天去？”军长说：“现在就走”。熊说要带些人保护军座。叶军长说：“不用了，阁下已派了大部队在樟树布防等候”。熊式辉一听十分尴尬，承认不是不承认又逃不过事实，迟疑片刻，只好乘上了军长的汽车。到了樟树，在街上制高点和火车站周围，都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熊式辉在火车站一下车，就命令最高长官来见他。保安团长匆匆跑来，叶军长立即问他原在什么地方驻防。保安团长不认识熊式辉，看见叶挺身着军装，威武逼人，就如实地报告部队三天前从南昌、新建调来。叶挺又问是谁的命令，来干什么？保安团长说，省里李高参讲是熊主席的命令，调来防止红匪闹事，缴他们武器。熊式辉见他说实话，气得满面青筋，喝令他退下去。李志高科长向叶军长请示：是不是要他们放下武器？叶挺转身向熊式辉说：“请熊主席决定。”熊式辉这时额头上冒出大串汗珠，不知所措。

为了不把事情闹大、闹僵，叶军长请熊下令，把部队撤离樟树到火车站15里以外地方去。熊当即表示按叶军长的指示办。这时太阳已经偏西，我们几个随行人员咬了咬耳朵，就向军长请示：“大家肚子都饿了，请熊主席一起去樟树吃饭。”熊满口答应道：“今天兄弟做东”。我们要的就是这句话，李志高即吩咐人去饭店里摆两桌上好酒席。掏了熊式辉腰包，饭后熊连声说；“怠慢、怠慢，不成敬意”。这时天已经黑了，我一团部队全部上了火车，军长命令立即开车，要求中途少停，避免发生意外。这是叶军长智斗熊式辉的一个故事。

还有一次，我随叶军长先行打前站。

有一天，李一氓秘书长找我谈话，要我跟随叶军长先到岩寺，安排军部移驻岩寺及部队集中的驻地事宜，任务是负责军长的秘书，机要和保卫工作。我从湘粤近月才回南昌，他问我的意见。我说组织分配工作我执行，但责任太大，政治担子重，太紧张。

3月25日左右，叶军长带了我们20多人和一台15瓦的无线电台，从南昌乘公共汽车出发，往东乡、乐平，中途在景德镇停了两天。在景德镇叶军长找了当地国民党官史和士绅谈话，宣传我党抗日救国方针，不抗日就要当亡国奴，新四军是抗日武装。到屯溪，叶军长又找国民党县长、县党部书记和知名人士谈话，反复宣传我党抗日的主张，并针对一些人的“恐日病、失败论”的言论，用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说明日本侵略军是完全可以打败的，坚定抗战必胜信心。

1938年4月初，我们到了岩寺以后，有天收到了李宗仁给军长的一份加密电报，大意是：一、贵军需要的军官短枪，已订了德造卜壳枪；二、希夷兄不宜辞去军长之职。我把电报译好抄正校对后就呈送给军长，并说明没有留底。军长点了点头把文留下，以后也没有退给我。我明白他因工作问题心情不舒畅，部队要集中，国民党当局不安排交通工具，不解决粮秣给养，暗中设置障碍，处处刁难，寻机责难。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三日一催、四日一问，责问部队“为什么还没有集中”。在内部，项英把他作为统战对象，对他不太信任，项英和李一氓同志都找我谈过，凡党中央的电报，未经项英批准不得送叶看。4月中旬，项英随军部移驻岩寺后，我把李宗仁的电报内容向项英作了报告，项英要我把电报代号、密号、来电人和收电人姓名、发报局、时间及收报的时间详细写给他。项英立即起草一份电报报告毛主席。约三四天后，毛主席发来了给叶挺的绝密电报，新四军所部有困难，可以逐步解决，兄有众望，我党需要兄展现才能，相信一定会组建好部队。叶军长看完电报后微微笑了。我从密电管理规定的制度出发，把向项英报告李宗仁来电的情况汇报给叶挺，叶挺看我很紧张，安慰说：“你工作认真好”。

4月中下旬，新四军军、政、后机关陆续到达岩寺。这个时期，我们的工作实在忙得不可开交。除了内部工作外，还有接待部队来的先遣人员；处理国民党和地方上的绅士和群众来访，晚上经常通宵达旦工作，实在累了就靠在办公桌上打个盹。那时生活也比较苦，每人每天一角钱伙食钱。叶军长看到我们工作人员少，却能把工作做得井井有序，按时完成任务，表示很满意，几次拿出自己的津贴买鸡、鱼、肉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虽然苦些，工作又紧张劳累，但在革命大家庭中，却充满阶级友爱，反倒觉得其乐融融。

1938年5月下旬，我调到一支队任机要科长。临行前，我去向叶军长辞行。军长问：“你去一支队工作已正式决定了吗？”我回答正式决定了。他接着说：“祝你成功，请向陈毅司令代问好！”

我要走时，他从座椅上站起来和我握手，并送到门口。从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叶军长，但他那高大的身影、留给我的好品行、好作风我始终没有忘记。

  黄欣